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何以避免直觉主义的非难
——论R·M·黑尔对直觉反例的回应

吴 映 平

（西南民族大学 政治学院，成都610041）

功利主义何以避免直觉主义的非难
——论R·M·黑尔对直觉反例的回应

吴 映 平

（西南民族大学 政治学院，成都610041）

通过对直觉道德思维和批判道德思维的区分，黑尔将规则功利主义与行为功利主义统一起来。而对功利主义理论的非难，其中一点就是指责功利主义方法与日常道德直觉之间存在冲突。黑尔在道德思维层次理论的基础上，对直觉反例的回应似乎并不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决功利主义方法与道德直觉原则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R·M·黑尔；直觉层次；批判层次；直觉反例

黑尔进行道德哲学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想表明人们可以理性地进行道德思考。他从道德语言的逻辑特性入手，认为道德判断具有规定性和可普遍化性两大特征，而将道德规定普遍化，便产生了功利主义［1］，并且在直觉道德思维和批判道德思维相结合的基础上，可以实现规则功利主义与行为功利主义二者的统一［2］。

一 道德思维的三个层次

在黑尔看来，道德思维有三个层次，直觉思维层次、批判思维层次和元伦理学层次。所谓的元伦理学层次是并不涉及实质道德问题的，此层次更多的是讨论道德字词的含义及道德推理的逻辑方法和规则。而真正涉及实质道德问题的则是直觉思维层次和批判思维层次。

直觉道德思维是一种相对较低的层次，在此层次上，主要依据一些高度确信并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直觉道德原则进行道德判断。那些直觉道德原则都是自明的，它们不可论证也不需要证明，规则功利主义进行道德判断时所依据的标准便是如此。这实际上指的是伦理学上的直觉主义，罗斯、普里查德等就是典型的直觉主义代表。

黑尔坚持，道德思维的直觉层次在人类道德思维中是客观存在的，处于道德思维直觉层次的直觉道德原则对于我们的实践生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直觉是很重要的……对于大部分道德难题，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而有时思考是危险的，……我们曾受过教育，那就是说，带有一种什么是对和什么是错的直观感觉；我们受到这种教育是非常可贵的。……我当然赞成直觉。”［3］227如果没有建立起相对简单的反应模式并且否定那些在应付世事上不可或缺的有益帮助，那我们将很难去应付新的、但在重要特征上类似于曾经遇到过的事件，境遇伦理学、行为功利主义的错误就是如此。直觉道德原则之所以必要，首先体现在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上。假如行为功利主义者缺乏现成的直觉原则，没有这种反应能力去应付新情况，则每个新的道德情境都需要做一次具体的功利计算，那么这样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正如假如不会驾驶车辆，或已忘记驾驶车辆的相关操作，那在每一刻都需要重新考虑并决定怎样处理方向盘、制动等仪器，这样的话显然非常糟糕。直觉原则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一般生活实践上，在道德实践上同样重要。如果缺乏直觉原则，当面临不断的诱惑时就很可能会迁就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伤害到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因为都可以找到特殊的理由或借口。“我们很容易认为，为了使自己能摆脱某种困境，撒谎不仅对自己有很大好处，而且还不会伤害他人；但实际上，通过公正无私地衡量后会发现，间接的坏处要比全部的好处多得多。”［4］38如果我们具备道德直觉原则，在进行道德选择或道德判断的时候就只需要看它们是否合乎这些直觉原则。

用道德思维的直觉层次消解道德冲突，表面看来，我们似乎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一种是把那些通过道德直觉获得的那些自明原则按其重要性排成由高到低的序列，如果存在冲突，便依据序列较高的直觉道德原则来选择行为方式。比如，“禁止杀人”和“禁止撒谎”这两个原则，依据我们的直觉思维，前者处于较高的序列，如果这两个原则发生冲突，便选择说谎也不选择杀人。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给彼此冲突的道德原则不断地添加附加条件，使其能够适应具体的道德情境，从而避免冲突发生。同样对于上述两个直觉原则，就可以将“禁止撒谎”修正为“禁止撒谎，除非能避免杀人”，这样也能够避免道德直觉原则的冲突。直觉道德原则是简单的、一般的，有助于人们进行简单的道德实践活动，直觉原则对于人类的道德思维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很难从实质上解决道德冲突的问题。

黑尔也承认，某些道德冲突单纯依靠道德思维的直觉层次是较难消解的，这就需要上升到道德思维的批判层次来进行解决。比如我之前已经答应了陪孩子进行野餐，但恰巧就在同一天，有个老朋友突然从外地到访，并且由于时间紧张，希望我当天陪他进行参观，如果依据直觉原则，我既应该陪老朋友参观，但同时我也不应该违背陪孩子野餐的承诺。黑尔还设置了另外一种情况：护卫舰上的长官，在战争中会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的抉择——如果为了击沉敌方的潜艇投下炸弹，水中的生还者则会一起被炸；但是如果不投炸弹，敌方的潜艇就会溜掉或者继续击沉更多的舰船，给我方造成更大的损失。在这样一些有互相冲突的责任存在的道德境遇中，单纯依靠道德直觉原则便无法解决。也就是说，道德直觉虽然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对于人来说，道德思维的直觉层次不仅存在，而且它还是整个思维结构层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即使我们具备了很好的直觉原则和相关气质，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自己仍可能处于一种相互冲突的情境之中。这种冲突的解决就要求我们借助于某种别的非直觉的道德思维来加以解决”［4］40。要想弥补直觉思维的局限性，必须依靠道德思维的更高层次，即批判思维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就可以考察各种各样的相互冲突的直觉，并且评价它们，做出最好的选择。

黑尔指出，道德思维的批判层次，它是按照哲学逻辑所建立的规则开始的，除了语言直觉以外，不再诉诸任何直觉。因为在他看来，语言直觉与道德直觉不同，道德直觉主要是立足于道德实体，而语言直觉是通过对道德概念、道德语词进行逻辑分析，达到正确的道德结论，并依此解决实际的道德问题。语言直觉显然不同于当下的顿悟所得，因为它的推理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有根据的。黑尔认为道德批判思维就是通过对道德概念等进行逻辑分析，而不受其他任何限制地作出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也就是他在《道德语言》中曾经讨论过的“原则决定”（decision of principle）。人们的道德原则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明的直觉原则，另一部分是批判性道德原则，只有批判思维才能解决道德直觉原则的冲突，而直觉思维往往被自己层次的自明原则所迷惑。无论是自明的直觉原则还是批判性道德原则，它们都具有普遍规定性，不过在特定性和一般性的程度上有所区别，前者是相对简单和一般的，即不特定，后者则可以无限制地特定。

直觉道德思维可以提供与人们在历史生活中所形成的规则和惯例相一致的道德直觉原则，规则功利主义就是按这种方式进行道德思考的。在存在道德冲突的情境中，原则的选择就需要在批判思维层次进行，行为功利主义便是按此消解道德冲突的。通过对道德思维两个层次的划分，黑尔将规则功利主义与行为功利主义统一起来，形成了新的功利主义学说［5］。

二 对直觉反例的处理

对功利主义理论的非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指责功利主义方法与日常道德直觉之间存在冲突。也就是说，当我们用功利主义观点进行道德评价或道德判断的时候，总会时不时地遇到一些与日常道德直觉发生冲突的情况，这些情况可称为直觉反例。而黑尔则认为，在道德思维层次区分的基础上对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真实与虚构的事例进行区分，可以避免直觉反例的非难。

在黑尔看来，反功利主义者要想通过直觉反例来指责功利主义理论的可接受性，那么就总是通过一些事例，“借此表明，功利主义者的观点，差不多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与道德直觉不相一致，以谋取你方听众的赞同。……你必须做的是，找出一些差不多大家都能同意的道德观点，设法使它与功利主义原则发生冲突。要达成此目的，并不一定要选择可辩护的见解，而任何广泛地为人们持有的成见都可以”［4］130。反功利主义者一旦选定了既定见解之后，就会想方设法来使功利主义与这些既定见解发生冲突。他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显示，在这些例子中，功利主义者根据功利最大化原则就会选择某种行为，而这一行为用道德直觉原则的人来看却是错误的。但是这必须要求选择的例子是非常逼真的，或者是听众能够相信真可以发生的，否则，那些枯燥空洞的例子是构不成对功利主义的责难的。

黑尔清楚地分析了反功利主义者是如何利用直觉反例来非难功利主义的，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来反驳这些非难。他首先用有关对道德思维两个层次的划分的理论来进行反驳。必须搞清楚是在谈论思维的哪一层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可以容许什么样的步骤，特别是决定了反对者所引用的例子是否恰当的问题。换句话说，黑尔对直觉反例的回应首先是基于争论发生的层次，如果谈及直觉层次，“则他可以诉诸任何他认为听众同意的直觉，直至我们用批判思维来考察它们；但对于他运用什么例子，我们却要十分小心。因为听众的直觉，是他们所受道德教养的产物，无论这些直觉在以往多么奏效，它们也只不过是用来预备人们去处理那些很可能发生的道德境遇；而对于不常见的情境，并不能保证它们仍然能起指导作用。当然，即使在不常见的情境中，寻常的道德感情仍会明显存在，但它们却不能成为任何观点的论据”［4］132。在直觉思维层次，那些通过道德实践形成的道德直觉总是存在的，并且可以用来处理将来很可能发生的道德处境，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对于那些离奇的、不寻常的、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例，它们则不一定有效，这时就可以借助批判思维来进行考察。然而，如果是在批判层次进行争论，“只要他喜欢，便可以提出任何离奇的例子；但在这个层次，不允许诉诸已有的直觉，如果将现成的直觉作为前提，便是循环的。因为批判思维的功能，就在于判断直觉的可接受性”［4］131。也就是说，一旦出现离奇的道德境遇，在直觉思维层面，靠原有的道德直觉已不可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上升到批判道德思维层面，依靠批判思维进行考察。

这样，黑尔就把与直觉反例之间的争论转换为是否容许某些例子、以及如何处理它们的争论。为了说明此问题，黑尔为反功利主义者设置了一个例子：在医院有两名病人，要想维持他们的生命，一个必需换心，另一个必需换肾。此时，一名无人认识的流浪汉为了避寒游荡进来，他的器官组织类型刚好与两位病人相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以一条生命的代价拯救两条生命，而将流浪汉杀死，将他的心脏和肾换给病人呢？反功利主义者经常会设置类似的情境来非难功利主义的可接受性，因为他们认定功利主义者按照功利最大化原则肯定会说应该，而对于拥有道德直觉原则的人来说，则认为那将是不应该的谋杀。在黑尔看来，对于这样的直觉反例，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是在道德思维的哪个层次思考问题，如果我们要进行直觉思维，则事情非常简单：那是谋杀，因此将是错的。在直觉层次，功利主义者不会反对此结论。而且拥有那样的直觉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接受的任何道德教育中必然要求包含有诸如禁止谋杀那样的道德原则。即使是拥有良好批判道德思维的人也应该具有良好的直觉道德思维，在直觉思维层面思考问题时要遵循直觉道德原则。

但是，那些反对功利主义的直觉主义者这时还会继续反驳，虽然功利主义者也支持拥有那些直觉或感受对人们是好事，但是按照功利最大化的原则，在上述的事件中，他们应该克服直觉，甚至违反直觉来行动，因为根据假设，那样做会带来更大的功利。面对这种情况，如果该医院的医生是功利主义者，他应该怎么做呢？黑尔认为：“关键性的字眼当然是：‘根据假设’；因为你的对手建构这个例子，明显的目的就是要使这次谋杀成为有最佳后果的行为。”［4］133那么，就绝对不能容许他只是假定如此，他必须要说服听众，不仅这种情况会真的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而且医生还要知道，这次谋杀会导致最佳后果的可能性有多大。当功利主义者在面对这种道德上的特殊事例时，按照功利最大化原则，他会要求医生选择能带来最大功利的行为；但是如果医生们在行为过程中出现任何差错，其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医生们应该必须肯定他们没有也不会弄错。对于这种假设的离奇事例，黑尔仍然是以功利原则作为行为的根本依据，但是他同时又以其行为功利后果的不确定性，来回避诸如此类的离奇的事例的非难。

直觉主义者很希望能够给予他们所举例子的真实性，黑尔却指出：“在很多现实的处境中，很难获得这种高度的或然率（如果有的话）。……明显地，一旦我们坚持这些例子应该有血有肉、接近事实，那么你的反对者便不能从这些例子中得到多大的帮助。……假如我们谈论的是真实处境中的直觉思维，那么，例子必须是一真实的例子。”［4］134黑尔要求那些在直觉思维层次用来非难功利主义的事例具有真实性，但是反对者会认为他们有权引入任何逻辑上可能的例子，那些在可能世界中发生的直觉反例都可以用来反对功利主义的原则。对此非难，黑尔认为反对者把自己置于直觉范围以外，就不能再诉诸直觉，批判思维就肯定能够处理这样的事例，并给予一个功利主义的解答。“假如他把事例加以剪裁，使得功利主义的答案是，谋杀是正确的解决方法，那么，那便是他会得到的答案。你必须对听众说的是，这是全不要紧的，因为这种事例并不会发生。这对于论证有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容许在这样的事例中，谋杀是合理的，并不会逼使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指令谋杀，现实世界才是我们必须在其中过道德生活的世界。第二个后果是第一个的一般化：批判思维者选取来用于这世界的原则，也能够、并且真的会包括对谋杀的禁令，因为这种奇特的事例，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对于这些直觉原则的选择，毫不相干。”［4］134-135如果事例是真实的，黑尔实际上是赞成根据道德直觉来行动的，比如说禁止谋杀。如果事例是虚构的、不真实的，批判思维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通常和道德直觉不一致而使人讨厌这些方法，但是我们也没必要为此过分担忧，因为这些虚构的事例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

至此，直觉主义者还可能坚持，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是非常罕有，但总还是有一些事例，根据功利最大化原则，使得谋杀成为合理的。黑尔认为，其实根本未曾出现过任何这样的事例，即使直觉主义者真的举出这样的事例，则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批判思维，因为它显然是如此的不寻常而超出了我们直觉思维的范围。在批判思维层次，理性的功利主义者不太可能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谋杀是正确的行为。再假设他真有充分的证据，那么理性的功利主义者做出谋杀的行为，他也会因此感到不安。对此，黑尔认为我们没必要为虚构的情境而过分担忧，即使存在实际的事例，通过认真的批判性的讨论也能使结论达成一致。

对于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与道德直觉相冲突的情境，黑尔认为与具体原则的选择毫无关联。“功利主义者对这种例子必须说：我们所接受的那些在实践中有用的原则，我们需要培养出的那种直觉，应当是那种具有可称之为‘最高度可接受性’的东西。”［3］234“最高度可接受性的东西”则是指的既能被社会普遍接受，又能造福于社会的那些原则。这无论是对于规则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都能适用。这样，黑尔通过强调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真实与虚构的事例，强调所讨论的具体道德思维层次，对直觉反例的非难给予了回应。

三 评价

在黑尔看来，在直觉思维层次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道德冲突问题，但实际上这两种方法都存在很多困难。对于第一种方法，由于我们难以确定哪些直觉原则是好的，或者哪些是不好的，要想把所有的直觉原则排成单一序列，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即使通过努力比较后排出一个序列，而这种序列更不可能永远适用，因为如果有人对其中任一序列提出丁点异议，直觉也都是很难解释的。对于第二种方法，如果对直觉原则不断修正就会使得它越来越特定，越来越复杂，从而难以为人们自明地接受，更何况，修正以后还是有可能遇到特殊情况而发生冲突。通过道德直觉思维层次获得的自明的道德原则，也是需要进一步考察后才能确定它是否是真正的道德原则。

功利主义作为结果论，其结果都属于预期结果，都有其不确定性。再说，离奇事例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黑尔也并未充分说明，因此他用行为功利后果的不确定性和通过区分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真实与虚构的事例在批判思维层次回避直觉主义的非难并不成功。

正如斯坎伦指出的［6］145，对于我们应该做什么，直觉道德思维和批判道德思维并不总是能得出一致的答案，而通过批判思维层次做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则是确切的。道德思维两个层次的使用者，并不是两类不同的人，而是相同的人在不同道德情境中所扮演的不同身份或不同角色。黑尔的批判道德思维层次理论似乎并没有把选择道德原则的标准界定为幸福总量的最大化，而是希望通过协商一致来决定行为方式，因此，这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功利论，还不如说更接近于契约论。虽然如此，但黑尔通过对道德思维层次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为我们解决功利主义方法与道德直觉原则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1］吴映平.黑尔的可普遍化原则［J］.广西社会科学，2007，（10）.

［2］吴映平.黑尔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统一［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3］布莱恩·麦基.思想家［M］.周穗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HARE R M.Moral Thinking：Its Levels，Method，and Point［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

［5］吴映平.黑尔之功利主义观述评［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6］HARE R M.Hare and Critics：Essays on Moral Thinking［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On R．M．Hare Response to the Disapproval from Intuitionism

WU Ying-ping
（College of Politics，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u，Sichuan 610041，China）

R.M.Hare unified rule utilitarianism and act utilitarianism through distinguishing intuitive moral think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One of the criticism is that utilitarianism is at odds with our ordinary moral intuitions.Hare’s response to the intuitive counter-examples on the basis of moral thinking although seemed to be unsuccessful，but it did help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utilitarian method and principle of moral intuitions.

R.M.Hare；intuitive level；critical level；intuitive counterexamples

B561.59

A

1000-5315（2015）03-0031-05

［责任编辑：张 卉］

2014-09-20

吴映平（1980—），男，四川巴中人，哲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伦理学和西方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