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高龄计划生育家庭生计脆弱性研究——基于湖北省四县市的调查

向华丽 ，杨 俊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湖北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73；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言

建国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九个阶段。[1-3]实践证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有效抑制了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了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成功缓解人口剧增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尤其冲击了当初带头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家庭，这些家庭如今已步入衰减期乃至空巢期。比较而言，城市中的计划生育家庭正在享受着不断完善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但是在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农村，大部分家庭生活困难，生计存在脆弱性。

生计脆弱性是衡量家庭对风险的敏感程度、抗冲击能力的重要内容。在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生计脆弱性方面，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脆弱性”更多地体现在家庭可持续发展和养老保障等问题上。周长洪等通过对全国5县（区）的抽样调查发现，大多数50岁以上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在经济生活方面并未真正实现“少生快富”，他们在晚年经济保障上存在很大问题。[4]多数家庭自身养老经济支撑能力薄弱，收入偏低，超过一半家庭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葛守昆等指出计划生育家庭养老比非计划生育家庭养老难度大。[5]崔树义指出，农村计划生育夫妇与非计划生育夫妇相比，他们面临更多的养老风险。[6]张寒梅等指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部分农村地区，其家庭承担着更多的组织生产和赡养老人的社会经济职能，若要较好地实现这些职能，往往需要在代与代之间有良好的抚育和赡养机制，也需要同代人之间有较多成员的团结协作，家庭人口规模过小往往会影响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使其发展潜力受限，从而陷入贫困。[7]吴正俊等和张寒梅等均通过实际数据表明：在部分农村地区，由于生态环境脆弱，生产力发展滞后，计划生育家庭少生不能快富、老无所养情况比较突出。[7][8]

脆弱性研究可以定量地对家庭生计的未来做出预判，从而有效地指导公共管理部门制订政策，在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计划生育家庭生计脆弱性程度如何？影响生计脆弱性的因素有哪些？计划生育家庭相对于非计划生育家庭的生计现状及生计脆弱性如何？以上问题都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对湖北省四县市农村高龄计划生育家庭生计状况展开了详细调研，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发掘和研究，试图探明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生计状况及其问题，并指出今后计划生育家庭脆弱性研究的方向。

二、研究对象、概念界定及分析框架

（一）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法律意义上的计划生育家庭（后简称“计生家庭”），指的是全国范围内所有不违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研究计划生育家庭贫困、养老风险等文献将计划生育家庭界定为“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本文研究高龄农村计生家庭的生计脆弱性问题，因此将研究对象做如下界定：第一，本人及配偶均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第二，属于“独生子女户”或“双女户”；第三，本人和配偶至少有一人在49周岁①以上。与计生家庭相对的违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后简称“非计生家庭”），其界定条件中第一条和第三条同计生家庭一致，第二条家庭子女情况规定为：“一子一女”、“两个儿子”、“三个孩子”和“四个孩子及以上”。

生计脆弱性由生计和脆弱性两要素构成。生计是一种谋生方式，脆弱性作为一个体系可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风险或风险事件；管理风险方案或风险回应；福利损失方面的后果。[9]杨云彦、赵锋指出生计脆弱性是家庭或个人在生计活动过程中，因其生计结构变化或面临外力冲击时所具有的不稳定的易遭受损失的状态。[10]本文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生计脆弱性的界定为：计划生育家庭收入或消费未来低于某一水平的概率。根据脆弱性研究的一般理论和本文研究对象，我们依据Chaudhuri等人[11]的研究成果继承其对脆弱性分析做出的如下两个假定：第一，家庭当前是贫穷的，即使一直没有经历任何大的福利冲击，他们将来仍然具有极大概率是贫穷的；第二，家庭当前是非贫穷的，即使未来具有较大概率面临福利冲击，但他们将来仍然有更大概率维持非贫穷状态。

（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

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群体设计出了多种分析框架，英国国际发展部（the 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将家庭的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种类型，Hahn等以受灾度、适应性和敏感度为基本框架建立了生计脆弱性指标体系，[12]李小云等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设计出适合测量中国农户的生计资产指标，以度量脆弱性程度。[13]吴海涛、丁士军指出脆弱性分析可以加强生计分析的动态属性，而强调生计资产的生计分析有助于量化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构建了农户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14]

本研究认为农村高龄计生家庭生计脆弱性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家庭资产是生计的基础，计生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由其所拥有的资产决定。第二，计生家庭的资产可以分为自然资产、物质资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5种类型。自然资产主要是指农村计生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鱼塘、树木等自然财产，物质资产主要是指农村计生家庭所拥有的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资设备，如住房和农用机械等。人力资本主要是计生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所受教育文化程度和外出务工经历。金融资本主要是指计生家庭可自主支配和可筹措的资金,社会资本是指计生家庭为了实施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网络，五种资本不同程度影响着计生家庭的生计问题。第三，计生家庭脆弱性程度进一步影响了计生家庭的生计策略，从而共同决定了计生家庭未来的福利状况。第四，计生家庭的整个生计脆弱性不仅受到了内在因素影响，而且还受到了外在一系列制度、组织和过程因素的影响。

三、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生计现状分析

（一）数据来源

2013年6月湖北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松滋、汉川、孝昌、阳新等四个县市所辖的八个镇进行了“农村家庭生计与发展能力”入户随机抽样调查，收取有效问卷1489份，本文数据取自该调查问卷数据。调查对象为49～75岁的家庭主妇或其配偶，调查形式主要采用问卷一对一的问答式，即由访问员根据问卷逐题念读题目和答案，被访者选择相应的答案项，而后访问员将其记录在问卷上。调查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家庭信息，包括与被访者一起共同生活、共担开支、共享收入的所有成员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工作状况、户口状况、健康状况、活动能力和购买保险情况等家庭人口信息以及被访者及其配偶兄弟姐妹信息、被访者生育子女信息、是否与子女同住、子女对被访者的经济支持等生育史和家庭关系的调查；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社会网络情况以及获取公共政策权限等情况的调查；第三部分主要是家庭物质资本的情况调查；第四部分是家庭收入及金融情况的调查；第五部分是家庭消费支出情况的调查。符合本文界定的计生家庭和非计生家庭的样本数为1397份。

（二）家庭生计现状

1.家庭的基本情况

在计生与非计生家庭数量对比上，根据前文对计生家庭和非计生家庭的界定和调查问卷数据统计得到各种家庭数量（见表1）。

表1 计生与非计生家庭数量

在家庭平均年龄方面，我们通过计算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被访者年龄均值来进行比较。计生家庭被访者年龄均值为56.47，非计生家庭被访者年龄均值为60.12。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推测到：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早期符合计生政策的家庭较少，而近年来符合计生政策的家庭越来越多。

根据问卷调查相关问题分析得到不同家庭与子女同住的情况，如表2所示，计生家庭中与已成家子女（婚姻状况为“已婚”）同住的户数为99，占总计生家庭的比重为55.31%；非计生家庭中与已成家子女同住的户数为600，占总非计生家庭的比重为49.42%。对比而言，计生家庭更易于与已成家子女同住。

表2 与已成家子女同住的情况表

与已成家子女同住的原因，这项有很多缺失值，根据非缺失值统计如表3所示。从统计情况来看，两类家庭同住原因类似。大部分老人在子女家里休闲，其次是帮子女带孩子和做家务。

表3 与已成家子女同住的原因

2.家庭生计资产

根据前文提出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农户的生计资产可以分为自然资产、物质资产、人力资产、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5种类型。曹立斌应用与本文相同的调查问卷数据对计生家庭和非计生家庭②5种资产进行了量化测算与比较。[15]从测算结果来看，计生家庭在5种资产数量方面并不远低于非计生家庭，而是优于或基本等同于非计生家庭。

3.家庭养老保障

当问卷中问及 “您将来退休或丧失劳动能力后，养老的途径主要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的回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非计生家庭76.09%回答是靠子女，计生家庭则为66.48%。自己攒钱、进养老院、自己买养老保险等途径均表现出计生家庭多于非计生家庭。当问及“您认为新农保、新农合等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会不会让人觉得年老有保障？”这一问题时，计生家庭中46.64%回答会，非计生家庭只有37.67%回答会。从表4数据来看，计生家庭对于养老更多地依赖于社会而非家庭。

表4 养老的主要途径（%）

四、生计脆弱性的测度

（一）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借鉴Chaudhuri等的研究方法，其主要思想是：脆弱性被测度为家庭消费期望均值和方差的函数。[11][16]消费期望均值由家庭特征所决定；消费方差由同质与异质的冲击、家庭应对冲击的能力等决定。对于横截面数据，家庭消费未被解释部分（误差项）捕获了异质和同质冲击；同时截面方差也反映了消费中的跨时方差；从而进一步假定消费方差能被家庭特征所解释，即对消费波动的冲击影响与观测变量相关联。家庭h在时期t的消费由一组变量所决定。由此，建立如下模型：

Ch指家庭人均消费支出，Xh代表了一系列可观测的家庭特征，如家庭成员数，户主教育水平等，β是一个参数矢量，eh是一个均值为零的扰动项，其捕获了特质因素（冲击）。模型（1）暗含了如下假定：每一个家庭对消费产生的特质冲击是相同的且随时间独立分布；β是一个固定值，即经济结构体随时间变化相对平稳；未来消费的不确定仅仅来自于家庭未来将经历的异质冲击产生的不确定；假定误差项，或消费方差捕获了对消费的同质和异质冲击，那么这个方差与可观测的家庭特征相关联。由此建立以下方程式：③

使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β和θ进行估计。用估计的β^和θ^就可以直接估计log消费的均值：

和log消费的方差：

对于每一个家庭，通过假定log消费是正态分布，基于消费均值和方差的估计形成具有这些特征的家庭未来是贫困的可能性（或脆弱性级别）：

2.生计脆弱性测度结果

依据Chaudhuri的研究方法，根据计生家庭的界定、生计脆弱性的分析框架，以及对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生计现状的分析，为了反映5种家庭资产对脆弱性的影响，本文特用户主受教育年数、户主活动能力状况、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等来反映人力资本的状况，由于数据的原因，本文将5种资本中的自然资产、物质资产和金融资本合并为物质资本，采用春节期间来往走动的亲戚朋友户数来反映社会资本。用户主④年龄、子女数、户主婚姻状况等来反映个人特征，具体见表5所示。

表5 影响家庭消费的家庭特征

在家庭特征变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用贫困线来衡量脆弱性概率。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贫困线或最低消费水平一般采用国定贫困线、1天1美元线、1天2美元线、平均收入线等；[11][16]脆弱性线一般采用50%、60%、70%和80%。[11][14][16]其中50%的脆弱性线表示如果某家庭户脆弱性超过了50%，则认为该家庭户是脆弱的，也就是说如果该家庭户未来有超过50%的概率会发生生计困难，则认为该家庭户是脆弱的。我国农村家庭基本自己种植蔬菜、养殖家畜和耕种农田，他们的食物消费基本靠自给自足，因此平均收入作为贫困线阈值不太合适；另一方面，国定贫困线或国际贫困线对于中国农村家庭也不太适用，因为中国农村家庭消费大部分用于生产资料投资，并不是基本的生计消费。从中国农村家庭消费的一般情况来看，以平均收入的一半作为贫困阈值较为合适。因此本文分别采用了1天2美元线、⑥国定贫困线、⑦平均收入线和平均收入线的一半作为贫困线或最低消费水平；应用STATA12.0，对方程（1）和（2）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参数估计，然后代入方程（3）和（4）中，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来看，贫困线设置得越高，就会有越多的家庭测度为生计脆弱性。根据消费水平现状来看，不同贫困线下处于贫困的家庭比重分别是30.7%、7.8%、78.2%和41.3%。

用同样的方法对非计生家庭进行脆弱性测度，测度结果见表7所示。根据消费水平现状来看，不同贫困线下处于贫困的家庭比重分别是36.5%、12.5%、84.0%、51.2%。对比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贫困现状发现，非计生家庭高于计生家庭；对比计生家庭和非计生家庭生计脆弱性测度结果发现，非计生家庭的脆弱性高于计生家庭。

表6 计生家庭生计脆弱性测度结果

表7 非计生家庭生计脆弱性测度结果

3.生计脆弱性来源分析

不同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来源是不一样的，从Chaudhuri等两组模拟家庭数据分析来看，家庭脆弱性主要来源于家庭的均值消费和消费波动。本文借鉴Chaudhuri的分析方法，主要分析两类家庭的消费均值和消费方差，以此来发现两类家庭的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见表8）。

表8 家庭消费均值与方差回归系数

表8为两类家庭特征对消费均值和消费方差进行回归的系数值。从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来看，各自变量对计生家庭消费均值均无影响；影响计生家庭消费方差的有“春节期间来往走动的亲戚朋友户数”和“固定资产总额对数”两个自变量，且均为正向影响；影响非计生家庭消费均值的只有“春节期间来往走动的亲戚朋友户数”，但从系数来看，亲戚朋友数对消费均值的影响为零；影响非计生家庭消费方差的自变量较多，正向影响的有“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固定资产总额对数”；负向影响的有“户主年龄”和“子女数”。

从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来看，影响计生家庭消费方差的是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非计生家庭消费方差的有部分家庭特征、部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比较而言，本文考虑的家庭特征对两类家庭消费稳定性均不具有显著影响；物质资产均为正向影响家庭的消费波动。本文的固定资产中房屋的比重较大，在样本中很多家庭倾其所有建造楼房、购置家电，努力与城市家庭房屋格局一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家庭的消费，但并不代表这些家庭具有生计脆弱性。社会资本影响计生家庭的消费波动，社会资本由“春节期间来往走动的亲戚朋友户数”来测度。根据中国的“礼尚往来”的传统，亲戚朋友多，各种红白喜事需要上“人情钱”，而计生家庭人员单薄，红白喜事少，难以将交出去的“人情钱”收回；对比非计生家庭就更明显：“春节期间来往走动的亲戚朋友户数”对非计生家庭消费没有影响。从非计生家庭消费波动的部分家庭特征、部分人力资本影响因素来看，户主年龄越大、子女数越多，家庭消费波动越小；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户主家庭更易引起家庭消费波动。户主年龄越大、子女数越多，且子女均已成年，家庭一般不会有较大的开销；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户主见识广，思想前卫，可能会为家庭生活或生产购置一些高档产品，从而加大家庭的消费波动。

总之，为了降低家庭生计脆弱性，需要加强家庭消费的稳定性，抑制家庭消费的波动性。从家庭消费均值和方差的影响因素来看，生计脆弱性的衡量还需要考虑更多社会、心理等层面，如当家庭遭遇风险或陷入贫困时，“亲戚朋友”会为家庭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会增强家庭的抗风险或贫困的能力。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对农村高龄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并基于湖北省的松滋、汉川、孝昌、阳新等四个县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村高龄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的生计现状以及生计脆弱性进行了对比分析。生计现状分析结果表明，计生家庭在生计资产方面并未表现出落后于非计生家庭；在养老保障方面，计生家庭更具有规划性。生计脆弱性分析结果则表明，农村高龄非计生家庭的生计脆弱性高于计生家庭；从其生计脆弱性来源来看，计生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消费波动）主要原因在于其较多的亲戚朋友数量和更多固定资产投资；非计生家庭的消费波动除了由固定资产引起外，还有外出务工经历，而户主年龄和子女数能够抑制其消费波动。本文界定的生计脆弱性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经济脆弱性（或贫困脆弱性），而家庭的脆弱性不仅涉及经济层面，且包含社会、心理等诸多层面。计生家庭社会脆弱性、心理脆弱性及失独家庭生计脆弱性等问题应该是今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注 释：

① 从年龄来看，正好对应前文所说的“当初带头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家庭”。

② 其计生家庭与非计生家庭的界定与本文的界定有一定的出入，但从量化的角度，测度结果不会有很大差异。

③ 根据各种假定eh的方差就是lnCh的方差。

④ 调查问卷中把被访问对象看作户主，本文问卷中被访问者要么是户主，要么是户主的配偶。

⑤ 主要根据问卷中房屋、家电、农用设施、交通工具等折算。

⑥ 根据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1美元为6.1932元。

⑦ 根据2011年我国所制定的低收入贫困线，人均年收入为2300元。

[1]冯立天，马瀛通，冷眸.50年来中国生育政策演变之历史轨迹[J].人口与经济，1999，（2）：3-12.

[2]于学军.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的回顾与评论[J].当代中国人口，2008，（5）：31-34.

[3]苏杨，尹德挺，黄匡时.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J].当代中国人口，2008，（5）：34-40.

[4]周长洪，刘颂，毛京沭，等.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与亲子关系——基于南京市高淳县195户的调查[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3）：5-9.

[5]葛守昆，李慧.江苏计划生育家庭养老问题及政策建议[J].人口与经济，2013，（1）：107-112.

[6]崔树义.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的问题与对策——一项基于900份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J].人口与经济，2009，（1）：19-24.

[7]张寒梅，吴永波.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查报告[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9，（3）：71-76..

[8]吴正俊，俞萍，吴永波.农村计划生育贫困家庭状况调查分析[J].西部人口，2008，（2）：34-39.

[9]Alwang,J.,Siegel,P.B.，Jorgensen,S.L.Vulnerability:A Review from DifferentDisciplines [R].WB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0115 （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1.1-42.

[10]杨云彦，赵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9，（3）：58-65.

[11]Chaudhuri,S.,J. Jalan， A.Suryahadi.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R].Discussion Paper Seri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Economics,2002.1-25.

[12]Hahn M B,Riederer A M,Foster S O.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A Pragmatic Approach to Assessing risks Rrom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A Case Study in Mozam-bique[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9，（1）：74－88．

[13]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2007，（4）：33－37．

[14]吴海涛，丁士军.贫困动态性：理论与实证[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71-181.

[15]曹立斌.计生与非计生家庭生计资本状况比较研究[A].湖北省人口学会2013年度优秀论文集[C].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400-407.

[16]Zhang,Y.，G.Wan.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in Rural China[J].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06，（2）：196-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