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域下的诗歌典籍英译
——以《诗经》为例

李金涛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文化自觉视域下的诗歌典籍英译
——以《诗经》为例

李金涛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典籍英译不单是作品介绍，更是向对于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西方读者推介中华文明智慧及中国五千年历史所凝结的文化信息、社会风俗、历史进程、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诗经》作为诗歌典籍英译的代表，在对该典籍英译时应该遵循文化自觉的原则，同时运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助力浓缩中国古代文明智慧的诗歌典籍走向世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文化成为世界多元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自觉；《诗经》；英译

华夏五千年文明，优秀典籍浩如烟海，这不仅是中国更是世界的宝贵文化财富。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化，这使得中国古代典籍比以往更富有独特的魅力。因此，“把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介绍给世界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1］。典籍英译，不单是作品介绍，更是向对于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西方读者推介中华文明智慧及中国五千年历史所凝结的文化信息、社会风俗、历史进程、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典籍在中国几千年灿烂文明中占有重要位置，典籍英译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促进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迈出国门，进而参与到世界文化体系的构建。可是，回顾历史我们却发现中西文化交流多是不平衡和单向的，对比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一直处于被动的输入地位。这种文化传播的长期不对等使得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一直充满神秘性，缺乏开放度。将优秀典籍翻译成英语这种“世界语言”，无疑是传播中华文明、融入全球文化的绝佳途径。所以，典籍英译就是把能够真实反映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文学作品介绍给全世界。如何能够保证典籍英译的原汁原味，使世界对中国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这是译者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笔者选取了中国典籍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典籍，以《诗经》为例，结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针对诗歌典籍英译的策略提出一些拙见。

一、诗歌典籍的英译

所谓“典籍”，顾名思义即经典著作、经典书籍，是历经时代变迁，大浪淘沙仍然留存至今，能够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文明、文化程度的作品。典籍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民族得以发展的文化基础，是经过漫长时间所形成的有关法制和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典籍不单是一个民族纸上的记录，更是一个民族的血液，它表现出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因此，典籍英译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现今是全球化时代，我们只有将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译介到全世界，才能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中国典籍英译中，中国诗歌典籍英译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对于诗歌的典籍英译，一般会将其理解成普通的文学翻译范畴，所以首先要区别普通的诗歌与诗歌典籍。按照现代文学的理解，诗歌是文学的一个分支，然而，诗歌不仅仅是文学，还包括了音乐，甚至舞蹈和祭祀等文化内容。诗歌是富有意境、包含激情的作品，在形式上有韵律控制；诗歌是美学，以意象的创造给人以极大的美感。但是，从诗歌本身所饱含的思想性看，并不是每首诗歌或诗歌集都是诗歌典籍。只有承载着重大思想价值的诗歌作品和诗歌集才是诗歌典籍。那些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并能充分展现“文以载道”的诗歌作品才可称之为诗歌典籍。诗歌典籍是关乎国家民族文化生存与发展，同时兼具传承价值的以诗歌为记录载体的重要经典文献。

诗歌英译按照现代文学的理解可以将其视为文学翻译的一种。诗歌内容精炼，语言深刻，是几千年文学沉淀的精华。诗歌与普通的文学作品不同，它兼具对于韵律的要求，这就使得在某种意义上，原汁原味的诗歌英译几乎是不可能，甚至有人干脆说：诗是不可译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优秀的诗歌英译是很困难的。那么，诗歌典籍英译据此则难上加难。对诗歌典籍的英译，不仅要像文学作品那样颇具文学性，同时作为几千年智慧、文化和历史的载体，诗歌典籍还兼具极强的文献功能，所以还需要诗歌典籍的英译具有一定的文献性。在诗歌典籍英译实践的过程中，译者由于二者难以得兼，常常顾此失彼。以诗歌典籍的代表——《诗经》为例，对于它的英译，前赴后继，译者甚众。例如，理雅各的第一个译本很好地考虑到其历史文献的价值，却忽视了其本身作为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而第二个译本更多地兼顾了《诗经》的文学性，但是作为儒家经典著作，其被赋予的历史文献性却被极大地弱化了。诚然，这些译本都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局限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诗歌英译与诗歌典籍的英译是迥异的，诗歌典籍英译需要译者不仅将其看成文学作品，更要认识到其历史承载者的身份，理解典籍中所反映的文化、思想、价值等。因此，在诗歌的典籍英译时不光要考虑到作品的文学价值，更应结合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表现出其文献性，使之在英译本中得到体现。简单地说，文学性、文献性都应同时体现在诗歌典籍英译本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输出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使命。

二、《诗经》英译及其翻译策略

《诗经》是华夏文明诗词的发源，共收录了305篇诗歌。《诗经》既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囊括神话、历史、政治和地理等学科和知识的文献。《诗经》还是研究儒家思想形成和变迁的重要文献，而儒家思想被视作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典籍英译对外输出的重中之重。

（一）《诗经》英译本研究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描述的内容已经距今十分久远，各家对《诗经》的理解多有不同。《诗经》的翻译版本不断涌现，不同国家的许多译者将其翻译成各种语言，架设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诗经》翻译卷轶浩繁，历史悠久，内涵博鳌，代表着我国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2］

在西方，最早的《诗经》译本是英国的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完成于19世纪60年代。在理雅各之后，1891年詹宁斯（Williams Jennings）和阿连壁（Clement F.R.Allen）也完成了英译本《诗经》。至此，所有《诗经》英译本的最大特点皆体现在译文文风的雅致，内容准确的特点。随着美国汉学研究蔚然成风，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著名诗人庞德主编（Pound）的《诗经：孔子所审定的古典诗集》付梓出版。近些年来，国内著名译者杨宪益夫妇、许渊冲和汪榕培也有英译本问世。相较之下，理雅各1876年的韵译、庞德的部分《诗经》作品的韵译、许渊冲与汪榕培两位先生译本中的韵译均在努力反映原作的韵律特征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杨译的《诗经》选译虽不押韵，但是译者们的共同努力都极大地推动了诗歌典籍英译的发展。

（二）《诗经》英译翻译策略

春秋中叶，《诗经》被编纂而成，它的内容多是四言的句子，句子短小精悍，引经据典，意蕴悠长。由于时间久远，《诗经》内容在当时可能简单易解，但是沧海桑田，岁月如梭，语言也逐步发展、演变，再读《诗经》，人们现在已经很难理解其中的意味深长。所以，准确地把握《诗经》的原意，是译者首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译者需要具有博古通今的古文化常识，扎实的汉语功底才能挖掘《诗经》中所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领略其中韵味。同时，译者也需要对英语语言有着超过常人的敏锐控制力，使自己能在两种语言之间自由切换。

早在1813年，德国阐释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最早提出了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施莱尔马赫将归化和异化策略形象描述为“一种是译者尽量不打扰作者，而让读者接近作者；另一种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接近读者”［3］。在施莱尔马赫的学说基础上，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劳伦斯·韦努蒂（Laurence Venuti）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中认为归化不单一地包含“追求译文的透明、流畅、最小程度的陌生化以及使译者能隐形其中”，还应该包含“挑选适合本国文学经典规范，适合进行归化的作品进行”。而“异化的翻译策略是指在文本的选择、翻译中采用与目标语言主流价值相背离的翻译策略”［4］。归化是以目标语言为导向，关注目标语言和文化，尽力减少原文本对于译文的影响，带给目标语言读者地道、自然的译文。韦氏认识到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的矛盾统一关系：异化最终的实现一定是不能离开一定程度的归化，最终的译文对于目的语言主流价值观的偏离也要通过异化与归化之间的同一性才能够实现。

《诗经》英译本普遍采用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异化策略的使用有助于向目的语的读者介绍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观念，同时能够使目的语的文化和知识体系产生变化，推动社会进步。采用异化策略的《诗经》英译本，有助于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拓宽读者的视野，加速中外的文化交流。归化策略的使用符合目标语言的主流价值观，部分译文的归化翻译能够使语言更加流畅自然，淡化陌生感。以异化策略为主的目的在于译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来自目的语言的文化牵绊，减少对中华文明在英译过程中的损害，防止让所谓西方主流文化价值观代替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观。异化翻译策略的使用可以彰显中华文明的特点，在融入世界多元文化体系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

三、《诗经》英译的文化自觉原则

一直以来，我们都生活在所谓以英语为“世界语言”的多元文化体系中。汉语的地位因其经济、历史等原因而被边缘化，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处于输入多、输出少的尴尬境地。因此，以文化自觉为指导原则进行典籍英译是弘扬中华文化的迫切需要，是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所处文化所拥有的一种“自知之明”，明白其起源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及其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5］。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充分认识自身文化、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够在这个逐渐形成的多元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确立自己的一席之地，然后经过自主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只需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5］。文化自觉视角下的典籍英译，让世界了解中国，进而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在世界文化殿堂内发扬光大。从国家层面看，典籍英译不仅是一种文化输出行为，更是一种文化战略规划。在文化自觉原则指导下的典籍英译所映射出的译者文化意识成为传递中华文化的媒介，让世界感知、了解中华传统文明，使其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并成为其关键的一环，进而构建出崭新的多元世界文化体系。

结语

典籍英译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相互学习，进行文化传承的重要文化现象。在典籍英译中，诗歌的典籍英译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和一种比较特殊的研究形式。诗歌的典籍英译，如《诗经》的英译是关系到华夏文明发扬继承的大事，这是我们这个历史时代和国内国际形势的要求，也是回归儒家传统思想价值，促进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对外输出的需要。译者应该遵循文化自觉的原则，承担起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双重角色，通过运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将以《诗经》为代表的传统典籍中的优秀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哲学价值等言文行远，弘扬民族文化。

［1］王义静.追求创新与多元［J］.中国翻译，2005（5）：66-68.

［2］李玉良，于巧峰.《诗经》翻译中的难题与对策［J］.宜春学院学报，2009（2）：55-59.

［3］顿官刚.西文翻译理论文献选读［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1.

［4］Munday，J.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146.

［5］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191.

【责任编辑 王凤娥】

I106.4

A

1674-5450（2015）06-0171-03

2015-08-17

2013年度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 2013006）

李金涛，男，辽宁丹东人，辽宁大学讲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