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民族传统之现代文本
——论神话传说在易卜生诗歌中的嵌入及其现代性启示

袁艺林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承民族传统之现代文本
——论神话传说在易卜生诗歌中的嵌入及其现代性启示

袁艺林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诗学观念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其戏剧创作中，同时在其诗歌创作中以优美的旋律浮现我们眼前。本文运用互文性理论分析北欧神话在易卜生诗歌中的嵌入，阐释作为诗人的易卜生对于北欧传统文化的诠释，以及其现代性的启示。易卜生不仅是挪威的，更是世界的，其对于民族身份的认同给予当今世界以丰富的启示。

北欧神话 易卜生诗歌 现代性 民族身份 互文性

与影响研究相比，互文性理论的应用往往能取得较好的阐释性效果。在理论上，它们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各自的目的。但在批评实践中，这两种理论可以相互支持和配合[1]。埃达、萨迦等北欧神话传说对于北欧文学创作，包括易卜生诗歌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成为诗歌呈现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从研究对象来看，《泰尔耶·维根》和《在高原》两首长诗受到较多关注。同时，国内对易卜生诗歌的研究主要以《易卜生文集》第8卷中收录的61首诗歌为研究对象，鲜有涉及其他百余首诗歌。已有研究成果中，虽然有提及北欧神话和民族传统在易卜生诗歌中的体现及其对于易卜生诗歌创作的影响，但并未论及其呈现方式。

一、北欧神话在易卜生诗歌中的再现

1.天堂的神祇英雄

北欧神话中的许多神灵及其殿堂，在易卜生的诗歌中都显现出自己的身影。例如《瓦尔哈尔宫的诗人》中，跟随已逝诗人的步履和目光，易卜生将亚萨神族的主要活动场所连接起来，并将几位主要的神灵置于其中，再现他们的日常生活。神祇的天堂在易卜生眼中神圣而神秘，只有执著追寻理想的灵魂才能够得到天堂的眷顾，而有资格进入天堂的除了诸神，就是英雄和勇士。诗人跟随记忆的线索，抒写祖先的英雄传统。从北方世界到王室厅堂，从坟墓到天堂，从北方的滨岸到维格利德平原（Vigrid，瓦尔哈尔宫中诸神和巨人之间最后的巨大战役的战场），《纪念祖先之歌》中“勇士的生命升上天堂”（114），为了神圣的原因迎战巨人[2]，北方的人民，未来的勇士，为了真理而战，共同守护北方的同盟。在易卜生看来，不仅是战场的争锋，文化的促进也是伟大的战斗，例如《致奥乐·威格之墓》中对于献身教育事业的奥乐·威格的肯定，《人民的悲恸》中对于促进国家文化生活的奥斯卡王的赞颂，易卜生将他们也等同于战场上的勇士，步入天堂，“他的行列不是勇将，/刀剑下的亡魂组织；/他的队伍高歌诉唱：/人民的感激圣诗！”（138）

2.暗夜的精灵鬼怪

易卜生诗歌中神圣而人性化的诸神、可怕的魔鬼、美丽的精灵、魅力的妖精，生活在天堂，潜藏在内心，围绕在周围，潜伏在身边。它们主宰命运，散布黑暗，充满欢笑，歌唱诱惑。在易卜生的诗歌中，神祇多出现在天堂，象征永恒，赠予英雄崇高的荣誉，而妖魔精灵多出现在夜晚和黑暗的地方，潜藏诱惑，用神秘的力量牵引诗人朝向灵魂渴望的方向。《死亡之舞》描绘被弃置的墓园中的逝者在夜晚奏乐起舞，小精灵为他们点亮照明，幽灵充当舞伴，仿佛他们才是夜晚的生灵。他们充满生气地演奏死亡之曲，咔哒咔哒地拉手旋转，永远沉睡地垂死呼吸。《午夜心境》中，鬼魂、精灵、水妖都是夜的生机和灵气，在月亮升起时候缓缓上升，曲调融入自然，他们的歌声具有“温和的力量”“神圣的力量”（16），这也是意志的力量，渗入诗人心扉，主宰诗人面向未来。不同于儿时的印象，暗夜中的妖魔和精灵在诗人看来不是恐惧的代表，而更多的是自然的形象，对抗世俗的虚伪，唤起灵魂的渴望。《在画廊ⅪⅤ》中，夜晚的妖精更是由未知的恐惧变成诗人的守护。妖精存在于自然，存在于黑夜，实际上也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一朵睡莲》中睡莲遮掩下假寐的妖精正是诗人内心隐匿的情感，隐藏在睡莲之下，充满诱惑，似睡非睡，朦胧而明晰，潜藏而显露。在比较明确言及诗人生活和创作准则的《四行诗》中，易卜生这样写道：“生活就是—同心中的/魔鬼作殊死战。/写作就是—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判。”（282）

传说中的魔鬼是神话的流传，是人们的杜撰，心中的魔鬼才是生活的真正障碍。《在画廊Ⅰ》中，诗人也曾写道，“一个可怕的魔鬼居住在我的胸前/它时而用蓄意的时机来将我烦扰”（88），内心的魔鬼代表着人类的欲望，同时也代表着灵魂的渴望，时而扰乱诗人平静的生活，时而提醒诗人自由的渴望。我们并不能断定魔鬼是好或是坏，它的本性既非善也非恶，却是取决于诗人对待它的态度，取决于诗人内心的意志。“我的魔鬼日以继夜地来将我探问，——/然而我不再因他的闯入感到惊慌”（《在画廊ⅩⅫ》）（97）；诗人与内心的魔鬼作战，最终学会控制自我的欲望，获得精神的解放和灵魂的自由，进而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记忆的精灵却也默默记下过往的点滴，不时抚慰心灵的感伤。

3.天赋之诗人身份

易卜生把诗人列入英雄的行列，并把诗人，尤其是吟游诗人比作歌手。歌手用声音歌唱美妙的旋律，歌唱心中的感情，诗人用诗文吟唱灵魂的渴望，真理的声音。诗人和歌手的相通之处，不仅是歌唱和吟唱的形似，更是所唱之词的神似，二者都是在歌唱内心的丰富情感，是源自灵魂的呼唤。为宣布奥伦施拉格（hlensläger，1779—1850，丹麦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之死所作的《瓦尔哈尔宫的诗人》描绘了北方诸神和神祇的天堂——亚萨神族的殿园。瓦尔哈尔宫是亚萨园，乃至世界上最宏伟、最庞大的建筑，只有在人间的战争中牺牲的英勇战士，才有资格跨过彩虹桥，进入瓦尔哈尔宫，并在那里得到永生。在瓦尔哈尔宫，勇士们从清晨便开始训练和搏斗，在白昼战死的将士在傍晚又会复活，就这样，他们为了并不知晓的末日预言（雷加鲁克）积极备战[3]。易卜生将诗人置入接收阵亡勇士的殿堂瓦尔哈尔宫，想象诸神对于诗人的尊敬和欢迎，哈康也问候他，向他询问祖国的境况，可见诗人和诗歌在易卜生心目中的神圣位置。在瓦尔哈尔宫，“诗人雄厚的声音续存/向着聆听的/北方子孙/他英勇地坚持责任”（34～35）。诗人如同英勇的战士，在天堂继续他的战斗——既是吟诵也是歌唱，为了未知的未来，呼唤北方的人民，警示民族的命运。纵然生命在人间结束，也正是因为如此，诗人的灵魂飞升天堂，诗人的精神得以解放，诗人的思想在天堂永恒。易卜生的思绪也同诗中的诗人一起高高飞扬，追随着天堂永恒的英雄精神。

易卜生在其诗中屡次将诗人和歌手通用，并且将其置于永恒的天国，与上帝并肩，和圣人、英雄相提并论，足以见得诗歌和诗人在易卜生心目中不可小觑的地位。另外，易卜生也曾表明，作为诗人是上帝赋予的使命，他在诗中也不乏感叹，感叹自己与世俗社会的格格不入，与小市民的本质不同，他甚至感到自己拥有更高的身份和领域[4]，即使只是幻梦中的一丝灵感。事实上，易卜生也光荣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在诗歌中自在思索，放飞梦想。幻梦尤其减缓了现实的劳碌而更加诗意，正如海德格尔评析荷尔德林玩味其诗歌中的短语“人诗意地居住”时，认为“这是诗人对现实闭上其双眼的方式。代替活动，他们沉入梦境”[5]。诗人漫步于自然和梦境，漫游在记忆的海洋，铭记灵感的闪光，跟随灵魂的呼唤，自由吟唱。

二、易卜生诗歌对于英雄传说的再创

1.谱写英雄不朽赞歌

《海尔吉·匈丁斯巴纳》一诗是易卜生根据伏尔松家族之歌里吟唱的海尔吉·匈丁斯巴纳血战胡德布罗德两位君主的歌谣改写而成。参照《埃达》中《海尔吉·匈丁斯巴纳的第一首谣曲》和《海尔吉·匈丁斯巴纳的第二首谣曲》对海尔吉·匈丁斯巴纳事迹的较为详尽的记叙，比较分析易卜生对于海尔吉英雄事迹的诠释。不同于《埃达》的记叙，易卜生将全诗分为三个部分：海尔吉早年时光，海尔吉和西格隆恩，海尔吉之死。同时，加入诗人的联想和想象，突出歌颂北欧的英雄传统。西格隆恩作为一位瓦尔基里氏仙女的身份，在诗行中没有明确的出处，而是在注释中得以体现。然而，诗人在诗中反复描绘、提及奥丁和瓦尔哈尔宫的勇士，直到结尾，仍将“西格隆恩悲伤哀怨过度，不久便郁郁而终”[6]这一结局加以想象和描绘：“她的血液停止流动/她的眼睛闭合，——/她站在奥丁的要塞/在太阳升起之前。//在伊达瓦尔德海尔吉王/在勇士中间竭力奋战；/傍晚他的女战士，西格隆恩，/倒满他的黄金角杯。”（《海尔吉·匈丁斯巴纳》最后两节）（72～73）

《海尔吉·匈丁斯巴纳的第二首谣曲》中的诗行到西格隆恩与海尔吉的灵魂分别的次日，西格隆恩和侍女的对话就结束了，只在最后的插入介绍中写道西格隆恩郁郁而终。易卜生的改写中，将西格隆恩和海尔吉一同置于瓦尔哈尔宫之中，预示英雄传统的永存。

2.肯定女性英雄身份

易卜生的改写中，将西格隆恩和海尔吉一同置于瓦尔哈尔宫之中，同时也暗示英雄不分性别。西格隆恩美丽而忠贞，坚强而勇敢，面对海尔吉的死，“帮帮我，上帝，求你，/如果事情如你所述！/如果你杀死我的海尔吉/我的欢乐永远失去”（71）；而面对兄弟的补偿，“不，我命你留着你的指环，/留着你的每样东西，/海尔吉价值远远多于/金子和珍贵的宝石”（71）。在海尔吉死后，“西格隆恩在那里徘徊，/在夏日的夜晚悲哀，/她的眼睛，饱含泪水，/她的脸颊，如此苍白”（71）。再次见到海尔吉（灵魂）的时候，“我决不再哭泣/降下温暖在这个地方。/来吧，坐在我的身边/躺在我的怀抱”（72）。从悲伤到坚强的情感变化，从人间到天堂的灵魂路线，不同于两首《谣曲》末尾的转世重生和再续前缘，易卜生在此处便将英雄传说变成永恒。《海尔吉·匈丁斯巴纳》的结尾，对于海尔吉来说，是英雄的永生，是英雄精神的不朽；对于西格隆恩来说，则是对于女性英雄身份的认可。女性的英雄地位，在易卜生的剧作中也不乏体现，例如诗剧《凯蒂琳》中的阿瑞丽亚和《培尔·金特》中的索尔维格，女性的爱之宏伟，足以挽救失足的灵魂。

3.超越民族意识理念

“大橡树”，大约起源于北欧神话中的宇宙树（Yggdrasil，尤加特拉希），常常被易卜生用来作为斯堪的纳维亚统一的象征。《斯堪的纳维亚人醒来吧！》等诗中，也竖立着大橡树的伟岸身影。大橡树不断生长，壮大枝干，伸展枝叶，正是民族团结的形象代表。即使有时被时代之风破碎了枝干，幼芽仍然从中抽出，牵引着兄弟的臂膀，凝聚着民族的力量。《在千年庆典上》一诗中，易卜生深情描绘了举行于海于格松的庆典，哈拉尔德统一挪威的功绩在庆典上宣扬，北欧各民族争取自由的斗争在北欧的土地上展开。这样的人文历史事件，在诗人笔下，通过朗希尔德王后梦中的大橡树连接起来。“那里我看见，从萨迦的迷雾隐现，/大树萌芽在朗希尔德王后的梦寐。/我看见它伸展到林德斯内斯角，分散/环绕北角，向东穿越格洛门的流水。”（268～269）据萨迦记载，朗希尔德王后梦见她在她的花园，拔掉裙子上的一根刺，这根刺掉落地上并且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大树。这棵大树的根部流淌着鲜红的血液，树干和低矮的枝条翠绿，而高处的枝条雪白。这棵树巨大而宽广，仿佛伸展笼罩整个挪威，树枝向四面八方延展，伸向整个世界。在此，诗人引用“朗希尔德之梦”呼吁民族团结，共同发展，建设人类美好的家园。诗人的梦想似乎比朗希尔德王后的梦更加深远，在诗人的梦境中，象征民族团结统一的大橡树伸展枝条朝向更遥远的地方，不仅笼罩，更加联结世界，“我看见你们跟随时代的足迹前行/朝向一个一致的强大的北方；/我看见一个国家沉睡仿佛死亡/然而清醒听到呼唤时刻戒备；/一代人民，意志和信念完美，——/拥有力量不只为苦役在陆地和湾港，——/拥有强烈愿望的万能刀剑，/伟大梦想的华盖在你的头顶上面”（272）。意志和信念的伟大力量再次歌唱于诗中，诗人的意志联系的地方，都是华盖覆盖的土地，人们的信念坚定的地方，都是自由飞扬的领域。正如《我的祖国》所描绘的那样：“我的诗情的火焰燃烧到哪里，/那里就是我的祖国的边疆。”（283）

三、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的交接

当传说在现实中得以具象，现实中的社会对于传说的意义，也有着自己的评断。传说国王奥拉夫（圣人）（King Olav，the Saint）迫使一个妖魔为他建造一座教堂。《一座教堂》一诗中，在夜色的遮掩下，妖魔开始建筑，暗示妖魔的力量的黑暗，并非神圣而光明。最终虽然“成形”，却也是“堆积”而非建造，“而国王的劳动/和妖魔的欢蹦/风格迥异”（204）。易卜生在这里讽刺光明和黑暗力量的结合，抨击挪威人民在光明和黑暗的力量之间达成妥协的倾向。然而，世俗社会更是在白昼与黑夜之间游荡，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妥协：“世故的先知/大批涌进。/白天获益/夜晚嘲笑——这是/世事，当然。”（205）

当传说与现实交接，所谓的先知即是世俗的智者，他们一面聚集教堂，歌颂赞美光明的建筑，祷告聆听神明的启示，一面嘲笑黑暗的“堆积”，嘲笑神明与魔鬼的畸形结合，嘲笑光明与黑暗的相互妥协。在诗人眼中，这就是“世事”，这就是不纯粹的现实生活。世人一面忠于上帝，一面又默认接受了魔鬼的力量，为了生存，为了达到世俗的目的，世人总是在两种力量之间周旋和妥协，终究束缚于现实。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有着一个梦的领域，一个理想的殿堂。“一个梦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穿行。”（《海燕》）（140）海燕跟随自然的气象时而尖鸣，时而沉默，栖息在不可探寻之处，航行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梦中。海燕是鸟中的诗鸟，诗人是人中的诗人。诗人是灵魂的歌手，灵感则是“灵魂见到真美的影子时所发生的迷狂状态”[7]，这种迷狂的状态也需要在一定的环境中萌芽和生长，而现实生活环境似乎并不能够使其完美展现，或许只有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梦境，在传说与现实的临界，美的影子才更能够得以完整的投射，灵感才能够得以清晰地浮现，那里便是诗鸟穿行的地方，便是诗人追寻的方向，纵然不易被世俗所理解。易卜生亦对此感到“糟糕”，对“学究”的愚昧感到惋惜。

在《致H.Ø.布洛姆的公开信》中，诗人用古老的瓦尔哈尔宫比拟克里斯蒂安尼亚丹麦剧院，嘲讽传统戏剧、诗歌和评论作家布洛姆（H.Ø.Blom）用古老文学传统看问题，将丹麦演员威尔海姆·维厄的离开描述为挪威剧院厄运的预兆。诗人断言未来不会与古老瓦尔哈尔宫同在，而是与新的天堂并存。“你会看见：七座山峰之巅/是—不是瓦尔哈尔宫—而是基姆勒新的天堂！”（146）基姆勒即北欧神话中继诸神的黄昏之后的新生天堂，是充满新生力量、充满希望的理想国度。诗人用其比拟注入新生力量的挪威剧院，认为鼓舞挪威剧院的年轻本土人才才是挪威剧院未来的希望。面对生命中的种种挫折，新的一代永远是充满希望的祈盼。

四、民族身份的现代性诠释

易卜生从不愿意以挪威人自称，在其作品中也多以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民族身份来代替自己国籍身份。易卜生对于其民族身份的认同，也正如朗希尔德王后之梦中的参天大树，从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出发，逐渐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纵观易卜生的创作历程，实际上，在其创作初期就从对于家乡、对于祖国的热爱中渐渐流露出对于世界主义民族身份的追求。早期创作中《大橡树》《瓦尔哈尔宫的诗人》《海尔吉·匈丁斯巴纳》等诗歌，《武士冢》《海尔格伦的海盗》等诗剧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抒发易卜生对于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雄传统的热爱和推崇。在其流散文学的创作中，这种情感依然不减，《焚烧的船》《光雾中的星》《我的祖国》的诗歌直抒其对于世界民族统一的愿望，其社会问题剧和后期象征剧则通过针砭社会问题，呼吁精神解放，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生活环境。

易卜生的诗歌《大橡树》和《斯堪的纳维亚人醒来吧！》中的橡树意象在诗人笔下更加雄伟，大橡树不断生长，壮大枝干，伸展枝叶，正是民族团结的形象代表。即使有时被时代之风破碎了枝干，幼芽仍然从中抽出，牵引着兄弟的臂膀，凝聚着民族的力量，抒写着诗人的世界主义理想。“我的诗情的火焰燃烧到哪里，/那里就是我的祖国的边疆。”（283）从《我的祖国》一诗中可以看出，祖国对于易卜生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意义，不仅仅是祖籍所在的地方，更是精神所遍及的疆域。地图上国土和疆界的划分只不过是土地上的石碑、线条而已，其实质的意义远远不及山川溪流底蕴深厚。在易卜生看来，民族的精神远比国家的边界更加辽阔，更有价值。从本民族蔓延到斯堪的纳维亚，再到全世界的诗情，更是包容了各个民族的精神，点燃了世界人民的热情。正如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指出：“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8]《在千年庆典上》一诗中对于朗希尔德王后所梦之树的描绘也印证了胡适的话，“这是一八八八年的话。我想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一九零六），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了”[9]。这不仅是易卜生想要呼吁的世界民族的统一，也是易卜生对于其民族身份的唯一认同。

作为现代文本，易卜生诗歌从人性出发，凸显人的内在情感。灵魂深处的呼唤，可谓是人的精神之根本。对于国土疆界的划分，亦是诗情燃及之处，没有根据军事占领，没有根据种族聚居，似乎颠覆了历史的边境划分，唯一的根据，即是人性最初之情感，纯粹而强烈。在易卜生诗歌中，我们很难看到工业文明的身影，而更多的是浑然天成的自然景象。灵魂的渴望源于自然的怀抱，这一深沉而坚固的联系，引领现代社会中陷入各种困境的人走向自然的胸怀，面对心灵的纵深，从人的精神本身审视世界。

易卜生在1866年6月9日致弗雷德里克·海格尔的信中写道，赫尔维格认为其在写《布朗德》时脑子里想的都是克尔凯郭尔，这一推测是不正确的。当然，刻画一个将显示理想作为人生唯一目标的人物，难免会跟克尔凯郭尔的人生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出发，这段证据可以用来证明什么？克尔凯郭尔对于易卜生的创作有影响？然而，易卜生却认为自己笔下的作品更多的是自我表现，而不是对于克尔凯郭尔的模仿。然而，易卜生却清楚克尔凯郭尔的理论主张，不排除其受到克尔凯郭尔的影响而不自知。无论如何，作者自知与否无从考证，甚至从作者本人那里也无从考证，由此途径出发的影响研究便陷入了推测，动摇了影响研究的基础。什么程度的影响才算影响？看到过异域作家作品就算？亦不可能明确规定。由此，互文性理论便应运而生，避开不可考证之事实，即使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聪明的逃避。至于其二者在实践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之说法，也有一定的可行性，毕竟影响研究历时已久，且成体系，可以为互文性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10]。

*本文系武汉大学与卑尔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238756/F11】和武汉大学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20141110102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参见何成洲：《影响抑或互文性？——论〈朱丽小姐〉〈海达·高布乐〉和〈三姐妹〉》，《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31～35页。

[2] 引文皆出自John Northam译英译本《易卜生诗集》（TheCollectedPoemsofHenrikIbsen），中文为笔者译，文中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3] 参见桂敏海：《日耳曼文化之源——北欧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61页。

[4] 在这里，“更高的身份和领域”没有阶级、等级的含意，而是指易卜生作为诗人的先知性和预见性。

[5] [德] M .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86页。

[6] [冰岛]佚名：《埃达》，石琴娥、斯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84页。

[7] [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85页。

[8] 胡适：《易卜生主义》，陈惇、刘洪涛编，《现实主义批判——易卜生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9] 胡适：《易卜生主义》，陈惇、刘洪涛编，《现实主义批判——易卜生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10] 参见[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