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周树人“个人”语境中的“斯契纳尔”
——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

[日本]李冬木

（日本佛教大学，日本 京都 603-8301）



鲁迅研究

留学生周树人“个人”语境中的“斯契纳尔”
——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

[日本]李冬木

（日本佛教大学，日本 京都 603-8301）

在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留学时代关于“个人”的语境当中有个“斯契纳尔（M.Stirner）”，该人被《鲁迅全集》注释为现在通用的“斯蒂纳”或“施蒂纳”。在后来通称的“鲁迅文本”中发现这个“施蒂纳”其实是来自一个叫“蚊学士”的作者发表在1902年《日本人》杂志上的文章，是汪卫东教授的一个贡献。本论在此基础上，重新确认并重译了“蚊学士”原文，发现了“蚊学士”是谁及其至今几乎不为学界所知的其生平和著述情况，梳理了其在日本和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影响，进而还探讨了“蚊学士”与留学生周树人的思想关联以及后者如何在明治三十年代的话语中选择了“施蒂纳”。

鲁迅；周树人；施蒂纳；蚊学士；烟山专太郎；无政府主义

前 言

在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留学时代关于“个人”的语境当中有个“斯契纳尔（M.Stirner）”，该人被《鲁迅全集》注释为现在通用的“斯蒂纳”或“施蒂纳”①。本论将此作为问题提出，是缘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契机。

一个是作为笔者《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②一文的接续内容，“マクス·スチル子ル”——即“斯契纳尔（M.Stirner）”——也是出现在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那个“尼采”的周边事项之一，当以“尼采”为中心观察其周边时，便必然要与之相遇。在前一篇论文中，笔者在“鲁迅与尼采”这一研究框架内做了两点尝试，一个是研究视点的调整，即把从后面看的“鲁迅”，调整为从前面看的“周树人”，再由前向后看“尼采”在从“周树人”到“鲁迅”过程中的伴同轨迹及其影响；另外一点是通过“清国留学生周树人”的视角来确认他当时面对的到底是怎样一个“尼采”。就方法论而言，笔者在其中导入了“周边”的概念。为便于说明，兹录如下：

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把“尼采”作为某类框架（如：“尼采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问题时，“尼采”才会成为浮现在周树人周边的一个焦点并且自带一个周边，然而事实上当把问题框架做出某些调整而目光所及又旁及到其他问题时，则会发现同样一个周树人的周边还会另有很多焦点在凝聚，在浮动，而这些焦点的周围又都各自带有相应的周边，就像抓起一把小石子抛向平静的水面所看到的那种情形。具体就人物而言，可与“尼采”这一焦点相并列的一列就可以是一长串，托尔斯泰、叔本华、斯蒂纳、易卜生、克尔凯郭尔、拜伦、雪莱、莱蒙托夫、普希金、裴多菲等等，而从理论上讲，周树人从仙台回到东京后所作那几篇论文，即《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裴多菲论》和《破恶声论》里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都可以看成是周树人采择于周边，而纳之于其中的各种关注对象，只要把所谓“问题意识”指向其中的任何一点，都会使之成为“焦点”。也就是说，本论所取的只是周树人周边的一个焦点，即明治“尼采”及其周边而已，其与周围的互动只在必要时涉及。本论将采取调查整理和描述周边以映衬和凸显主体的方式来呈现周树人和他的“尼采”。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斯契纳尔”即现今通称的施蒂纳，也就是在此之前已经定位了的那个“尼采”周边的一个相关事项。一般说来，其在周树人的关注当中，通常与“尼采”结伴而行，是处理“尼采”问题时所必然要涉及的一个对象。而且也跟“尼采”之于“周树人”的情形一样，在现在的时点上应该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年的留学生周树人面对的是怎样一种情形的“施蒂纳”？答案当然是保留在鲁迅文本中的“斯契纳尔”，而不是后来被阐释的处在现今语境下的“施蒂纳”。

促成本论的另外一个契机，是汪卫东教授向笔者提出的问题和他在解答这一问题上做所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果。早在七八年前他就向我提出“蚊学士是谁？”的问题。这是出现在日本明治时代《日本人》杂志上的一个署名。由于笔者一直处于其他课题的驱赶之下，无暇去调查，就当做留给自己的一份作业存案下来。汪先生新著《现代转型之痛苦“肉身”：鲁迅思想与文学新论》④在与“蚊学士”相关的研究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并终于有了新的进展乃至重大突破。该书最重要的内容是通过日文文本翻译、解读和与鲁迅文本比较，使“鲁迅《文化偏至论》中有关施蒂纳的材源”获得确证，即来自“明治时期杂志《日本人》”上的“一篇署名蚊学士的长文《無政府主義論す》⑤（《论无政府主义》），鲁迅有关施蒂纳的言述，其材源就来自该文，而且属于直接转译过来的”⑥。笔者不揣浅薄，从自己的问题角度检证了汪先生的这项研究成果，私以为上述结论完全成立，而且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项重大发现，在“这一发现，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和内涵”⑦的意义上，怎么评价都不显得过分。

本论惠承这项成果，并对汪先生的劳作和贡献表示钦佩和感谢。笔者在前作《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当中曾对《文化偏至论》中“尼佉之言曰”的材源进行了调查，也对周树人为“个人之语”所做的正名之由来的环绕他的“周边”背景做了较为广泛的考察，此次汪著对施蒂纳材源的确证，进一步充实了“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内容，与笔者所做工作完全处在一个方向上，那就是证实着人们通常所说的“早期鲁迅”所面对的“西方”，其实几乎就是环绕在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日本明治版的“西方”。笔者相信，这种新的发现将促使研究者重返并面对当年周树人所置身的那个历史现场以及他在那个现场的所思所想。

那么，比如说，在《文化偏至论》中留下痕迹，处在周树人周边的那个历史现场当中的“蚊学士”是谁呢？对此，汪先生的结论是“目前作者不详”⑧。如上所述，笔者也一直将此当成一份作业存案。包括这个问题在内，本论的目的便是将当年周树人身边的“施蒂纳”是怎样一种存在呈现出来，以考察“斯契纳尔”通过怎样的机制进入到了周树人关于“个人”的话语当中。不过，在此之前还想就汪著做出进一步检证。因为这是把一项新的研究成果接纳为可用作此后研究之基础的“先行研究”所应履行的一道必要的手续。

Ⅰ．关于“蚊学士”文本的处理问题

如果先说结论的话，那么在认同《文化偏至论》中关于“斯契纳尔”的评述的确转译自“蚊学士”文本的这个大前提下，还应该指出汪著所存在的不足。总体来讲，对该材源处理上的粗疏，是比较显而易见的缺憾。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既然作为“材源”，那么除了应附上原文之外，还应进一步明确标出材源信息，而不是笼统地表述为“文章连载于《日本人》第154号、155号、157号、158号、159号，时间为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一月五日至三月二十日”⑨。

正如本论前面所提示，蚊学士《论无政府主义》原题为《無政府主義を論ず》，汪著误记为《無政府主義論す》，在此订正。

该文分五期连载于《日本人》杂志，原期号、刊载日期和页码如下：

第百五拾四号，明治三十五年一月一日，第26-29页

第百五拾五号，明治三十五年二月五日，第27-30页

第百五拾七号，明治三十五年二月廿日，第24-27页

第百五拾八号，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五日，第26-29页

第百五拾九号，明治三十五年三月廿日，第23-26页

由重新检对、确认可知，“《日本人》第154号”的刊载日期非“为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一月五日”，而是当年的一月一日。被认为是《文化偏至论》中“斯契纳尔”之材源的部分，出现在第三回连载的“第百五拾七号，明治三十五年二月廿日，第24-27页”当中。

其次，是蚊学士之日文原文在“日译汉”的处理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译文方面的问题。虽然从结果来看，译文所见问题最终并未影响到总体上判断蚊学士文中相关部分是“斯契纳尔”的材源，但作为一项基础工作，译文的正确、准确与否，既关系到能否为此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汉译文本，也牵扯到今天对《文化偏至论》文本的解读以及对周树人当年取材时对材源的解读和处理状况的评价。因此，有必要对目前的汉译文本做一次精读和对照。兹将蚊学士原文作为【附录一】Ⅰ，《文化偏至论》关于“斯契纳尔”部分作为【附录二】Ⅱ，《汪著译文⑩与重译之对照》作为【附录三】Ⅲ附于文后，以便参考。

Ⅰ、Ⅱ、Ⅲ见封三。

从精读和对照的结果来看，目前汉译文本的主要问题是存在着误译和译得不太准确之处。详细情形，请参考三个附录部分，这里只挑主要的来说。例如，若就明显误译而言，则可以指出五处。以下分别以“甲、乙、丙、戊、己”标出，并将重译附在下面。

（甲）他以每个人作为至高无上的唯一实在，并断言：“所谓人类，所谓主义，毕竟只能是存在于个人的一种观念、妄想而已。”

【重译】他以每个人为最高唯一的实在，断言所谓人，所谓主义，毕竟皆非个人人格，而只是一种观念，一种妄想。

（乙）自由教导我们：“让你自身自由吧”，于是它也能言明所谓“你自身”到底是什么。

【重译】自由教给我们道，让汝自身自由！却不言明其所谓汝自身者为何物。

（丙）“我性”生来就是自由的，因此先天性地作为自由者追求自由，与妄想者和迷信者为伍狂奔正是为了忘却自我。

【重译】我性生来自由，故先天的自由者自己去追求自由，与妄想者和迷信者为伍狂奔，正是忘却了自己。

（丁）“自由，起初须有达到自由之权利，然后才能够得到的。但是这权利决不能在自由之外求得，而是存在每个人当中。我的权利也不是别人给予之物，神、理性、自然和国家也都不是人所给予之物。”

【重译】自由只有获得到达自由的权力之后才会获得。然而其所谓权力，决不是要人求诸于外。因为权力只存在于每个个人当中。我的权力并非谁所赋予，不是上帝，不是理性，不是自然，也不是国家所赋予。

（戊）“果然，当我排斥一切束缚、发挥本来面目时，对我来说，毫无承认国家之理由，也无自我之存在。只有毫无“我性”的卑贱之人才应该独自站在国家之下。”

【重译】倘果如此，那么意欲排斥一切束缚，发挥本来面目之我，也就原本不会有承认国家之理。只有没有自己、丧失我性的卑陋之人，才应该独自站在国家之下。

（己）“一开始，每个人依据自我形成了自我意识和自我行为的中心及终点，而所谓幸福，即由此产生。故依据我性，树立了人的绝对自由。”

【重译】所谓幸福者，乃是每个个人都以自己为自己的一切意志及行为的中心和终极点时才会产生的那种东西。即，他要以我性确立人的绝对自由。

在以上对照当中，黑体字和划底线处，表示“问题”之处。很显然，（甲）和（乙）把意思译反了，（丙）和（丁）则把意思译“拧”了，（戊）把后一句的前半句跟前一句捏在一起来译，致使意思不通。（己）似偏向“意译”，却无法传递出原文句子的准确意思。此外，（丁）当中的“起初”和（己）当中的“一开始”等语句，显然是没能正确理解由日语副词“始めて”或“初めて”所搭建的句型而导致的误译。这个词在日语句子结构中，大抵相当于汉语副词“才”，表示在经历了某种经验或状况之后，“才”怎样怎样的意思。

译文问题，如果不影响到《文化偏至论》文本相关部分的解读，那么也倒无关大局。然而事实又似乎并非如此。参考【附录一】蚊学士原文和【附录三】的译文对照可知，蚊学士把施蒂纳阐述的“我”或“我性”与“自由”的关系译介得很清楚，即，我性生来自由，自由是我天生的东西，不必特意向外去寻求；如果一个先天就自由的人特意去追求身外的自由，跟那些不懂得自由为何物的人们为伍狂奔，恰恰是由于忘却了自己之“我”和“我性”的缘故；看不到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自由，反倒向外寻找，这是一种矛盾。周树人不仅正确理解和把握了这层意思，而且还将其精当地概括出来，即《文化偏至论》关于“德人斯契纳尔”那段话当中的“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一句。事实上，在上面指出的误译当中，（乙）、（丙）、（丁）三处的内容都跟这句话相关，但遗憾的是，译者似乎未意识到自己的译文与周树人的理解存在着龃龉之处。或许也可以调过来说，在处理周树人的材源时，没能将周树人本身对材源的处理设置为有效的参照。其结果是，不论是通过“蚊学士”（日译汉）还是通过“鲁迅”（阅读），都没能正确地解读出施蒂纳关于“我性”与“自由”二者之关系的阐述——至少从译文上没能正确地体现出来。为此，也就真的有必要重新精读一遍周树人当年描绘的“斯契纳尔”：

德人斯契纳尔（M．Stirner）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顾同是舆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绝义务。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偕亡矣。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很显然，“斯契纳尔”这一段的核心意思是强调“我性为绝对之自由”，将此把握住了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与蚊学士的文本关系，两者在材源上的关联才呈现得更加明晰。这里不恤赘言，姑将重译过的蚊学士相关段落对照如下：

麦克斯·施蒂纳是基于纯粹利己主义立场之无政府主义的首倡者。他以每个人为最高唯一的实在，断言所谓人，所谓主义，毕竟皆非个人人格，而只是一种观念，一种妄想。曰，人人之理想，越是精灵化，越是神圣，就越会导致对其敬畏之情逐渐增大。然而，这对他们来说，也就因此会反过来导致自身自由的日益缩小而毫无办法。所有的这些观念，都不过是各个人心意的制造物，都不过是非实在的最大者。故自由主义所开辟的进步，其实也只是增加了迷惑，只是增进了退步。真正的进步绝不在于此等理想，而在于每个人之足下。即在于发挥一己之我性，在于使我从观念世界的支配之下完全飘脱出来。因为我性即一切之造物主。自由教给我们道，让汝自身自由！却不言明其所谓汝自身者为何物。与之相反，我性冲着我们大叫道，让汝自身甦醒！我性生来自由。故先天的自由者自去追求自由，与妄想者和迷信者为伍狂奔，正是忘却了自己。明显之矛盾也。自由只有获得到达自由的权力之后才会获得。然而其所谓权力，决不是让人求诸于外。因为权力只存在于每个个人当中。我的权力并非谁所赋予，不是上帝，不是理性，不是自然，也不是国家所赋予。一切法律都是支配社会的权力的意志。一切国家，不论其统治的权力出于一人、出于多数或出于全体，皆为一种专制。即使我公然宣布应以自己的意志去和其他国民的集合意志保持一致，亦难免专制。是乃令我沦为国家之奴隶者也，是乃让我放弃自身之自由者也。然则将如何使我得以不陷入如此境地呢？曰，只有在我不承认任何义务时才会做到。只有当不来束缚我，而亦无可来束缚时才会做到。倘若我不再拥有任何义务，那么也就不应再承认任何法律。倘果如此，那么意欲排斥一切束缚，发挥本来面目之我，也就原本不会有承认国家之理。只有那些没有自己，丧失我性的卑陋之人，才应该自己去站在国家之下。

施蒂纳之言说乃绝对的个人主义。故他一切基于个人意志，排斥道德，谴责义务。

……（中略）……

总之，施蒂纳说，作为个人的人，是哲学从始至终对人生问题所实际给予的最后的和最真诚的解答。所谓幸福者，乃是每个个人都以自己为自己的一切意志及行为的中心和终极点时才会产生的那种东西。即，他要以我性确立人的绝对自由。

私以为，《文化偏至论》中关于“斯契纳尔”的那段话，便是留学生周树人通过蚊学士的日文文本对施蒂纳的容受、转换和重构的所谓“历史现场”。

第三，围绕鲁迅对施蒂纳的选取，汪著描述了当时“无政府主义”的思潮背景，以“排他法”辨析出鲁迅施蒂纳材源非取自同时代的其他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而只来自“蚊学士”。这在确定作为材源的蚊学士是有意义的，但反过来说是否也意味着无形中排除了某些不该排除掉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将放在后面具体讨论。

Ⅱ．《日本人》杂志上的“蚊学士”

以上可谓“我田引水”，是在汪著已做先行研究的前提下整理问题，确立本论的出发点。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蚊学士”。他是谁？还写了哪些东西？既然是他构成施蒂纳与周树人之间的中介，那么也就成为后者周边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事项。

笔者的调查也是从连载《论无政府主义》一文的《日本人》杂志开始的。但调查的结果却与汪著“在同名杂志没有发现同样署名的文章”这一结论不同，笔者在《日本人》杂志上还查到了署名“蚊学士”的其他文章。包括《论无政府主义》连载在内，兹将署名“蚊学士”的文章按刊载顺序编号排列如下：

1.愚想愚感 第百拾七号，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第32-34页

2.志 第百三拾二号，明治三十四年二月五日，第25-26页

3.動的生活と静的生活 第百三拾四号，明治三十四年三月五日，第28-29页

4.漫言 第百四拾号，明治三十四年六月五日，第41-43页

5.消夏漫録 第百四拾三号，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廿日，第32-36页

6.虚無主義の鼓吹者（一） 第百四拾六号，明治三十四年九月五日，第36-39页 虚無主義の鼓吹者（二） 第百四拾七号，明治三十四年九月廿日，第31-36页

7.時 第百五拾三号，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廿日，第33-34页

8.無政府主義を論ず 第百五拾四号，明治三十五年一月一日，第26-29页 無政府主義を論ず 第百五拾五号，明治三十五年二月五日，第27-30页 無政府主義を論ず 第百五拾七号，明治三十五年二月廿日，第24-27页 無政府主義を論ず 第百五拾八号，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五日，第26-29页 無政府主義を論ず 第百五拾九号，明治三十五年三月廿日，第23-26页

9.消夏漫録（一） 第百六拾七号，明治三十五年七月廿日，第33-35页

也就是说，“蚊学士”署名过9篇文章，在《日本人》杂志上出现过14次。首次出现于明治三十三年即1900年6月20日《愚想愚感》一文，最后一次出现于明治三十五年即1902年7月20日《消夏漫录（一）》一文。第二次出现的《消夏漫录》标记“（一）”，大概是为了跟上一年发表的同题目文章相区别，但此后却并无连载，也不见再有同样标题的其他署名的文章。到目前为止，就笔者阅读范围所及，除《日本人》杂志外，尚未在其他地方看到“蚊学士”这个署名。

那么，“蚊学士”是谁呢？——查到这里，“蚊学士”的线索便一时中断了。

Ⅲ．“蚊学士”与烟山专太郎

“蚊学士”这个署名显然带有戏谑调侃的味道，其对象或许是“文学士”这种头衔？——这是当初查找该署名时的一种漠然的揣测。果然，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获知，“文学士”头衔在明治时代还真是块响当当的牌子，“堂堂”且有着相当大的“威力”。这里有内田鲁庵（Uchida, Roan，1868-1929）当年回忆中的一段描述为证。

恰是在那个时，坪内逍遥发表他的处女作《书生气质》，文学士春迺舍胧之名，突然间如雷贯耳。（书生气质最初是作为清朝4号刷的半纸十二三页左右的小册子，由神田明神下的叫做晚青堂的书肆隔周一册续刊，第一册发行是明治18年6月24日）政治刚好进入公约数年后开设国会的休息期，民心倾向文学，李顿和司各特的翻译小说续出不断，大受欢迎，政治家的创作频繁流行正转向新的机遇，所以春迺舍的新作以比现在的博士更受重视的文学士的头衔发表出来，便在倏忽间人气鼎沸，堂堂文学士染指小说，加重了向来被视为戏作的小说的文学地位，更一层唤起了世间的好奇心。到那时为止，青年的青云希望仅限于政治，青年的理想是从出租屋直接当上参议员，然后再去做太政官，因为是这么个时代，所以天下最高学府出身的人以春迺舍胧这么一个很酷的雅号来戏作小说，就比律师的姑娘去当女优，华族家的食客去电影院买票更令人感到意外，《书生气质》之所以能搅动天下，与其说是因其艺术效果，倒莫如说实乃文学士头衔的威力。

很显然，“蚊学士”是以谐音的方式，用“蚊”子的渺小、微不足道来对应“文学士”的“堂堂”大牌。那么，是谁跟“文学士”头衔这样过不去呢？要在众多的明治著述者当中去把这样的“故事”对应到具体的个人当然不容易。幸亏有同事提醒说有个叫烟山专太郎（Kemuyama Sentaro，1877-1954）的可是写过“无政府主义”的人，于是便去查阅其生平和著作。果然，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有人特意提到了他的“学位问题”。那是烟山专太郎的弟子、日本战前和战后都很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石川准时郎所写的《忆烟山先生》一文，于1954年4月6、7日在《岩手日报》上连载，其上篇副题就是“不在意学位的秉性（学位に無とんちゃくな人柄）”，而其中还另设小标题“博士（学位）问题”。说的是“烟山先生在早稻田大学担任学位审查委员多年，‘制造’过很多所谓的博士，但他自己却终生没当博士”。原因是从明治到大正，日本私立大学无权授予博士学位，要想拿博士学位只有通过“官学”才行，也就是说，“烟山先生得向东京大学历史科提交论文接受审查”。“但烟山先生说：‘要是让那伙人给我学位，还是不当博士的好。’更何况他并不想当博士。又过了很多年，早稻田也可以授予博士学位了，在先生看来，在自己要培养博士的时候，去跟弟子们一起当博士，实在太傻，遂终生不当博士”。烟山之所以不肯向他毕业的母校东京大学提交博士论文，除了对“官学万能时代”的抵抗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出于对“学阀派系”的反感。“烟山先生虽然毕业于东京大学，却并非历史科出身，而是哲学科出身。学生时代偶然去帮助在早稻田任教的有贺长雄博士（后任中国袁世凯政府顾问）办《外交时报》……而转向专门研究历史并在早稻田就职。即对东大的历史科来说，烟山先生原本就是系外之人，无缘之人，是个异端者”。在这种情况下，烟山无心向母校申请博士学位也就并非不可思议了。

不过，烟山专太郎应该拥有“文学士”头衔。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明治十年即1877年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大学，明治十九（1886）年伴随大学令改正，改为帝国大学。这是当时日本唯一的一所大学，当然是官办大学。明治十二（1879）年7月10日东京大学首次举行学位授予仪式，向法、理、文三个学部的55名毕业生授予学位。有介绍说当时的学位名称为“法学士”、“理学士”、“文学士”、“医学士”、“制药士”五种。因为是首届，故学位授予仪式也就办得隆重、热烈、豪华，不仅55名毕业生在雷霆般的掌声中一一获取学位，还举办了各种讲演会和展览会，最后是一场豪华的晚宴。连当时作为“国宾”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Grant,1822-1885）也于当晚列席祝贺。成岛柳北（Narishima Ryuhoku,1837-1884年）的《恭观学位授予式记》记录了当天的盛况：“球灯千点，光照高高松柏之枝；旭旗万杆，影翻斜射楼阁之楣。鼓笛殷送欢声外，衣冠俨溢喜色内。是乃明治十二年七月十日夜於东京大学法理文学部举行向卒业诸君授予学位大典者也。格兰特君，亦幸来宾……”。所谓“学位授予”，也仅仅是“学士”学位，可见“学士”在当时的地位之尊。在上文中出现的“文学士春迺舍”坪内逍遥（Tsubouchi Shoyo，1859-1935）便是明治十六（188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政治科的文学士。明治二十（1887）年，伴随着“学位令”的颁布，“学士”不再是学位称号，而只是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毕业生所能获得的毕业称号，原则上仅限于帝国大学分科大学的毕业生。“学士”的普及，则在近40年以后。日本最早的两所私立大学，即庆应义塾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于1920年2月2日同时成立，它们可向毕业生授予“学士”称号，还要再等4年。

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是当过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1838-1922）于明治十五（1882）年创办的东京专门学校。明治三十五（1902）年在该校成立二十周年之秋，烟山专太郎赴该校任教，在政治经济学部和文学部史学科教历史。是年他25岁，4月刚刚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虽说头上顶着帝国大学的“堂堂”“文学士”头衔，但毕业后到私立学校就职，“在日清、日俄战争前后的官尊民卑时代，如果知道大多数东大毕业生的梦想和进路都在哪里，那么这在人们眼中便不能不映现出一个极端的异类”。更何况，一个“哲学科”出身的人去私立学校教非本专业的历史，这在帝国大学史学科方面看来，就更显得是今天所说的“另类”了。不过从烟山专太郎这一面来看，则是他在研究与教学上终生与官学绝缘的开始。而且或许正是从那一刻起，他甚至不再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拥有惟有官学方可授予的“文学士”头衔太当回事，甚至不惜借“蚊学士”的笔名来加以调侃。

正如前面所述，蚊学士《论无政府主义》一文，就在同一年1月1日到3月20日分五次连载于《日本人》杂志上。这是烟山专太郎于4月毕业离校以前的事。那么“蚊学士”会是烟山专太郎吗？回答是肯定的。如果说当初从笔名入手所展开的上述调查还不出推测范围，那么通过文本对照，则可以确证，所谓“蚊学士”即烟山专太郎！

烟山专太郎在毕业离校的那个月，也就是明治三十五（1902）年4月28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近世无政府主义》。该书由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作为“早稻田丛书”出版并由出版界巨擘博文馆发行，当时主要媒体如《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都刊登了广告和书讯。本书厚达411页，封面除书名和出版机构外，还印有“法学博士有贺长雄校阅/烟山专太郎编著”字样。全书构成有作者序言、参考书目（30种）、目录和前编、后编正文。前编“俄国无政府主义”标题下分七章，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各有标题，各章之下还分别有子标题；后编“无政府主义在欧美列国”标题下分三章，每章标题下均有子标题。

将此与“蚊学士”在《日本人》杂志上连载的《论无政府主义》相对照，则可知后者的内容完全出自前者，既是前者内容的“拔萃”，也是将前者的学术性内容以“论”的方式面向一般杂志读者所做的介绍和阐述，从而不仅使“近世无政府主义”这一主题更加突出，也使其发生、发展乃至流变的线索呈现得更加简洁、明晰。

这里只通过两点便可以说清楚《论无政府主义》一文和《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首先，仅就《文化偏至论》中涉及到“斯契纳尓”材源那部分内容而言，前面所见《论无政府主义》第三回连载当中的关于施蒂纳那一段，基本来自《近世无政府主义》“后编”“第一章近世无政府主义之祖师”当中的“其二 麦克斯·施蒂纳”。“在十九世纪中叶，隔着莱茵河，河东河西有两个思想家。他们都出自黑格尔哲学却又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都鼓吹无政府主义。东岸是麦克斯·施蒂纳，西岸是皮埃尔·蒲鲁东。他们两个是近世无政府主义的祖师，前者提倡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后者主张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该章由此开始，以30页的篇幅将蒲鲁东和施蒂纳作为“无政府主义的祖师”来介绍。“其二 麦克斯·施蒂纳”部分在第294-302页，杂志上的论文便是这个部分的缩写，但略去了其中的施蒂纳生平介绍。论文中所阐述的施蒂纳“关键特征”都可在该节里找到，甚至有些就是专著文本的原文照录。例如，专著中的以下这些话，都几乎原样呈现于论文当中：“所谓人，所谓正义，只是观念，只是妄想。所谓人，都绝非个人人格，而是一种观念”；又如，“真正的进步在吾人足下。其惟在发挥一己之我性，在于使我从这种观念世界的支配之下飘脱出来。因为我性即一切之造物主。自由教给吾人道，让汝自身自由！而又不出示其所谓汝自身者为何者。我性向吾人大叫道，让汝自身甦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两者系出自同一作者之手无疑。

其次，在前文“Ⅱ．《日本人》杂志上的‘蚊学士’”所列署名“蚊学士”文章一览当中的“6”，即「虚無主義の鼓吹者」（虚无主义之鼓吹者）两回连载，（其一）副题为“アレキサンドル·ヘルツエン”（即“亚历山大·赫尔岑”），（其二）副题为“ニコライ·チェル子シェヴスキー”（即“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内容上也与《近世无政府主义》几乎完全一致，相当于后者“前编”“第二章 无政府主义之鼓吹者”当中“其一 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其二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内容。例如，专著“其一”开头一句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一八八二年恰逢拿破仑远征军身处莫斯科大火时降生于此地”。文章与此完全相同，只是在这句之前加上了“虚无党之祖”的头衔；又如，文章连载“其二”的开头是“有俄国的罗伯斯皮尔之称的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于一八二九年出生于萨拉托夫”，专著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介绍始于《怎么办》的内容梗概，但此后对车氏生平的介绍，第一句则与文章的开头完全相同。据此不仅坐实了“蚊学士”即烟山专太郎，还可知道在与专著《近世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上，《虚无主义之鼓吹者》和《论无政府主义》之不同。如以上所述，后者可以说是对全书的缩写和概括，而前者则是专著中的或一章节的几乎原样呈现，而且从文后所记日期——（其一）为“八月二十六日”，（其二）为“九月一日”——来看，专著中“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两节，几乎是在完成的同时就在杂志上发表出来了。那一年，烟山专太郎24岁，还是帝国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而从全书的1900年12月起笔日期推算，则可知在筹划这本专著时，他至多刚读大学二年级。

Ⅳ．关于烟山专太郎

既然明确了“蚊学士”即烟山专太郎，那么就可以回过头再来查署名“蚊学士”以外的文章了。在《日本人》杂志上发表的署名“烟山”的文章如下：

1.蘇我馬子 第六十六号 明治三十一年五月五日 第34-39页

2.世界の二大勢力（一） 第六十七号 明治三十一年五月廿日 第26-30页

世界の二大勢力（二） 第六十八号 明治三十一年六月五日 第24-28页

3.操觚会に於ける慎重の態度 第八十一号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廿日 第23-26页

4.露国怪傑ポビエドノスツエフ （一）第百八十号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五日 第12-16页 露国怪傑ポビエドノスツエフ （二）第百八十一号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廿日 第16-22页 露国怪傑ポビエドノスツエフ （三）第百八十二号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五日 第13-18页 露国怪傑ポビエドノスツエフ （四）第百八十三号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廿日 第18-23页 露国怪傑ポビエドノスツエフ （五）第百八十四号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五日 第13-18页

5.ウェレシュチヤギンの惨死を傷む 第二百十号 明治三十七年五月五日 第15-17页

6.アムステルダム社会党大会の露国社会主義者

第二百廿一号 明治三十七年十月廿日 第17-20 页

7.不真撃の流風 第四百十八号 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五日 第15-16页

8.我国将来の外交家 第四百二十二号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五日 第12-15页

9.坂垣伯の今昔 第四百四十一号 明治三十九年八月廿日 第19-21页

以上各文，除了1-3署名“烟山云城”外，其余皆署名“烟山专太郎”。根据文章内容和行文风格判断，认为“烟山云城”应该是烟山专太郎的另一个署名。那么由以上可知，在《日本人》杂志上署名“烟山”的文章有9篇，以连载次数计，共出现过14次。如果加上已知的“蚊学士”名下刚巧也是同样的9篇14次，那么烟山专太郎一共《日本人》杂志上发表过18篇文章，“出现”过28次。第一次是《苏我马子》，署名“烟山云城”，时间是1898年5月5日，最后一次是《坂垣伯之今昔》，署名“烟山专太郎”，时间是1906年8月20日，前后跨越八年多，从21岁到29岁，在年龄段上与周树人留学日本期间相仿。

烟山专太郎退休后，1952年2月，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史学会曾为他出“烟山教授古稀颂寿记念号”，其中有《烟山先生著作目录》长达15页，记载自1898年至1948年50年间包括《近世无政府主义》在内的“著书”30种，“论文及其他”381篇。烟山去世后，弟子小林正之（Kobayashi Masayuki，1907-2004）在回忆文章之后附《烟山专太郎先生（一八七七——一九五四）主要著作表》，又增补专著目录4种。不过，以上两种目录，都不包括上记本文在《日本人》杂志上查到的18篇，也不包括笔者另外在《太阳》杂志上查到的4篇文章和2种专著。总之，烟山专太郎从大学一年级起开始发表文章，50年间笔耕不止，是个著述甚丰的学者这一点确定无疑。

根据目前已经获得的资料，在此或许可以按照一般词条的规格来归纳一下这位学者、著述家了。

烟山专太郎（Kemuyama Sentaro，1877-1954），日本历史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史，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史。出生于岩手县柴波郡烟山村的一个小学教员家庭。南岩手高等小学校、岩手县寻常中学校毕业后，赴仙台第二高等学校就读，1898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1902年毕业后在有贺长雄的举荐下任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讲师，在政治经济学部和文学部史学科教历史，1911年升任教授，直到1951年退休为止，始终没离开过早稻田大学的讲坛。一生著述甚丰，其《近世无政府主义》（1902）《征韩论实相》（1907）《德意志膨胀史论》（1918）《西洋最近世史》（1922）《英国现代史》（1930）《现今犹太人问题》（长文1930）《世界大势史》（1944）等都是公认的“具有不朽价值”和“巨大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此外，还是日本俄罗斯史和犹太人史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和开拓者。精通英、德、法、俄四门外语，可阅读希腊、罗马、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朝鲜文，当然还有着自幼培养起来的深厚的汉学功底，这最后一点从其文章行文格调可很容易理会。博学睿智，淡泊名利，坚守学术独立，始终与当时帝国大学的学阀主义保持距离，终生拒绝博士学位。

1905年他29岁时在《盛岡中学校校友会杂志上》写下过这样的话：“我确信，即便隐身于村市，不上多数世人之口舌，其责更与显荣尊贵之人并无所异，其行动影响所及，亦有极大者。我以此为己之所居，不必卑躬屈膝”。可以说，“隐身于村市”，不求闻达，通过学术著作和大学讲坛担责并发挥巨大影响的行为和“不必卑躬屈膝”的处事态度贯穿了烟山专太郎的一生。前者可由其在媒体上的呈现形态获得佐证。例如，自1902年至1954年，“烟山专太郎”52年间共在《朝日新闻》上出现过56次，有54次都是作为著述者和言论者，而作为报道对象的只有两次。而在另一家大报《读卖新闻》上也是同样，自1902年至1954年共出现过28次，其中有26次都是作为著述者和言论者出现，关于本人的报道只有两次，一次是“死去”，另一次是“告别式”。而后者的拒绝“卑躬屈膝”的品性在国家主义政治高压异常严峻的状态下尤其能够体现出来。有弟子回忆课堂上的情形：“一直凝视窗外一点的先生开口了：‘这里是警察也进不来的地方，不论说什么话都无所谓，诸君大可不必担心，尽可自由地学。’当满洲事变（李冬木按：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包括先前有着社会主义架势的人们在内，天下的学者和先生们都开始屈服于全体主义之际，先生却把《共产党宣言》作为政治科的演习教材”。还有弟子回忆，在战时状态下，警察们开始在校园附近“逮学生”的时候，“烟山先生……有一天在课堂上换了一种声调道：‘诸君在大学校园内，不论说什么，都不会获咎于任何人，大学是自由之地’。”1943年10月15日早稻田大学为“学徒出阵”举行“壮行会”，“宫城遥拜和国歌齐唱开始了，田中积穗总长训辞”：“勇士出阵，固不当期生还，即奉身命，乃成护国之神”。但在此之前的文学部史学科的“壮行会”上，烟山却在致辞中对“出阵”的弟子们说：“虽说是出阵，诸君，千万不要去死，一定要活着回来，重新在这里学习。趁着还年轻，不要急着去死。不要为大义名分去死。……日本军队是个野蛮的地方，倘若诸君入了军队，能多少消解其野蛮，那么诸君的义务也就尽到了。千万不要去死，请一定要活着回来！”其不为大潮所漂泛的独立人格，铮铮傲骨亦由此可窥一斑。

这种独立的品行也明显地呈现于烟山专太郎的学术当中。这倒不仅仅是由以上所见的他对官学所保持距离，更重要的是他在一个官学主导的国家主义时代，创造出了独立于官学之外的学术价值。其学术独立性价值之巨大，甚至也远远超出了他本人的想像。即使把范围仅仅限定在《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这种价值性仍体现得极其明显。

Ⅴ．《近世无政府主义》的写作动机及其影响

就社会政治思想取向来说，烟山专太郎并不拥护虚无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他尤其反对在现实社会中制造暗杀或爆炸等恐怖事件的“实行的无政府党”，甚至他编纂《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的目的，也是为防止不在日本发生“实行的”恐怖主义。因为在他看来，令人感到恐怖的“无政府主义”，并非只是发生在欧美各国的隔岸之火，应对其加以了解，引起足够的重视，以防患于未然。这层意思，不论在专著的《序言》还是在论文的前言里都写得很清楚。例如：

一、近时每闻无政府党之暴行实为极其惨烈，便有人为之感到心惊胆战。然而世人多知谓其名，而不知其实。本编乃期聊以应对此之缺乏者也。

一、所谓实行的无政府党者，其凶乱狞猛为天人所共疾视，然而其无智蒙昧又颇值得怜悯。……（中略）……本编由纯历史研究出发，尝试探明这些妄者、狂热者作为一种呈现于现实社会的事实是怎样一种情形，其渊源和发达过程如何。（《序言》）

无政府党之暴行，近日颇频频，故其名传播于世上已久。然而彼等究竟为何者？对其性质真髓等知之者甚少，仅止于见彼等手段野蛮猛恶，感到恐怖而已。余对其虽素无精究，然日顷翻读二三书册，亦并非聊无所观察，兹欲摘记其概要，以采其介绍之劳。即便此问题独欧美列国所特有，而我东洋与之全然无关，但对其加以研究，岂非方今以广博眼光关注世界大局者所一刻不容疏忽也乎？（《论无政府主义（一）》）

如果说对无政府主义不应止于恐怖和憎恨，而更应加以了解是烟山专太郎的学术动机的话，那么“由纯历史研究出发”的立场则可以说贯穿了《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的始终，并在《论无政府主义》一文当中阐述得更加明确。恰恰是这种学术态度使他与官学和政府保持了距离，从而确保了自身的学术独立。他之所谓对无政府主义“素非弄笔做批评，若夫至于对应之策，处置之术，自存读者方寸之中者焉”，便是就此而言。他本人拒当策士，更不以自己的学术为策术。如果要从其中寻找对于政府的建言的话，那么，可以《论无政府主义》结束部分的一段话为代表：

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推论归纳出一种确切的说法，曰，作为政府的态度，断应当抑制禁压实行的教唆煽动，发现其暴行之处更不在话下。然而，决不可将学说与实行同等看待。即使实行的无政府党因各国国际间的合作而得以在表面上制服，但思想界的事，学问的哲理研究却如何制服得了。学理若是谬见，就要交给学者去研究，让他们得以自由讨论，胜败由其恰当与否决定。如果徒因名号之新奇而失心，欲以政府的威力、法律的力量、法院的力量去压制，则不可不谓拙之甚拙，愚之甚愚。

这种坚持纯学术立场，学术的事情应该交给学术处理的态度，其结果是使他提供了一部同时代无可与之比肩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专著。后世学者回头看发现，《近世无政府主义》是“以日语出版的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研究的唯一像样的劳作”；这本书和此前出版的相关书籍相比，“在无政府主义信息方面，不论是质还是量都远远优于此前”。因此，其产生巨大影响也便在情理之中。综合狭间直树（以下简称【狭间】）、葛懋春、蒋俊、李興之（以下简称【葛蒋李】或【蒋李】）、嵯峨隆、曹世铉等先行研究可知，在中国，“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2年）几乎马上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翻译”，“烟山专太郎的论旨，以各种形态反映在”中国人的文章和著作当中。试按发表顺序将其排列如下：

1.独头《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浙江潮》第四号（1903年4月20日）、第五号（1903年5月20日）【嵯峨，第49页】

2.《俄罗斯虚无党三杰传》，《大陆》第七号（1903年6月5日），【蒋李，第25页】【嵯峨，第49页】

3.《弑俄帝亚历山大者传》，《大陆》第九号，【蒋李，第25页】

4.杀青译《俄罗斯的革命党》，《童子世界》第三十三号（1903年6月16日）【蒋李，第25页】【嵯峨，第49页】【曹，第294页】

5.杀青译《俄国压制之反动力》，【曹，第294页】

6. 《俄罗斯虚无党付印》（广告），《汉声》第六号（1903年7月）【狭间，第114页】【蒋李，第25页】

7. 辕孙《露西亚虚无党》，《江苏》第四、五期（1903年7月24日、8月23日）【狭间，第115页】

8. 任客《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浙江潮》第七期（1903年10月11日）【狭间，第115页】【蒋李，第25页】【嵯峨，第49页】【曹，第294页】

9.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新民从报》第40、41合刊（1903年11月2日）【狭间，第118、216页】【嵯峨，第52、65页】

10. 张继等译《俄皇亚历山大第二之死状》，《国民日日报》（1903年）【嵯峨，第49页】【曹，第295页】

11. 张继译《无政府主义》（1903年）【狭间，第115页】【嵯峨，第49页】

12. 杨笃生《新湖南》（1903年）【嵯峨，第49页】

13. 冷血（陈冷）译《虚无党》，上海开明书店，1904年3月【狭间，第115页】

14. 金一（金天翮）译《自由血》，东大陆图书译印局、竞进书局，1904年3月【狭间，第114页】【葛蒋李（下），第1069页；蒋李，第25页】【嵯峨，第49、65页】【曹，第295页】

15. 《俄国虚无党源流考》、《神圣虚无党》、《俄虚无党之斩妖状》，《警钟日报》第28、35、38、39、40、46、47、49、50、52、53、54、64、65期，1904年3月至4月【蒋李，第25页】【曹，第295页】

16. 渊实（廖仲恺）《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报》第九号（1906年11月15日）【嵯峨，第56页】

17. 渊实（廖仲恺）《虚无党小史》，《民报》第十一号（1907年1月25日）、第十七号（1907年10月25日）【狭间，第115页】【嵯峨，第58页】【曹，第31、38页】

18. 爆弹《俄国虚无党之诸机关》，《汉帜》第一号（1907年3月）【狭间，第115页】

上列以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为材源的文章和著作，仅仅是到目前为止被判明的部分，“烟山”的影响范围恐怕要比已知的更广。本论所首次查清的其在《日本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均不处在已经被探讨过的范围之内，所以也不排除其中有些会被译成中文。总而言之，“烟山专太郎”是当时中国寻求变革的知识分子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知识来源这一点毫无疑问。正如狭间直树所指出的那样，“烟山的著作，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一直吸引着部分革命家的注意”。例如廖仲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廖仲恺在《民报》上发表的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主要是向读者提供思考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素材，他自身的政治见解几乎没有具体的展现出来”。当然，政治见解没有具体地展现出来并不等于包括廖在内知识分子没有政治见解，而恰恰是他们按照自己的“见解”最大限度地活用了烟山所提供的知识和素材，那就是他们把烟山专太郎为不希望无政府党的暴力恐怖行为发生而写的书，“明确用于推进革命运动的目的”，而那些所谓“意译”本的出现，正是因为革命派要将《近世无政府主义》“积极地动员到”自己的运动当中的缘故。这种与作者的预期完全相反的阅读结果，虽为烟山专太郎所始料未及，却也是独立的学术所应获得的效果。

说到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还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幸德秋水（Kotoku Shusui，1871- 1911），另一个是久津见蕨村（Kutsumi Kesson，1860-1925）。前者是日本明治时代出身于记者的著名思想家、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1911年因所谓“大逆事件”连坐，与其他11人一同被处以死刑；后者是著名记者和自由主义评论家。这两个人也是清末中国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都给予中国知识界以重大影响，在能找到“烟山”之处，也同时可以找到这两个人，甚至有更多的可以找到之处。不过，本论在此想要提示的是，就位置关系而言，他们虽年长于烟山，却也都是烟山的影响对象。正如嵯峨隆所指出的那样，当幸德秋水在1905年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时，他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详细内容还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从他在文章中把“虚无党”等同于恐怖分子便可以获知。而有回忆说，幸德秋水是读了烟山的书并且受到影响的。久津见蕨村的《无政府主义》一书，由平民书房出版于明治三十九（1906）年十一月，较之烟山的书晚4年，就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叙述来看，不论在表述方式和内容上还是在章节的划分上，都明显地留下了承袭烟山的痕迹，例如，“实行的无政府主义和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这种划分，“第二章 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第三章 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这种内容上的章节划分和排列，都无不源自烟山专太郎的“为方便起见，我们可将其分为实行的和理论的两种类型……”之体例。考虑到幸德秋水和久津见蕨村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影响力和存在感，那么对烟山专太郎的影响力恐怕也就要有更高的评价了。

Ⅵ．“蚊学士”思想史的叙述模式与周树人的“文化偏至论”

话题要回到周树人。由前述可知，他是“蚊学士”《论无政府主义》一文的读者，却未必知道“蚊学士”即当时大名鼎鼎的“烟山专太郎”。在后来的鲁迅书帐和藏书目录里也找不到“烟山”书籍和相关记载，正像也找不到“蚊学士”一样。尽管如此，把“烟山专太郎”从周树人的阅读范围里排除也是不合适的。事实上，能以“蚊学士”发表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为自己的材源，这本身就说明周树人的敏感和阅读范围的广泛，更不要说在当时已经深深渗透到《新民丛报》《浙江潮》《汉声》《江苏》《民报》等杂志上的“烟山”了。这就涉及到周树人与烟山专太郎乃至清末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但这已经超出本论的范围，需要另外撰文探讨。在此只将“蚊学士”思想史的叙述模式与周树人的“文化偏至论”作为两者关系当中的一个问题提出。

通读蚊学士《论无政府主义》后，笔者发现，除了施蒂纳材源和对“实行的”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外，周树人与蚊学士最大的“近似”之处，也就是他对后者的汲取之处，在于“文化偏至”的文明史观与蚊学士的思想史叙述一脉相承。

正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文化偏至论》当中最著名的文明史观是“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这句话是对“按之史实，乃如罗马统一欧洲以来，始生大洲通有之历史……”这一大段欧洲近代文明史的概括。这段历史，是以“文化偏至”的观点来描述的，从罗马“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开始，一直讲到“十九世纪末叶文明”和“十九世纪末叶思潮”：“然则十九世纪末思想之为变也，其原安在，其实若何，其力之及于将来也又奚若？曰言其本质，即以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者耳。”这种“物反于极”的观点和叙述方式，与蚊学士对“无政府主义之本质及起源”的观点和叙述方式完全一致。后者在介绍了欧洲近代史上“三大脱缚运动”（这部分也与周树人的叙述相重合）之后，明确指出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十九世纪物质文明的反动”。当然，这里也不排除周树人参照其他文献构筑自己思路的可能性，还需要做进一步调查，不过，就与蚊学士的在思路上的近似而言，却可以说并非偶然吧。

Ⅶ．明治三十年代话语中的“施蒂纳”及其周树人的采择

接下来，还要探讨一下“施蒂纳”在日本明治时代话语当中的存在形态问题。这对了解留学时期的周树人与施蒂纳的关联机制至关重要，是解决周树人是在怎样的维度上理解、择取并容受施蒂纳这一问题的前提。

“施蒂纳”的名字在日本明治时期的书刊上出现，究竟起于何时？这是个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的问题。就笔者的阅读所及，本论所着重探讨的“蚊学士”（即烟山专太郎）分五期连载于《日本人》上的《论无政府主义》一文，就详细介绍“施蒂纳”而言，应该是最早的一篇。该篇出现“施蒂纳”的名字在1902年2月20日发行的 “第百五拾七号”上，如前所述，这是第三回连载，其中就包含着构成《文化偏至论》里“斯契纳尔”的材源部分。如果单纯讲列名，那么“麦克斯·斯蒂纳”在当时著名文艺评论家长谷川天溪（Hasegawa Tenkei，1876-1940）的文章里出现，时间要更早。明治三十二（1899）年8月和11月连载于《早稻田学报》上的《尼采的哲学》一文，作为尼采的思想“继承”者列出了“施蒂纳”：“继承尼采思想而在近时兴盛起来的极端自我论者有德国的麦克斯·斯蒂纳、鲁道尔夫、斯塔伊纳、埃里克桑德鲁·契尔莱，他们都介绍尼采，反对世俗。”很显然，长谷川天溪连施蒂纳和尼采的顺序都没弄清楚，更不要说对于“施蒂纳”的正确理解了，甚至对文中介绍的主人公“尼采”的认识也相当肤浅，把尼采超人哲学简单归结为以“盗掠、征服、破坏和贪欲等一切坏事”为能事的“兽类”的本能，而且也正像后来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长谷川天溪介绍尼采的这篇文章，也限制了他此后关于尼采的认识，他始终没有超出当初这篇论文的水平。

如果说长谷川天溪对尼采介绍上的偏误有其资料方面的先天性不足——他不是直接取自德文，而是转借英文——那么，也就可以说“尼采”乃至“施蒂纳”的正式传播，还得仰仗以东京大学“哲学科”和“独逸文学科”为中心的，直接凭借德文文献（尽管也不一定都是原著）进行研究和译介的学者、毕业生乃至在校生。关于在日本明治时代的“尼采”与德语，与日本哲学界，与东京大学，与拉斐尔·科贝尔（Raphael von Köber，1848-1923），与井上哲次郎（Inoue Tetsujiro，1856―1944），与高山樗牛（Takayama Chogyū，1871-1902）、登张竹风（Tobari Chikufu，1873-1955）、姊崎嘲风（Anesaki Chofu，1873-1949）、斋藤野人（Saito Nonohito，1878-1909，亦称“野之人”）、桑木严翼（Kuwaki Genyoku，1874-1946）等人的关系，笔者在上一篇论文里有详细介绍，兹不做展开而只把话题集中在“施蒂纳”。

可以说，就传播路径和过程而言，“施蒂纳”和“尼采”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不像“尼采”那般彰显而属于前者周边的一个存在。例如，上述“东京帝大关系者”都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尼采”言说者，但只在井上哲次郎、桑木严翼和斋藤信策的行文中有“施蒂纳”闪现，且语焉不详。时任东大教授的井上哲次郎只贴了个标签，把施蒂纳和尼采并称为“极端的利己主义”的代表（1901），毕业于东大哲学科的桑木严翼，在他1902年出版的“尼采”专著里，亦承袭老师的套路，只把“麦克斯·施蒂纳”作为“尼采”的“鼓吹极端个人主义的先辈”而一语带过。190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独逸文学专修的斋藤信策，1906年发表著名的易卜生评论，以百十字的篇幅对“麦克斯·施蒂纳”略有具体介绍，但也只是他所列举的抗拒十九世纪“黑暗文明”的“个人主义之天才”行列中的一员，是用来衬托易卜生的要素之一。不过，尽管“施蒂纳”在当时只是“尼采”或“个人主义”的配角，但他作为一个讲授对象出现在东京帝大哲学科或独逸文学专业课堂上或德文阅读教材的范文里也是不难推测的。一个佐证是1901年毕业于东京帝大文科大学国文科的诗人、日本国文学者尾上柴舟（Onoe Saisyu，1876-1957），在其所作的日本近代首篇海涅评传——《海因里希·海涅评传》里，亦认为海涅“作为文章家，其文体与施蒂纳相似”。由此可知，“施蒂纳”当时甚至也是“国文科”学生的阅读对象。通过以上所述，可获得两点认识，一点是东京帝大是当时“施蒂纳”言说的主要策源地；另外一点是，不论价值判断如何，也不论偏重于哪一方，“施蒂纳+尼采”可谓一种常态性（常识性）的话语结构，而正是在这样一种结构中，“施蒂纳”被作为一种思想材料来阅读，反之，“尼采”亦然。

正像前面所介绍的那样，烟山专太郎1902年毕业于东京帝大哲学科，他对“施蒂纳”的叙述，也同样呈现着知识上的“施蒂纳+尼采”的形态特征，例如他在介绍了“施蒂纳”之后，如次引出“尼采”：“在排斥道德，确立纯粹的利己主义，主张我性之点上与麦克斯·施蒂纳相同，在晚近思想界放出一种特异光彩的是尼采哲学”，并且认为在施蒂纳止步之处，尼采将前者的结论大大推进了一步。但即便在如此相同的“施蒂纳+尼采”的形态之内，烟山与其周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不再把“施蒂纳”作为“尼采”的配角，而是以同等甚至是更大的篇幅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对象来介绍和阐释。也正因为如此，烟山专太郎之于“施蒂纳”的特点便显现出来。首先，可以说烟山比他周围的任何人都更多也更仔细地研读了“施蒂纳”。其次，烟山专太郎准确地把握到了施蒂纳思想，并首次对施蒂纳做出了翔实的介绍和评析；直到大正九（1920）年施蒂纳原著的第一个日译本出版为止，可以说在关于“施蒂纳”言说的水平方面，无人可及。第三，烟山在其老师井上哲次郎所划定的偏重于伦理主义解释的藩篱当中朝外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把“施蒂纳”从社会伦理层面上的“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解放为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者，从而做出了迥异于其导师和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价值判断。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烟山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史”的脉络当中确定了“施蒂纳”所处的位置，从而确立起叙述“施蒂纳”的另外一种框架。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中的施蒂纳”始于烟山，其在此后的明治思想史当中成为一种范式，几乎原封不动地再现于后来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说当中。幸德秋水、久津见蕨村前面已经提到了，这里还可以再介绍一位日本近代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者兼作家的人物，石川三四郎（Ishikawa Sanshiro，1876-1956），笔名旭山。日本埼玉县人，明治三十四（1901）年毕业于东京法学院，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明治三十五（1902）年——即周树人留学日本那一年——二十六岁时，经堺利彦（Sakai,Toshihiko,1871-1933年）等人推荐，成为《万朝报》记者，翌年因反战而退出朝报社，同年11月加入平民社，开始译介社会主义并参与多种杂志的创办、编辑与发行。明治四十（1907）年4月被捕入狱，翌年5月获释，在狱中完成《虚无之灵光》一书，但就在该书发行之前正在装订时，于1908年9月被当局收缴——据说是因为题目里出现的“虚无”这个名称犯了当局的忌讳。而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石川三四郎的《虚无之灵光》一书中也同样可以找到烟山专太郎关于“施蒂纳”的那些句子：“然而，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的托尔斯泰和前面提到的个人无政府主义的施蒂纳，都排斥把理想的满足寄望于将来而主张求诸于自己的脚下，这一点非常有趣。‘未来’是永远不会到来的。个人的平安总是在个人的脚下。”

在烟山介绍“近世无政府主义”十年后，1910-11年，发生所谓“大逆事件”，幸德秋水等人因谋害天皇的“大逆罪”而被处以极刑。“无政府主义”再度引人关注并成为暗中话题。就连明治文豪森鸥外（Mori Ogai，1862-1922）也对此作出反应，发表短篇小说《食堂》，通过三个人物在食堂用餐时的对话来讨论无政府主义。森鸥外是精通德文和德意志人文思想的大家，读取“施蒂纳”当有自己的路径——例如借助小说中人物之口提到的“Reclam版”（即周作人所说的“瑞克阑姆版”文库）原著，并且也有不同于一般社会常识的判断，认为“施蒂纳是个在哲学史上有着很大影响的人，把他跟那些号称无政府主义的人划在一处，实在让他显得有点可怜”。由此可见当时环绕着森鸥外的社会舆论是如何强有力地把“无政府主义”与“施蒂纳”捏合在一起，以至他不得不让他的人物出来加以辨析。但从最终结果来看，森鸥外也并没能把“施蒂纳”从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话语中剥离出来。

此后不久，大杉荣（Osigi Sakae，1885-1923）于1912年发表《唯一者——麦克斯·施蒂纳论》一文，以《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为中心详细介绍了“施蒂纳的个人主义”。可以说文中所浮现的“施蒂纳”完全不是一个一般社会言说层面的“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连大杉荣在其他文章里几乎必谈的“无政府”这三个字都没出现——而是一个处在高度思想层面的“个人主义”哲学的创说者和阐释者。“近代思想之根本在于个人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大杉荣展开了他的“施蒂纳论”。在他看来，此后的“尼采”并非“施蒂纳”的“剽窃者”， “但施蒂纳的思想却间接地影响到了尼采”云云。然而，令大杉荣想像不到的是，他的这篇并非“无政府主义”的“施蒂纳论”，反倒将“施蒂纳”牢牢固定在了“无政府主义”框架内。这当然主要是大杉荣本人是日本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使然，但“无政府主义”谱系中的“施蒂纳”却开始于烟山专太郎。也可以说，从烟山专太郎到大杉荣，不论他们通过“施蒂纳”多么正确地阐释了“个人主义”思想，其结果都为“施蒂纳”着上了浓重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无政府主义”在当时是“施蒂纳”最为有力的话语载体。

关于日本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评论家松田道雄（Matsuda Michio，1908-1998）在战后曾经指出：“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迄今为止一直被排除在它在思想史上应有的坐席之外。虽说这是权力方面对待否定权力的思想采取防卫手段所导致的结果，但也可以说，这种防御是过剩防御。从明治到大正，当时的统治权力超越了自己的法的框架，对无政府主义的头面人物实施了物理性的抹杀”。这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恐怕非上述“大逆事件”以及1923年 “甘粕事件”莫属。幸德秋水等人因前者而被处刑，大杉荣等人因后者而被杀害。也就是说，从思想史来看，无政府主义在日本明治三十年代以后和整个大正时期即二十世纪的最初25年，始终作为思想“异端”而处在被严酷镇压的状态。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另一面又恰恰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具有令当权者恐惧的话语张力。而所谓“施蒂纳”，首先是借助这种话语的张力而出现在留学生周树人面前。如前所述，《文化偏至论》里的“施蒂纳”便取材于烟山专太郎的《论无政府主义》。

通过上述梳理，周树人所面对的“施蒂纳”的知识维度便大抵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其正式传播始于东京帝大，主要以哲学科和独逸文学专业为策源地，并且在“施蒂纳+尼采”的话语结构中被叙述；又由于叙述者多主言“尼采”，故从“尼采”和接受“尼采”的角度看，其经常属于“尼采”的周边事项，而为“尼采”的周边之周边。这个结构也同样呈现于周树人的文本里，他提到最多的是“尼佉”（即尼采），如《摩罗诗力说》2处，《文化偏至论》4处，《破恶声论》1处，“斯契纳尔”（即施蒂纳）只在《文化偏至论》里出现过一次，是“个人主义之至桀者”“尼佉”这一行列中打头阵的一个，即作为“先觉善斗之士”而率先出现。另外一点是“无政府主义”的维度。如前所述，“无政府主义”言说无疑是将“施蒂纳”带给周树人的一种充满张力的载体。

那么，在这样一种知识维度的前提下，该如何评价周树人的工作？他主体性又体现在哪里？很显然，《文化偏至论》中的“施蒂纳”，是将“近世无政府主义”流变叙述框架中的一个“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编织到另外一个重构出来的“个人主义”叙述框架当中的产物，虽然在后者的框架内仍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材源的内容，却使“施蒂纳”完成了角色转换，即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转变为十九世纪个人主义精神谱系的引领者和叙述者。周树人在“个人主义”的精神愿景中发现了不大为人所注意甚至通常遭受排斥的“施蒂纳”，并且为后者重新选定了位置。他并没像前述渊实（廖仲恺）等人那样，着眼于把诸如烟山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源“积极地动员到”自己正在实行的革命运动，而是从中择取出有助于“精神”重建的要素并力图使其内在化。众所周知，周树人的“革命”更着眼于“精神”，即“人”的革命，他的所谓“立人”即在于人的主体精神的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正确理解了施蒂纳的“我性”及其同列者的“个人主义”精神，并对之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他认同包括“施蒂纳”在内的一连串“个人主义之至桀者”。然而，就周树人的成长过程而言，这一阶段的所谓“立人”，与其说是对外，是对他者的诉求，倒莫如说首先是在社会大潮中完成自身的确立。“施蒂纳”也跟“尼采”等人一样，是在他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所拿来并汲取的一份营养。消化这份营养的过程，也就是把他自己所理解的“人”之精神内在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更多的是关乎周树人自身的思考，因此那些论文与周围的各种“革命”和“救国”方略相比因显得迂阔而听不到共鸣之声。虽然在今天看是它们都非常重要。

周树人做上述几篇“立人”的文章之时，恰恰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国家主义”最为激情勃发的时期，此前曾一度出现过的非国家主义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反战论”等不仅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彻底压制，也被社会大潮所淹没。就“个人主义”而言，周树人发掘出来的恰恰是早已被“主旋律”所淹没了的日俄战争之前的思想资源，并且以“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的话语方式，做出了“个人主义”并非“利己主义”的辩解。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有详述，兹不赘言。“施蒂纳”也同“尼采”一样，是他在“利己主义”的污水当中打捞出来的“先觉善斗之士”，而素材却取自1902年的话语资源。这种取材上的不合时宜的非时代性，是周树人文章的明显特征，也使他同时“孤立”于当时的日语和汉语言论界之外。就主题意向和表述方式而言，日本同一时期与周树人文章最具有“同时代性”的，可以说只有留德归来，在早稻田大学教哲学的金子筑水（Kaneko Chikusui，1870-1937）《个人主义之盛衰》一篇，但时间上略晚于周树人，发表在1908年9月的《太阳》杂志上。而在同时期东京的汉语圈言论界，则几乎找不到与周树人处在同一层面上的正面阐释“个人”、“精神”以及“诗”的文章，更不要说这一语境下的“施蒂纳”了。或曰，当时的汉语圈对日本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有积极的介绍和热烈的反应吗？而周树人的“施蒂纳”与他的周围不是拥有同样一个烟山专太郎材源吗？的确，这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如果直接下一个结论的话，那么便是烟山颇得要领地正面介绍了 “施蒂纳”，而周树人也只是从“我性”的角度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中截取了这一素材，除此之外，他对无政府主义本身并没表现出格外的兴趣。正像周树人并没参与出现在《浙江潮》《汉声》《江苏》《民报》《新民丛报》等杂志乃至著书中的无政府主义议论一样，在汉语言论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议论里也没出现周树人语境下的那个“施蒂纳”。也就是说，虽然同样读烟山专太郎的文章或者书，但偏好和择取却大不相同。“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正如《藤野先生》中所写，同是清国留学生的周树人，对“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是颇有“违和感”的，当然从另一边来看，他也是个另类，常常孤立于“群”之外。

最后还有几句附言。周树人之所以能从“个人主义”和“我性”视角截取“施蒂纳”，除了烟山素材本身所具有的强烈暗示性外，还有一个人不能不再次提到，那就是斋藤信策。前面提到的作于1906年的长文《易卜生是怎样一个人》在主题和叙述方式上对周树人显然有着示范作用。而只有彻底厘清两者的关系，才能把周树人对“个人主义”选择上的主体性和建构上的独特性讲清楚。当然，这已非本篇所能完成，而是下一篇的课题了。关于“鲁迅与斋藤信策”，虽早已有伊藤虎丸、中岛长文等学者出色的先行研究，但本论所指出的这一点，在此前的研究中却并未有所言及。

[注释]

①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为“斯蒂纳”，参见第60页注释〔29〕、〔30〕。2005年版，第61页，注释〔29〕为“斯蒂纳”，〔30〕为“施蒂纳”。本论表述采取目前通常所使用的“施蒂纳”。

②这是提交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尼采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张钊贻教授〔Assoc Prof.Cheung Chiu-Yee〕召集并主持，2012年11月22-23日，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理学院。“Nietzsche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The conference is supported by the Centre for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CLASS） a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It at NTU in 22-23 November 2012）的专题论文，但从内容上来说，只进行到途中，故在文后注明“未完待续”。收入张钊贻主编《尼采与华文文学论文集》，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3年11月，第87-126页。山东社会科学院《东岳论丛》2014年第3期全文转载。

③张钊贻主编：《尼采与华文文学论文集》，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3年11月，第88页。《东岳论丛》2014年第3期。

④汪卫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⑤李冬木按：原题应为《無政府主義を論ず》。

⑩译文摘自前出汪卫东著，第361-362页。

[责任编辑：曹振华]

李冬木，日本·佛教大学教授。

I2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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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353（2015）06-005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