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穷忙族”

郑廷鑫

作者：【美】戴维·希普勒

译者：陈丽丽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月

编者按：戴维·希普勒曾在《纽约时报》做了22年记者，拿过普利策奖，现在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同时在普林斯顿、达特茅斯等高校任教。在这本非虚构作品里，他关注到一个被遗忘了的群体：穷忙族。尽管美国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尽管美国宣扬“美国梦”、“劳动致富”，低收入人群的问题却令这一切显得讽刺和可疑。而且最新的数据显示，贫困人口的生活除了更显艰辛之外，基本没有改变。本文摘选了引言《贫困边缘》的部分内容，希普勒说：“在美国，辛勤工作的人不应该是穷人。”或许在任何国家，都应该如此。

这是被人们遗忘了的美国。在劳动大军的最底层，成千上万的人在繁荣盛世的阴影之下，在贫穷和富裕的灰色地带中生活。不管你是富翁、贫民，还是中产阶级，你每天都会和他们不期而遇。他们给你端来巨无霸汉堡，在沃尔玛超市帮你寻找商品。他们收割的粮食成为你的食物，还为你打扫办公室、缝补衣物。在加利福尼亚的工厂里，他们把车灯打包，好给你孩子的脚踏车安上车灯。在新罕布什尔的车间里，他们把墙纸样品册装订起来，为你的装修提供帮助。

他们是从不为人知的苦难艰辛中走出来的。有的人靠救济金过活，吸毒成瘾，或者无家可归，只能苦苦挣扎;有的人一直在做危险的工作，靠微薄的薪水勉强度日，一筹莫展。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孩子营养不良，有的还遭到性虐待。有些人住在四壁剥落的房子里，孩子们因此患上了哮喘，不得不向学校请假。有些孩子甚至买不起眼镜，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

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失败。而比他们更失败的，是他们的国家。尽管美国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而且美国宣扬“劳动致富”的信条，低收入人群的问题却令这个信条饱受质疑。有些人觉得劳动确实能致富，而有些人却发现自己只是徒劳无功。很多工作要求高，薪酬低。尽管换了多次工作，许多人却还是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上挣扎，甚至接近赤贫。

脱贫致富看来是需要万事俱备的。你需要一整套技术，合理的起薪，晋升的机会，这些都是先决条件。但这些并不够，你还需要有清晰的目标、十足的勇气、强烈的自尊心，没有巨额债务、疾病或者毒瘾缠身，还要有支持你发展的家庭、品行端正的朋友，以及私人或是政府机构的妥善帮助。这一系列条件缺一不可，否则麻烦就会接踵而来，因为贫穷就意味着你无法保护自己。你就像是橄榄球场上的四分卫，没戴头盔，没戴垫肩，没受过训练，也没有经验，前面是一排体重都只有百磅的队友，弱不禁风。在比球场更大的世界里生存，如果一个穷人没有储蓄，没受过训练，在社会败类的威逼利诱面前没有防备之心，没有还手之力，那么他或她就会像在橄榄球场上被擒杀的四分卫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解雇——惨遭重击，鼻青脸肿，屡战屡败。如果在周而复始的失败中有那么一次例外，那么人们就会说这是美国梦的实现。

美国人普遍不了解贫困的成因，因此也不清楚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他们信仰美国神话，依然认为即使是出身最贫寒的人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希望确有其事，而且当我们看到那些令这个神话备显真实的例子时，我们很欣慰——无论这些例子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霍雷肖·阿尔杰，这个18世纪作家的名字已经变成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读他的作品，但是他笔下的人物都取财有道，勤劳致富，因此他已然成为白手起家的代名词。尽管从自由女神像上的铭文里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对那些站在“金色大门”前的“可怜的废物”的嫌恶之情由来已久，经典的移民致富的故事依然激励着美国人的心。

美国神话是有其意义的。它为这个国家和每个居民都制定了高要求的标准。国家要尽量成为传说中的充满机遇之地;居民则必须努力利用这些机遇。受这一理想的启发，人们发起了“民权运动”，“向贫困宣战”，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寻找办法，缓解这个富有国度中依然存在的贫穷问题。

但是，美国神话也让人们找到了责备穷人的借口。在清教徒的传统中，努力工作不仅仅是生活的实际需要，也是道德的要求;不努力工作就意味着一种道德过失。不通人情的逻辑决定了冷酷无情的判断：如果努力工作就能让一个人走向成功，如果工作是一种倫理美德，如果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通过工作取得成功，那么失败的人就是误入歧途。市场就是处事公平、一锤定音的裁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资低是工人本身的错，因为工资低说明的不过就是他的劳动价值低。在美国的大环境中，贫穷总是带有原罪的气息。

低收入人群的问题令“劳动致富”这个信条饱受质疑

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论调，那就是美国的“反神话”。这种观点认为个人的贫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社会。根据种族歧视和经济实力划分出的森严等级令贫困群体遭遇一系列的困境，学校教育质量低下，人们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穷人的孩子们都会被逼进死胡同：犯罪、毒品、收入微薄，前途无望。有许多巨大的力量是不受个人控制的，在这些力量面前，个人只是受害者，而这些加害他们的力量就包括了贪求利润、剥削他们劳动的企业。

在我们的经济取得了这么多成绩之后，贫富差距依然没有消失，反而加大了。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资产净值中位数达到1589000美元，而最底层的25%人群的资产净值中位数是-4900美元，也就说，他们的收入还没有他们的欠债多。和日本、中国香港、以色列、加拿大及西欧的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更短，新生儿死亡率更高。然而，在这一切被写成文字、付诸讨论、悬而未决之后，人们更加难以对此感到惊奇，受到震动，并为之愤怒，所以要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也同样更难。

事实上，我们当然不能轻易把人们归入符合美国神话或者“反神话”的类别中去。本书中那些工作的人们不是无助的，也不是全能的，他们处在个人与社会责任的两极之间，只不过每个人的位置有所不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产物：他们要么选择错误，要么运气不佳，要么就是前途因出身或意想不到的事件而被拦腰斩断。很难说一个人的贫困境遇和他或她的一些不智之举之间没有某些关联——比如，中途辍学，非婚生子，吸食毒品，习惯迟到。另外，很难说一个人的举动和与生俱来的环境因素之间毫无关联。例如，父母管教不严，教育很差，社区居住环境糟糕。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个人的机会寥寥可数。

人们应该如何定义造成贫困问题的个人因素？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关于福利和其他社会政策的争论。但是，很少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使是在具体的案例中，答案也很难确定。和富人相比，穷人们在自己的私人决策上控制力更小，更难避免受到冰冷的政府机器的干扰，在因科技和竞争而变得疯狂不堪、陷阱密布的世界里，他们的应变能力更低，难以避开这些陷阱。相比其他人，他们的个人错误造成的后果更严重，而个人努力的回报却更微小。他们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微妙，旁人通过工作培训等手段帮助他们，但是很难取得成效。

事实上，对于几乎每个家庭来说，贫穷的成因都有一部分经济原因，一部分心理因素;一部分个人因素，一部分社会原因;一部分过去的影响，一部分现在的情况。每个问题都令其他问题造成的影响加大，所有问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一个逆转就能够导致连锁反应，令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住在破旧的公寓里会令孩子哮喘加重，于是家长就要叫救护车，然后他们会付不起医药费，信用记录就此被抹黑，于是他们的汽车贷款利率就要大幅提高，只好买一辆不好使的二手车，因此这位母亲无法准时上班，晋升机会和赚钱能力也因此受挫，于是她只好窝在一间破烂的房子里。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会针对大部分贫穷的工薪族所面临的问题展开，实际上，每一章会聚焦于贫穷生活的某一方面。在关于工作的章节，你会看到育儿的故事;在关于健康医疗的讨论中，你会看到住房问题。如果要把每个问题像实验室提取某种毒素一样来孤立看待，那是不真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很大程度上它们因为其他问题的存在而存在，而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会让整体效果更加糟糕。

如果问题之间相互关联，那么解决方案肯定也是如此。如果各个解决方案互不关联，就无法解决问题：单凭工作是不够的，光有医疗保险是不够的，只有良好的居住条件是不够的。有保障的出行手段、谨慎的家庭财政规划、良好的育儿方式和学校教育也是不够的。只改变其中一项并不能帮助工薪阶层脱离贫困边缘。只有兼顾所有因素，美国才能实现它的诺言。

第一步是要看到问题所在，而首要的问题就是人们对这些人视若无睹。那些参加工作但卻过着穷日子的人们是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专家们一不小心就忽略了这些人，这些人构成了美国不为人知的一面。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实况播音员蒂姆·布鲁克斯曾经就影剧院里定价过高的爆米花发表过很长的一段诙谐言论。一小袋爆米花竟要5美元，这让他愤愤不平，于是他调查了其中的实际成本。据他计算，他买到的5盎司爆米花在超市里要价不过23.71875美分，剧院经理买50磅重的袋子也只要花16.5美分。所以一袋爆米花的总成本是22.5美分。减掉营业税，一袋爆米花的利润是4.075美元，或是1811%的利润。

显然，这家剧院理念与众不同，他们不请任何员工。否则布鲁克斯就不会完全没有提及柜台后面的人，他们微薄的薪水不会影响额外的利润，因此也就不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那些烤爆米花、把爆米花装袋、再把袋子交到他手里、然后收钱的人们肯定是穿了隐身衣。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似乎没有一个编辑注意到这一点。

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他们得到人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