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柏彝族“三笙”体现的审美特点

钱万民

(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楚雄675000)

任何一种艺术的出现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由此我们可以定下一条规则，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时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了解这种蜀黍或燕麦，芦荟或松树;同样我们应当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P7－9)因此，可以说一个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价值取向都必然受时代精神的洇育，也同时呈现时代精神的特点和风貌。彝族是最善于用歌舞方式追溯自己民族之源的民族之一，每逢节日，这种用歌舞表现的原生宗教观和祖先崇拜观，就是彝族先民对自然观、生命观的最初认知方式。位于云南中心位置的双柏县是一个以彝族为主的古滇国之地，由于地理位置接连三州七县，自古以来就成为滇中要冲，由于双柏多山高林密，众多野生动物繁衍期间。在深山密林中生活的诸多野兽，最为凶猛的当属老虎，恰恰彝族人民认为是老虎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平安、幸福，也因此形成了以“老虎笙”为代表的虎舞蹈来表现他们的情感和审美，“老虎笙”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也是他们独特的审美意识的体现。

双柏彝族一年四季有诸多节日，每逢节日就用笙来表达他们的这一审美观念，可谓“笙歌遍地，笙笙不息”。

双柏的笙有多种，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老虎笙”、“大锣笙”和“小豹子笙”，通常被称为双柏的“三笙”。在庆祝各个节日时，人们都要表演相关的“笙”，内容都跟生产、生活相关，同时表现了人们驱邪避祸，祈愿家事顺利、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美好生活理想，在这些活动中人们也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愉悦，体现了彝族人民原始朴素的审美观。

一、在神秘性中凝聚着独特的创造美

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的一种内在的规定性，它既是人的一切活动赖以发生的根据和动力，也是显示人的实际发展及其所达到的人化程度的一个根本标志。人的需要和人的活动是相互规定、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只有具有了审美需要，才可能产生审美活动;而审美需要是人在劳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随着人的精神能力的发展而逐步生成的，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新的充实和新的显现。

双柏彝族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由于地处高山密林，经常受到猛兽的威胁，也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他们自然就会希望有一种能够超越自然环境制约的能力，由此给他们带来平安富足的生活的美好愿望。这可以看成彝族先民在基本温饱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幻想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于是就有了关于借助虎皮或者老虎的帮助而获得平安健康的生活保障的认知。而这正是人们审美追求的精神自由的本质所在，也是审美需要的产生所在，同时体现了彝族先民在蒙昧中渗透着真实性的审美特点，先民将他们不理解的东西视为神秘物，并且以为可以借助某些东西使自己也获得这种力量。如墨西哥的回乔人认为“健飞的鸟能看见和听见一切，它们拥有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固着在它们的翅和尾的羽毛上，回乔人头上插鹰羽，目的不仅是打扮自己，而且这也不是主要的。他是相信他能够借助这羽毛来使自己附上这种鸟的敏锐的视力、强健和机灵。”［2］(P80)双柏彝族先民认为披上虎皮或许就可以具有虎一样的力量，打败各种凶猛动物。彝族人民就是通过这种行为方式改变外在的世界，在外在事物中复现自己的冲动，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通过这种对象化的冲动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从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中欣赏自己、肯定自己。彝族先民对自然的认识有限，所以难免对自然产生神秘感，他们渴望战胜自然、支配自然，于是借助想象力来支配自然。“三笙”体现的正是彝族先民追求自由的理想和愿望，神秘性中凝聚着他们独特创造性的审美活动。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美。”审美对象的任何方面的美，包括形式美，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苏珊·朗格也把艺术定义为“艺术乃是象征着人类情感的形式之创造。”［3］(P124)英国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也认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英国美学家科林伍德也说过，“艺术是在想象中表现自己的感情，真正的艺术就是情感的表现。”［4］(P108)这种感情正是双柏彝族先民共同的情感，他们把这种情感借助“老虎笙”这种独特的舞蹈形式表现出来，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情感愿望的物化形式，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正体现出双柏彝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观念。

二、 “三笙”舞蹈体现彝族人民以力量为美

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中说“信仰是崇高的，它能赋予人以生命。一个民族一旦有了信仰，它的历史就会丰富多彩，民族精神变得崇高伟大。”［5］人们“崇拜英雄，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存在的许多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英雄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质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崇拜英雄，不是崇拜英雄的个体，而是英雄体现的高尚人格，这种人格是我们心灵的导师，行动的力量。”［6］对英雄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对英雄超越普通人能力的崇拜，双柏彝族先民对虎的崇拜正是对超越人自身力量的崇拜。彝族先民认为，虎不仅创造了人类、万物，而且虎还是百兽之王，因为虎刚烈、威武勇猛，所以也象征了英雄气概，彝族祖先世居深山，常受各种猛兽侵害，相传幸得诛杀了猛虎，每人披虎皮一张，模仿虎的动作相跳，之后才得以平安生活，于是对虎充满了敬畏和崇拜，也以虎自居，虎成为了人们的保护神，遂逐渐成为习俗，发展为彝族最具民族特色的“跳虎节”。每年农历正月初八到十五，双柏法脿的小麦地冲等地都要过“虎节”，跳老虎笙，老虎笙是由8 个男人参加的12 套虎舞，一律由年轻力壮的人扮演虎，毕摩主持，具有极其严格而又神圣的一整套程序。包括老虎踮脚跟、老虎用脚尖跑步、老虎开门、老虎踮脚、老虎勾脚、老虎搭桥、老虎亲热等一系列习性和生活;从正月十一开始，还要增加一套反映劳动生产的舞蹈。包括老虎背粪、老虎犁田、老虎耙地、老虎撒种、拔秧、插秧、薅草、割谷和打谷的内容，是双柏彝族人民生产生活的再现;到正月十五，还要送虎，最后还要给虎敬献贡品，以驱鬼扫邪，并且有不少禁忌，这一整套活动的神圣性与严肃性，有利于维护公共秩序，增强民族凝聚力。整个过程贯穿着请虎、跳虎和送虎等情节，既是祭祀性舞蹈，又具有浓郁的自娱自乐色彩，动作古朴奔放，表现了彝族人民奔放、热情、崇尚力量的审美观。

因为有了对虎的崇拜，使得他们能够战胜凶猛的野兽、克服艰难的生存环境，创造美好的生活;由于这样的崇拜，使得他们把这种由开始的实用心理演变成为在科学技术发展后的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性很强的神圣仪式，这种仪式带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娱乐性。

所有的“三笙”舞蹈，都是由年轻的彝族男性担任舞者，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彝族先民因为生活环境艰难，时常面对各种猛兽侵害，只有男人才具有强大的力量去反击;同时在生产力低下的过去，劳动力就是人们过上理想生活的保障，女性显得尤为柔弱，威武有力的男性成为生活、劳动的主要力量，力量也因此成为人们普遍崇尚的因素，于是一个崇尚力量就成了双柏彝族的共同审美特点，由实用变成审美。

三、“三笙”体现了双柏彝族“致用”和“畅神”兼具的审美观

关于“大锣笙”，相传很久以前彝族的罗婺部落由于弱小，受人歧视，后来发生了战争，最后京城被攻破，皇帝外逃来到哀牢山，并且得到罗婺彝族青年的帮助，躲过一劫，皇帝和罗婺青年结成兄弟，皇帝要封这位彝族兄弟做官，他不愿意，只要十二面大锣。后来罗婺部落的人看到大锣非常振奋，罗婺人为纪念这位有功的英雄，就把彝族罗婺人跳的舞蹈叫大锣笙，舞者随着锣声变化，跳出不同舞步，场面庄严欢快。大锣笙舞蹈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期间跳，而且只跳3 次。仪式由毕摩主持，内容包含崇拜火神、迎接火神、缅怀祖先生存发展的艰辛，由8 面大锣开道，逐户歌舞，驱邪除祸，祈愿家事顺利，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小豹子笙(又叫豹子舞)，主要流传于双柏大麦地，这里山清水秀，竹子遍野，居住在这里的人民生活安定，人畜兴旺，邻里和谐，突然有一天，这里发生了病疫，全村人畜死亡，之后山摇地动;再后来山体下滑，一个寨子自然分成两台，人们发现每个寨子各有一个豹子在饭桌上吃饭，然后隐退山林，从此一切恢复平静，人民安居乐业。人们认为是豹子给他们带来了福音，遂视豹子为驱邪避灾的神物，于是每年六月二十四和七月十五都要跳小豹子笙，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兴旺，村寨吉祥平安。这里的人民从来不忘记给他们带来帮助和幸福的豹子，一直报以感恩的心。

“老虎笙”是对彝族人民生产、劳动生活场景的再现，最后还要给虎敬献贡品，以驱鬼扫邪，并且有不少禁忌，都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增强民族凝聚力;“大锣笙”是驱邪除祸，对家事顺利，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祈愿;“小豹子笙”则是表达彝族人民对给他们带来幸福、安宁生活的豹子的感恩之情。

“三笙”表现了彝族人民对五谷丰登、人民和谐安宁的美好生活的祈愿，和给予他们帮助过的一切人、物都保有一颗淳朴善良的感恩之心。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他们依然把这样一种感恩的心理和美好的愿望以一种神圣而又充满了艺术性的舞蹈方式传承着。

中国美学观念的发展历程经历了由“致用”到“比德”再到“畅神”三个阶段。“三笙”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个过程。首先“三笙”是由毕摩主持的驱除灾祸，祈求平安、幸福生活的一个实用性很强的一种仪式。其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早已不再受猛兽的威胁，但“三笙”已经融入彝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成了勤劳、善良、团结、和谐美好的象征。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对平安、富足、健康、和谐的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类共同的心愿和永恒的理想。所以，“三笙”在彝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中一直保留并且传承着，成为他们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的重要方式， “三笙”也就由过去的“致用”发展为兼具“畅神”的双重审美功能。

四、以凶猛动物相关的内容和色彩为美的独特审美观

由于形式美的可感性是人类通过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结果，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所以，形式外观的美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属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属性和价值，任何事物的感性可感性的自然属性及其组合规律，就必然会与人类社会的现象及其规律、人们的情感及其组合、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等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通过一定理性思考和文化积淀形成比较固定的象征性关系。彝族先民在生产力欠发达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能够有效制服凶猛野兽的强大力量，但同时他们认为正是老虎的这种力量给予了他们生活的能力，于是对老虎的能力的肯定就慢慢上升为审美，老虎所具有的色彩自然地成为这里的彝族人民喜爱的颜色，所有与老虎有关的色彩都成了彝族人民热爱的颜色，老虎所具有的花纹以及老虎具有的红、黄、黑三色自然就成为双柏彝族人民喜爱的色彩，他们或者在服饰、头饰上绣上老虎的内容，色彩都是关于老虎具有的黑、黄、白三种，日常生活中的器皿、建筑的色彩也如此，成为他们独特的审美认知。

今天双柏彝族妇女的头饰还有大量关于老虎的内容，这些头饰首先是绣饰虎形，或者绣黑白、黑黄、红黑相间的虎纹，彝族女孩普遍带虎头帽。而黑白、黑黄、红黑这三种色彩就成了彝族崇尚的色彩，彝族服饰中一般也就由红、黄、黑三个颜色组成，因为老虎的皮毛也基本就由这三种颜色构成。

这正说明审美首先源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对于具体的美的事物的欣赏，到凝聚为一种较为抽象的美的观念，同时也正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的从“致用”到“比德”再到“畅神”的审美发展历程。

五、 “三笙”舞蹈体现了双柏彝族天人合一的审美观

审美活动是在主体和客体相融相通的生活状态中体悟生命的意义，探寻生活的真谛，所以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完满境界是其主要特征。一般性的精神生产往往以理性代替感性，以抽象的普遍性消融具体的个别性，审美活动则恰恰是把感性、个别性作为自己最基本的存在方式，而且是具体、独特、永远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

双柏彝族先民不是消极的、从属的既定性质和条件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把自然变成自己生活命运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古代双柏彝族先民生活在极其艰苦和凶险的环境中，“老虎笙”正是他们受动与能动、限制与创造的动态的历史过程的表现，同时也表现了他们不断从在向自为转化、由自发向自由跃升的无限的生存状态，是他们最本真性的一种存在方式。正体现人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所独具的本质力量才能最充分地显露出来、自由地实现着自己充分凸现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

《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关于天地之谓也。”或许双柏彝族先民还没有上升到如此高的文化境界，但同根的文化渊源使得他们的审美观暗合了万物各异之理与万物圆融之理的体悟，“美本乎天者也”，在他们与自然(凶猛野兽、艰苦环境)矛盾而又的圆融(对虎的接纳、崇拜、感恩、视虎为美)中，正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审美观。

任何一种艺术的出现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双柏彝族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图腾崇拜使得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形式，影响着这里的彝族人民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价值取向;彝族是最善于用歌舞方式追溯自己民族之源的民族之一，双柏彝族“三笙“舞蹈是彝族先民对自然观、生命观的最初认知方式，同时他们的观念也必然受时代精神的洇育，也同时呈现时代精神的特点、风貌和审美观念。

［1］丹纳. 艺术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王杰主编. 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 美学译文3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4］ 童庆炳主编. 文学概论 (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5］ (英)托马斯·卡莱尔著. 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M］. 周祖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6］ http://blog. sina. com. cn/s/blog _d31ebfcd0102w5p6.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