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耀陨落

徐琳玲 刘锐 陈又礼 杨宙

一个伟大领袖的标志就是，将他所领导的社会从其所处位置带到其所不曾达到过的位置

——基辛格

3月23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对外发布公告：当日凌晨3点18分，91岁高龄的建国总理李光耀于新加坡中央医院逝世。自3月17日传出病情因感染而恶化，西方媒体一直守候在中央医院四周。

一名在该医院工作的陈姓医生目睹了李光耀的抢救现场。她透露，虽然被尊为“国父”，护理李光耀的住院医生还是按班轮换的，并无其他特殊待遇。他所住的ICU单间，旁边是一位欠债累累的普通病人。

一如李光耀所承诺和标榜的，勤勉、廉洁、有强大的责任感，做事永远有高尚的动机。“没有人会质疑他为新加坡所做的一切，即使反对他的人，也都承认这是李光耀最大的遗产。”《外交学者》网站发表文章称。

在各国政要纷纷发来悼文、高度肯定李光耀为新加坡和世界带来辉煌成就之际， 一则黑色幽默也在悄然发酵着。就在5天前，互联网上出现一则关于李光耀逝世的假文告，迅速散播开来。新加坡警方收到消息后24小时内确认嫌犯身份，一个未满16岁的新加坡男生被调查。

他会被鞭刑么？有怎么样的重罚等着他呢？

李光耀祖籍中国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是第四代新加坡华人移民。其曾祖父李沐文于1862年从大埔到了广东汕头，再乘搭舯舡来到新加坡。他做了店铺老板，在当地娶妻生子。赚了钱后又回到大埔，捐了个八品官。不愿跟他回去的妻子和孩子待在新加坡，繁衍后代。

1923年，李光耀生于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号的一座2层高的别墅内。他是李进坤和蔡认娘的长子。祖父李云龙经商，曾在往来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的轮船上做过事务长，耳熏目染之下十分推崇英国人的精英观念。长孙李光耀一出生，他就给取了一个英文名“Harry”，后来又送到英语学校接受英式教育。这使得李光耀自幼受到英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这是一段混杂着中西文化色彩的成长过程。李光耀的独女李玮玲曾说，她爸爸也是一个典型的土生华人家庭的长子，“他甚至不知道怎样敲破一粒半生熟的蛋”——因为“土生华人家庭的男孩子，尤其是长子，是不必做这些事情的”。

在李光耀眼中，母亲蔡认娘“坚强、足智多谋和意志坚定”，富家子出身的父亲则有些吊儿郎当，脾气急躁且嗜赌。在李光耀还是少年时，母亲就认定这个长子可以代替丈夫做一家之主，碰到重要的事就和他商量。为了子女的前途，她尽其所能，确保他们受到最好的教育，甚至不惜和丈夫对抗。蔡认娘的一番心血没有白费，长子李光耀和次子李金耀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兄弟俩后来一起开律师事务所;三子李天耀曾是一家股票证券行主席;四子李祥耀是医生，曾在剑桥大学读医学。

1936年，13岁的李光耀就读于新加坡当地最好的英校——莱佛士书院。二战期间，新加坡被日军占领。李光耀失学，就读于日语翻译学校，做一些翻译工作。为了谋生，他也投入到黑市买卖的活动中，其操作方法是“赶紧把手上的香蕉票换成物品，以应付不断飞涨的物价”。

新加坡历史上最屈辱、黑暗的3年零6个月，却被李光耀视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尽管他和他的朋友都曾被日本士兵殴打、虐待。“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

在日军的严苛统治下，犯罪活动几乎绝迹。1944年下半年过后，在物资匮乏、人们半饿不饱的情况下，新加坡可以夜不闭户，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当时，每10户人家设甲长一人。黄昏过后人们开始在区内巡逻，直到天亮。“他们拿着棍棒，不过是做做样子.因为刑罚太重了，没有犯罪事件可以报告。”

“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二战结束后，李光耀在家人帮助下凑得学费，远赴英国留学。他最初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一年后转入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受导师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这个来自殖民地的华人学生逐渐展现出强烈的反殖民倾向，还加入了剑桥的工党俱乐部。

但他也反感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他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

1949年，他获得双重一等荣誉学位，名列榜首毕业，随后取得律师资格。在剑桥，他与莱佛士书院时代的恋人柯玉芝秘密结婚。两人都是华人学生中的佼佼者。

这段长达六十多年的美满婚姻，成为李光耀一生最大的幸福。“我很幸运。不论后果如何，我的妻子芝，对于我的持续斗争，从来不质疑或有所犹豫。她说她对我的判断绝对有信心。对我而言，她是力量和慰藉的泉源。她有敏銳的直觉，我却是经过选择分析和推理之后才做决定的。”

1950年，还在留学的李光耀加入了一个由旅居当地的东南亚人组成的、以争取独立为目标的团体“马来亚论坛”，他时常发表一些反英反殖的演说。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和妻子一道开始律师工作。

50年代，东南亚地区左翼运动活跃，新加坡罢工潮此起彼伏。1952年，李光耀作为“新加坡罢工邮差”的律师代表与政府谈判，迅速为自己打响了知名度。成千上万的工人都知道了他的名字，同时又没有吓到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为他后来从政打下了民意基础。

2000年9月16日，李光耀与妻子柯玉芝庆祝自己的77岁生日

1954年10月，李光耀联合一些从英国回来的华人、当地受华文教育的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人民行动党。在次年举行的首届选举中，李光耀顺利当选立法议会议员，开始与新加坡方面的马来亚共产党（“马共”）负责人林清祥等人组成“统一战线”，一道为新加坡争取自治地位。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动党也在首次在选举中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35岁的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他一直希望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争取“腹地”的支持，同时借此铲除在当地日渐壮大的马共势力。

1961年，人民行动党内以李光耀为首的“反共分子”与“亲共分子”决裂，李光耀逐渐右倾，林清祥等另组“社会主义阵线”。1963年7月，李光耀在伦敦与马来亚东姑阿都拉曼政府达成协议，新马正式合并。合并后的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李光耀主导的新加坡自治邦政府采取行动，逮捕了新加坡的多名马共高层。

新马合并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经济等多项政策上很快就产生严重的分歧。1964年，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李光耀政府指责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与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使马来人在联邦内享有特殊的高等待遇，并在幕后煽动在新加坡的马来人反对新加坡自治邦政府。而联邦政府高层则对此十分反感。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后，新加坡在1965年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并于8月9日被迫宣布独立。

一直以坚强面目示人的李光耀说，自己这一生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母亲蔡认娘去世，一次是1965年被迫奉命带领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我从没想到自己在四十岁的时候，得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照顾200万新加坡人民的生计。突然间，我们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

国防、军队、种族矛盾……最令他头痛是经济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将如何生存？印尼正同他们对抗;贸易活动停止了;马来西亚人想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出口商做生意。

更雪上加霜的是英国1968年1月宣布将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当时，围绕着英军基地的开支，占到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3万多份工作，间接地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4万份工作。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它原是一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干一样。”

李光耀思考了所有的问题和眼前的选择，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我们必须作出非比寻常的努力，使得我们的人民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适应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成本却比他们低。”

1965年5月1日，李光耀与家人在下象棋

在此期间，他前往马耳他考察当地人如何应付英军撤退后的生活问题。在那里，他大为震惊：苏伊士运河因为战争关闭。但是，码头工人照旧领全薪，他们把干船坞注满水，在里头打水球玩！“他们竟然指望英国不断施舍，他们是多么依赖外来援助啊！”

撤走前，英国人答应提供给新加坡一笔“可观的援助”，以抵消英军撤退所将造成的经济损失。李光耀却向新加坡工人发出警告：“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

1968年秋天，李光耀到哈佛度一个短期进修假。在那里，他接受商学院的新理念，香港、韩国两地成衣业的发展给他带来启示，“我原先以为工业是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靠又廉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方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六七十年代，身为总理的李光耀本人成为新加坡的头号“推销员”。他频频出访美国，向美国企业界人士卖力地发表演说，劝说他们来新加坡投资、做生意，因为“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

关于这些紧张的商务会餐，他后来在给内阁的一张便条里抱怨：“一面进餐一面谈话，又要保留气力，不敢大吃大喝，以免不够机警敏锐，那是相当吃力的事。这是为吸引美国投资而付出的部分代价。”

局面逐步打开，惠普与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公司来新加坡投资设厂。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两百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亿新元，在所有外来投资国当中高居榜首。

当时，占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学者普遍认为，跨国公司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過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

李光耀和他的同僚吴庆瑞对此嗤之以鼻。“我们不是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既然廉价劳动力闲置，那么如果跨国公司想利用，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可以从跨国公司那里学习先进经验，没有它们，我们可能永远都学不到这些。”

从最初引进外资开设工厂、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开拓非洲市场等手段，李光耀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找到了出路。其后，他又引入金融、石化、电子工业、重工业，使得新加坡的产业升级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

在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融入全球经济化分工的新加坡借此飞跃起来。短短二三十年间，这个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小国，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976年，李光耀（中）首次访问中国，中国总理华国锋（左）在北京机场迎接

“我们就这样排成一排，然后一起转过身弯下腰，把屁股对准李光耀来回摆动，然后一起喊反对他的口号。”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闪烁着顽童的神色，向我回忆起他在四十多年前参与的学生运动。当时，他是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学生，业余参加左倾运动。1966年的一天，他和其他两百多名学生前往李光耀在学校图书馆举行的演讲现场，抗议他强行取消华文教育而推行英语教育的政策。

对李光耀来说，这绝不好玩。在他把参与两次示威活动的马来西亚籍学生领袖递解出境后，学生的骚乱便逐渐平息。

通过抓捕、起诉、驱逐所有反对他的华人商会、报馆、学生组织成员，李光耀在十来年间终于成功地把英语推为新加坡第一官方语言。这一举措，后来被视为新加坡走向国际化、融入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一步。

2011年，网站《商业内幕》（BusinessInsider）在其“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中把李光耀排列为第二位。弗朗哥、蒋介石分列三、四位。

对于自己的政治对手，李光耀从来不手软。自新加坡独立后，一直维持有效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早年曾与他合作、后来决裂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因该法被拘禁二十多年。

在新加坡国内，虽然反对派的声音一直存在，却始终不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威胁。在大选期间，李光耀经常透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罪等，逼得包括邓亮洪在内的许多反对派因此被迫退出政坛或移民他国。

1981年，人民行动党在一次补选中，输给了反对派律师约书亚·本杰明·惹耶勒南。惹耶勒南后来在政府提起的诉讼中败诉，1986年宣布破产，被禁止进入议会和法律行业。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发现他蒙受了“严重的不公”。最终他恢复了律师身份。2001年，惹耶勒南在部长们提起的诽谤案中败诉，无法赔付损失，再次破产。

在李光耀看来，如果新加坡决定发展成为像西方国家如英国的两党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

数十年来，李光耀一直鼓吹“亚洲价值观”。他个人更喜欢称之为“儒家价值观”，可以笼统概括为尊重权威和秩序，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他认为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而对不加节制的民主的滥用，尤其是言论自由，会激化社会矛盾、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西方世界对李光耀批评最多的，是他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限制。但凡谁敢对新加坡内政说三道四，都有可能遭到他的强硬回击。西方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经济学人》、《亚洲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远东经济评论》《泰晤士报》等，都曾被他以诉讼、发行限制等方式一一“修理”过。

1986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新加坡一名反对党议员被该国法庭判决有罪的事件。由于《时代》未能满足他的全部答复要求，李光耀下令把《时代》的销量从18000本减少到2000本，直至《时代》完全妥协。

2010年2月，《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版编辑因为把李光耀父子加入到“亚洲王朝政治”名单中，被李氏父子告上新加坡法庭。最后，《国际先驱论坛报》公开向二人道歉，并向李氏父子和吴作栋支付16万新加坡元（约合78万元人民币）赔偿金，以弥补“名誉伤害”。

他很不客气地把西方记者称为在新加坡进进出出的“十足的废物”。

“我不会听从人权观察组织的指引的。自由之家的评级什么的我也不感兴趣。最终，新加坡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这才是检验。治理得好的社会的指标是什么？看看上周《经济学人》的人文指数，我们名列前茅。你看看世界银行的储蓄指数，我们名列前茅。我们缺这个吗？”

“我只做正确的事，不管它是否政治正确”

这位严厉的国父，就像父亲一样操心新加坡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在他认为必要之时毫不手软地插手“干预”。

1983年8月14日晚，李光耀用严厉的口吻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他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

李光耀后来解释，促使他演讲“婚嫁”问题的，是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我決定给新加坡男性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来。我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新加坡国内外的舆论排山倒海般袭来，人们抨击他是精英主义者。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肆报道，自由主义的西方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借此讽刺他无知，认为李光耀满脑子成见。行动党内部对他的言辞也有微辞。

一位40岁的单身女性给媒体写信：“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业女性，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是莫大的污辱。”

雷厉风行的总理先生从来不屑于外界的批评。在他指示下，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帮助男女大学生牵红线的相亲机构——“社交发展署”，他本人亲自挑选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来主持大局。

为了扭转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加坡女性生育少的趋势，李光耀和时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决定：大学毕业、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女性，在为其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尽管在内阁也遭到激烈反对，这项政策最终仍以多数票通过。

让国父和他的同僚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们也提出抗议，她们并不欢迎这种“优先权”。这场插手新加坡人婚嫁生育问题引起的争端，直接导致人民行动党在次年选举中得票率下降2%。

大选过后，李总理终于作出让步，同意放手让接任教育部长的陈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取消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取而代之的是给予已婚妇女一项奖励面更大的特别所得税优惠——以大学、理工学院“A”水准和“O”水准毕业的女性为对象，凡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的，本人或其丈夫就能获得一笔可观的所得税回扣。

事后，“国父”仍然强硬地为自己的言论和政策辩护。“我已经唤醒人民，尤其是受大专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国家的处境毫不掩饰地摆在他们面前。”

他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和论著里，提到自己对精英主义的信仰、对优生学的推崇——在西方民主社会，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只做正确的事情，不管它是不是政治正确。”

1990年，李光耀辞去担任了30年之久的总理一职，由吴作栋接任。这位爱管闲事的大家长保留“内阁资政”的身份。

2010年，一直牢牢控制新加坡政局的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遭到惨重失利，得票率跌到历史新低60.1%。反对派赢得了5个议席，要不是多数制的投票系统，他们能赢得更多席位。

行动党后来承认在联系选民方面失败。有些人说，失利的“罪魁祸首”就是老李先生。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不记得他的光辉岁月，直接得几近恐吓的语调会令他们反感。

内阁资政的快人快语，给他的党内同僚们带来麻烦。他因为说马来族人在新加坡适应得不好而惹恼了他们;他说阿裕尼集选区的选民“有5年时间来忏悔”他们的决定，因为他们投了反对派的票，导致新加坡外交部长在自己选区丢了席位。最终，李显龙都被迫和他在言论上做了切割。

李光耀却说：“即使躺在病床上，即使你们要将我放进坟墓，我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是错的，我会起来。那些认为我离开政府不当总理就会永远退休的人，真应该好好检查一下脑子。”

1978年11月12日，李光耀（前左）在新加坡机场迎接到访的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

对于新加坡的未来，李光耀自始至终充满着危机感：新加坡高度依赖世界局势。如果没有国际法律和法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个国家就不复存在。

“（如果发生入侵）我们的武装军队可以抵抗攻击两周、三周，但如果是被围困，或是控制海路。我们只能挨饿了。所以，这取决于有一个这样的国际环境：边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还有法治。这不仅仅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还有美国第七舰队，日本在马六甲海峡的利益，后来还有中国和印度在该地区的利益，然后出现平衡状态。”

为了这个城市国家的存亡和繁荣，他必须对世界局势进行前瞻性和战略性思考，并谋求对亚太乃至世界局势的影响力。

2005年，李光耀入选《时代》周刊全球100名最有影响人物，被归类于“科学家及思想家”一组。冷战时期，他周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也在邻国和东亚强国之间频繁往来。他所扮演的亚洲代言人和协调者的角色，也使得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获得了不可忽视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从政50年来，他一直是美国白宫的座上宾，众多西方政要以及商界巨头都曾向他讨教如何跟中国打交道、如何处理中国问题。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称赞他，“当今世界，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战略思想家了。两代美国领导人都从他的建议中受益匪浅。”

在错杂复杂又微妙多变的国际政治中，李光耀最令人佩服的是游刃有余地行走于北京和台北之间，和国共两边都维持着友好关系。这使得他在海峡两岸扮演着“传话筒”的角色。

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在70年代末开始与中国大陆交往，当时，双方都放弃了60年代时的敌对政策。而在70年代早期，他就为了谋求新加坡的区域安全，和台湾进行了包括军事在内的多项合作。

他与蒋经国私交甚密。由于台湾在外交上日趋孤立，蒋经国不方便自由访问各国，李光耀就成了他掌握美国和世界整体发展动向的一个重要渠道。李光耀评价，蒋经国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很善于看人，开口前必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绝不信口开河。

1973年至1990年间，李光耀每年总会访台一两次。蒋经国每次都会尽地主之谊抽三四天陪他四处逛逛，直到他的健康状况在80年代恶化。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光耀到台出席丧礼，前往凭吊的还有多位美日的領袖，但没有一个是现任高官。

李光耀对李登辉的“台独”路线和“媚日”颇多不满。但是，1989年，他还是接待了到访新加坡的李登辉，并尽“一切应有的礼仪欢迎他”。在新加坡对外的官方文告中，李登辉被称为“来自台湾的”李“总统”。对李登辉来说，虽然没有被待以“国家元首”的外交礼遇，依旧算是一个重大的外事胜利。

自80年代起，台湾社会逐步迈向民主化。李光耀敏锐地察觉到“本省人”的势力正在崛起。他开始有意识地结识一些民进党高层人士，包括苏贞昌、谢长廷，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和“台独”扯上关系。

1990年，中国大陆因为政治风波受到西方的经济封锁，李光耀顶着巨大的压力访问中国，并于当年10月3日促成新中建交。

香港回归前，部分香港人开始大举移民。李光耀为香港签发了2000个移民签证，但他公开为邓小平辩护，认为“此类举措与人权问题无关，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

在扮演海峡两岸的“传话人”的角色中，李光耀最辉煌的成就是一手促成了海峡两岸首次历史性动作——汪辜会谈，会谈的地点也选择在了新加坡。

面对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一直怀有戒心。

他在许多重要场合都会对外强调：虽然同文同种，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现在是、未来也仍将是，两个独立国家间的关系”。国家利益永远是最优先的。“我们不会期望由于我们是华人而得到任何特殊的安排或协议，而是由于我们更有效率，更能与其他的人竞争。而不是我们能说华语，或者我们的长相一样。”

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个细节，文莱苏丹出访中国时，中方带他去了他先祖在南京的陵墓——4个世纪之前，一位文莱苏丹带着丝绸到中国进贡，在途中病逝。“中国”有“中央王国”的意思，令人回想起古代中国在东亚的宗主国地位。

他呼吁让美国来“平衡”中国的言论，也引发了大陆网民的失望和不满——他们不理解这个地道的华人，甚至是华人世界的骄傲，怎么可以如此“数典忘祖”、挟洋自重、吃里扒外呢？

李光耀对中国“和平崛起”之说充满警惕。他告诉中国高层领导的智囊团，这个术语令人恐惧，改为“和平复兴，或者和平革命、和平反战”更合适。“但已经提出来了。现在中国人必须要尽可能好好地解释了。”

他在私下则委婉地告诉一位中国领导人，他相信中国在和平崛起中的位置，但是不要“给年轻人灌输骄傲的情绪和爱国主义。反日游行时，他们变得暴力”。否则，“前天，我是中国的老朋友;今天，我就是新的敌人。”

“一个工业化的、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友好地对待东南亚国家呢？新加坡不确定，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国都不确定。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越来越自信并愿意采取强硬立场的中国。”他忧心忡忡地评论说。

在和他往来的国际政要中，这位老练的外交高手认为，邓小平是给他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人。两人颇多相似之处：都是头脑冷静的“实用主义者”，个性刚毅果敢，有着老辣的政治经验，善于在现实中学习、修正前行的方向。

1978年11月，74岁的邓小平正式出访新加坡。李光耀特别让人在他座位旁放了一个明代的蓝白色痰盂，邓小平却没用也没抽烟，“大概他（邓小平）知道我不抽烟。”

两人长谈了4天，主要讨论苏联和区域安全问题，最后，谈得最多的是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资企业推动经济活动和发展、为人们创造就业和培训机会，这些机会既包括培养优秀车间工人，也包括培养大批主管、经理、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他看到了我们是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

等北去的飞机舱门一关，李光耀预感到一场巨变将要来临。几周后，他的下属把《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看他。报道的倾向改变了，新加坡被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帝国主義的走狗’。”

这次会面令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他在书中写道：“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自80年代起，中国派出大批官员到新加坡学习观摩。八九十年代，新加坡都是大陆报章津津乐道的话题：一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成就，二是新加坡社会的干净文明和重罚体系，以及“高薪养廉”。

自1980年开始，一直到90年代，李光耀几乎每一年都会来中国。除了会见中共高层外，他会在一位中国副部长陪同下，用十天左右的时间考察中国各地省市。

1984年，中国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当年第一次考察深圳经济特区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光耀则于随后的1985年造访深圳，探察中国建设经济特区的经验得失，并从此每年派员观察深圳改革动向。1992年，邓小平为破除左右派之争，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谈话中盛赞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并且要做得更好。

随着中共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但同样又面临放开管制之后经济过热的问题，譬如199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经济过热，1993年通货膨胀率为14.7%，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24%。

据李光耀回忆，“他们不时就通货膨胀问题与我讨论;他们问过通货膨胀什么时候才会过高。我说这取决于中国的生产力是否得到完全利用、工人是否供不应求。只要生产力得到完全利用，劳动力资源充足，适当的膨胀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1992年9月，李光耀走访苏州，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王鼎昌根据此行，绘出苏州工业园的蓝图，得到了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岚清等中国领导人的支持。1994年2月26日，中新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当年5月12日破土启动。

起始之时，苏州工业园就承载着李光耀将新加坡的制度、管理、产业等软件向中国大陆输出的愿望。投资工业园的中方财团由中粮、中远、中化、华能等14家大型企业集团出资组建，新方财团由新加坡政府控股公司等联合组成，

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回忆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曲折，并感慨：“苏州5年，让我们见识了中国一层层行政机关和易变的经商文化的错综复杂。我们如今对中国的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会怎么绕道而行，回避各种路障，最终使中方把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继续进行下去，争取部分成功而不是彻底失败。”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亲历者和“高参”，李光耀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四代领导人都有深厚的私交。

在李光耀眼中，四代中国国家领导在不同的改革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所必须做的是打破旧模式，推动国有企业向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过渡。胡锦涛的目标是平衡沿海与内地的发展。“我得说，朱镕基的最后5年政府取得了重大突破，他改变了体制，加入了WTO，加入WTO又会迫使你去改变体制而且还会继续推动你改变并保持竞争力。”

他把习近平归类于“纳尔逊·曼德拉这一级的人物”，性格内敛，钢铁般的意志。“有强大的情感自制力，不会让个人的不幸和苦难影响其判断。换句话说，他让人印象深刻。”

2005年，李光耀曾和《时代》周刊记者谈起自己很多年前读过一本书——《真正的敌人》。作者是一名法国天主教徒，他记录了自己在纳粹集中营的遭遇。集中营里有两拨人，有信仰的幸存了下来，没有深切信仰的死了。有信仰的又可分为两拨，一部分笃信宗教，另一部分则是共产主义者。其他人（著名的医生、有才的音乐家）会拿食物交换香烟，他们知道这么做的话，终有一天早上他们没法走出去，但他们已经放弃了。

“人类精神中有些东西是超越理性的”。这位以理性到冷酷著称的不可知论者感慨说。

当时，这位86岁的老人看起来依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为了保持体力充沛，他坚持游泳、骑单车、按摩来对抗衰老，并安排了满满当当的国内外会议和演讲日程。“我知道，要是我停下来，我会老得很快。”

但是，回头看看这些为抗老防衰所做的努力，他又觉得很“荒谬”。“我快87了，尽量保持健康，表现出精力充沛的样子，这得下功夫，但这功夫下得值不值呢？”他说。“我嘲笑自己总努力地保持勇敢的样子。但这成了习惯。我就让它习惯下去。”

2008年李光耀的夫人柯玉芝再度中风，卧床不起。熟悉他的人发现，这位年近九十高龄的老人一下子老了许多。

每到入夜，他都坐在太太的病榻前，这是他最难捱的时候。从他们一起在伦敦学习法律时开始，柯玉芝一直是李光耀的坚强后盾。她在他身边，支持他，给他建议，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每天晚上，我跟她说话时，她都知道。她为我保持清醒;我跟她聊我白天的工作，给她读她最爱的诗歌。”李光耀打开一个大表格，上面记着他的阅读书目，有简·奥斯汀、鲁德亚德·吉卜林和刘易斯·卡洛爾的小说，也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现在，照顾她的却是他了。他记得她所要吃的药物的复杂规定。因为她左边的视线看不到东西，他便在她用餐时坐在她左边。他提醒她吃盘子左边的食物，并捡起她左手掉在桌上的任何食物。

晚上听到隔壁房里传来太太的呻吟声时，李光耀会冥想20分钟，念诵一位基督教朋友教给他的祷告语“Ma-Ra-Na-Tha”。

“Ma-Ra-Na-Tha”出自《新约·哥林多前书》的结尾，中文版《圣经（和合本）》将之翻译为“主耶稣必来”。李光耀说他所知道的意思是，“到我这里来，主耶稣。”他一直是个不可知论者。但是，如今，这祷告语的发音让他听着觉得安慰。

“问题是要让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心猿意马。”他说，“（读了祷告语后，）你会慢慢平静下来。白天的压力和焦虑得以释放。这样也就比较容易入睡。”

夕阳已下，迫近黄昏。那些不招他待见的外国记者、学者或许还有许多投身政治的人们在反复追问：这位弹丸小国的“大人物”究竟给新加坡、这个世界留下怎样的遗产？

李光耀说自己左右不了别人如何看待他，但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没有别的了……”

“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是对的，”他说，“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经审判把某些人关起来。”

他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盖棺方能定论。“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

时候到了。

参考书目：《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风雨独立路》、《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报纸期刊：《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外交评论》、  《天下》杂志、《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