转型中的文化选择

2015-02-27 06:38姚源清
当代贵州 2015年20期
关键词:儒家文明传统

文丨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 姚源清

文明转型后的断裂

朱大可:文化选择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并且,客观地说,这么多年来我们还一直处在这种选择的困境当中。不过,关于这个话题,我想还是先从一本《清俗纪事》的书籍说起。清朝乾隆年间,日本幕府曾派出一批情报官员到中国进行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建筑、风土人情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其调查结果最后写成一本情报报告,也就是《清俗纪事》。然而,这本书写完之后却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作者和译者最后都自杀了。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在我看来,正是由于某种巨大的落差感。也就是说,“康乾盛世”与他们想象中的盛唐已经完全不同,甚至还比不上宋代和明代。因此,到了明治时期,日本人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农业文明已经不能成为日本走向未来的样板,于是他们掉转头去向西方学习。

本期访谈嘉宾:朱大可(文化学者、批评家、随笔作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教授)

这是日本人的选择。那么,农业文明的衰败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中国的农业文明在宋代时达到高潮,无论农业立法还是农业技术都是世界第一,明代《天工开物》个全新的,以蒸汽机、电力以及各种近现代科学学说作为支撑的欧洲工业文明已经崛起。可以说,正是文明转型让我们失去了主导地位,中国土地上的文明由此变成了“影子文明”,也就是对西方近现代工业文明的克隆和拷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就出现了文明与文化的断裂,即文明是别人的,文化是自己的,并且二者不相匹配。如何做到两个系统的兼容,这是我们今天亟需解决的问题。

朱大可:事实上,中国每一次的文化选择都涉及如何认识并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大陆颠覆性的文化选择,20世纪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叙事”,这次选择打着科学的旗号,彻底颠覆了儒家文明,其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甚至得到了包括鲁迅、胡适和陈独秀在内的许多新派作家的积极响应;第二次是毛泽东的“革命叙事”,这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方言瓦解和地域文明的颠覆,尤其是文革时对资本主义文明和本土传统文化的双重颠覆;第就是对这一时期的技术总结,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经济尽管还是世界第一,但从皇帝到民众都已明显感到,世界的中心已经转移了,因为一三次是邓小平的“财经叙事”,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功勋非常之大,但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同时,传统文化和伦理的传承遭到忽略。

由于这三次文化选择过分地强调传统文化的弊端,忽视了其优秀的一面,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文化受到破坏。当然,作为文化的新生和重生,文革后也出现了两种文化选择,一个是新启蒙运动,推动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以及先锋文学、先锋音乐、先锋电影、先锋美术等文艺运动,尽管存在时间很短,但却已经是破土幼芽;第二个就是国学救国,并由此引发了复古热、汉服热、申遗热等热潮。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些迹象表明,我国正逐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为社会伦理和秩序的重建寻找价值依据。

朱大可:对于传统文化,继承与否,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继承什么,如何继承。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传统文化中到底有多少救世良药?先说儒家,按照“两个儒家论”的分法,我们所要继承的,正是以个体生命追求公正、公义的“批判型儒家”,这个才是儒家最伟大的传统,因而,学习儒家不只限于四书五经,更重要的是学习儒家杰出知识分子的生平事迹和人格精神;另外,墨家兼爱、非攻、非命的主张,道家老子重建人与大自然(宇宙)、小自然(家园)、内部自然(身体)的关系的提倡,对于今天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过,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还应当抱着尊重而不迷信的立场,因为任何学说都有局限性,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与人类共同价值不符的糟粕。如违反平等原则的“三纲”,违反自由原则的“三从四德”,与基础人性不符合的“存天理,灭人欲”等等。对此,我们要以“扬弃”的观点来看待,接纳其精华部分,过滤有缺陷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令人痛心的是,在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一些地方仍在恢复磕头礼仪、搞万人洗脚,甚至在某些地方,国学还沦为了敛财的工具,一些所谓的国学热、公祭热、国宝收藏热的背后,隐藏着过度的商业图谋和权钱交易。这种“国学”是无法深入每个人的心灵,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的,相反,只能进一步败坏“传统”的名声。

辩证扬弃传统文化

朱大可: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有不同的选择,21世纪中国人自己的“小时代”,我概括为5大目标,一般来说,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选择养老,60年代出生的选择养生,70年代出生的选择权力,80年代出生的选择财富,90年代出生的则选择了娱乐。

虽然每个年代的人群都有自己的追求,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当下追求文化仍然是少数人的事情。这样就导致了文化传承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很多过去众所周知的传统,今天已经丢失或变破碎了,以致于一些民俗被滥用、节日被异化。更严重的是,普遍的文化焦虑在知识分子、官员、民众中蔓延,引发了某种群体性痛苦。当然,另一方面,这种焦虑恰恰是内心的强大动力,推动我们重新探索文化选择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开始在不同场合强调

朱大可:农业文明衰败之后,光靠选择农业文化是否能够实现救国强国?我个人的观点是,传统文化不是万金油,更不是用来排外和抵抗现代化的武器,它更应该融入人类共同价值,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更加饱满。比如儒家的“五常”,只要经过合理解释,也能成为当下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之所以在世界特立独行,就是因为自古以来,我们保持了“改革开放”的姿态,百家争鸣的先秦盛况,就是一个伟大的范例。因而,要提高文化软实力,政府应该提倡文化多元,鼓励包括儒家、道家、墨家在内的各种思想自由生长,并且进一步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博采民族和人类文化的各种精髓,在理性对话和论

文化繁荣从个人做起

朱大可:这些年来,我们陆续出现了中医热、养生热、旅游热、摄影热等,这些都是大众娱乐之外的文化选择,值得欣喜的是,文学热和读书热也开始兴起,很多媒体都在做图书,而阅读载体从纸质到移动终端的转变,也带来了阅读的便捷,这些都构成了今天中国进行“文化再出发”的良好生态。

事实上,文化的发展繁荣应从每个人开始。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我们有自由选择文化的权利,因而,个人需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从广泛的阅读开始,趋向于在道德、文学、艺术和哲学各个领域的全面自我升华,让个体心灵融入到广阔的人类的心灵之中。

(责任编辑/袁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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