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选择性传播与文献编撰

文化选择性传播与文献编撰

刘艳

（武汉纺织大学，湖北武汉430200）

摘要：文献编纂是一项文化生产活动，直接参与文化建设，具有独立的文化功能。同时，文献编纂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具有文化选择性传播属性，是一种文化选择性的积淀和塑造的过程，并在这种传播中又不断推动文化的选择性积淀和塑造。本文在借鉴传播学、文献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法、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文献编纂与选择性文化传播的关系，论述了信息时代基于文化选择性传播的高水平文献编纂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文献编纂；文化传播；选择性传播

文献编纂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进入社会传播领域，便开始受到传播规律的制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其具有文化选择性传播的属性，存在着个体选择和社会选择的特性。特别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文献编纂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服从传播规律和市场规律，以受众的需求为导向。时代在不断的进步，电子出版物、光盘库、多媒体数据库、网上出版等现代化传播形式，将以传统形式无可比拟的高速、优质、高效地进行信息资源的开发，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从传播学和信息资源开发的角度探讨文献编纂是文献编纂理论发展和实践突破的必然。因而，研究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性传播的价值与特点，找出其选择性传播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我们在文献编纂中增强编纂选择的针对性，适应社会文化发展需求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编纂文化选择性传播的宏观表现

文献编纂对古今中外文化在选择的基础上，借助各种传播渠道，推动了我国文化的选择性传播，从其宏观传播效果来看，它是在精英分子群体所进行的精英性文化传播，开创了我国的文化元典，是塑造和影响社会主流性文化重要途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是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具体表现如下。

（一）精英性文化传播

文献编纂是一种精英性文化传播主要是从传播主体和受众的角度来看，即档案文献编纂是由社会精英所从事的一项文化创造事业，也是在社会精英中传播的文化传播事业。

从传播主体来看，文献编纂活动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是以“士”，即今天的“知识分子”为主体来从事的一项历史文化活动。据《孟子》及《王制》记载，“士”乃古代贵族阶级中地位最低的一个集团，介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社会之精英与主力所在。统治阶级往往并不参与基层事务，通常是由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士来进行古籍整理、文献编纂。虽然士在各朝有不同的称呼与面貌，但不可否认其在文化创造、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和历史使命始终没变。从文献编纂的受众来看，文字的产生、私学的兴起、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科举制度的建立、大众传播的兴起，在种种技术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文献受众呈扩大趋势。这个群体的共通点便是由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的“读书人”组成，文献便在这些知识分子阶层中传播和分享。进入近现代，科学的大旗被举起，义务教育、扫盲运动和大众传播进一步扩大了知识分子的范围，不论男女老少，都已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能读书识字。因而，归根到底，从古到今，文献实际上仍然掌握在社会的精英分子手中，为其所用。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精英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文献编纂肩负着秉承精英文化的现代使命，如何以文献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价值为切入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进而重建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使中国文化能在世界文化中保持自己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并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是新时代档案文献编纂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最终使文献编纂活动成为培育和传播现代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精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元典性文化传播

“文化元典”是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所提出的概念。“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宝典等义蕴，亦即圣典、经典之义。文化元典之中应是蕴藏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可见元典即元创性的、在某一文化模式定型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对未来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的古代典籍。“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因《乐》亡佚，中华元典实为‘五经’。某些先秦典籍也具有‘元典’性质。”[1]之所以称五经为中华元典，是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符号，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以和为贵、求善精神、忧患意识等等。

追溯“五经”的来源，是社会动荡之时，文献遭到极大破坏的情况下，素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强烈使命感的孔子，因仕途不畅，便立志担负起继承文化的重任，开始了对当世所存先王档案的系统整理工作，进而编《诗》，辑《书》，定《礼》，正《乐》，赞《易》。孔子在“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2]正是因为孔子的编纂理念符合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因而得到社会的推崇，其意义被发掘、肯定、阐扬，并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的得到新的阐

释，经历代读者不断的“具体化”与“重新阐释”，最终其理论核心成就了中国的文化元典。可见，孔子的文献编纂工作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承前其后、继往开来的地位与价值：他编纂的“五经”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保存了“元典”；同时一直影响着历代乃至今天的社会政治与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

二、档案文献编纂文化选择性传播的发生机制

“人类传播表面上是符号意义的传播，实际上都是精神内容的交流，即意义（meaning）。”[3]文献编纂在传播机制中存在着选择性，因为参与的不仅是符号本身的意义，还有编纂主体的文化选择意义、受众的文化选择意义、传播情景的社会语境意义。

（一）编纂主体的文化选择意义

文献编纂者是文献的传播者。在传播行为中，他们通过符号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义。编纂过程中，尽管编纂主体都有意识要“述而不作”“实录直书”，但期间都贯穿着编纂主体的自身意义，即根据由自身的学识、经验而形成的文化观、价值观，为达到一定的传播目的，对浩瀚的编纂客体的价值进行筛选，或摒弃、或选择、或创新、或强化，加工整理成精华内容并加以传播，从而扩展文献原件的时空跨度。这个选择的过程就是主体意义的形成过程，即编纂主体的文化选择过程。

“一部汇编从选题、选材、加工、编排到注释、加按、作序等各个环节，都必然会体现编者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性。”[4]如孔子编纂在“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的过程中，对于三千余诗，只选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而删《诗经》，对《春秋》的修订，更是倾注了较鲜明的主观意志和政治理想，不合周礼者皆以删除，褒贬之意，蕴含其中。在这个过程中，编纂主体实际上是一个“把关人”，决定什么样信息能过进入社会传播领域，而这些选中的信息都是主体意识的表达。可见，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编纂主体扮演者“把关人”角色。任何文献编纂活动都是编纂者主观意志的表达，编纂成果受编纂者思想意识、价值观以及编纂者文化水平等主体选择的制约。

（二）受众的文化选择意义

对同样的符号所组成的信息，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同一时代的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这说明传播者所传达的意义和受众所接收到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而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便是受众自身的选择意义，这种选择意义既有个体性，又有一般性。

受众总是选择自己所熟悉和期待的东西，形成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具有个性，又一般性。个性是指受众会根据自身的喜好、经验、文化背景来获取、接受信息，并自主建构形成自己的文化意义，这种自我选择首先导致了档案文献受众群体的圈定，进入圈内的受众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接受与发展档案信息。如儒家经典的最初的受众群是儒家子弟，而这些儒家学者又都有自己的文化意义，如孟子的“政在得民”“民贵君轻”；董仲舒的“天赋人权”“天人感应”、朱熹的理学思想“存天理、灭人欲”，再到如今的“新儒学”，都是对孔子儒家思想的自主建构。一般性是指社会受众对于信息把握的总方向是一致的，即社会对某一对象认识一致或接近一致。正是由于受众选择意义的存在，一方面使文献的受众的得以界定，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文献的信息选择性接收，进而导致了档案文献编纂的文化选择性传播。

三、档案文献编纂文化选择性传播的意义

（一）保存史料，传承文化

文献作为人类活动的客观记录，是历史的记忆，也是人们历史的唯一真实凭证。正如《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主任宋木文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主要依靠文字和文献记载。把分散的文献资料汇集出版，这种对文明成果的整理和积累，其重大的成果往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史的独特贡献。”总之，历史的发展证明，文献是追溯历史的有效凭证，是保存史料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

（二）社会价值的形成与维护

社会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理解为个人对社会的意义。社会价值的实现需要一个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支撑，它体现着社会共同价值理性，是关系着社会群体“应该怎样”的一种智慧，引导者社会的发展方向，协调和调整着整个社会的合理价值性，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作用。而自古以来，档案文献编纂推动社会形成并维护着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文献进入社会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流通消费的过程，而是担任着教育和宣传的功能。而文献编纂拓宽了档案的时空范围，实际上为档案利用这开辟了一条简便的利用路径。它还原历史记忆，传播丰富的文化信息与知识，为受众所阅读、接受、吸收，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观，并促使受众自觉的维护这种价值观。

（三）社会记忆的建构

社会记忆不是一个复制的过程，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在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中，文献编纂活动起了很大的建构作用。编纂并非简单的整理，而是在原件整理的基础上的“编纂记忆建构”，是对社会记忆的一种重新激活和整合，进而形成新的记忆体，体现出很强的“形塑性”。

参考文献：

[1]冯天瑜．论“文化元典”——兼释“元典”[J]．东南文化，1992.

[2]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5.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0.

[4]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19.

[5]李明杰．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进展（1996—2006）．参见朱玉媛主编：档案学研究进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6]刘耿生，梁继红．档案文献编纂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1.

[7]卡尔·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2)．

[8]韦森．文化与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69．

[9]徐绍敏.档案文献编纂学[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2)．

[10]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陈永生．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及其效益研究[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12]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63-64.

[13]香莲．传播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63，135.

[14]宓浩等．图书馆学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15]曾莉陈.大众文化传播视野下的档案文献编纂理念研究[J]．北京档案，2010，（8）：17-18.

[16]丁华东．社会记忆建构：档案文献编纂社会功能的新阐释[J]．北京档案，2008，（4）：39.

[17]杨薇薇，王新才．档案文献编纂：影响和塑造主流文化的一种途径[J]．图书情报知识，2006，（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