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看“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

○熊久勋 李晓阳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看“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对的”

○熊久勋 李晓阳

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其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伊格尔顿对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偏见予以反驳，却也存在着对马克思的核心思想的主观误读和客观偏误。在全书的十章内容中，伊格尔顿概括并回应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误读，这包括“痴迷于乏味的阶级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是暴力的政治斗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马克思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资本主义的进化导致马克思理论的无效”、“马克思主义是僵化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乌托邦之梦”等十个问题。然而限于自身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阶级立场、背景的限制，特里·伊格尔顿在为马克思正名的同时，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着大量误读。这种误读直接消解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修正”为符合西方社会接受心理的“甜点”和饭后谈资，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革命旨归的“苦口良药”。通过释放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能力，稀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伊格尔顿巧妙地置换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这样的言说进路导致伊格尔顿对马克思的辩护不可避免地拘泥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在疲于应付扩充马克思主义阐释力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社会改造功能。

一、后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归宿

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阶级和政治色彩极为醒目。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最彻底的、最革命的阶级，其最终价值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进而达成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但伊格尔顿却在为马克思主义的“辩护”中“漏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理论诉求，改换为更适合西方人接受心理的“温情耳语”。

1.马克思痴迷于乏味的阶级问题？

阶级或者阶层，决定了你获得生活资料的途径、方式以及多寡。马克思所强调的暴力革命，是建立在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暴力反对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描述的：

“……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阶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阶级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

这正是马克思“原生态文献”生成的历史背景下，无产阶级普遍遭受着的剥削。正如伊格尔顿所揭示的，“‘无产阶级’一词源自拉丁语‘后代’，意指那些过于贫苦，除了子宫便无以报效国家的妇人”，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无产阶级的处境正如历史上曾经的女性的处境一样，社会对她们的要求，不是生产，而是生殖。这些没有物质生产能力的妇女没有别的办法为经济做出贡献，唯有创造劳动力——生产人口。伊格尔顿虽然承认无产阶级，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阶级并非如冷战一样寿终正寝，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文化、身份、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也只是暂时的。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合理的理论透析，无法穿透资本主义繁荣的现象，而仅仅局限于对社会现实的罗列和铺叙，这反映了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匮乏。当今世界，阶级和阶层仍然跟社会的发展紧密缠绕在一起，由资本（金钱）造成的阶层的固化将不断清晰地浮出水面。这是被消费主义掩盖的事实，是西方一些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着力消解的。在伊格尔顿看似翔实的陈述中，只能看到日益繁荣的资本主义新世界，而无法寻踪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遗迹。

2.马克思主义倡导暴力的政治斗争？

马克思从来认为，实现共产主义靠的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避免不了暴力。但是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以暴力程度为标准来定义革命，也不认为只有举国震荡才是革命应有的状态”。暴力是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途径，而不是目的，西方理论家通过渲染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色彩从而诬蔑马克思的革命目的，从而导致西方理论语境中“多数西方人声称自己的立场是反对革命的。这其实意味着他们反对某些形式的革命，却偏爱另一些形式的革命”，借以抹灭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本质特征。同时，对马克思阶级斗争暴力观的质疑和反对，从根本上来源于拉萨尔主义、布朗基主义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当代世界思潮中的“第三条道路”深受以上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启发，力图建构共产主义另一种实现途径，然而这些理论都没有涉及到核心的阶级对立本质，无论在理论上如何论证，在实践上是无法成功的。资本主义自从其诞生以来，就是依靠暴力机器维护其统治，推翻资本主义也只能用暴力的手段，任何温情脉脉的面纱都是丑女的遮羞布，掩盖不了资本主义肮脏的本质，更加改变不了工人阶级被剥削的本质。

马克思鲜明指出国家是要消亡的，而且列宁同志也论证过，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过渡期，在这个时期，需要国家这个统治机器实现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积累，因而马克思并没有认同国家，并且不断地批判国家作为虚幻的存在，是统治人民的暴力机构。马克思主义认为通过暴力实现共产主义，不是崇尚暴力的激进运动，不是头脑的激情，而是激情的头脑，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的运动，而不是心血来潮地狂飙突进。从一个阶层手中夺取物质生活资料，从来没有和平的方式，而只能是革命。对于广大的无产阶级而言，不可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自动让渡出盘踞的社会资源，而这种更替，只能是暴力。但伊格尔顿却认为，“马克思……没有抛弃议会斗争和社会改良的道路。他也想过依靠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让社会主义政党掌权……他认为普选权会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的统治根基。”但真正的马克思并不这样认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显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在伊格尔顿观点上体现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伯恩施坦观点，“即使没有任何一点外力，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就是让它土崩瓦解的完美动力。……几年前这种情况就差点出现”,并不是对马克思观点的辩护，而是叛离。我们需要无产阶级的组织，不是伊格尔顿所讲的“在资本主义大崩盘的时候，受害的人就会更少，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体系会让每一个人收益”，我们并不是要做资本主义的“床前医生”、“保姆”，而是要做这种已经发展到罪恶的生产关系的终结者。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误读

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研究并探索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及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指导社会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进入消费主义时代，由于世界面貌的改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思路会产生较大的出入。但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不会变，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马克思是不是宿命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地位决定了其物质生活资料获取的方式，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虽然认为物质的财富会腐蚀我们的道德，但他并不像一些理想主义思想家那样，认为应该将道德和物质割裂开。人类有了越来越复杂的需求和欲望，开辟出越来越精细而卓有成效的合作方式，利用网络的发展从深层次割裂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并不断创造出几毫秒的新的社会关系，实现自己几毫秒的价值，从而将人“分割”成无数个无法抵抗命运的个体，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追求的目的，虽然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恰恰体现的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坏的方面推动历史不断进步”，“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与实现目标所用的手段恰恰水火不容：没有剥削就没有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伊格尔顿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合理性，但是他始终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发展，始终抱有一种冒进的心态去进入一个高级的社会形态。他对误读马克思主义为“宿命论”进行了先入式地反驳，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宿命论。的确，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存在着许许多多生产关系的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将会最终实现往往是无法预知的。但是，最终的历史发展方向却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给出了答案，并不像伊格尔顿所谓的“历史宿命论是治愈政治无为的良方”，而恰恰导致了极大的政治无为。“任何历史宿命论都可能在意外事故的风暴里翻船”，但马克思根本就不是历史宿命论，马克思科学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根本矛盾，这不妨碍崩溃前的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现行的一切秩序之所以重要而且有用，是因为有一些有智慧的人还遵循和建构着现行秩序，而秩序的游离者们，他们根本没有秩序。伊格尔顿盛赞我们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来“积极地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正是因为他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没有向前走哪怕一小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要解构社会的进步，取代之以个人虚幻的满足和享受，造成的结果也必然如马克斯·霍克海默说的那样：“历史的轨迹穿过无数个人的悲伤与痛苦。你可以对这两者之间的事实做出解释，但却无法为这些悲伤和痛苦做辩护。”

2.马克思主义是否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

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坚决否认“经济力量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因素”，所谓的历史经济论无视人的根本作用，经济只有依靠人才有其意义和价值。虽然贯穿人类历史进程的是物质匮乏、强迫劳动以及暴力剥削，但我们无法否认，财产制是人类不满的根源，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经济上的需求使我们脱离了自然的懒惰状态，不断刺激我们参与社会生活，但这种参与却是以个人的全部为代价的。因而也就造就了一批人：那些所谓的马克思的“忠实信徒”，包括银行家、金融顾问、财政官员、公司管理人员等等，但是曼彻斯特模式的死亡，莱茵模式的兴起却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自我完善的一面，让我们看到，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势，他们并没有闭目塞听，而是在积极防御和推行“和平演变”。所谓的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也只是一些成功的典范，本质上是用意识形态进行政权的颠覆。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资本三大来源的批判和反思那样，最终的异化劳动才是资本的唯一后果，才是价值的唯一来源。而最终，只有资本能够使个人获得自由，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让人类获得自由。

3.马克思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没有吗？

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写道，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伊格尔顿认为，如果你没有解释世界，何以改变世界？可见，伊格尔顿并没有读懂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正是马克思的解释，我们才得以发现，资本就像一张网，随着社会的发展，越织越大，网眼越来越大，只有掌握着越来越多资本的人，才能在网中享受保护，而那些籍籍无名的劳动者，终其一生也只是在织网，然后掉出网外。正如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中写到的那位穷工匠：他的命运并不在于这所大学的尖塔和四方院内，而在于跟他一起居住在破旧的郊区中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根本没有被来自这里的游客和颂词撰写者视为城市的一部分，但没有他们，辛勤的读者不可能阅读，高雅的思想家也无法生活。你所掌握的物质生产的方式往往决定了你的生存方式。资本主义正是用资本，撕毁了人们之间所有真实的纽带，取而代之的是自私、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溶解为一个由原子化个体构成、彼此敌对的世界。正是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伦理，建构了令人厌恶的生活方式。因而，马克思强调的物质，只是为了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他并不追求唯物质论。

三、当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有机整体,其与时俱进理论品质决定了它在实践中自我更新和不断发展的重要特性。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不仅体现其理论穿透的张力，更重要的在于寻求改造世界的实践出路。

1.资本主义的进化是否会导致马克思理论的无效

伊格尔顿把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回答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这显然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不是依赖批判资本主义而生存的。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的文章中曾表达出为了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追求，这种追求在马克思创立的学说中成为马克思最核心的理论旨趣。马克思主义不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寻求肤浅“共生共灭”，而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的占有和剥削的本质，寻求人的解放的最终可能路径和方法。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证实作者所概括的当代特征，“这十年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制度经历了至关重要的变革。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后工业时代’——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各国政府纷纷放宽了对市场的限制，工人阶级运动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治上均受到猛烈攻击。传统的阶级忠诚日益淡化，区域、性别和民族的身份问题日趋突出”，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解决这种时代困境面前是失语的。

资本主义的深化发展确实如作者所言在日益消解阶级，无孔不入的新自由主义不断消解作为一支先进力量的工人阶级，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了革命的可能性，致使“连社会民主主义如今也已经成了过于激进而昂贵的政治选择”。然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肇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到现在的“第三条道路”，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让我们坚持着，这个严峻的形势又是否会造成世界范围内反社会主义的潜滋暗长，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正如作者反复强调的一个笔者认同的观点：那些从前的政治激进分子之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变心意，……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他们对抗的是一个难以摧毁的体制。最终证明具有决定性的，并非是新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各种美好幻景，而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理想的破灭。后现代主义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并且满怀自豪地宣称“历史的终结”，新自由主义的天下，让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创造的“资本主义制度理想”之中，这才是最难以改变的。资本主义逐利的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批判时至今日仍然是对的，资本家作为活的资本这一本质不会变化。

2.马克思主义是僵化的社会主义吗？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奴隶制、大屠杀、暴力和剥削的产物，资本的成长也是在肮脏的血液中浸泡强大的。但伊格尔顿显然对资本作了让步，“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也有一些可贵的优点。如果没有……中产阶级，我们将失去自由、民主、民权、女性主义、共和主义和科学进步的宝贵遗产，我们也不会有机会见识到贫民窟……”这种言论显然是在认可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的美化。但是他指出的问题也的确切中肯綮，“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消除社会阶级的划分，因为物质结余太少而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对财富的争夺终将造就社会阶级分化的复苏。”他对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之内实现也给出了可以借鉴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凭借一国之力消除物质匮乏十分艰难，“马克思主义者从没想过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精髓就在于它的国际性。”马克思本人反对的教条、军事恐怖、政治压迫和独断专行的国家权力，马克思始终坚持的是具体条件下的社会解放运动。

3.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乌托邦之梦

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根本不关心未来会怎样，无法描述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马克思不是在倒卖期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真正废除事物现状的运动”，社会主义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人们必须脚踏实地打造未来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正如伊格尔顿认为的那样，掌握历史进程的是人性，而人性不仅毫无希望，而且绝无改变的可能，他们鼓励人追求更高的目标，却反而将人抛入罪恶与绝望的深渊。我们也必须防止顺理成章认为鸡蛋会变成小鸡，资本主义崩溃后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像伯恩施坦那样否定资本主义崩溃论，鼓吹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推到无限的末日。我们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修复社会问题并且刻不容缓，认识到马克思的革命思想至今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要提倡和警醒，只有承认矛盾是阶级社会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不是抱着与世无争的心态否认矛盾的存在，才能有机会让全人类都享受到未来可能的无产阶级社会美好生活。高尚的美德根植于制度之中，而不是人性，马克思也没有承诺人性会变得完美无缺。资本和权力，是构成当代社会的两条轨道，但正如伊格尔顿认为的那样，“权力只有与被统治者共谋才能算是真的成功，但我们所有的证据却显示，这种共谋往往是不完全、不清晰或者不长久的”。这样的社会是无法实现，既是实现了也不一定那么美好的未来。然而实际正如阿多诺写到的，马克思是乌托邦的敌人，却要最终使乌托邦实现。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历史性建构考察13CZX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

（责任编辑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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