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官员眼中的新加坡

刘光明 张明萌

新加坡是世界金融中心，有集装箱吞吐量排第三的码头，有石油基地，是亚洲旅游胜地，还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2011.03-2012.01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公共行政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获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

我是2011年3月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的。当时我在广东省物价局担任副局长，正在研究在公共政策上借鉴新加坡的平价商店、组屋制度。能争取到这么一个学习机会，我非常珍惜。组织上很支持，很快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

求学的过程是艰辛的，重新背上书包，完成作业，参加考试;但也是愉快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是很有底蕴的。很快我就不仅局限于工作和专业，而是多方位地开展政策比较、深入钻研公共治理。比较吸引我的是学校组织的讲座。讲座形式很生动，新加坡的部长、《联合早报》总编、金融大鳄罗杰斯、国际政要、知名企业家、学者等等，现场交流互动，提问对话也常常擦出火花。国立大学对世界的开放性，令我印象很深刻。

我当时在武吉知马校区，生活上主要依赖平价商店。平时走到平价商店十来分钟，在这里买食材，享受到了平价商店的好处。微观经济学课程中的一个作业题是“一个社区买菜可到超市和菜摊，超市远且贵，但现在降价了，菜摊如何改变”。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题目，市场有规律，超市有规模优势，而菜摊要赚钱，就必须生产环节直接对接销售环节，省下流通环节的成本，平价策略就可以发挥作用。

回国后我到地方工作，推动区域里建立了平价门诊，群众很欢迎。城镇化进程中，欠发达地区年轻劳动力去外面打工，留守老人增多，他们的看病问题愈发突出。我们在每一个街道建立平价门诊，请一些医生坐诊，给老人建立医疗档案。这样就省去了老人因一些小毛病去大医院排长队的麻烦，也方便各街道长期跟踪老人的身体状况，效果挺好。

在狮城的一年，我感到这个国家有其独到之处。首先以小见大。虽然新加坡只有七百多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还不到我所工作的地级市的七分之一，人口也只有五百多万，但是它的GDP近3000亿美金，是世界金融中心，有集装箱吞吐量排第三的码头，有石油基地，是亚洲旅游胜地，还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虽然面积小，但却以一个国家的架构在与世界竞争，形成的是开放性的国家战略。

同时，新加坡平中见奇。最高的武吉知马山仅164米，这么小的岛国，想法也非常务实，它的供水要依靠邻国，但他们将水净化后又卖回给邻国。精英教育使这座城市的管理、工业的设计、产业发展、政府部门治理……都井然有序。这里的资源并不丰富，但胜在区位优势，地处马六甲海峡的关键位置，大力发展港口业，把大量资源聚集在那里，务实的政策赢得了发展空间。

李光耀先生一直给外界的印象就是极端务实，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政府总理，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脱离，他是独立建国后的首任总理，也是人民行动党的缔造者。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迅速崛起。人民行动党务实、廉洁的执政，不断地提升了经济发展层级。

對新加坡人来说，李光耀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是和新加坡的政治体制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老一辈也好，新一辈也好，共同的感受是“李光耀为这个国家做出重要表率作用和贡献”。他有着别人无可取代的威信。他的自身规范、反腐历程、政策制定都是国民津津乐道的典范。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也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新加坡的清廉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常常讲一个故事，一个部长因贪腐被调查，他打电话给李光耀求情，李光耀没有接，部长跳楼自杀了。他们总说“新加坡不存在腐败问题，因为即使总理也救不了你”。 他们高薪养廉，可公职人员仍然不敢开好车、不敢高消费，因为要注重公众形象。

还有一个就是新加坡安中思危。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都具有忧患意识。新加坡的国际化视野决定了其制定政策的前瞻性，公共政策制定时要反复思考，出现问题时成立独立的检讨委员会进行校正。2011年恰逢新加坡大选年，人民行动党丢掉了包括5个席位的集选区和一个单选区。当时他们也在反思对网络舆情和一些公共政策的不足。我在和当地的群众接触中，也感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异，不同时期的需求也有差异，如果没有深入倾听群众的呼声，就很难做好工作。到地方工作后，区内的网格化治理、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也有很好的效果。

当时我们虽然在新加坡学习，但更重要的是立足新加坡，对世界经济格局进行系统认识、理解和思考，这种思维意识对现在的工作很有帮助。新加坡与西方价值观并不一样，比如政治体制、严苛的鞭刑等，但是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游刃有余。国与国策略上确实要寻求共同利益，像我国“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平台，就在国际社会中赢得广泛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