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影响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实证研究

2015-05-28 01:04钟桂荔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家庭环境社会环境

钟桂荔

摘要: 外部环境对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在对全国大学生村官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StataSE12.0统计软件,研究村落环境、政府环境、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4个环境子系统组成的外部环境对大学生村官成长各个要素的影响性质和程度,其中成长要素为工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性格成熟、思想觉悟等4个方面。研究结果表明:两委支持、教育培训机会、薪酬制度和父母支持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各个要素均呈显著地正相关影响;自然环境对工作能力没有显著影响,对人际沟通能力、性格成熟和思想觉悟3个因变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影响;编制问题的解决和创业基金扶持对工作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村民家庭年收入对大学生村官的成长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影响;媒体宣传对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并没有显著影响;村民的正面评价相对于负面评价来说,更有利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根据现实情况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鼓励“两委”和父母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支持,适当参照公务员的薪酬制度,根据大学生村官现实特点和成长规律完善培训制度,应用替代政策解决因无编制带来的问题,重设创业基金扶持的门槛,正确看待村落家庭收入与村落发展的关系,重新考究媒体宣传的必要性,加强沟通并正确引导村民的舆论导向,共同促进大学生村官的全面成长。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 ;村落环境 ;政府环境 ;社会环境 ;家庭环境;村官成长

中图分类号:F32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3-0056-10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村官的成长不仅关系到大学生村官本身的成长,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战略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学生村官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党政机关培养和储备来自工农一线后备人才的重要来源”。根据唯物辩证法原理,事物的变化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大学生村官的成长,不仅跟其内在素质有关,也跟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关。库尔特·卢因的“场论”也说明环境对个人行为的重要性。场论把个人的生活空间作为一个场,包括个人及其环境。用公式表示为B=f(P.E),即一个人的行为(B)取决于个人(P)和他的环境(E)相互作用的结果[1]。鉴于此,除了研究大学生村官成长的自身因素以外,探究外部环境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对大学生村官各方面研究甚多,总结如下:(1)对大学生村官计划背景的论述。张敏[2]、胡跃高[3]认为这项政策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相连;段小力[4]、温铁军[5]认为这是一项适应时代发展,为改变中国农村空心化、城乡二元现状的国家宏观政策。(2)对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作用和意义方面研究。吕书良、吕洪量[6]、高银银[7]认为大学生“村官”计划是促进人才反哺、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成才与社会发展的多赢之举;杨国勇[8]、杨卫军[9]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大学生“村官”计划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乡二元格局下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造成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过低的问题,也将有效矫正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失灵”现象。(3)对大学生村官制度保障和实行问题的研究。朱凤琴[10]、常伟[11]认为在大学生村官制度配套政策不明确或落实不到位使得“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降低,存在学非所用、理想与现实反差大,与现行法规存在矛盾等。(4)对大学生村官成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姚东瑞[12]从内部的心理环境、知识结构、综合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则受到政策制度、地域文化、人际关系、组织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影响,综合分析了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于大学生村官成长;王勇、陈家刚[13]从行政生态学视角分析大学生村官正面临的或将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从而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行政环境进行剖析。综上所述,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大学生村官政策对新农村建设的贡献、村官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大学生村官成长因素的分析等几个方面。其中,对大学生村官成长因素分析中是综合了内外因素或者是对外部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行政环境进行研究的,并没有对大学生村官的外部环境做系统的研究。外部环境对大学生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将对影响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外部环境作全面的研究,仔细辨别各个环境要素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影响性质和程度。

首先,界定了大学生村官成长和外部环境的主要内容。第一,本研究中大学生村官的成长的内容是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总结得出的。在访谈中得出大学生村官主要有12项能力通过村官工作经历获得,并通过问卷调查这12项能力的提高情况;再通过雷达图方式展示统计结果(见图1)。

从图1可见,村官任职期间,收获最大的是人际沟通能力、性格成熟、思想觉悟提高和工作能力;其次,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获取信息能力和文书写作能力也都有不同程度地提高;第三,相比较而言,整合利用当地资源能力、发展经济能力和专业技能没有获得较大提高。 由于分析问题能力、组织能力、获取信息能力、文书写作能力、发展经济能力、利用当地资源能力和专业技能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包含在工作能力中,因此选取了工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性格成熟、思想觉悟4个方面说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

其次,我们将外部环境归纳为四个子环境进行研究。一是村落环境。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关联最密切的是村落环境,因为他们每天都身处村落环境中。二是政府环境。大学生村官受到考核评估、出路待遇等政策的影响。三是社会环境。大学生村官生活中面临着社会舆论压力、价值导向等也会影响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本文研究社会环境的内容主要包括村民的社会舆论和媒体宣传。四是家庭环境。大学生村官生活也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家长态度的影响。根据以上的思考,笔者提出关于大学生村官成长的理论解释框架(见图2)。

框架的右边是被解释变量即我们要分析的对象,是大学生村官的成长的4个组成要素。框架的左边是4个层面的解释因素。具体地说:村落环境因素,包括宗族势力、两委的重视、村落家庭年收入、自然环境;政策环境因素,包括编制、创业基金、培训机会、薪酬制度;社会环境因素包括村民舆论、媒体宣传;家庭环境因素包括父母的支持、父母的职业声望。他们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为:

1.假设H1:村落环境对大学生村官成长存在密切联系。理论上,宗族势力常被认为是阻碍人才成长的因素之一。“两委”是大学生村官的直接领导,他们的支持有助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村落家庭年收入是村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村落发展程度越高,意味着人才成长的空间越大,越有利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自然环境越好越有助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因此,假设H1a:宗族势力对大学生村官成长具有负相关影响;H1b:两委支持对大学生村官成长具有正相关影响;H1c:村落家庭年收入与大学生村官成长呈正相关;H1d:自然环境与大学生村官成长呈正相关。

2.假设H2:政策环境与大学生村官成长呈正相关。国家政策从政策意图上都是为了大学生村官更好的成长。因此假设H2a:编制问题的解决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呈正相关;H2b:创业基金扶持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呈正相关;H2c:教育培训机会与大学生村官成长呈正相关;H2d:薪酬制度与大学生村官成长呈正相关。

3.假设H3:社会环境与大学生村官成长有相关关系。在工作中,村民舆论和媒体宣传会影响大学生的情绪,透过情绪影响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因此,假设H3a:不同倾向的村民舆论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影响是不同的;H3b:媒体宣传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正相关。

4.假设H4:家庭环境与大学生村官成长呈正相关关系。在本研究中家庭环境主要包含父母的支持程度、父母的职业声望等要素。因此,假设H4a:父母的支持与大学生村官成长呈正相关;父母职业声望越高,通常希望孩子追求职业声望更高的职位,因此H4b:父亲的职业和声望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呈反相关;H4c:母亲的职业和声望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呈反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资料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研究采用的是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在全国每个省份(除港、澳、台外)都发放了问卷,在省份内部进行简单随机抽取了若干名大学生村官。在全国总共发放4 252份,有效问卷3 987份,有效回收率93.76%。调查对象中:(1)性别:男性为47.6%,女性为52.4%;(2)年龄:21岁以下占0.5%,21~25岁占44%,26~30岁占48.9%,31岁及以上占6.28%,缺省值为0.35%;(3)其中入职年份为2005-2006年占0.91%,2007年为3.6%,2008年为12.8%,2009年为9.6%,2010年为11.9%,2011年为25.5%,2012年为35.5%;(4)学历:其中大专生为13.1%,本科占78.5%,硕士研究生占8.3%,博士研究生占0.1%;(5)选拔渠道:其中省聘占41%,市聘占32.5%,县聘占25.7%,村自主招聘占0.8%;(6)婚姻状况:已婚占34.7%,未婚占65%,离婚占0.3%;(7)获奖情况:有22.1%获得“优秀村官”“党代表”或“人大代表”称号,77.9%未获得。

(二)变量的测量

1.因变量的处理。本研究要解释的大学生村官成长包括四个方面,即工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性格成熟和思想觉悟。我们在问卷设计对这四个方面的测量都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因此可以近似地看成连续的数量指标。因此,本文将建立一般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解释被调查对象成长的影响因素。

2.自变量的处理。本研究一共选用13 个解释变量,其中反映村落环境的变量4个,政策环境要素4个,社会环境要素2个,家庭环境要素3个。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用职业声望估计值估计样本中父母的职业状况。职业声望是人们或社会对每一个职业应该拥有怎样的名望地位的一种主观评价。折晓叶、陈婴婴[14]研究发现,相关学者通常使用一个可操作的百分制量表,让被调查者按声望地位的高低直接对各种职业评分,得分越高的职业,其职业声望就越高,人们一定时期内职业声望的变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职业发展的状态。本文将利用许欣欣[15]的职业声望评价调查研究的结果,对样本中对父母职业进行一一对应的声望赋值并进行排序。由于职业声望赋值是连续变量,而且其中10个变量采用里克特量表测量,因此可以近似地看成连续变量。同时,对村民社会舆论变量处理成(0,1)分布的虚拟变量,其中,以“村官没什么社会经验,什么也不会做”为参照变量,所以我们运用一般的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

3.分析方法。本文采用的是StataSE12. 0统计软件来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和被解释因素的统计性质,我们将采用一般的多元回归方法。具体来说,我们将建立以工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性格成熟以及思想觉悟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验证理论假设。

四、研究发现与分析

表1是整理出来的拟合结果。下面将从整个模型的拟合效果、各个变量的影响性质和程度以及检验结果的总体评价三个方面对拟合结果进行分析。

(一)模型的拟合效果

在4个回归模型中,调整确定系数R2通常使用调整R2的值说明被研究变量方差得到解释的量,虽然这3个回归模型调整R2不高,但表面上低的R2不一定说明OLS回归方程是没有价值的。分别为15.4%、15.3%、13.8%、16.2%,即我们所选用的自变量一共解释了各个因变量方差分别为:大学生村官工作能力15.4%、人际沟通能力15.3%、性格成熟13.8%和思想觉悟16.2%。这四个回归模型其样本决定系数在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所构建的模型对大学生村官成长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这四个确定调整系数相差不多,相对较高的是思想觉悟回归模型,较低的是性格成熟模型。总体来说,这四个确定调整系数都不太高,但不能说没有价值。这符合我们对事物发展理论的认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从这个系数来看,正好说明了内因是影响大学生村官成长的重要变量,而外因也是影响大学生村官成长不可缺少的条件。

(二)解释变量的影响性质和程度

估计结果表明,虽然不是所选用的自变量都具有统计的显著性,但大部分解释变量还是与我们前面假设的性质和方向是相一致的。具体说来:

1.两委支持、教育培训机会、薪酬制度和父母支持这个解释变量对四个回归模型都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假设是一致的。

第一,两委的支持。两委是村级组织的核心,也是大学生直接接触的上级领导,他们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态度与支持程度,关系到大学生村官工作能否顺利开展,也关系到大学生村官的心理健康。村委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支持,相当于大学生村官工作得到认可,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豪感,是工作中的激励因素,这使他们更好地投入工作,丰富工作生活。大量的工作实践为他们创造提高工作能力的机会,更多的社会交往特别是在跟上级领导和群众的交往中提高人际沟通能力。大学生村官在这丰富的实践和交往中,性格渐渐趋于成熟,逐渐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他们对“三农”的感情,思想觉悟自然而然提高。

第二,教育培训机会。 教育培训机会越多,大学生成长越快。每次教育培训内容、方式应有所不同:或关于某项工作技能的培训,提高工作能力;或关于人际沟通的培训,提高大学生村官的沟通能力;或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培训,提高他们了解“三农”、热爱“三农”和服务“三农”的思想觉悟。

第三,薪酬制度合理,提高工资待遇也有利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在大学生村官中的工资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工资,另一部分是绩效工资,绩效工资与工作效果呈正比。若工资待遇是弹性的,薪酬制度则转变成一种激励制度,大学生村官就会更努力工作,提高工作能力,取得更好的工作效果。绩效工资和考核匹配,若考核与领导干部测评、群众测评相关,大学生村官自身则会主动提高人际沟通能力,妥善处理与上下级、与村民的关系;与人交流中思想、性格会更加成熟,更加会为他人考虑。总之,薪酬制度的合理化对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第四,父母的支持。父母对于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支持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父母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支持非常重要,是大学生村官重要的后盾。曲可佳、邹涨[16]认为,家庭内部的自主空间不仅有助于培养个体自主发展的意识,也为大学生提供了安稳的后方基地,如家人的支持和信息分享会减少个体在探索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因此,如果父母对大学生村官岗位不予支持,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中就有一些负面情绪,不能得到最亲密的父母支持,可能会使大学生村官工作举棋不定,无法全心投入到工作中。相反,如果得到父母的支持,大学生村官会更加珍惜村官工作;很多大学生村官的父母的职业也是农民(见图3、图4),父亲职业是农业劳动者的占44.7%,母亲职业是农业劳动者的占48.9%。这样,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更容易熟悉“三农”,更容易把握“三农”的关键性问题以及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更懂得体谅农民的辛苦。再从农村中习得的经验、觉悟,“反哺”父母,孝敬父母。因此,父母的支持是大学生村官在工作能力、人际沟通、性格成熟和思想觉悟方面得到较快成长的重要因素。

2.与我们假设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的解释变量有:自然环境、编制问题、创业基金扶持、村民社会舆论。

第一,自然环境对工作能力没有显著影响,对人际沟通能力、性格成熟和思想觉悟3个因变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影响。通过访谈得知,多数大学生村官的日常工作是管理村庄事务,不管村落大小,都是“五脏俱全”,因此日常工作事务不分自然环境优劣,工作能力的提高与村落自然环境关系不显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通常自然环境较为优良的地方,人们的视野也较为开阔,与外界交流较多,更容易接受大学生村官这一新鲜事物,因此大学生村官与村民、干部交流起来就更为顺畅,在交流中更易成熟。

自然环境对人际沟通能力,性格成熟和思想觉悟呈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自然环境的气候条件对性格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不同气候条件下,人们的性格、民族精神不同,寒冷的气候让人冷静理智,精力充沛,能培养勇敢等各种美好的品质。而炎热的气候让人懒散,精神萎靡,优柔寡断[17]。大学生村官在适应自然环境的同时,性格也日渐趋于成熟。再者,一个村落的发展水平常常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大学生村官置身其中,更容易了解“三农”问题,提高大学生村官建设新农村的思想觉悟。

第二,编制问题对工作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编制问题是关系到大学生村官的“身份”问题,身份明确,则工作名正言顺,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都大为减少,工作开展就相对顺利。

第三,创业基金扶持对大学生村官的工作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创业基金扶持使大学生村官为创业可以去贷款,贷款的利息由该市的市委组织部、团市委补贴。贴息采用“先还后贴”的方式,即由创业贷款的大学生村官先行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市委组织部、团市委再根据有关凭证办理贴息手续。但是贷款大学生村官要充分利用贴息贷款的资金发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不能运用贴息资金进行其他投资。一般工作都需要大量的资金,通过创业基金扶持化解大学生村官创业的资金困境,这对大学生村官创业的成功开展是很重要的。

第四,村民舆论。村民的不同舆论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影响是不同的。本研究以“村民认为大学生村官社会经验少,什么也不会”为参照进行研究。相比“什么也不会”舆论而言,对于“ 找不到工作才来”“为了镀金而来”这样的舆论对大学生的成长也没有显著影响。虽然,“为了镀金而来”对大学生村官的沟通能力在0.1水平较弱显著的影响,但从整体上看,这些负面的舆论,对大学生村官成长并没有显著影响。而村民持“水平高,什么都会”“开始不信任,后转变态度”“能吃苦做得好”这些正面舆论相对于负面舆论“经验少,什么也不会”来说,除了“水平高、什么都会”评价对大学生村官性格成熟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外,其他正面评价对大学生村官成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得出,村民的正面评价相对于负面评价来说,更有利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因此正确引导村民舆论,创造大学生村官成长良好的舆论环境,有利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

3.与我们的假设完全不一致的解释变量有:宗族势力、村民家庭年收入、媒体宣传、父亲职业声望、母亲职业声望。

第一,宗族势力对大学生村官的影响与我们的研究假设不一致,它并没有对大学生村官的成长产生显著的影响。不过,对于这个结果的分析,有利于扫描大学生村官所处的村落环境,有利于村官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首先,宗族势力不是每个村落都有,没有宗族势力的村落,就不存在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影响。其次,从宗族势力的历史脉络看,有学者认为现在宗族势力重新抬头,现在基层社会也注入了现代化精神,包括开放、参与、对话、共享价值观念等,宗族势力是否还根深蒂固是一个有待于继续研究的课题。再者,存在宗族势力, 对大学生村官真的影响了吗?大学生村官被宗族内部认为是“外人”,但是这个“外人”是否与宗族利益相关,使得宗族势力影响大学生村官的成长,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第二,村民家庭年收入。村民家庭年收入对大学生村官的成长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这与我们假设的方向刚好相反。理论上,村民家庭收入是村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关键性指标,村落经济发展好,资源丰富、创业机会多,大学生村官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促进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在统计结果看来,则是相反的情况。这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村民家庭年收入并不一定能代表该村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居民收入可能不是以村庄为载体的,特别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工资就是农民的年收入,居民收入跟村庄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关系。正如,王德祥、罗艺研究表明:在农村家庭收入中,来自政策补贴或财政的转移性收入增长最快,增加4倍多;财产性收入也有大幅增加,增加2.7倍;工资性收入增加1.93倍,表明外出务工收入一直是农民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经营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占首位,但其增长幅度最小,仅增加0.77倍,反应最近10年来,农村家庭小规模经营或农业经营仍然困难的现状[18]。因此,地理位置偏远、资源稀缺的村落,在本村发展比较困难,所以到外地打工的村民更多,不利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其次,我们假定,村落家庭年收入可以反映村落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探讨村落家庭年收入对大学生村官的影响。村落家庭年收入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呈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年收入低,经济发展落后,村民生活贫困,这些都会激发大学生改变村落现状的热情,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帮助村民脱贫。这样的环境反而给大学生村官发挥的空间更大,启发他们思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建立致富项目等。经历这些过程,大学生村官工作能力、人际沟通能力、性格成熟、思想觉悟等都能得到提高和改善。综上所述,村落家庭年收入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呈负相关关系。

第三,媒体宣传。媒体宣传对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与我们的假设不一致。我们主观认为媒体宣传有利于大学生村官正面形象的塑造,有利于村官榜样的发挥,也有利于引导社会舆论。正如,蔡楚泓根据对《中国青年报》2011年对大学生村官报道的分析,总结出了大学生村官的媒介形象。《中国青年报》作为面向青年的中央级主流媒体,大学生村官的报道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通过典型经验、模范人物、优惠政策等资讯的反复提供,塑造出了 “扎根农村创业”“力图获得村民支持”“青年不怕吃苦”“服务三农”“组织农民谋发展”的大学生村官形象[19]。但是,估计结果表明媒体宣传对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媒体宣传是针对少数村官个体,并不代表总体大学生村官的成长,而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是通过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获得的,很少受到媒体宣传的影响。

第四,父母的职业声望。父亲的职业声望与母亲的职业声望对大学生村官成长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与我们的假设不一致。父母的职业声望,无论是职业声望最高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还是最低的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者半失业者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这是因为我们探讨大学生成长是在大学生村官工作期间获得各项能力的提高、性格的成熟和思想的觉悟,是边际量。一旦进入大学生村官系统,村官工作生活相对独立,受到父母职业的影响很小,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有道理。

五、结论与对策

综上,从回归分析中我们勾勒一幅外部环境中各项要素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影响性质和程度的图案,以下将根据大学生村官对现实各项环境要素的感知情况(见表2)和村民舆论状况(见表3)提出相应的结论与对策。

1.两委支持、教育培训机会、薪酬制度和父母支持对大学生村官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影响。

首先,在这四项要素中,从现实情况看,两委和父母都是较为支持大学生村官工作的(见表2),因此,继续鼓励两委和父母支持大学生村官工作,有利于大学生村官健康成长。

其次,教育培训机会、薪酬制度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呈正相关关系。但在现实中,国家政府在这两方面的政策执行力度不够。(1)大学生村官对薪酬的不满。在访谈中,大学生村官反应工资待遇不高,养家能力有限。在2014年两会期间,大学生村官代表冼润霞谈到大学生村官的工资还不到一个保姆一半的工资[20]。虽然,中央有关部门规定,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生活补贴比照本地乡镇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水平确定,中央财政补贴按照西部地区人均每年1.5万元、中部地区人均每年1万元、东部地区人均每年0.5万元的标准拨付,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承担。同时,中央财政给大学生“村官”按人均2 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安置费。这样的力度在大学生村官看来是不够的。若适当参照公务员的薪酬制度,可减少或消除大学生村官的怨言。(2)大学生村官也抱怨教育培训机会少,培训内容不得当。这个变量对大学生村官的成长起着重要的正向相关的影响,国家和政府应注意完善培训制度。培训是提升大学生村官素质、水平和能力的有效途径。做好大学生村官培训工作,应根据大学生村官的现实特点和成长规律,科学谋划、按需施教,具体要处理好普适性和特殊性、阶段性和长远性、主体性和主动性等三对关系。

2.自然环境对工作能力没有显著影响,对人际沟通能力、性格成熟和思想觉悟三个因变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自然环境在短期内改变相对困难,培养大学生村官成长的各项主体如村委、父母、政府等,应积极引导大学生村官适应自然环境。

3.从统计结果看,编制问题的解决和创业基金的扶持情况对工作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首先,从现实看来,编制问题是大学生村官较为不满意的。国家一次解决大学生村官队伍的编制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必须思考替代政策来解决因无编制带来的问题,才能使大学生村官安心、顺利开展工作。其次,在现实中,大学生村官对创业基金扶持表示较为不满,原因可能是获得大学生村官创业基金门槛太高,或者获得创业基金扶持的机会不平等,这一点在国家完善村官政策时值得考虑。

4.村民家庭年收入。村民家庭年收入对大学生村官的成长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这提醒我们认识到家庭年收入高并不一定代表村落的繁荣,探究为什么村落家庭收入高了,反而不利大学生村官的成长的问题。这可能与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进城、农村空心化现象有密切关系的。

5.媒体宣传的必要性值得考究。研究发现,媒体宣传对大学生村官的成长并没有显著影响,在现实中,大学生村官对媒体宣传的感受也一般。因此,国家并不一定要通过大量的媒介大肆的宣传大学生村官的情况,适度即可。

6.研究发现,村民的正面评价相对于负面评价来说,更有利于大学生村官的成长。现实中,村民对大学生的评价为:负面评论累计34.61%,即大约1/3的村民不看好大学生村官,“开始不信任,后来改变态度”的占35.74%,也是大约1/3的村官改变了态度,对大学生村官给予较高的评价。由此看来,如何让更多的村民信任大学生村官,让那些对大学生村官持负面看法转变态度,这些问题是值得关注的。一方面村民应树立开放、宽容的态度,容纳大学生村官;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应主动与村民加强沟通,消除误解。

总而言之,本文对大学生村官的外部环境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但是本研究局限于各个环境对大学生村官成长的直接影响,而各个环境子系统对大学生村官的交互影响、各个环境子系统对大学生村官的间接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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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ternal environmen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of college graduates serving as village leaders. Based on a national sample survey of college graduates serving as village leaders and using StataSE12.0 statistics, this paper studied how the four factor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village, government, social and family environment affected the growth of college graduates serving as village leaders in four aspects of the growth of college graduates serving as village leaders like work abilit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personality mature and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village committees suppor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pportunities, remuneration system and parental support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ir grow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ir work ability, but 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i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personality maturity and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Resolving the staffing issues and supporting venture fund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ir work ability; the annual income of villager familie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ir growth; media propaganda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positive comments of villagers are more conducive to their growth than negative comments. According the reality, the paper proposes the measures: encouraging village committees and parents to support the work of the college graduates serving as village leaders; making a salary system for them according that of the government employees; consummating the training system based on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growth pattern; applying alternative polic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on-staffing; resetting the threshold of venture fund support; making a correct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income and village development; reviewing the necessity of media propaganda; 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guiding properly the public opinions of villagers.

Key words:college graduates serving as village leaders; village environment; government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family environment;growth of college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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