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文学世界的审视与对照
——沈从文乡村题材小说中的“外来者”形象解读

冯 辉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

两个文学世界的审视与对照
——沈从文乡村题材小说中的“外来者”形象解读

冯 辉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

"外来者"形象是"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人物形象。通常是以"启蒙者"、"布道者"等身份出现在作品之中，来为当地传播新的思想，启发民智。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外来者"这一形象被赋予了更丰富多样的内涵。在沈从文乡村题材的小说中，"外来者"这一形象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一形象将都市题材和农村题材结合起来，表明"乡村"与"病态都市"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乡村的淳朴民风人情已经发生了改变，某种程度上是"病态都市"的一种变相延续。

沈从文；乡村题材；外来者

“外来者”形象是“五四”以来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一类人物形象。在作品中通常表现为“有着现代文明背景的外来者来到一个闭塞、落后的传统空间中（返乡或者偶然来到）、时间化的空间对峙由此展开。”[1](P153)例如，鲁迅《祥林嫂》、《故乡》中“我”的形象，《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

在这个时期的文本叙述中，“外来者”形象有着明显的城乡对立的色彩，他们从都市“回到”乡村多是因为都市生活的困扰,而丧失了前进的方向感而“被动”地走向了乡村，以自身“知识分子”的身份影响着乡村的生活和思想，将城市中一些先进的知识、思想带到了保守、封闭的乡村之中。

但在沈从文的笔下，“外来者”的身份定位以及身份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于沈从文自身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城里的乡下人”，沈从文在塑造“外来者”这一形象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形象对淳朴乡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这些形象也承载了他对于产生在自己生长的乡村的负面影响的痛心，以及对于破除农村封建文化的沉沦面目，从而达到保持农村淳朴民风民俗的寓意。

高玉指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从根本上是一个弥补城市文明缺陷的、与城市病态相反的、对城市文明病态构成批判的理想化的湘西”。但不应该忽略的是乡村居民的“愚昧、麻木”，乡绅、官吏的“勒索、贪婪”等不断的显现在“湘西世界”当中。这些问题的不断显现表明“湘西世界”和现代都市并非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也写道：“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保留有那点正值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沈从文深感农村淳朴的人情日益遭到破坏，自然社会结构不断遭到摧残。现在的农村已不再是那个朴素的“湘西世界”。

前面提到，之前的“外来者”多是因为被城市生活所困扰而“被动”的来到了城市。但在沈从文的笔下，“外来者”形象出现的原因也更加复杂，不再是仅仅因为丧失对生活的方向感而被动来到乡村。原淳朴的民风日益丧失、病态都市的蔓延都促使了“外来者”主动的来到了乡村。

一、“外来者”形象出现的原因

（一）乡村中需要“治疗”的消极生命形态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以优美、健康，体现淳朴的人性而被文坛所熟知。但另一方面官府的残暴统治给湘西少数民族的居民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以及乡村的封闭远离现代文明使得乡民身上带有麻木、愚昧、混沌等缺点，从而在“湘西世界”这片淳朴的土地上产生了许多带有这些缺点的消极生命形态。

例如《夫妇》中，新婚夫妇在山中纵情生命被人发现后，引来一群“好事者”的围观：乡下汉子用手摸女人的脸，主张将男女衣服剥下。妇女们则恨得咬牙切齿，主张用荆条结结实实鞭打一顿；《巧秀与冬生》中的巧秀妈被“捉奸”后，被那个“读过书，实有维持风化道德责任”，因其“光鲜鲜的肉体”被外人享受而“妒忌在心中燃烧”的组长提议沉潭处置。

在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乡村中这些消极的生命形态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缺乏是非之心，精神世界异常的空虚，甚至显得麻木和无知，自己身陷囹圄却难以体会；第二、对其他身处险境的人缺乏应有的同情心，甚至还能从中体会到一些满足感；第三、为了一己私欲利用手中的职权或昧着自己的良心依附强权，漠视他人的痛苦从而给他人带来更大的痛苦。

这些消极的生命形态并不仅仅是“孤独的个体”，在“湘西世界”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将“麻木、愚昧、无知”等消极的生活方式传播给更多的人。

（二）病态都市的蔓延

“现代都市”描写是沈从文另一种表现素材。作者多是以批判的方式来呈现这种现代都市文明。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极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商业化社会以及金钱关系给人的精神带来的极大的腐蚀，在现代都市中人总是以“病态”的方式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畸形”的金钱关系或是商业关系。

“外来者”给“湘西世界”带来了现代都市文明，似乎是用现代化代替乡村中的封闭、保守等落后的方面。但实际却是用带着“现代”标签的庸俗的人生观替代了原本淳朴的乡村民风。大量带着现代文明面纱的奢侈品涌入到乡村中，给乡村居民带来了“狡诈、金钱至上”等现代文明病。这种都市病态的蔓延是心灵上的、精神上的。

二、“外来者”形象的类型

沈从文笔下的“外来者”形象有着更深刻的内涵，不同于“五四”以来传统的外来者模式。一方面给“湘西世界”带来了理性，启发的民智；但另一方面，也给“湘西世界”带来了灾难，破坏了淳朴的民风。

（一）理性和人道的化身

这一类型符合“五四”以来传统的“外来者”形象，有着现代文明的背景，来到闭塞、封闭的乡下来为处于困境中的人消除灾难。例如，《夫妇》中的城里人“璜”，从城里来到乡下为了治好自己的神经衰弱，偶然遇见一对在山中纵情的夫妇被当地人抓到。“璜”替这对夫妇消除了苦难——“做错事，赔赔礼，让人家赶路好啦”、“你们去好了，他们呢不会为难你们”。

“璜”这一类的“外来者”有着开明的思想，愿意替人解决苦难，他们是理性和人道的化身。他们的到来，既能凸显了以练长为首的这类“看客”的麻木不仁，趋炎附势。同时又能给文章中像“夫妇”这种处于困难中的人带来帮助。

这类“外来者”形象和乡村那些带有愚昧、麻木等缺点的消极生命形态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姿态。“璜”承担着文明、进步、现代的“外来者”身份，而乡村中的消极生命形态则是“被救赎”的对象。“璜”这类形象用自身的理性来不断的感化这些消极的生命。

（二）厌倦都市者

《三三》中的“白先生”、“周小姐”从城里来到了杨家碾坊。白先生因患痨病在乡下休养，同行来的周小姐不断给三三讲述自己在城里的所见所闻，久而久之也和三三成为了好朋友。白先生最终因久病不治去世；《雪晴》中的“我”从城市来到了“高枧”这个地方，在当地的所见所闻使“我”感慨道：“城市人就会客气，礼貌周到，然而总不甚城市得体。”

这一类“外来者”从城里来到了乡下，他们并不是和乡下的居民形成身份上的二元对立，他们只是给当地的居民讲述自己在城里的所见所闻。这一类“外来者”更类似于鲁迅笔下的“吕纬甫”等形象，在城市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而被动的来到了乡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被动的来到乡下，似乎更像是一种逃脱。逃脱那个“病态的都市”，当他们来到都市之后才发现这里似乎并不比都市强多少，“现代”因素的涌入，使得乡下早已经失去了淳朴的一面。

（三）灾难传播者

“灾难传播者”的出现使得“外来者”形象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从而使得“都市”和“湘西世界”不再是完全对立的。某种程度上来说，通过“灾难传播者”病态都市在湘西世界得以延续。

《长河》中的“队长”打算变相勒索滕长顺一船橘子；《菜园》中的绅士和新贵强行借用玉家菜园作为宴请宾客的地方。这一类型的“外来者”形象与传统的外来者并不相同，成为沈从文笔下独具特色的一种形象。“队长”、“绅士和新贵”将现代都市的“贪”、“占有”等畸形的欲望带到了乡村。打破了乡村原有的宁静、祥和。“湘西世界”充斥了“病态”都市的各种欲望。

之前的讨论总是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作为批判都市畸形欲望的价值选择。但通过分析和讨论外来的“灾难传播者”这一人物形象，可以重新思考“都市”与“乡村”的关系。事实上，“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分明。否则，不会出现乡村青年大多出走城市的现象。因此，这一外来者的形象构成了对乡村文明性的最大辩驳。

三、“外来者”形象的归宿

“乡村”和“都市”对立的一面被打破，城乡之间的界限也不再那么分明。“乡村文明”的可能性也在都市消极文化的不断侵蚀下慢慢消散。“外来者”来到乡村，本是寻找世外文明，但面对当下乡村如此的场景也都在思考自己的归宿。

（一）无奈离去

怀揣理性和新思想的人来到乡下，本是为了躲避病态都市对自身思想的侵蚀。但当他们真正面对这种境遇下的乡村，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去处。“因此觉得住在这里是厌烦的地方了，地方风景虽美，乡下人与城市中人一样无味，他预备明后天进城。”面对乡村居民的生活和思想状态，璜发出这样的感慨，从而又从“乡村”回到了都市。“璜”离开乡村这一举动表明：乡村和都市并非处于一种完全对立的状态。城市也成为了乡村文化的对照性参考。正如《逃的前一天》中那样，虽然璜并不是“逃”出乡村，但面对世风日下的乡村环境，也不得不离开了乡村。

（二）加重乡村文明的毁坏程度

另一部分乡村外来者面对这种乡村环境，则选择利用这种环境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乡村文明的逐渐消失，满足了这一部分人畸形的内心欲望。他们最终成为加重毁坏乡村文明的一支队伍。

本文以乡村“外来者”这一人物形象为切入点。借此指出将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对立、片面赞美乡村文明或是批判城市文明都是不足取的。现代文明的不断传播，城市和乡村都躲避不开这种趋势。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以及乡村发展变化的轨迹。

[1]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M].

[2]尹伊.对立与对照—论沈从文早期小说的城乡构架[J].文艺争鸣.2014(2)

[3]张艳梅.现代小说中“乡村外来者”话语模式与文化启蒙——以鲁迅和徐许为个案[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4]王百伶.“外来者”故事原型的性别转换——以女性为主的文本叙事[J].枣庄学院学报,2014(8).

[5]洪耀辉.生命悲剧隐喻与文化启蒙的符码的合一—沈从文笔下看客形象解读[J].文学评论,2009(3).

[6]高玉.论“病相”对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构建意义[J].文学评论,2007(2).

[7]雷鸣.“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J].浙江社会科学,2013(3).

（责任编辑：朱 斌）

Scrutiny and Comparison of Two Literary Worlds——Analysis of the"Outsider"Image in Shen Congwen's Rural-based Novels

FENG Hui
（School of Literature,HeBeiUniversity,Baoding 071001,China）

The"outsider"image is the most common literature figure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which appeared usually as"enlightener"and"preacher"in the works to spread new ideas and ignite wisdom for local citizens.The"outsider"image in Shen Congwen'sworkswas given amore varied content.Especially in his rural-based novels,the"outsider"image wasmore varied and colorful,which combined urban and rural themes together,and showed that"rural"and"sick city"were not completely opposite.The simple rural folk tradition has changed,to some extent,into the continuity of"sick city".

Shen Congwen;rural subjects;outsiders

I246.5

A

123（2015）03-0067-04

2015-06-09

冯 辉（1990—），男，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