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临终易席”阐微——兼论《礼记》的道德维度

吴蕴慧

（苏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 苏州 215128）

《礼记·檀弓上》[1](P67)（为求行文简洁，以下引用仅出篇目）有这样一则记载：曾子（即曾参）重病卧床、奄奄一息之际，躺在季孙赠送的华美而又光滑席垫上，听到一旁的年少侍者议论自己所卧之席有僭越大夫卧席之嫌，于是不顾生命垂危和家人的劝说，坚决要求起来换席。曾子以为这位年少侍者才是真正爱他的人，因为君子爱人力求成全对方的品德，小人爱人不顾事理，苟且求安。于是大家抬起曾子，换了卧席，还没放稳，曾子就咽气了，但最终实现了曾子合乎正礼而死的愿望，成全了曾子的君子之德。

《哀公问》以为“君子”是人的道德成就的美名，所谓“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作为道德典范的君子，尊重德性，崇敬礼义。对于君子而言，礼是德之外在形式，以礼修身养德是君子的重要使命，具有超越自身生命的高度。“礼”内在地规范着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通过各种不同的仪式旨在营造致让不争、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构架起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模式，塑造了“礼治天下”的道德样态。曾子临终异席之举便诠释着“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维度和要义。

一、以《礼记》为代表的传统礼仪文化的道德教化

《祭义》以为天下之礼的目标是“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1](P687)。达到不忘本始，则能增厚为人的根本；达到敬事鬼神，则能尊崇天地君亲；达到财用丰足，则能牢立民众纲常；达到人伦正义，则能避免上下悖逆；达到谦恭礼让，则能消除争端。倘若合起这五种致用功能来治理天下之礼，可以说是“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祭义》）[1](P687)。

1.致反始，以厚其本也

何为“反始”？《礼器》以为就是“反本修古，不忘其初”[1](P324)，即返乎本性、遵循古制。举例来说，“凶事不诏，朝事以乐”（《礼器》）[1](P324)，家遇凶丧悲痛啼哭而不用诏告，朝廷盛宴群情欢悦而奏乐助兴，这就是返乎本性、顺乎本心。“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刀之贵；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设”（《礼器》）[1](P324)，祭祀之中唯用醴酒，却同时设玄酒（即清水），醴酒樽与玄酒樽并设，且玄酒樽位在上，设玄酒则是为了不忘古昔；割刀锋利，割牲肉唯用割刀，而礼中割刀和鸾刀并备，且鸾刀尊于割刀，设鸾刀（即古刀），就是为了不忘其初；蒲席、竹席虽然较为安适，而祭天礼中却铺用谷物桿编的粗席，这也是遵循古制、不忘其初。

由此可知，所谓“反始”乃返礼之根本、礼之初始，亦即古代先王所制之礼。据《礼器》，“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无本不立，无文不行”[1](P309)。“本”即礼之基本精神，“文”即仪式规矩，没有基本精神“礼”就不能成立，没有仪式规矩“礼”就不能实行。追怀往古、回念本始可以不忘其本。《祭义》明确指出：“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1](P690)，反思远古、追悔本始是为了不忘自己生命的由来，以此来表达敬意、抒发挚情，通过尽心尽力做事来报答生育自己的双亲。这正是做人的根本。

不忘根本、叶落归根的情节深深地影响着后人。太公吕尚受封于营丘，直到五世，死后都返回周地埋葬；就连狐狸死和时，也要“正丘首”（《檀弓上》）[1](P70)。这些都被看作是爱本连根的表现。

2.致鬼神，以尊上也

礼之本义即举行仪礼、祭神求福。王国维以为礼起源于宗教仪式：“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丰，若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观堂集林》卷六《释礼》）[2](P291)据《礼运》，自有饮食活动以来便有了原始简陋的祭祀活动。《曲礼上》[1](P3)则以为诸如特殊祈祷、例行祭祀、供奉鬼神等活动，没有礼就显得不够诚挚、不够庄严，所谓“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去年11月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和奥巴马的一次私下交谈中谈到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萨科齐说：“我不想再见他了，他是个骗子。”奥巴马回应道：“你也许对他感到反胃，但与你相比，我不得不更经常与他打交道。”

《祭义》对“鬼”和“神”作了明确的解析：“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1](P689)芸芸众生死后入土，其身魄即为鬼；其魂气、精气即为“神”。圣王依循生物的精气，命名鬼神，并作为庶民崇拜的规范，使百姓畏惧、令万民敬服。

气与魄分别被尊立为神与鬼两个名称，因此在宗庙的祭祀中分别通过不同的礼节来报祭气与魄。朝事之礼，用来报气；馈食之礼，用以报魄。此二礼殷勤周备可谓是礼之极致，意味深远可谓是心思缜密。朝事之礼的具体做法是“燔燎膻芗，见以萧光，以报气也”（《祭义》）[1](P689)，即荐献带着腥气的牲血和刚宰杀的牲肉，将牺牲的肠间脂肪放在炉炭上燔烧，发出膻味、香味，火上同时夹杂着艾蒿的光焰，这多种气味是用来报祀祖先的气即神的，这是教导众人反思本始的。馈食之礼的具体做法是“荐黍稷，羞肝肺首心，见间以侠甒，加以郁鬯，以报魄也”（《祭义》）[1](P689)，即荐上黍米饭、穈子米饭，进上煮熟的肝、肺、首、心，夹杂两罐醴酒，另加用郁金香草汁酿制的黍米酒，这多种饮食是用来报祀祖先的魄即鬼的，这是教导本族人们彼此相爱，上下用情相亲。

3.致物用，以立民纪也

礼是统治者手里的权柄，是其用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运》）[1](P295)。从这个意义上讲，礼是用来治理国政、保安君位的。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礼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礼器》）[1](P310)，因此，自然离不开物质的基础和铺垫。

物质财用充足，则能实现各种愿望；愿望完满实现，则能促使良好的礼教风俗形成；形成了良好的礼教风俗，则能使人民生活欢乐，所谓“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大传》）[1](P487)。也就是说，物质财用充足方能使人民都安居乐业，努力建功立业，尊崇国君，爱戴官长，然后办学兴教，即“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王制》）[1](P177)。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3](P2)。有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道德伦理、纲纪法度才能牢固确立。反过来，民众能够安居乐业，自然又会促使财用充足，所谓“庶民安故财用足”（《大传》）[1](P487)。

4.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

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运》）[1](P289)的时代，礼义成为了纪律纲常，并“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礼运》）[1](P289)。

用礼义来区别亲疏长幼，人道伦常才能体现无遗了，所谓“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大传》）[1](P480)。礼义得到了贯彻，上下的名分才能确定，所谓“礼达而分定”（《礼运》）[1](P297)。统治者如果不用礼义、忠心、挚诚之心对待人民，即使用种种手段极力地维系人民，笼络人民，民心也会分崩瓦解的，即“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涖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檀弓下》）[1](P146)。

5.致让，以去争也

孔子以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圣人以礼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礼运》）[1](P299)，礼实际上就是“敬让之道”（《经解》）[1](P729)。

有德有位的君子必然恭敬节制、谦逊退让，以此来彰明礼教，即“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曲礼上》）[1](P3)。不学礼，无以立，因此，孩子从小就要学习谦恭礼让，“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内则》）[1](P397)，男孩到了十岁，不仅要习礼，还要从早到晚实习少年奉事长者的礼仪，“十年……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内则》）[1](P397)。

在倡导礼让方面，孔子提出了诸多举措：如贵贱有等级，衣服有差别，朝廷上有定位，这样人们才能有所谦让（《坊记》）[1](P756)；君子尊重别人而抑制自己，让别人居先而自己居后，人们就会兴起谦让（《坊记》）[1](P758)；据有国家的人，尊重人才而不吝惜爵禄，人民便会兴起谦让（《坊记》）[1](P759)；君上用诚信谦让的态度来对待百姓，人民也必定厚重地以礼相报（《坊记》）[1](P759)；有了功善就称道别人的作用，有了过错就称说自己的责任，那么人民就会不争（《坊记》）[1](P760)。

二、以《礼记》为代表的传统礼仪文化的道德体验

为了充分发挥礼之教化功能，古代专设司徒一职来化育人民，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司徒的职责主要是掌管民政、教化，治理冠、婚、丧、祭、乡饮、相见等六礼借以调节人民的性情，阐明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等七教借以兴起人民的道德观念，整齐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等八政用来防止僭越，划一道德规范用以端正风俗，敬养老人从而诱导人民的孝心，怜恤孤儿、鳏寡以使国家恩惠普施不能自足者，尊重贤人借以竖立敬德心理，检举坏人借以清除世间罪恶（《王制》）[1](P177)。

1.不同礼的道德功用

礼处在个人身上是种修养，具体表现在财货、劳动、辞让、饮食、加冠、结婚、丧事、祭祀、习射、驾驶、朝见、聘问各个方面（《礼运》）[1](P304)。不同方面的礼仪具有不同的道德功能，即“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经解》）[1](P730)。任何一种礼仪的缺失都会造成悖乱和失序，如“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经解》）[1](P731)。

针对不同的阶级和对象，礼的道德功效有所差异，其正能量分别体现在修身、劝诫、柔远人、怀诸侯等方面，“齊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中庸》）[1](P787)。

2.不同礼的道德本质

尊尊亲亲。“尊尊”即尊崇正统至尊，“亲亲”即亲爱骨肉至亲。《大传》：“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1](P480)往上端正先祖先父的名分地位即为尊尊，往下确定子孙的继承关系即为亲亲。不同的时代礼也随之有所不同，有些是可以变革的，而有些是不能变革的，如“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大传》）[1](P481)，作为礼之本质的亲亲、尊尊、长长等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不容许轻易改变的。

仁义之道。仁、义、礼三者相辅相成，《礼运》以为“礼也者，义之实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1](P305)。《礼运》用形象的比喻将三者之间的关系陈述得惟妙惟肖：治理国家如果不用礼就好比没有耒耜而要耕田；制礼而不以义为根本，就好比耕了田而没有播种；制礼如能以义为根本却不深入讲学探讨，就好比播了种而不进行除草、培苗；进行讲学探讨却未能用仁爱合聚众心，就好比除草、培土而没有收获；能用仁爱合聚众心却未能以乐陶冶人心使之安然神适，就好比收获了粮食而没有吃用；做到了愉悦心安却未能达到顺应以常，就好比吃了粮食而未能丰满肥腴。[1](P305)

敬爱之本。“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表记》）[1](P808)孔子以为“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矣。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鲜乎”（《表记》）[1](P808)。古代统治者行政，以爱人为最大；用来爱人的，礼最为大；用来行礼的，敬最为重大，即“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哀公问》）[1](P735)。统治者由敬重自身推及百姓之身，由敬重自己的儿子推及百姓的儿子，由敬重自己的配偶推及百姓的配偶，施行这三敬教化，并推广到天下了，从而做到国家和顺（《哀公问》）[1](P7365)。

三、以《礼记》为代表的传统礼仪文化的道德局限

道德教化，顾名思义即通过道德教育感化。单纯的道德教育、感化建立在个体修身养德的自觉自律的基础上，其作用不免受到一定局限。

1.道德的隐微性

礼之道德功能是通过章明疑似不清、辨别隐微不明来提防人们的不轨之举，“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坊记》）[1](P765)。其道德教化作用是隐微的，能在邪恶尚未形成之时加以防止，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中趋于善良、远离罪过（《经解》）[1](P731)。

为了充分发挥礼之防微杜渐的作用，不同的阶级所施以教化因人、因地、因时而异。教育百姓万民主要用“六德”、“六行”和“六艺”。“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司徒》）[4](P156)。这六项道德标准、六种善行善举以及教育学生的六种科目分别从品行和技能两方面对百姓子弟进行教化。教育贵族公卿大夫的子弟要用“三德”、“三行”、“六艺”、“六仪”。所谓“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周礼·地官司徒》）[4](P198)，中庸之德用以道德的根本，仁义之德用以行为的根本，孝顺之德用以制止犯上和邪恶的事。所谓“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周礼·地官司徒》）[4](P198)。所谓“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地官司徒》）[4](P200)。所谓“六仪”即“六种仪容”，“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周礼·地官司徒》）[4](P200)。与平民百姓相比，对贵族公卿大夫子弟的教化增设仪容方面的要求，良好的仪容修养是贵族子弟从政的积极准备（《檀弓下》）[1](P153)。

2.道德的局限性

大力倡导礼乐教化的孔子对礼仪道德的局限性心知肚明，孔子曾多次一针见血地揭露出礼仪教化实施后不尽人意的现象：杯酒盏肉经过推让而接受较差的，即使如此，还有侵犯年长的；宴享席上一再推让而坐在下位，即使如此，还有侵犯尊贵的；朝廷的班位一再推让而站在较为卑贱之位，即使如此，还有侵犯君主的（《坊记》）[1](P758)；财利荣禄，先给死者而后给生者，这样化育人民，人民就能不背弃死者；先给为国事奔波在外的人，后给生活国内的人，这样化育人民，人民就可以信托……用这种精神规范人们，人们还有背弃死者，致使其老弱哀号而无处投告（《坊记》）[1](P759)；祭祀时设有尸，宗庙里设有神主，是向人民显示有所尊事的对象。修立宗庙，敬事祭祀，是教导人民追孝先人。用这样的方式规范人民，人民还有忘记自己双亲的。（《坊记》）[1](P764)；礼是用来防止人们淫纵，显明男女有别，使人不产生两性关系上的怀疑，而作为人们生活纪律的。所以男女不经过媒人就不相交际，没有纳礼币订婚，彼此不得私自相见，这就是恐怕男女无别、分限不清。用这些礼法规范人民，民众还有置之不顾而自献其身的（《坊记》）[1](P769)。

礼是一种顺应人情的节制形式，是用来作为御民之提防的，因此，以《礼记》为代表的传统礼仪文化的道德维度是基于道德缺失的防范和修养，所谓“礼以坊德”（《坊记》）[1](P755)，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唯美性和局限性，但对于提倡美德、以德治国具有积极的意义。“德者，得也”（《乐记》）[1](P528)，道德的最高境界在于精神上和理智上的完美获得。礼以坊德、礼以养德强调德成教尊、德行相称，最终促成“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昏义》）[1](P918)的“盛德”。

［1］王文锦.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仪正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