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平话》成书考述

罗筱玉 张明明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00)

现存《三国志平话》(以下简称《平话》，其他话本仍用全称)与《三分事略》除少数异文外，情节基本相同，大体可断定是来自同一种源刊本的异本关系。然《三分事略》在整体上相较《平话》远为粗恶，且阙叶达八叶之多，加上叶内存在不少缺损漶漫之处，故本文选择以《平话》为例来讨论其成书过程。

现存元至治年间刊刻的《平话》，始以入话“司马仲达断阴狱”，内寓三分天下的民间道德伦理因由。正文偏重刘蜀一方:卷上为刘关张“桃园结义”后大破黄巾，止于曹刘斩吕布;卷中叙刘备三请诸葛出山，止于孙刘赤壁破曹;卷下述刘备取西川与魏吴三分天下，终以虚构的刘渊灭晋兴汉故事。加上首尾呼应的开场诗与散场诗，可见该《平话》本是一首尾完备供时人阅读之建安坊本。从题材来源上看，《平话》在编撰具体人物故事时选择依傍的是纪传体的《三国志》等书，这显然与其英雄传奇体式有关;在整体结构的建构上则借鉴了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及《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的时空格局以及以蜀汉年号纪年的正统观念［1］。这一由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所倡导的尊刘贬曹倾向在宋元时代一直被讲史家与杂剧所承袭并可能被进一步强化，如南宋文人叶适曾称“(曹)操险薄，著于词章无可录”［2］，连其文学都予以根本否定。本文欲先对其略本史传处详加比勘，推断其所本具体为哪些史书，再对其成书年代加以推勘，以期能还原并发现现存《平话》的成书过程及其特点。

一、《平话》的题材来源

首先，在具体的文字细节方面如《平话》末所虚构的刘渊灭晋兴汉故事，编者显然参考了《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3］相关叙事，仅在此基础上加以综括虚构而已。现将相关部分引述并比较如下。

刘渊幼而隽异，尊儒重道，博习经史，兼学武事。及长，猿臂善射，气力过人，豪杰多士归之。其子刘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京师名士与之交结。聚英豪数十万众，都于左国城，天下归之者众。刘渊谓众曰:“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乃汉之外甥，舅氏被晋所虏，吾何不与报仇。遂认舅氏之姓曰刘，建国曰汉。遂作汉祖故事，称汉王，改元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后，刘宣为相，崔淤为御史，王宏为太尉，危隆为大鸿胪卿，朱怨为太常卿，陈达为门侍，其侄刘曜为建武将军……遂朝汉高祖庙，又汉文帝庙、汉光武庙、汉昭烈皇帝庙、汉怀帝刘禅庙而祭之，大赦天下。(《平话》卷下，第138－139页)

晋武帝泰始六年初……自谓其先汉氏外孙，因改姓刘氏。咸宁五年初……豹子渊幼而隽异，师事上党崔游，博习经史，尝谓同门生上党朱纪、雁门范隆曰:“吾常耻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业，绛、灌遇文帝而不能兴庠序之教，岂不惜哉。”于是兼学武事。及长，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貌魁伟。永兴元年初……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颖以聪为积弩将军……刘渊迁都左国城。胡、晋归之者愈众。渊谓群臣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乃建国号曰汉。刘宣等请上尊号，渊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称汉王。”于是即汉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4］。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党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皆为黄门郎，族子曜为建武将军……［5］(《通鉴纪事本末》卷一三，第1048页)

除了上引二书，涉及此事的他书如《纲目》在叙述刘渊所封众官无及左于陆王宏、范隆、朱纪及崔懿之职官，亦无刘渊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之事［6］;《晋书》虽详叙刘渊父子出身，然在叙及刘渊即汉王位后，云:“……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7］不似《平话》备叙刘渊即位后封拜众官一事，且《晋书》中明标“刘宏为太尉”，而《平话》中却误为“王宏为太尉”，显然是不明白“左于陆王”这一封号所致，《平话》此段应未曾参考《晋书》。然日本学者大塚秀高认为《晋书·刘元海载记》中刘渊的须及其爱读《春秋左氏传》的因素从关羽形象中袭出，而关羽的龙神因素则从刘渊形象中获得，认为《平话》在关羽形象的塑造上参考过《晋书》［8］，可备一说。

本于《通鉴》的《通鉴纪事本末》见便于《平话》编者之处，在于其将散见于《通鉴》各处的刘渊之事集于“刘渊据平阳”条下，《平话》中“刘渊幼而隽异……豪杰多士归之”等语，便是对《通鉴纪事本末》“咸宁五年”条的综括;又《平话》卷下在叙及诸葛亮逝于五丈原后更是对众多史事稍加简略勾辑便匆匆完篇。如此，“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9］的《通鉴纪事本末》对于《平话》编纂者显然更为省事。然《平话》中所列汉高祖等名，可能系参鉴《通鉴》胡注而来。在《平话》的刊刻地建安，上述二书对于一般读书人都不难见到。［10］

另外，《平话》“曹操斩陈宫”叶与《通鉴》《通鉴纪事本末》亦有相近处，试对比如下。

再令推过吕布至当面，曹操言:“视虎者不言危。”吕布觑帐上曹操与玄德同坐，吕布言曰:“丞相倘免吕布命，杀身可报。令(今)闻丞相能使步军，厶能使马军，倘若马步军相逐，今天下易如番手。”曹操不语，目视玄德。先主曰:“岂不闻丁建阳、董卓乎!”［白门斩吕布］曹操言:“斩!斩!”吕布骂:“大耳贼，逼吾速矣!”曹操斩了吕布。(《平话》卷上，第46页)

布见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缚虎不得不急。”乃命缓布缚。刘备曰:“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颔之。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通鉴》卷六二，第2006－2007页，《通鉴纪事本末》卷九“曹操篡汉”，第179页)

关涉此事的《东汉书详节》卷二二《吕布传》与《纲目》相关部分皆无吕布责刘备语［11］，《三国志》中《魏书·吕布(张邈)臧洪传》相关文字与《平话》差异较大［12］。《后汉书·吕布传》中相关文字几乎与《通鉴》《通鉴纪事本末》二书全同，仅在“若令布将骑”句少一“若”字而已［13］。故未能究知《平话》取资于上述三书中的哪一种。又《平话》云:“……魏文帝即位，封汉献帝为山阳郡公，今时怀州修武县西北有迹。”［14］《通鉴》卷七二载:“(魏明帝青龙二年)八月，壬申，葬汉孝献皇帝于禅陵。贤曰:在今怀州修武县北二十五里。”［15］而《通鉴》此注源于《后汉书》卷九《汉献帝纪》第九“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下李贤注，《平话》此段似从《通鉴》或《后汉书》中李贤注而来。综合对比分析一下《平话》所涉诸书，其在文字层面最有可能参鉴的应是《通鉴》胡注本、《通鉴纪事本末》二书。

其次，《平话》近于后世英雄传奇体式，故塑造书中的重要人物的素材往往取资于纪传体的《三国志》，其中《蜀书》尤多。如《平话》卷上的刘备出场显然来自《三国志》。

说起一人，姓刘名备字玄德，涿州范阳县人氏，乃汉景帝十七代贤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生得龙准凤目，禹背汤肩。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好结英豪。少孤，与母织席编履为生。舍东南角篱上有一桑树，生高五丈余，进望见重重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必出贵人。玄德少时，与家中诸小儿戏于树下:“吾为天子，此长朝殿也。”其叔父刘德然见玄德发此语，曰:“汝勿语戏吾门。”德然父元起，起妻曰:“他自一家，赶离门户。”元起曰:“吾家中有此儿，非常人也。汝勿发此语。”年十五，母使行学，事故九江太守卢植处学业。德公不甚乐读书，好大马、美衣服，爱音乐。(《平话》卷上，第13页)

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叔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德然父元起常资给先主，与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蜀书·先主传》，第871－872页)

虽引用时错将刘备叔父刘子敬误为其同辈刘德然，仍可看出《平话》此段是在对《三国志》相关部分稍加口语化改写的基础上纂成的。而《三国志详节》中的《先主传》［16］虽大体与《蜀书·先主传》同，与《平话》相比，却少了其叔父刘子敬斥玄德幼时戏语及刘元起资助刘备入学事。《通鉴》《纲目》等书所叙刘备少时事皆不及《三国志》详备。［17］

《平话》与《三国志》相近处还包括关羽刮骨疗毒一节。

关公天阴觉臂痛，对众官说前者吴贼韩甫射吾一箭，其箭有毒。交请华陀。华陀者，曹贼手中人，见曹不仁，来荆州见关公。请至，说其臂金疮有毒。华陀曰:“立一柱，上钉一环，穿其臂，可愈此痛。”关公大笑曰:“吾为大丈夫，岂怕此事。”令左右捧一金盘，关公袒其一臂，使华陀刮骨疗病，去尽毒物，关公面不改容，敷贴疮毕。(《平话》卷下，第112页)

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蜀书》卷三六《关张马黄赵传》，第940－941页)

其他相关史书皆无此刮骨疗毒一节。然《蜀书》亦仅言“医”，未如《平话》指实为弃曹操投奔关羽之华佗;且疗毒时羽与诸将正宴饮，与《平话》刮骨时羽与人弈棋的细节也不同。然仍能大体看出《平话》源出于《蜀书·关羽传》，其增饰部分有可能是吸取了当时元代关公戏中的相关细节而成。又《平话》中所引的张飞、关羽等庙赞，似源于宋季崇安人陈元靓所编之日用百科式类书《事林广记》。据日本学者森田宪司考证，此书内有终于中统、至元的记述，故而推测此书原刊本为前至元中刊本。［18］

再次，《平话》中大量拙朴俚俗处应与宋元说话、戏曲颇有渊源。早在北宋崇宁、大观时已出现专说三国故事的艺人霍四究(《东京梦华录》卷五);南宋讲史艺人较北宋由7人上升至28人，则南宋“说三分”似较北宋更盛;直到金、元时三国类讲说及戏剧仍不稍衰。［19］然而宋、金、元有关三国的说话、戏剧资料留传下来的并不多。幸赖《元刊杂剧三十种》(以下简称《三十种》)等元代戏曲材料的发现，使我们得以能够探求元刊《平话》与元刊杂剧之间的关系。《平话》卷上“张飞三出小沛”叶(此叶为《三分事略》所阙)中有刘备与袁术大将纪灵两军将要相攻之际，吕布以射中戟上金钱眼为条件要求两家罢攻之事。《三国志》、《通鉴》及《后汉书》等书中虽皆叙及此事［20］，然吕布射中的都是戟上小支而非金钱眼，细节与《平话》稍异。而在《三十种》中《薛仁贵衣锦还乡》之《醉扶归》曲云:“薛仁贵箭发无偏曲……薛仁贵那箭把金钱眼里吉丁的牢关住”，或可由此推测元代平话、戏剧中流行用射中远处金钱眼以渲染某人箭术高明的叙述方式。另《东窗事犯》有“枕盔腮印月，卧甲地生鳞”语，《平话》卷上亦有“枕弓沙印月，卧甲地生鳞”语;《关张双赴西蜀梦》之《点绛唇》云:“织履编席能勾做皇帝非容易……”［21］《平话》中刘备母子也是以“织履编席”为生，与《蜀书·先主传》中的“贩履织席”稍异。此外，《平话》与杂剧都多次出现“孤穷刘备”这一称呼，而曹操对关羽的笼络都是使用“上马金，下马银”以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等手段，体现了市民阶层对官僚阶层的艳羡心理及其拙朴之气，暗示元代小说与戏曲之间的紧密联系。《平话》与元杂剧之间的紧密联系更显示在二者相同或相近的内容上。元杂剧中所演之三国故事，见于《平话》者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虎牢关三战吕布、张飞三出小沛、刘备赴襄阳会、关羽千里独行、诸葛亮借东风等等。可以说，“三国戏”包含了《平话》中的大部分主要情节，且《平话》中诸多语焉不详的情节、来去飘忽的人物亦往往可从当时的“三国戏”中得以补足与完善。［22］然宋、金、元时期“说三分”的讲史家甚夥，其所敷演之内容已自不能全同，而杂剧所演之三分故事又自成体系。在材料阙略之今日要对当日已如此复杂的情况加以条分缕析，探讨二者究为何种关系实非易事，然《平话》曾吸取了当时戏曲的某些因素是可以肯定的，反之亦然。

基于上文所析，可以推测《通鉴纪事本末》、《通鉴》胡注本、《三国志》乃至《晋书》《事林广记》诸书，都有可能是《平话》编者曾经参鉴、杂抄过的题材来源，且对宋、金、元时期的“说三分”与戏曲因子也是兼容并包。

二、《平话》的成书年代

学界以往关注较多的是《平话》与《三分事略》二书的刊刻先后问题，对于《平话》或《三分事略》本身的成书时间的考证，仅宁希元先生《〈三国志平话〉成书于金代考》一文曾予探讨。宁先生认为《平话》成书于金代，主要依据便是该平话中存在不少据称为金代新起的地理与名物制度，然笔者认为对此仍有重加考索的必要。如《平话》卷下两次出现的“荆山县”(16－17行/103页)，宁文认为“都出于作者之附会”，且称“考之史志，历代均未设县”。［23］然《大清一统志》卷一二五“怀远县”条明明对此有记载:“……宋宝祐五年置怀远军及荆山县，属淮南西路。元至元二十八年省荆山废怀远军为县，属濠州。”［24］可见自南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至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前一直存在“荆山县”这一名称。以下几个方面，也都有可商榷之处。

(一)“姓氏(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甫(蒲)州解良人”(1行/12页)

据《大清一统志》卷一三八“晋州”条载:“……天宝初复曰平阳郡，乾元初仍为晋州，属河东道……宋仍曰晋州平阳郡，建雄军节度。政和六年升为平阳府，属河东路。金仍为平阳府，天会六年升总管府，为河东南路治所……元初曰平阳路，大德九年(1305)改晋宁路，属中书省。”［25］可知宋金时期的平阳府虽与河东挂钩，却都是指晋州，与蒲州即河中府无关。又《元史》卷五八“河中府”条云:“唐蒲州……宋为护国军。金复为河中府……元宪宗在潜，置河、解万户府，领河、解二州……至元三年省虞乡入临晋……而河中府仍领解州，八年割解州直隶平阳路。”［26］可见只有元至元八年(1271)后才能满足平阳与解州二地名的隶属关系。至于唐时蒲州，金天会六年降河中府为蒲州，天德元年复升为河中府，仍护国军节度。又因金初曾置解梁郡，后废为刺郡，严格说来能够满足蒲州与解良(梁)关系的可能只有金天会六年(1128)至皇统八年(1149)间，说明《平话》吸收了金初“说三分”的内容。然解梁本为春秋时古地名，在元刊《三十种》中《关大王单刀会》之《十二月》曲即也有:“关某在解良(梁)”［27］语。如果凭这些地名便断定《平话》编撰于金代，似嫌理由不足。从“平阳甫(蒲)州解良”这三地名连用看，《平话》杂糅有金元说话的痕迹，且其中显示有元至元八年(1271)后、大德九年(1305)前增饰的痕迹，因为大德九年因地震已改平阳路为晋宁路。

(二)“封汉献帝为山阳郡公，今时怀州修武县有迹”(8行/121页)

宋时怀州属河北西路。金天会六年至天德三年称南怀州，至宣宗兴定四年以修武县重泉村为山阳县，隶辉州［28］，已不能称“山阳”为“今时怀州修武县”了。元初复称怀州，宪宗七年(1257)改怀孟路总管府，延祐六年(1319)后已改称怀庆路，修武县隶焉。［29］则《平话》中的“今时”为金天会六年(1128)前，或天德三年(1151)至兴定四年(1220)间或元初，似不能据此遽定为金地名。

(三)“于南阳邓州卧龙冈上建庵居住”(11行/64页)

据《元史》卷五九“南阳府”条云:“唐初为宛州，而县名南阳，后州废以县属邓州。历五代至宋皆为县。金升为申州。元至元八年升为南阳府，以唐、邓、裕、嵩、汝五州隶焉。二十五年改属汴梁路，后直隶行省。”［30］可知南阳县在宋时属邓州，至金升为申州，属南京开封府，于文不合。只有元至元八年(1271)至至元二十五年(1288)，才符合《平话》中“南阳邓州”连用的条件。

总体上看，《平话》中一些地名如蒲州、定州等确如宁文所言属于金代长期所用之地名。然其文中称定州于“金末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复升为中山府，入元因之”之语不知是否有所据，因笔者遍查史籍也无其确切升府年月［31］，故其文中“平话称‘中山府’为‘定州’，自为大安前金人之语”的结论也就不够信实。又如《平话》中多次出现的“燕京”，仅在北宋宣和五年改名“燕山府”，旋又为金人所据仍名“燕京”，直到海陵贞元元年(1153)改此地为中都，故“燕京”为宋辽、宋金长期对峙时期的通称，元明小说、戏曲中并不少见，故难以成为《平话》成书于金代的证据。《平话》中出现的地名除“解良(梁)”确为金代短期内新置地名外，他如临洮府、冀州、滕州等地名或是宋、金时通称，或是金、元时通称，都难以定为金代地名从而据以推断《平话》纂成于金代。

另《平话》“孔明百箭射张合”叶内有“使步队将邓文引军三千夺木牛流马十数只”(卷下，第133页，《三分事略》阙);“三战吕布”叶有“认得是徐州太守陶谦手中步队将曹豹”(卷上，32页)，《三分事略》该处为“认得是徐州太守陶谦手中步一剑曹豹”(卷上，32页)。据本人即将刊出的论文《也谈〈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的刊刻年代及版本异同》一文的推论，《平话》早于《三分事略》近三十年，这从《三分事略》中“步队将”一词的陌生化也可得到佐证。因为步队将作为宋代武职之一，多见于宋人文献。如李纲《梁溪集》:“有统制、统领、将领、步队将等日肄习之。”［3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先引第一行知州、通判、钤辖、都监、部队将、鼎澧步队将兵作一行。”［33］待到元末修补刊刻《三分事略》时此一宋时武职官名已为元代书会才人所不甚晓，故有以上行文的差异。由此可见现存《平话》中还遗存有宋时“说三分”的痕迹。

而《平话》中所出现的一些职官、礼制则更多显示出金、元杂糅的属性，非如宁文所言为金代独有。如《平话》中董成所乘之“四马银铎车，金浮图茶褐伞”(卷上，第22页)，其中“金浮图”确实多出于金代文献，如《金史·仪卫下》皇太子仪卫中即有“伞用梅红罗，坐麒麟金浮图”;“银铎车”亦见于《金史》:“……诏以乌古论谊居第赐执中，仪鸾局给供张，妻王(氏)赐紫结银铎车。”［34］至于“茶褐伞”，据《续通典》记载，元至元二十一年御史台因当时陕西东道城郭内“值丧之家往往尽皆使用祇候人等掌打茶褐伞盖仪仗等物送殡”［35］，曾明文加以禁止;又关汉卿《裴度还带》之［庆东原］亦有“……白玉带，紫朝服，茶褐伞，黄金印”［36］。可见元代流行“茶褐伞”，《平话》中的“四马银铎车，金浮图茶褐伞”乃杂合金、元仪制所成。另如《平话》中刘备见献帝后，“帝惊，宣宗正府宰相，检祖宗部”(卷中，第48页)。金元文献尤其是元时文献如《金史》《元文类》《元名臣事略》等或称“大宗正府”或简称“宗正府”，并非如宁文所称“宗正府”一名在元代不显于世。虽然元文献中“大宗正府也可札鲁忽赤”确实常常连用［37］，且元至元十七年前的“也可扎鲁忽赤”一直是当时的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尝以相臣任之”;于此年后所设之大宗正府，以诸王主持府事，设札鲁忽赤若干人。［38］则“扎鲁忽赤”仅是一种元代亲决庶事的断事官的职官名，非如宁文所称元文献中多以“扎鲁忽赤”或“也可扎鲁忽赤”代指元代的“大宗正府”。［39］且元初的也可扎鲁忽赤确“尝以相臣任之”，而金代文献中宗正府与丞相牵联的情况并不多见，故《平话》中“宗正府宰相”很可能是元至元十七年(1280)设立大宗正府后官制的反映。加之《平话》中出现的“参详”“当便”“拘刷”“气歇”“生受”“省会”“斋时”“照明”“争气”等元代独有俗语词来看［40］，以及“尔去在意者”(卷上，第17页)之“者”等元文献常出现的语气词，应可视为元代书会才人的增补才有的语言现象。

再看《平话》在叙述刘、关、张大破黄巾后乘势追击，“取胜州路，过海州，并涟水……西至杨州”(卷上，第20页)，“胜州”当为“滕州”之误。据《大金国志》卷三十八“十六军并改作州”条云:“上等三处:泰安州、滕州(按原书作胜州，考《元史·地理志》云:‘东胜州，唐胜州，即前下等刺史之东胜州也，不应复出，盖‘胜’字当作‘滕’……今改正)、宁海州。”［41］从四库本小注可知四库馆臣所见《大金国志》原本同有此误。此一线索似乎暗示了《平话》与《大金国志》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再细究则发现《平话》与《大金国志》的确存在多个层面的相似性。譬如二书都存在文字风格乃至体例非一的情形，如二书都乐于记载情节荒诞的故事，又都存在叙述不清，却时有本于史传的雅训晓畅之处;编撰方式上都是杂抄群书且都“杂用纪传、编年之体”，且都“事迹首尾略备”［42］。据崔文印《〈大金国志〉新证》一文考证，《大金国志》之《章宗纪》所本之《南迁录》后有“大德丙午”元玠跋，其中有“后因《金国志》刊行与此书较之，事语颇同”等语，从而推断此书的续作部分当成于元成宗大德十年丙午(1306)之前。［43］虽然崔文中将《大金国志》后部分视为续作之论已为刘浦江先生所驳正［44］，《大金国志》撰成于元大德十年(1306)前的结论仍是可靠的，这对与之具有相近编纂方式的《平话》的成书时间颇有参考价值。正如《五代史平话》不太可能撰成于金代，而是约在元至大三年(1310)至元至治(1321－1323)间编纂而成一样［45］，《平话》一书也不大可能完全定型于金代，而是很有可能纂成于元大德九年(1305)前不久。由此似可推测元代大德年间的俗文学盛行上文所述的那种编纂方式，这一时期的雅俗文学之间冲突交汇的情况值得我们重加关注与进一步探析。

三、结论

综上所论，与其说《平话》可能是以不同的本子(有些是情节详细的“繁本”，有的是简略的提纲)拼凑而成［46］，不如说它是由元代书会才人杂抄《三国志》《通鉴》类史书乃至《事林广记》这样的类书，同时层累吸收了宋、金、元尤其是金、元时期的“说三分”乃至元杂剧的某些因素编纂而成，其最终成书时间很有可能是元大德年间，而非金代。

注释:

［1］《平话》纪年大体为:始于汉灵帝即位，灵帝崩即时立起汉献帝，献帝中平五年密诏除董卓，中平七年王允谋杀卓，中平十三年春刘备首顾茅庐，建安四年秋加封刘备豫州牧，刘禅立改建兴元年，建兴二年四月宴亮于醉风楼，建兴二年六月大雪降，魏明帝崩立弟曹芳改年号正始元年，吴主孙亮立改建兴元年，蜀汉延熙十七年少主宣诸葛亮，刘渊即汉主位改元元熙，元熙三年正月徒都平阳府即皇帝位。分别见《古本小说集成》本《平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 7，26，30，35，64，88，123，124，127，128，133，134，139，139 页。虽极不规整，且时有中平七年、十三年之类舛误，仍能看出编者以汉年号为主的倾向。本文中《平话》《三分事略》引文皆出自此《古本小说集成》本。

［2］［宋］叶 适:《习学记言》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94页。

［3］［宋］袁 枢:《通鉴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4］《通鉴》卷八五此句下有注:“渊以汉高祖、世祖、昭烈为三祖，太宗、世宗、中宗、显宗、肃宗为五宗”，第2784页。

［5］此处所引文字分别见于《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卷七九第2560页，卷八O第2600页，卷八五第2744页，卷八五第2784页。

［6］［11］《资治通鉴纲目》卷十七，《朱子全书》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89，839页。

［7］参见《晋书》卷一百一载记第一《刘元海》，第1766－1770页，卷一百二《刘聪》，第1775页。

［8］［日］大塚秀高:《关羽和刘渊——关羽形象的形成过程》，闫家仁、董皓译，《保定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第24页。

［9］［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卷一内篇一，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6页。

［10］如现藏北京图书馆的元建安詹光祖至元丁亥(1287)月崖书堂本《通鉴》等，便为《平话》的刊刻地建安坊本中较常见的史籍。

［12］参见《三国志》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7页。

［13］范 晔:《后汉书》卷七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451页。

［14］《平话》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

［15］《通鉴》卷七二魏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39页。

［16］吕祖谦编纂，黄灵庚主编:《十七史详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60页。

［17］参见《通鉴》卷六二第2049页，《通鉴纪事本末》卷九第719－720页，《纲目》卷十二第806页。

［18］参见［日］森田宪司:《关于在日本的〈事林广记〉诸本》，《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

［19］参见拙著《宋元讲史话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4－41页。

［20］参见《三国志》卷七第223页，《通鉴》卷六二第2033页，《后汉书》卷七五第2448页。

［21］徐沁君点校:《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7，554，3页。

［22］［46］参见黄 毅:《〈三国志平话〉与元杂剧“三国戏”——〈三国演义〉形成史研究之一》，《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第85，84页。

［23］［39］宁希元:《〈三国志平话〉成书于金代考》，《文献》1991年第2期。

［24］［25］［清］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第2183，2467页。

［26］［29］［30］参见宋濂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380，1362，1404 页。

［27］徐沁君点校:《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3页。

［28］［34］参见脱脱等撰:《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640，2837 页。

［31］如［清］施国祁:《金史详校》卷三上亦称:“又《志》文中山府亦称定州，而复府无年可考。”清广雅书局丛书本，第81页。

［32］［宋］李 纲:《梁溪集》卷一七一，《四库全书》集部第11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79页。

［3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一，《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第357册，第486页。

［35］［清］嵇 璜:《续通典》卷七十八礼三十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07页。

［36］［元］关汉卿:《裴度还带》，明脉望馆钞校本，第21页。

［37］［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四《续稿》二十五《碑》之《敕赐康里氏先茔碑》云:“……与海都战，数有功，入为大宗正府也可札鲁忽赤。”元钞本，第389页;元明善《清河集》卷二有:“上大悦，授光禄大夫假左丞相行大宗正府也可扎鲁忽赤于北军……”，清光绪刻藕香零拾本，第9页。

［38］邱树森主编:《元史辞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40］参看刘 坚、江蓝生等编:《元语言词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36，69，148，239，285，361，413，418，424页。所谓独有是指上述语词不见于《唐五代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

［41］旧题［宋］宇文懋昭:《钦定重订大金国志》，《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第383册，第1046页。

［42］崔文印《大金国志校注》附录五席世臣扫叶山房本《大金国志》题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32页。

［43］崔文印:《〈大金国志〉新证》，《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50页。

［44］参见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文献》1990第3期。

［45］参见拙文《〈新编五代史平话〉成书探源》，《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