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剧的假面下

赵曼一

摘 要：本文从《吝啬鬼》的戏剧情节与人物形象入手，探究作品中隐含的悲剧意味。

关键词：吝啬鬼;悲剧意味;戏剧情节;人物形象

《吝啬鬼》是17世纪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的一部重要代表作品。它以戏谑的语言、夸张的手法讲述了一场发生在“吝啬鬼”阿尔巴贡和其儿女之间的，围绕金钱与爱情、婚姻而展开的激烈争斗，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但除却滑稽的人物对话，无论是戏剧情节还是人物形象，就其本质而言，都颇近于悲剧的设定。

首先，剧作家笔下的这一故事，与其说是喜剧，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家庭闹剧。富有的阿尔巴贡将金钱视为生命，不仅对家中的仆人极为苛刻，甚至对自己的儿女，也小气到一毛不拔，逼得儿子克莱昂特四处借钱以穿些好看的衣裳，谁知却借到了这个身为高利贷债主的父亲头上。此外，他还试图将女儿爱丽丝嫁给五十岁的富翁昂塞尔姆，让儿子克莱昂特娶一個有钱的寡妇，只因可以省去嫁妆与婚礼费用，却不顾儿女都有各自的爱情。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尔巴贡执意要娶一位年轻貌美但家境贫寒的姑娘——玛丽雅娜为妻，怎料她竟是儿子克莱昂特的意中人。父子二人之间的矛盾由此进一步激化，几近到达反目成仇的地步。在这场闹剧中，金钱与传统的家长制对亲情关系的戕害，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人物语言的诙谐幽默、人物刻画方法上的极力夸张，均难以掩盖喜剧形式之下的这抹悲凉底色。我们不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换一种严肃认真的叙述口吻与冷静客观的叙述方式，按照以上戏剧情节发展下去，这场闹剧极有可能被演绎为巴尔扎克笔下《欧也妮·葛朗台》似的现实主义悲剧。

在创作中，莫里哀似乎也意识到了以上故事情节对喜剧本身的“偏离”。于是，剧本适时地引入了阿尔巴贡的十万法郎金币，使情节突转成为可能：仆人阿箭发现这匣金币的埋藏地点，便怂恿急需用钱的克莱昂特将它拿走;紧接着，吝啬鬼父亲因发现金币丢失而哭天抢地，竟发誓若找不回这份财产就上吊自杀。如此一来，长期困窘的儿子突然获得一大笔钱财，嗜钱如命的吝啬鬼也受到了应得的捉弄与惩罚，可谓喜剧性色彩浓厚。

但这样的情节安排，并不能带来戏剧冲突的缓和——父与子之间重重尖锐矛盾的化解，也难以由此触发真正的喜剧性结局。因此，在全剧的倒数第二幕中，作者请出了富翁昂塞尔姆作为压轴人物出现，并揭秘出瓦莱尔（爱丽丝的恋人）与玛丽雅娜（克莱昂特的恋人）正是昂塞尔姆失散多年的一双儿女。自然，开明的昂塞尔姆支持孩子们的婚事，阿尔巴贡为照顾这位富翁的面子，又因儿子归还了十万法郎的金币（后者显然更重要），也只好将原先的计划作罢。这样的大团圆结局虽然符合喜剧的规范，却太显突兀。回溯前文，笔者并未发现任何有关暗示昂赛尔姆、瓦莱尔、玛丽雅娜之间存有血缘关系的伏笔。这一剧本架构上的逻辑欠缺，使得昂赛尔姆这一人物更像是剧作家为了救场而灵机一动塞进剧本中的，也使得认亲场景变成了一场纯粹取悦读者与观众的无厘头式即兴表演。可惜，即使作为救星，昂赛尔姆挽救得了戏剧情节的走向，但挽救不了情节之中存在的无限悲感。最终父子矛盾的缓和，全靠着外在救星的强大力量，个体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努力来解决冲突，更没有进行自我反省与自我救赎。简言之，如果没有高度戏剧化的巧合，没有昂赛尔姆这样的救星，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根本无从实现。因此，莫里哀的大团圆结局，远非真正意义上的完满，而是在希望中孕育着绝望，在喜剧中隐含着深深的悲剧之感。

比起巧合到离奇的情节，作品中引人哄笑的地方更多集中于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上，而人物的可笑之处往往正是其性格的可悲与可恨之处。

阿尔巴贡是该剧中最为可笑之人，他的言谈举止以及从旁人口中流传出来的“光荣事迹”，都令人捧腹不已。如透过雅克师傅的话，我们得知这个吝啬鬼总是挑选送礼的日子处罚自己的仆人，这样可以什么也不给他们;他还和邻居的猫打了一场官司，只因为这只猫偷吃了他自己家的一块肉;甚至，他抠门到半夜去偷本来用作马饲料的燕麦。又如阿尔巴贡怀疑仆人阿箭偷了他的钱财，便强硬地检查了阿箭灯笼裤的裤脚管。这些事情放在剧本之中固然可以博人一笑，但如果将这个人与这些“光荣事迹”置于真实的生活情境之中，无疑将是可怕的。除了嗜钱如命，阿尔巴贡由于是一家之长，常常唯我独尊，将自我意志强加于儿女身上;他还只喜欢听奉承话，当媒婆弗洛西娜称赞他的长相和穿戴时，他便立即喜形于色;更为愚蠢的是，当他听到有关别人对自己的真实想法时，便勃然大怒，相较之下，他更愿自己蒙蔽在美好的谎言之中。虽然被公认为喜剧人物，但实质上，剧作家将他那纸醉金迷的无价值生活彻底撕破的瞬间，也向读者充分暴露了阿尔巴贡对世间真正有价值的人伦常理的残忍毁坏。比起滑稽可笑的吝啬鬼形象，阿尔巴贡更是一个被自家儿女厌弃的失败父亲、被奉承之言蒙蔽双眼的可怜虫、被金钱吞噬了灵魂的行尸走肉。

另外，剧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并不突出，但在她们身上却体现出时代对于女性的严苛与残酷。例如，爱丽丝虽被蛮不讲理的父亲逼婚，却不敢像哥哥克莱昂特那样大胆地与之反抗，还要毕恭毕敬地向父亲弯腰行礼，低声下气地一再恳求。但囿于时代局限，这些描写极有可能出于剧作家不自觉的创作。故而，诸如此类的时代悲剧，是藏匿于喜剧作品之中的。

正如歌德对莫里哀作品的评价：“他的喜剧无限接近于悲剧”[1]，在《吝啬鬼》的喜剧假面之下，还有更多的悲剧意味等待着读者的解读与挖掘。

参考文献：

[1] （德）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825年5月12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