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莫言比较研究

袁秀萍，李晓燕

(楚雄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云南 楚雄675000)

1949 年福克纳因“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1］(P361)而获奖;2012 莫言成为首位获诺奖的中国内地本土作家。颁奖词评价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相融合，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2］身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鼎盛时期的福克纳代表了现代主义的文学成就，而莫言则标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由于福克纳卓越的技巧和影响，其作品受到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模仿、吸收和同化，而莫言便是成功吸纳和创新突破其特点形成莫氏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他曾坦言自己在思想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1992 年在《说说福克纳这个老头》中他提到，在读了《喧哗与骚动》后， “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受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之上。”［3］福克纳是20 世纪四大意识流作家之一，《喧哗与骚动》等作品中大量运用意识流表现手法来表现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而莫言《球状闪电》、 《三匹马》、 《爆炸》、《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中的意识流表现手法也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福克纳。《红高粱》中，莫言运用内心独白叙述“我”、 “爷爷奶奶”们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使人不由想到《我弥留之际》中以垂死的本德伦夫人的内心独白叙述一家人为她送葬的经过。而《生死疲劳》、《战友重逢》、《金发婴儿》、《狗道》的荒诞也不禁让人联想到《我弥留之际》和《村子》。在2005 年《会唱歌的墙》一书中莫言提及正是受福克纳的启发而建构了“高密东北乡”，在诺奖获奖演讲《讲故事的人》中他也提到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重要启发”。可见，在莫言的创作道路上，福克纳的影响不容忽视。

论及莫言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张志忠的《莫言论》 (1990)就曾提及莫言与福克纳的关系，但没有深入展开。福克纳研究专家托马斯·英奇曾对两人进行过比较研究，刊登在美国《福克纳专刊》(1990 年秋季号)上的《莫言与福克纳:影响与汇合》一文，认为从莫言用叙述家族历史的方法反映社会历史等叙述技巧、怀旧色彩和结构中，可看出福克纳的影响和启示。张卫中《论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1991)一文也对此作过研究。胡铁生在《作家的社会责任与政治使命》 (2013)一文中认为莫言在创作中大量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手法，在西方元素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本土化因素，与福克纳的“文学地理”相比，也增添了新的内涵。朱宪忠在著作《跨越时空的对话: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2006)中，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两人创作中具有较多共性的方面进行了平行比较研究。在莫言获诺奖后，关注莫言作品的学者、专著和论文不断增多，百度搜索上莫言作品、研究论文和相关访谈数以万计，但对福克纳与莫言这两位对现当代世界文学具有深远影响，且可谓渊源深厚的文学巨匠的对比研究并不多，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对两人的生活经历、家族历史小说和文本的叙述手法进行对比研究。本文将从两人的本土性与世界性、海外传播和文化软实力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福克纳与莫言的本土性、民族性比较

鲁迅曾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利用地方和民族特色创作的作家中，福克纳和莫言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但两人在对现实乡土与文学家园关系的处理上，也有许多异同之处。对故土爱恨交织、魂牵梦萦的两位作家都有着以农村大地为生活背景的经历，并承受了20 世纪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影响，都曾试图摆脱情感的羁绊客观地审视故乡，最终都选择以传说、记忆乃至幻想的方式“梦回故里”。

“以其创作才能和建构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要比每天的现实生活的世界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从以上意义而论，福克纳在现代文学中可谓罕有其匹。”［4］(P1206)福克纳5 岁时从密西西比州新奥尔巴尼迁往奥斯福，对故乡深沉的爱融合童年的经验基础，经过多年的积累沉淀，构建了“约克纳帕塌法世系”，成为其创作的源泉。世系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600 多人，从1800 年到二战结束历时150 年，是一个以密西西比为中心的虚构的南方世界，他甚至在《押沙龙，押沙龙!》的前言中绘制了约克纳帕塌法县杰弗逊镇的地图。当时美国虽已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南方奴隶制下，种族压迫盛行，南方的衰败如幽灵般萦绕在福克纳的世界。黑人、奴隶制、家族传说、印第安人神话、鬼怪成为其故事素材，小说中弥漫着南方的没落气息，投射出荒诞的笔触，“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小说就是这个世界的挽歌。

大家族叙事是经典文学母题之一，在世界各国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福克纳的家族神话多表现种族仇恨、道德沦丧与家族毁灭。《押沙龙，押沙龙!》书名取自《旧约》，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与《圣经》故事暗合，这是一个父子、兄弟反目，兄妹乱伦，命运不可违背的母题。《喧哗与骚动》中，四章的四个日子分别平行于基督受难的主要日子，凯蒂堕落的故事由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讲述，模仿了最早来自《新约》的“四福音书”的“多角度”叙事手法。《去吧，摩西》得名于讲述摩西代表上帝的旨意，向埃及要求释放以色列人不再受奴役的同名黑人圣歌。《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伦一家的思想行为与“摩西十戒”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时隐时现出现在世系小说中的《圣经》神话情节和人物，再一次唤起了流逝的基督教历史和时间，再现了历史变迁中的某种重复，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之下，福克纳通过再现基督教神话母题，揭示了旧南方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泯灭，表达了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关注和反思。

莫言在1984 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打出了“高密东北乡”的旗号。创作的大量素材取自家乡厚重的齐鲁地域文化传统，真实历史事件、民间故事、奇人异事、神魔鬼怪等齐聚，建立在他童年经验基础上，并赋予广阔想象空间构建起来的“高密东北乡”，独异的民族想象力空间加上挥洒自如的历史叙事话语，使之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和当代众生影像的一个切面。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也是一种家族世系， 《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蛙》、《欢乐》、《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秋水》等不同长短的小说，都是家族叙事模式下家族命运的再现。相对于福克纳的基督教背景和《圣经》神话的精神观照，中国文化主体封建礼教、中国民间神话色彩和悲剧精神是莫言创作的主旋律，其意识流与神话叙事明显带有齐鲁神话的特点。《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生死疲劳》、《球状闪电》、《透明的红萝卜》、《秋水》等的叙事都具有中国民间文学传说中的神话精神。《红高粱》中，这一主题演变为“爷爷”到“奶奶”到叙述者的家族的仇杀与抗争。火红的高粱地一如南方无边的种植园，“爷爷奶奶”们在充满生命力的红高粱丛中演绎了超出常人的神话悲剧。人物充满原始欲望，为生存而挣扎，杀戮、剥皮、复仇的血腥味充斥着这个世界。如果说“约克纳帕塌法”表现人类文明与基督教“原罪”之间的对立，那么“高密东北乡”则上演着中国几千年受封建礼教压抑的原始生命力表征与残暴侵略者之间的生死对决，回荡着中国农民的抵抗与斗争这一宏大叙事旋律。无论是福克纳的基督教象征母题还是莫言的封建文化母题，都逾越了传统的乡土文学母题而上升为一种世界体系性视域。

针对模仿与学习，莫言认为最初阶段的模仿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当人们不再满足于模仿时，便会调动起个人生活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5］(P8)莫言对福克纳最初的态度是借鉴，随之是“逃离”这座高炉的影响，通过挑战现实文本符号体系，形成自己独异的具有“本土性”与“民族性”的风格。 “约克纳帕塌法”在福克纳笔下始终只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县，创作总是循着对其不断完善的过程。而莫言却将“高密东北乡”逐渐扩充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囊括了历经改头换面的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两人的创作都沾染着地方色彩，都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神话王国，但却逾越了传统的“乡土文学”的“王国”成为世界文学的“王国”。在全球化时代，“本土性”与“民族性”成为世界文学构成的重要标志，地方和民族风情彰显出文学独异的魅力，给世界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

在思想、哲学层面上，文学作品应该表现面向全人类共通的课题。两人虽然围绕自己搭建的“文学地理”讲述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人”的故事，却超越了个人经验，走出地方、民族的局限，为世界所接受，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和对人类生存、忍耐并延续下去的信心。在《喧哗与骚动》、 《押沙龙，押沙龙!》、 《我弥留之际》、 《大宅》、 《村子》、《小镇》等作品中，对人类历史的悲剧感始终贯穿于福克纳的创作。美国和中国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对整个人类关注的重点各自置于本民族现实状况基础之上。同样是从原乡起步，福克纳更为关注的是过往的世界，而莫言更为关注的是当今的世界。福克纳是莫言走向世界文学体系的桥梁，虽借鉴了西方文学，但莫言远非纯粹的模仿者，而是将西方的艺术观念为我所用，构建了中国本土化的文学话语，创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一中国化的文学源泉和文学王国，形成具有中华民族心理、语言、历史和情感特征的本土化文学话语和风格。铁凝曾评价莫言“从我们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奋斗、苦难和悲欢中涉取思想的力量，以奔放而独异的鲜明气韵，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和艺术境界。”［6］

二、福克纳在中国的传播与莫言在海外的传播比较

福克纳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 世纪30 年代《伊莱》(Elly，1934)是首部被翻译传入中国的作品。其间也有一些评论文章，但研究并未就此发展，从1936 到1958 年对福克纳的译介和研究完全是空白，此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1958 年后虽有福克纳短篇小说的零星翻译和研究，但都具有政治的时代烙印，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终止了一切译介工作。70 年代末福克纳作品的系统翻译和研究开始，而真正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作家产生重要影响则始于改革开放后的80 年代，其作品的译介日益增多，但主要限于短篇小说。直到1984，第一部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被翻译出版。随后“福克纳热”出现，截止到2000 年，19 部长篇小说中有8 部被译介进入中国，但译版单一。这段时间研究主要围绕作品翻译和引进外国文学史及相关著作。90 年代后至今，福克纳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论著主要分为传记介绍和专著研究，从比较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也随之出现，但研究仍停留在国别文学的范畴，比较做得不够。进入21 世纪后，福克纳译介进一步发展，出现的论著和研究更为全面，观点也更具客观性。此外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对其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福学研究”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获诺奖前莫言靠自己的创作实力，已跻身于国内一流作家的行列。相对于福克纳在中国的传播，莫言在海外的传播过程更快而集中。《红高粱》是首部被译介到海外并获得成功的作品，1990 年法语版出版，1993 年英语和德语版同时出版。莫言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语、越南语、英语、韩语、日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波兰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挪威语等语种。翻译作品中，法语、英语、德语、越南语、日语和韩语占较大比重，传播地域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亚洲国家，英、法、德、日几个语种都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文章。从莫言在海外获得的文学奖项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曾先后在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获多项文学奖，西方人大多认为莫言的小说最富有“中国文化的色彩”，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学术期刊几乎都刊登过关于莫言的研究文章。莫言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证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整体上升吸引世界对中国作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完全有实力在促进世界文学和文化多元化、和谐化发展中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福克纳、莫言两人在海外的传播历程表明文学、文化的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文化状态息息相关，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关联程度的制约。20 世纪80 年代国外学者主要把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一面镜子，较少从纯文学艺术角度欣赏，但现在这种情况随着“中国热“的带动效应，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全球化发展进程起到了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

三、莫言与福克纳的世界性和文化软实力比较

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个战略目标。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这一概念是指“通过吸收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7］(P2)而政治文化与文学意识形态功能相互作用形成了文学的文化软实力，在教育民众、提高民众政治文化素质的过程中，文学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学的传播和研究是和国家实力强弱密不可分的，如比较文学对各国文学进行比较，探讨渊源影响、风格气质异同等，必然含有各国国力、风俗、文化、政治等因素的较量，文学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逐渐凸显。而文化输出就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福克纳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面向世界方面，莫言的文学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说美国的文化输出是打造世界盟主的需要，那我们的文化输出是融入世界的必然步骤，个中都蕴含了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功能。我们只有立足中国话语规则，对外来文化进行“他国化”，才可能避免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状态，才可能加强我国的软实力资源基础。［8］鲁迅先生当年主张“拿来主义”，吸纳西方文化，使外来文化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增强我国的软实力资源基础。我们现在还要大力张扬“送去主义”，彰显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莫言作品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和获奖可谓是成功的典范，它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作家的世界性影响，具有世界文学里程碑的意义，为形成“和而不同”的当代世界文学和文化格局做出了贡献。

莫言受福克纳教益最大的意义就是走向世界文学体系。英奇教授认为“莫言已创作出了一批独特有趣、既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益又保持其自身美学原则的作品，有望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作家迈入21 世纪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舞台，”［9］积极推动中国文学加入世界文学的进程。随着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其创作道路的继续，莫言、福克纳比较研究将是一个宏大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有待研究的问题，如两人所处的社会条件、对“人”本质思考的异同、艺术表现手法和风格的异同、写作意旨的异同、写作建构的异同等。虽然福克纳的生命与作品是有限的，但作为一位对现当代文学影响颇深的作家，对其研究的历程必将继续延伸。而莫言的创作生涯还在继续， “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无疑将继续面对文学批评者们审视的目光。以莫言为参照，有助于中国学界和读者探求福克纳的文学价值;同样，以福克纳为参照，有助于更客观、公正地把握和评价莫言。莫言在艺术层面和精神层面对福克纳的借鉴与创新超越，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吸纳和本土化的一个过程;说明面对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将以更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心态迎来其多元发展的新时期。

总之，对于莫言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对文学与传统、本土的关系认识，也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文学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莫言通过福克纳这一桥梁走向了世界文学体系，使中国话语成为世界体系的构成部分，这就是莫言及其文学的意义所在。莫言获奖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整体成绩，是中国文学的世界体系化已形成的标志，是中国“日益得到国际认可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10］也为中国文学重新认识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让中国作家以更加开放和正常的对话心态去处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关系。

［1］ 兰守亭. 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概观［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2］引自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莫言获奖发表的颁奖词，http://www. chddh. cn.

［3］莫言. 自述［J］. 小说评论.2002，(6).

［4］George Perkins，ed.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Vol 2 ［C］. New York:Mc GRW-Hill Publishing Company.2002.

［5］(日)李比英雄. 文学. 民族. 世界——莫言、李比英雄对话录［J］. 小园晃司译. 博览群书，2006，(7).

［6］ 铁凝. 祝贺莫言，祝贺中国文学［N］. 文学报，2012 -10 -18.

［7］(美)约瑟夫·奈. 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 吴晓辉译.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

［8］董首一，曹顺庆. “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 文化与传媒·当代文坛，2014，(1).

［9］转引自:刘江凯. 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J］. 当代作家评论，2011，(4).

［10］莫言小说特质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可能性［N］. 文艺报，2012 -11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