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女传》评论的形式及功能

陶东明

(吉林艺术学院东北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21)

《列女传》是我国第一部女性故事集，大概成书于汉成帝年间。其保存完好，没有太大的散佚。现存七卷，除第一卷亡佚1篇、剩余14篇以外，其余各卷各有15篇，现存共104篇。关于这部书的成书缘起，《汉书·楚元王传》中记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1]1957由此可知，刘向之所以编纂《列女传》，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有深刻的联系。《列女传》就是一部出于强烈干预现实目的编纂而成的作品。这种明确的干预现实和教育后妃的目的，使得《列女传》带有极为强烈的说教意味，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在各篇传记中所设置的评论。

《列女传》中的评论可以分成两种，一是以“君子谓”为主的评论，二是插入式评论。下文将分析这两种评论，并探讨两种评论的说教意义。

一、“君子谓”式评论

《列女传》中“君子谓”式的评论明显继承自《左传》中“君子曰”的传统。“君子曰”这种评论形式在秦汉典籍中较为常见，《左传》中的“君子曰”、《离骚》中的“乱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以及《汉书》中的“赞曰”，都属于此类。仅就《左传》一书而言，“君子曰”“君子谓”的表述共出现65次，“孔子曰”“仲尼曰”共出现22次[2]134，说明这种评论形式早已成熟。对于“君子曰”评论中“君子”的身份问题，杨伯峻认为，“君子曰云云，《国语》、《国策》及先秦诸子多有之，或为作者自己之议论，或为作者取他人之言论。”[3]15也就是说，《左传》中的“君子曰”实际上是作者借君子之口，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对人物的臧否。《列女传》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将“君子谓”后边的话都看成作者刘向自己的评论。

“君子谓”式的评论在《列女传》中运用得非常普遍，除却较为常见的“君子谓”和“君子曰”这两种形式，另外还有6次虽然形式上略有不同，但起到的也是“君子谓”式的作用。分别是卷一第8篇《齐女傅母》中的“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4]23，卷二第6篇《周南之妻》中的“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4]65，卷三第3篇《许穆夫人》中的“君子善其慈惠而远识也”[4]94，卷四第1篇《召南申女》中的“君子以为得妇道之仪”[4]130，卷四第3篇《卫宣夫人》中的“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4]135，卷四第5篇《黎庄夫人》中的“君子故序之以编诗”[4]138。这几处显然也是借“君子”名义发表评论。另外，《列女传》中有6篇传记包含两个以上的故事情节。很多情况下，同一篇章之中包含多个故事情节时，会有多个“君子谓”。例如卷三第10篇《晋羊叔姬》中共有三个故事，其中两个故事后有“君子谓”。据笔者统计，《列女传》中共有85篇传记中出现96次“君子谓”式的评论，其中“君子曰”共有15次，“君子谓”75次。

值得注意的是，“君子谓”式的评论在《列女传》各卷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其中卷七《孽嬖传》15篇传记中只有2篇出现了“君子曰”，较前边六卷数量大幅度下降，属于特例。如果不考虑卷七的这个特殊情况，那么前六卷89篇传记中共有94次“君子谓”式的评论，这个密度是很大的。可以说，篇末有“君子谓”式的评论是《列女传》行文上的一个常规。

“君子谓”式的评论中，“君子曰”与“君子谓”存在细微差别。从句式风格上来看，绝大多数“君子谓”式评论使用的是凝重的陈述句和判断句，以肯定和下判断的方式承担对人物评价的任务;少数“君子谓”式的评论突破了这种固定的句式，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运用更加具有强调意义的反问句和感叹句。反问句共有两处:卷五第2篇《楚成郑瞀》:“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诫?”[4]167卷六第14篇《齐女徐吾》:“君子曰:妇人以辞不见弃于邻，则辞安可以已乎哉?”[4]249感叹句也有两处:卷三第13篇《鲁漆室女》:“君子曰:远矣!漆室女之思也!”[4]120卷七第8篇《鲁宣缪姜》:“君子曰:惜哉缪姜!虽有聪慧之质，终不得掩其淫乱之罪。”[4]276不难看出，这四处特殊句式的评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以“君子曰”领起。联系上边较长评论中一半以上也是以“君子曰”领起的情况，可以发现两种句式存在的细小差别，即通常在较长的评论和句式特殊的评论中使用“君子曰”而不使用“君子谓”。

“君子曰”相对于“君子谓”，在语气上更加有现场感，即感觉上是“君子”在直接发表评论;“君子谓”则更像是作者在转述“君子”的看法。两者的关系类似于现代语言学中所说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这甚至可以从现代汉语对《列女传》的翻译中看出。张涛的《列女传译注》将“君子谓”全部翻译成“君子称赞”“君子认为”“君子称誉”，而将“君子曰”全部译为“君子说”。因为较长的评论和特殊句式不太适合被再次转述，因而这两种情况更多地以“君子曰”领起，被“君子”直接“说”出。使用简短语言的陈述句和判断句是“君子谓”式评论的常规。二者并无意义上的差异，只有功能上的区别。

上文提及，卷七《孽嬖传》中“君子谓”式的评论只出现两次，相比《列女传》前六卷，数量上大幅减少。《列女传》前六卷与第七卷的最大区别就是所记录女性的行为有善恶的区别，以及作者寄寓其中的褒贬态度。这一根本差异是否导致了卷七“君子谓”式评论异常稀少的现象?作为读者，我们很难准确地揣摩刘向的意图，而只能略作猜测:刘向大概因为对卷七所载女性的恶行太厌恶，觉得她们不配被品行高尚的君子评论，或者君子根本就对她们不屑一顾。尽管在原因上还不能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在这一形式上，卷七是很独特的。

二、插入式评论

“君子谓”式的评论直接继承自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古籍中的征引传统，这种评论实际上是作者在叙事过程中的一种主观介入，也就是作者站在某一立场上对所叙述的故事、人物等直接发表意见。这种评论毕竟还借助于君子或者当世贤人之口来表达，《列女传》中还有一种评论则干脆摆脱了这层遮盖，作者直接对故事中的某种现象发表意见，这种方式对整体叙事的干预更大。

虽然“君子谓”式的评论在《列女传》中普遍存在，但这种评论形式只限于评论本篇传记中人物的具体行为，不能将评论引向深入。所以，《列女传》在某些篇章中抛开了第一种评论的限制，作者直接在叙事中插入评论。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借助于传记中人物行为的某一点关联，充分发挥，将对这些问题的评论引向深入。如卷二第1篇《周宣姜后》，作者在叙述完周宣王夫人自尊守礼以匡正宣王的故事后，先以一句“君子谓”来评价她:“君子谓姜后善于威仪而有德行”。但作者显然认为身为王后，知礼谨行十分重要，于是又借宣王夫人知礼而对王后知礼的重要性引申道:“夫礼，后夫人御于君，以烛进。至于君所，灭烛，适房中，脱朝服，衣亵服，然后进御于君。鸡鸣，乐师击鼓以告旦，后夫人鸣佩而去。”[4]52这一大段将身为王后应该如何侍奉君王、从早到晚具体怎样做才符合礼的问题说得很清楚。

再如卷五第11篇《魏节乳母》，这篇传记讲的是魏国公子的乳母拼死保护魏公子，最后被秦军双双杀死的故事。在讲完故事后，作者马上对王公贵族如何为孩子挑选保姆进行了大段的发挥:“礼，为孺子室于宫，择诸母及阿者，必求其宽仁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次为慈母，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以养全之。他人无事不得往。夫慈故能爱，乳狗搏虎，伏鸡搏狸，恩出于中心也。”[4]190这处评论是根据传记中乳母的英勇行为而引出的，自然而恰当地将这个问题引向深层的讨论。

这种插入式的评论大多是根据传记人物行为的某一方面进行发挥，引出作者对某一问题的评论。而且可以看出，刘向在传记中深入论述的问题，或多或少地指向当时的政治层面，对汉成帝时期皇宫中的丑行有所影射。但不能否认的是，刘向过于重视他这部作品的说教作用，想让这些故事承载更多的价值观念，以至于一些评论与传记故事和人物行为出现脱节。例如卷一第12篇《鲁之母师》，讲述的内容是一个鲁国寡母回娘家探亲，与儿子媳妇们约好自己“夕而反”，但回来早了，怕孩子们正在家里买酒会饮，自己提前回去冲撞了孩子们的欢会，于是在门外一直等到天黑才回家。刘向对此评论道:“夫礼，妇人未嫁，则以父母为天;既嫁，则以夫为天。其丧父母，则降服一等，无二天之义也。”[4]44这段议论从女性“三从之德”出发，与传记内容显然没有直接的联系。再例如卷四第6篇《齐孝孟姬》，这篇传记主要有两个故事情节:一是孟姬出嫁时家中父母及姑姊妹对她的叮嘱;二是孟姬出嫁后乘坐的车损坏，不肯更换有违礼节的车，以至于自缢，差点儿死掉。刘向在这里插入了如下议论:“礼，妇人出必辎軿，衣服绸缪。既嫁，归问女昆弟，不问男昆弟。所以远别也。”[4]141说的是妇女出嫁后回娘家的礼节，和传记内容存在很大距离。

这种直接评论在整部《列女传》中共出现15次。在这15次直接评论中，有11次是对女性基本的品德修养进行评价。从上边的例子来看，刘向在进行直接评论的时候，透露出很明显的焦虑感，他恨不得通过这部作品将汉宫中那些所有与后妃相关的丑行全部揭发出来，再耳提面命般地告诉她们应当怎样做才符合礼法的规定。言说者强调的，往往就是言说所面对的群体范围所缺少的，这是放之古今中外皆准的常识，《列女传》同样如此。但也正因为刘向在传记中插入这些评论时带有强烈的焦虑感，使得这一类评论同故事本身结合得并不理想;即使那些比较恰切的评论对叙事也有很大干扰，因为这样直接插入的评论势必会打断故事原本正常的发展。读者接受了教导或者规劝，但对整个故事的理解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断裂。

三、结语

刘向身为汉朝宗室，其家族在西汉的宗室系统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刘向的祖父刘辟疆和父亲刘德先后担任管理宗室事务的宗正一职[5]7，刘向本人也在汉元帝继位之初即出任宗正。刘向这一脉传自楚元王刘交，《诗经》是其家学，刘向本人又在宣帝朝受诏学习《谷梁传》，并参与了西汉经学发展史上重要的石渠阁会议。显赫且与皇室密切的身份，再加上浓厚的儒家教育背景的影响，使得刘向秉持典型的儒家正统观念。因此，刘向一登上政治舞台就表现出了强烈排斥宦官、外戚干政，维护刘氏统治地位的倾向。《列女传》中的评论，就体现出了刘向的这种思想。《列女传》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表彰了女子的嘉言懿行和美好品德，批判了恶女的秽乱宫廷和背节弃义，旨在劝谏皇帝、嫔妃及外戚。尽管《列女传》宣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但这并不影响作品的文学价值。作为中国第一部妇女通史，《列女传》寓说理于传人，展现了由古至汉的女性风采，刻画了栩栩如生的女性群像，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学财富。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张涛，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5]徐兴无，刘向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