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微言政治诗赋

张建伟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魏晋之际，阮籍处于司马氏的高压统治之下，他忍辱求全，不得已屈从于司马氏，甚至于有时还公开表态愿意合作，比如主动求官东平相[1]，因此，司马昭不仅容忍他的放诞行为，还对他加以保护。但阮籍内心同情曹魏，对司马氏谋求篡魏的行为持反对态度。这种行为与内心的分裂使得他倍感痛苦与无奈，只能以各种狂放怪异的违反礼教的行为发泄心中的愤懑[2]。阮籍不敢对时事公开发表评论（1），只能通过诗文曲折地表明易代之际自己同情曹魏、反对司马氏篡魏的立场。

阮籍作品的绝大部分主题，是在魏晋之际几乎深藏不露的政治态度和内心隐秘。为了避免被司马氏集团识破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在作品中使用了隐微的表达方式，即用古典言时事、比兴和影射。

一、用古典言时事

先论用古典言时事（2）。阮籍在诗赋中经常利用古典隐微地反映魏晋时期的史事。《咏怀》诗其十六“徘徊蓬池上”一首：“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用《左传·僖公五年》晋侯伐虢之典，指司马师废齐王芳之事，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师废掉齐王芳。再如《咏怀》诗其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3]308

诗的古典指战国时的魏国为秦国所灭。《战国策》卷二十三《魏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条：

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中略）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梁王称善相属。（3）

据《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魏惠王之时，魏国距离被秦国所灭时间尚远。但是鲁君说魏惠王“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魏惠王饮酒享乐都是亡国的征兆。史籍并没有战国魏王弃贤者的记载，阮籍用典但是并不拘泥于原典。《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注引《魏略》曰：

是年（青龙三年）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又于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序处其中，贵人夫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4]104-105

魏明帝追求享乐是曹魏走向衰落的转折，这是阮籍此诗“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的今典。此诗表面上咏叹战国魏的灭亡，实则利用曹魏和战国魏的同一个“魏”字，借指今事，忧叹曹魏政权走向衰败灭亡（4）。尾句“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身竟为土灰”为曹魏君臣之诗之近典（5），阮籍用魏武帝与自己父亲阮瑀的诗句，更可确证他此诗隐喻曹魏之灭亡。

二、比兴手法

次论比兴手法。比兴为中国诗歌传统的创作手法，《诗经》和《楚辞》早已为后世树立了典范。阮籍的诗赋中经常使用，并且更为隐微，比如《咏怀》诗其七十九以凤凰象喻嵇康[5]，《鸠赋》《猕猴赋》等赋作也有象喻意义。《鸠赋》写鸠子被狂犬所杀，字里行间有叹息怜爱之意。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将《鸠赋》系于齐王曹芳正始十年（249），他说：“疑双鸠即指曹爽兄弟也”[6]180。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说：“此赋似暗寓魏室二少帝先后被废被杀事”，他认为《鸠赋》是悼念魏帝齐王曹芳和高贵乡公的。郭光先生《阮籍集校注》说《鸠赋》“以狗杀两鸠子，以影射司马懿对王凌、楚王彪的杀害”。景蜀慧先生《魏晋诗人与政治》以为《鸠赋》是伤悼夏侯玄、李丰等人[7]。韩传达先生《阮籍评传》认为《鸠赋》是寄托嵇康、吕安的被杀，为悼念嵇康之作（6）。刘、徐、郭、景、韩五说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证据都不够充分，因此，《鸠赋》到底暗指现实中的何事尚待进一步考察。《猕猴赋》的具体寄托何在也存在争议，陈伯君先生《阮籍集校注》说：“疑此文为讽刺或悼叹曹爽而作”，罗宗强先生认为此赋是“借猕猴以对干进的邪佞之徒加以嘲笑”[8]119，曹道衡先生的看法类似（7），徐公持、韩传达二位先生以为《猕猴赋》是讽刺礼法之士的，王晓毅先生认为《猕猴赋》“似乎为影射钟会而作。文中猕猴，酷似钟会性格肖像”[9]165。总之，这些赋作尽管尚未有统一的认识，但都是有感于政治事件而发的。

阮籍继承了《诗经》《楚辞》用比兴来寓褒贬的传统，并且有所创新，就是将比兴与用典结合起来。例如《咏怀》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何为混沌氏，倐忽体貌隳。

此诗“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一句，是比兴手法，同时，此句也是用典。《诗经·邶凤·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毛传》云：“燕之于飞，必差池其羽。”《郑笺》云：“差池其羽，谓张舒其尾翼。兴戴妫将归，顾视其衣服。”邓小军先生评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描写燕子起飞，舒张开双翅双尾，象喻戴妫被迫大归之际，整理衣服仪容，从而刻画出她临难不苟、从容不迫、珍惜自己人格尊严的品格。[10]4《诗经》以比兴手法成功塑造了戴妫被迫大归时悲伤而镇定的形象。

阮籍《咏怀》诗用《诗经》此典，又有所发展。黄节先生解“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伤魏之摈弃宗室，不如燕之于飞也”[11]62。笔者以为，黄先生引《燕燕》一诗甚是，但解说却有所不妥。《诗序》曰：“《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燕燕》的背景正如《郑笺》所言：“庄公薨，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于是大归，庄姜远送之于野，作诗见己志。”古典中的州吁以臣弑君，司马昭也是以臣弑君。《咏怀》诗“燕燕”两句是比兴（8），更是用典，阮籍用此典故，以类似的历史揭露了司马昭弑魏帝高贵乡公的罪行。

《诗经》既是比兴艺术的典范，又是后世诗文典故的渊薮。阮籍既学习《诗经》的比兴手法，又取其词句作典故，从而使诗句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涵。

三、影射手法

最后讨论影射的艺术手法。阮籍《首阳山赋》说“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伯夷、叔齐如同阶下囚一般，又怎么敢对周武王说三道四呢？他们既然困而投靠周国，又怎么敢于进谏周武王，不顾性命地妄加评论呢？表面上这是批评伯夷、叔齐，实际上这是阮籍的自责之言。阮籍出仕司马氏与其说是“穷而来归”，不如说是“畏法而至”（9）。阮籍在司马氏身边，表面上放诞自若，实际上是如履薄冰，动辄得咎，他还得应付何曾、钟会等人的纠缠。何曾自命为礼法之士，对阮籍毁坏礼教的行为极为不满，钟会则经常对阮籍进行窥探（10）。《咏怀》诗其二十五：“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工言子”即指钟会（11）。钟会窥探阮籍意旨多半是奉司马氏之命，因为作为司马氏的亲信，钟会经常为司马氏对政敌进行窥探（12）。

虽然阮籍对曹魏有感情，但在朝廷为官时，他不敢与魏帝过于亲近。尽管他对司马氏的篡夺行为心存怨恨，却不得不接受其征辟，作司马氏的属官。《咏怀》诗其二十云：“嗟嗟途上士，何用自保持？”在这种环境中如何保全自己成了阮籍必须时刻关注的问题。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束缚，谨慎小心，从不对时事发抒议论，以至于司马昭许之为“至慎”（13）。阮籍批评伯夷、叔齐妄发褒贬，实指自己处于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如何能像伯夷、叔齐般对时事加以评判呢？

《首阳山赋》：“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阮籍此句字面上指伯夷、叔齐背殷投周，暗指自己过去不仕曹爽，如今却不得不出仕于司马氏（14）。“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是说二人来到周国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象的栖身之所，又怎么能担起孔子所称之“仁义”呢？实指阮籍做司马氏的官，虽然从根本上讲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但名节已亏。

司马师废魏帝曹芳是他对李丰事件的应对之一，废魏帝曹芳只是满足了司马师进一步控制朝政的要求，而曹芳、太后及群臣悲伤，阮籍内心自然持反对态度（15）。虽说废立表面上是曹魏政权内部的事，实际上这意味着大权旁落，有亡国的危险，和殷周易代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处于这种情况下，如果想保全自己的名节，阮籍就应该像伯夷、叔齐那样避世隐居起来。然而，司马氏对待士人的态度，是不为我用，便有杀生之祸。生活于魏晋之际，是做不得伯夷、叔齐的。

令诗人难堪的是，在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之后，阮籍被封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这本是对在废立中立功定策之人的封赏，比如司马师、司马昭、王祥、钟会等人（16）。然而，内心持反对态度的阮籍也被列入封赏行列，他处于这种脱身不得、欲辩不能的境地，面对自己当世乃至身后都可能无法洗清的屈辱，他不敢正面表露自己的感情。因此，阮籍《首阳山赋》借助评论古人伯夷、叔齐，以殷周易代影射魏晋之际，表面上愤激地批评伯夷、叔齐，实际上是说自己在当时无法像伯夷、叔齐一样批评政治，表示不合作的立场，他借评论古事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悲愤和深刻的自责[12]。

与阮籍同时的嵇康也使用过影射手法。管叔、蔡叔以周公摄政将不利于成王为名，举兵反抗，被周公讨平，他们是公认的叛逆之人。嵇康作《管蔡论》，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他们反对周公，原因在于：

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徼福也。[13]245-246

明人张采《三国文》卷十九评曰：

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马执权，淮南三叛。其事正对。叔夜盛称管、蔡，借以讥切司马也，安得不被祸邪？

嵇康说管、蔡“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他表面上为管、蔡作翻案文章，实际上是影射司马氏秉政时期起兵反抗的淮南三叛王凌、毌丘俭和诸葛诞等人。他们本来是不满于司马氏专权，想要维护曹魏社稷。王凌谋立楚王曹彪是因为“帝幼制于强臣”，他反对司马懿是为了“兴曹氏”。诸葛诞坚决反对司马氏代魏之事，也是为了曹魏社稷。然而，他们却被司马氏控制的舆论定为叛逆之臣（17）。据《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王凌、令狐愚被比作春秋时的逆臣崔杼、归生，被发冢、剖棺、暴尸，诸葛诞被认定为叛乱，而平定所谓叛乱的司马昭却获得了“功济兆民，声振四海”[14]141的表彰，这些话虽然出自高贵乡公诏书，代表的却是司马氏的旨意。嵇康写作《管蔡论》，说管、蔡“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实际是为王凌等人辩护，自然难容于司马氏。嵇康又作《与山巨源绝交书》，“非汤、武而薄周、孔”，使得司马昭大怒（18）。汤、武、周、孔都是儒家的大圣人，特别是孔子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菲薄了这些人，司马氏将来禅代时怎么办，嵇康影射批评魏晋禅代之事，怪不得司马昭大怒，这就为他日后被杀埋下了祸根[15]。

嵇康以古论今，用影射的方法讥评时政，为自己惹来祸端。看来影射的手法虽然贬斥效果强烈，却不够隐微，因此容易为作者带来危险。阮籍使用比兴和典故喻指史实比较多，很少使用影射手法，即便是《首阳山赋》的以古讽今，也是深藏不露、不易被发现的。而阮籍微言文学的另外两种手法用古典言时事和比兴，则比较隐蔽，并且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文人在诗赋中使用比兴、用典、影射等手法表达政治微言，在阮籍之前只有曹植比较突出，但也只是个别作品，比如《赠白马王彪》等。阮籍在风格上发展到更含蓄、更深沉，以至于所谓“难以情测”[16]322。这种手法对后世李商隐、韩偓、钱谦益等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阮籍的微言政治诗赋是有感于史事而写的，暗指当时的时事，这些史事在作品中经过了提炼和加工，因此表现得更集中、更深刻、更具体，也更鲜明，将产生强烈而久远的感染作用，这是历史记载所不可比拟的[17]3。刘学锴先生在评述李商隐咏史诗的讽时性时说：“越是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假托影射之作，就愈趋隐晦”，“从艺术上看，最成功的往往是第一类和第二类中所咏人事本身具有一定典型性者”[18]7-8。李商隐和阮籍的诗歌都以隐晦出名，这个论断也可以用来评论阮籍诗赋。比如《鸠赋》哀悼弱者的被害，《猕猴赋》讽刺干进的邪佞之徒，即使我们很难猜测阮籍暗指的具体史事，其艺术感染力也并不因此而减弱。再如《咏怀》其三十一“驾言发魏都”，因骄奢淫逸而亡国的事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尽管阮籍借战国魏的灭亡喻指今日曹魏之衰败，但这首诗并未成为对号入座的谜语，而体现了一种历史兴亡的规律，阮籍诗赋的魅力和艺术价值正在于此。

注释

（1）《世说新语·德行》篇曰：“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2）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将诂释诗章分为考证本事和解释辞句两类，他说：“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释证阮籍“用古典言时事”，即陈先生所言以释古典“考今典”。

（3）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唐司马贞《索隐》引《竹书纪年》为惠王十四年。范台，即吹台。

（4）此点蒋师爚、陈沆、方东树、黄节早已言之。另外，阮诗“夹林非吾有”，也契合《战国策》“前夹林而后兰台”。

（5）曹操《步出夏门行》：“腾蛇乘雾，终为土灰。”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

（6）韩传达《阮籍评传》第112-1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两鸠子’指嵇、吕二贤，‘狗’指钟会”（第 165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7）曹道衡先生认为，《猕猴赋》“显然是借猕猴以斥责某些趋炎附势之徒”，见其《魏晋文学》第11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朱自清《诗言志辨》说：“《楚辞》的‘引类譬谕’实际上形成了后世‘比’的意念”，“后世多连称‘比兴’，‘兴’往往就是‘譬喻’或‘比体’的‘比’，用毛、郑义的绝无仅有”。阮诗之比兴与《诗经》有所不同，但后世诗歌也有用毛、郑义以比兴寓美刺的，如阮籍《咏怀》诗。

（9）借用魏李喜语，见《世说新语·言语》篇。

（10）《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11）参见古直《阮嗣宗诗笺定本》，《层冰堂五种》之二，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聚珍仿宋本。

（12）参见《三国志·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魏氏春秋》所记许允被杀事。

（13）参见《世说新语·德行》篇。

（14）《晋书·阮籍传》：“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阮）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

（15）《咏怀》诗其十六“徘徊蓬池上”，有句“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就是指司马师废齐王芳之事。

（16）参见《晋书》卷二《文帝纪》：“以参定策，进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户”；同书卷三十三《王祥传》：“与定策功，封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

（17）参见《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及注引《汉晋春秋》。

（18）《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魏氏春秋》：“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嵇）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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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张建伟.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其七十九探微［J］.晋阳学刊，2005（2）：123-125.

［6］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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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建伟.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首阳山赋〉笺证［J］.山西大学学报，2006（1）：99-103.

［13］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卷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4］陈寿.三国志 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萧统，李善.文选 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钱钟书.宋诗选注·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8］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