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史记》创作手记

◎谷雨 Gu Yu

《编年体史记》创作手记

◎谷雨 Gu Yu

所谓距离产生美，陌生的东西更能带来新鲜的元素。

大约四五年前，出于对历史的喜爱，同时写作也面临雷同的风险，我突然有意识地将目光投放到更久远的从前，试图创作一部更具独特性的作品，重新构建一个新的诗歌写作体系，从而产生了要写一本新诗集的想法，名字就叫《编年体史记》。

一

早在2002年，诗人木朵在一封来信中谈到写作的困惑与焦虑：

天才是强者，他的时代是弱者。他的力量使得步其后尘者——而不是使他自己——精疲力竭。他淹没了他们。每个国家，每一个根本性时代都存在这样的强者，在英国是弥尔顿，在德国是歌德，在美国是爱默生，都是“相信自己完全不可能患上创造性焦虑”的人。然而在中国，是什么使我们精疲力竭？是五千年古代文化，还是无边无际的世界文化，抑或建国以来一个声音的文化？

老实说，我在2010年时选择构思和创作《编年体史记》，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自己正面临写作的困惑和焦虑。

诗人欧阳江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写作想有多自由就能有多自由，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写作肯定存在着限制。问题是，对于这限制是什么，在哪里，我们往往茫无所知。

在此之前，我时刻都在求新求变，寄希望于通过语言、意象、结构、技巧等的变革，推陈出新，只为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在谈论米沃什，卡瓦菲斯和博尔赫斯们，其实也是在穷究自身，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发音。然则，每到一个阶段末尾，我都面临重复的焦虑，担心“把自己毁掉的危险总是近在眼前”。因而，创造一种新的诗歌语言，一种新的写作体系，于我似乎更迫在眉睫。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我对好诗的标准有了新的定义，我认为一首好诗必须兼备三个核心要素：对事物的命名，和体系的重构；诗歌中蕴藏的情绪，即情感唤起力；作品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

诗歌就是对万物的命名和重构，所谓的主义和流派之争，到头来不过是对命名之争，体系的重构之争，试图通过主义和流派，在庞大的诗歌语系中确立自己的坐标点，尽管如此，其对命名和重构的价值仍然存在；

情感唤起力不难理解，一切伟大的作品，其核心都必然具备情感的唤起力，在独特的体验中蕴含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和共鸣，很难想象，没有情感的东西如何获得人们的认同？

就像《诗经》，起源于先秦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风格，集结了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成为一代雅集。

关于诗歌的独特性，我的理解是，要么开创一种新的语言体系，要么形成一种全新的风格，或具备复杂的结构、技巧等，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影响后来者的作品。就像卡夫卡的荒诞，艾略特的玄学，佩索阿的“我之非我”……

而诗歌的不可复制性，试举几例：欧阳江河的《手枪》、伊沙的《结结巴巴》、阿斐的《众口铄金》、唐不遇的《第一祈祷词》（还有目前正被网络炒得火热的诗人余秀华的作品）。

类似这样的诗歌作品必然是不可复制的，是浑然天成的，是在语言或风格或结构上独一无二的。

二

五年前，我鬼迷心窍地开始读《史记》，读《资治通鉴》，读着读着，顿觉豁然开朗。我在想，诗歌可否写史？回顾我所接触到的诗歌作品，惟一能让我想起来的是大师级的诗人卡瓦菲斯。

在黄灿然先生翻译的《卡瓦菲斯诗集》中，卡瓦菲斯写史的诗歌占了整本诗集的三分之一以上，且有着非常独特的语言体系，带给人们全新的阅读感受。

诗人余西说，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诗可以分为两类：当代的和历史的。前者表现诗人的生活，尽管他在诗中所留给自己的位置让人觉得类似于虚构，尽管这种生活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段旖靡而遥远的历史。而在后者，卡瓦菲斯像是一位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时空中的漫游者，在历史的缝隙间虚构出自足的家园。

到了去年还是前年，我在《读诗》中发现，诗人柏桦也在写史，名字居然就叫《史记》，写了诸多晚清和民国轶事，很有意思，各种材料信手拈来，就像一个拼图游戏，以诗歌的方式完成一个个新拼图，惟一让人美中不足的是，诗人过于依赖其材料，有掉书袋和堆砌材料之嫌。

但是不管怎样，事实证明，以诗歌写史是可行的，但不只是材料，单纯还原历史本真，而是像历史学家杜兰特那样，以一己之力，历时50年，以一种新的体系和架构，创作出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

历史本身足够曲折迷人，足够波澜壮阔。

当然，更迷人的内容或许藏身于历史的阴影和隐蔽之处。对于未知和陌生，我们似乎有更多的想象和推演空间，也容纳了更多可能性。

无论大到国家的政治权力、战争、谋略，还是小到一个黎民百姓的私人生活，我们总能在历史中发现其惊人的相似和不同。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所理解的古人，他们是否和真如史官所记录的那样？或许，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面貌？作家潘军在中篇小说《重瞳》中写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项羽，是参照历史，对项羽人性的挖掘分析后的重新阐释和解读。

也许，这只是一次误读。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谁能保证自己看到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本真？

……

三

从动念头到落笔，我拖了整整两年时间。我一直在想，作为一个想要超越自我的大工程，《编年体史记》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曾构思过两个版本的解决方案，一个版本是诗集，一个版本是故事体。

故事体不难理解，就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但这个故事不能是单纯的翻译和剪裁，而是在纵览全局的基础上，搭建全新的体系，其中有自己语言和逻辑阐述的故事，有推演和分析，有对未解之谜的可能性带来的疑问……

难的是诗歌体。

我如何用诗歌的方式重新演绎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012年4月，我很突兀地写下《编年体史记》的第一首诗，很惭愧，没有按照顺序来写——就像翻一本新书，没看开头，直接跳跃到书中随意的某一章节，开始没有秩序的阅读——而是直接截取陈胜吴广起义的这一章节，并命名曰《苟富贵，勿相忘》，姑且摘取如下：

苟富贵，勿相忘

——公元前208年，陈胜兵败被杀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

——《史记·陈涉世家》

落魄的人为王，终究不忘草莽的习性

骨子里摆脱不了小人得志的肤浅

和胆怯，就像屋檐下摔倒的孩子

嘴里塞满了泥土。

不问出身、贵贱，出身和贵贱可以更改

就如乌鸦和喜鹊的命运任意置换

占卜吉凶，问卜鬼神

所谓谋略，不过是塞进鱼肚里的朱砂和白绸布

是深夜里的篝火古庙，狐狸混迹于人间的叫喊——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著书的史官并不知道，那个落魄的王

是我[1]我：陈涉（陈胜）幼时的乡党，像一个掘墓人，以他的视角讲述陈胜的身前身后事，颠覆了史官的溢美之词（譬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是攫取了陈胜称王后阴暗、冷酷，和背信弃义的一面。幼时的乡党，与我曾有盟约：

——苟富贵，无相忘[2]苟富贵，无相忘：如果将来谁富贵了，千万不要忘了对方啊。。

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曾经的盟约都是狗屁，我被斩杀后

人世噤声。

我与此人再无新仇，惟有背负一生的

耻辱和旧恨。

这个短命的王，这个给了我耻辱的人

有鬼一样的名字，和弹药库的脑袋。

之所以先写这一首，或许和当时的尴尬处境有关。

简单交代一下苟富贵，勿相忘的时代背景，说的是带领农民起义，建立新楚政权的大王陈胜，在此之前曾是农奴，和一乡党做农奴时立下誓言：苟富贵，勿相忘（如果有一天，我们中间谁要是富贵了，千万不要忘了对方啊）。

抱着这个约定，这个乡党辗转找到陈胜，跟陈胜的部下说：我和你们大王以前一起做过农奴，当时曾立誓：苟富贵，勿相忘。我来投奔你们大王来了。

下属向陈胜反馈，此人会坏了大王的名声。

于是乎，陈胜一刀把此人给杀了，斩断曾经所谓的誓言。

而我也看到了大众眼中不一样的陈胜，我看到的不是那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也不是那个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陈胜，是阴暗、冷酷、背信弃义的陈胜，是兵败后被车夫所杀的陈胜。

此后，我相继写下《千古一帝》、《十面埋伏》、《鸟尽弓藏》等。

基本构架搭建完毕后，后续的创作似乎更加流畅。

我从三皇五帝开始写起，而后到夏商周（含春秋战国），写到战国四公子的春申君时暂时告一段落，也赶上更为繁琐的事务，更担心作品出现同质化。只是未曾料到，这一耽搁又是两年时间过去了。

当然，心境和以前又有所不同。我已经不再谈少年心性，不再谈爱憎分明。

四

写下第一首诗后，我开始从宏观的层面构思《编年体史记》的写作体例，就像互联网里的产品经理，通过思维导图，构建一个全新的产品体系。

——既然是编年体史记，毫无疑问，写作上肯定以时间为轴，由古至今；

——人是历史的核心，是惟一具备认知革命的动物，所以，我写的仍然是人，和事；

——历史事实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能改变的是逻辑的反向推演，是分析和阐述更多的可能性；

——体例上最核心的产品是诗歌，当然也有可能是散文、小说、戏剧、日记、书信，表达形式上也可能是表格、图片等各种可能出现的文字和符号。也就是说，必须是多元素的、有厚度的、有层次感的架构，像一座房屋，不只是有几根木头固定在那里，而是更像一个食物链，彼此互联互通；

——格式上有序言，有引言，有诗歌，有注释。序言是一根线，贯穿始终，成为一个庞大体系中的整体，而不是冷漠的孤岛；引言全部源自《史记》，是对诗歌中人和事主旨的引申和佐证；诗歌无须多言，自然是创作中的主体，是拆卸、分解、重组，是一个崭新的生命体，带着古人的言辞和时间应有的温度，是我在历史长河里的一次自由穿越；注释更好理解，是对古时的人和事的诠释。

……

如上所说，我写到齐桓公时用的是自序，写《史官》时用的是散文，写楚灵王逃亡荒野时用的是日记。

五

人到了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和诉求。这符合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有时，我甚至一厢情愿地理解为，我的停笔恰恰是在思考，如何规避作品的同质化？如何推倒旧有的风格、修辞和技巧，重建一个新的风格，截然不同味道的诗歌来？

如果创作没有了创新，停留在原地踏步，我想，这是对自身最大的辱没和戕害。

但，旧秩序的惯性总是会把我引入同一片泥淖，让我茫然。

因而，最初希望在半年一年内完成这部《编年体史记》似乎成为一纸空谈。

我一拖再拖，等待不同语言的诞生。

我还想把我分身为另一个我，一个和之前的我完全不同的我，帮我完成《编年体史记》未完成的章节，或是，分身出第三个我，他们分别扮演不同的性格、角色，运用不同的语言和技巧之梁，在宏大叙事的框架规则内，完成各自的使命。

可惜，这只是我的幻想。

如果可能，请允许我在风景深处小睡片刻，在历史最隐蔽的角落观察片刻，寄希望于上帝之手，搬走这浩瀚时间里苍茫的阴影和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