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住生活中最真实的元素
——浅谈电影文学剧本《俗人》

姜庆丽，黄亚利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把握住生活中最真实的元素
——浅谈电影文学剧本《俗人》

姜庆丽，黄亚利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本文试图从两个角度去谈论剧本《俗人》的创作，一从剧本本身出发，进一步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深层构思；二是由剧本延伸开来，联系当下社会现状进行新的探究和解读。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剧本分析和解构，可以有效地让读者明晰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路，也为作者下一步的创作提供明确和具体的指导。

真实；社会性；俗人

电影文学剧本《俗人》在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方面以及人物﹑生活化的语言方面，都做到了与社会流动生活的同步合拍。事件发展轨迹的真实﹑角色对白的真实﹑环境描写的真实等都体现了文艺作品要求真实性的基本要求。这些要素是剧作《俗人》在描写社会现状，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方面超出其他很多同类作品的独到之处。

一、努力把握生活中的真实元素

事件之真实。戏剧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在许多现实题材影视剧中，我们首先要考虑主旋律，对农村现实题材总是讴歌，却使它失去了很多本真的东西。在考察干部时以经济为唯一考察杠杆的政治体制下，我写的农村干部不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我也没有歌颂他们无私的红烛精神而是给予他们更多的实际压力。电影文学剧本《俗人》的视角聚焦于一个贫困的乡政府，乡领导在上级县政府和下级普通群众的双重逼迫下，面对无法解决的贫困问题左右为难，随着事件调和难度的升级，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系列的矛盾冲突。

人物形象之真实。《俗人》的主人公胡书记是长期呆在离县城最远的穷乡僻壤，城里家中的父亲需要照顾，老婆长期失业，工资少的可怜的“苦逼”基层公务员形象。故事从县城大街的一个十字路口开始，主要人物也在这条路口相遇。十字路口是众多陌生人的聚集地，认识的不认识的，皆因为路口而相遇，同时它还是违背社会秩序等一系列交通事件的多发之地，红绿灯成为通行与否的标准。我把一个刚装上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设置为故事的开场场景，所以对于初次经过的行人犯下的错误，受众可以谅解，于是剧中最主要的人物吴定国伴随着人们的心理认同闯了一回红灯。

人物语言之真实。《俗人》在人物对白和情节的设置方面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下面就进行详细的分析。在剧作《俗人》中，生活化的语言比比皆是，上到县级领导下到普通群众都操着一口乡间的“俗话”，这样的语言形式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剧中人物或俏皮或严谨或威严的人物性格。创作者在对白的使用方面有意倾向于当地的“俗语”，是因为语言标识着某一民族﹑地域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主要特色，所以，方言也成为推动文艺作品向真实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小人物于困境中的大挣扎

《俗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也紧贴现实生活，他们大都来源于现实世界中活生生的人物，吴定国是典型的北方大汉形象，代晓琴是一个乡政府的女强人角色，王乡长是一个忠实的人民公仆，江北则是一个有相当执行能力的市委组织部的选调生。所有出现的主要﹑次要人物皆有自身的特色，在塑造这些人物时除了在人物定位上要贴合实际生活，在角色挖掘的广度和深度上也要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人物自身必须饱含产生矛盾冲突的诸种要素，也就是说人物身上必须有戏，由此来创造戏剧冲突，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处于同一立场的人物，尽管对事情的态度基本一致，但性格方面的冲突和对立绝不能少，否则事件的发展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像代乡长和吴定国这对人物，他们都是为摆脱高庄乡出谋划策的重要人物，但是在面对代乡长的老公杨杰时，两人则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正是这种性格的分歧使得情节的发展更能带动剧中人物向多方面去展现。剧本在直视角色内心的同时也关注人际关系对人物性格发展的影响，对人物的处理也意味着剧作在结尾处情节冲突的走向。总之，文艺作品是以人为主的，不管它的情节怎么发展，始终是以人为主线的，这一点，我们谁都不能否认。

贫穷是剧本中设置的主要矛盾冲突。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加上中国民众物质需求不断增长，在中国生存压力大成为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实。作为高庄乡的吴书记，事业上虽算官任一方，但面对基础很差的高庄乡，改变其一穷二白的现状也难。妻子下岗﹑老母有病，许多家务琐事也需要他打理，但是为了能早日回城，他不得不忍辱负重的努力工作，希望早日作出成绩。面对铜矿，剧中每个人物都有着各自的考虑，这一切都是因为贫穷这一主要问题。吴定国想借脱贫这件事调动工作﹑杨杰为了利益投机倒把﹑王乡长为了提成去申请分管企业﹑代乡长为了贷款去找同学……在剧本中主人公都是庸俗的却也是现当下最真实的写照。

整篇剧作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精神，对现实问题的关心是一种社会胸怀。作者通过文字来展现创作时的心境，观赏者在解读作品时可以作为凭借。剧本《俗人》所传达的艺术精神就在于，让受众置身于一个贫困的小乡镇，面对生活的艰辛和疲乏，能与当地群众感同身受，这种沉重的体验迫使读者去关注和思考，中国当今的社会到底还有多少类似高庄乡这样的地方。

三、“走还是留”——心灵的升华

从大历史情怀的角度来看，古今中外的一切艺术作品无一不是以人为主角的，即便是古希腊的神话，那些半神半人的形象也或多或少包含着人类的姿态和身影。剧本《俗人》既不属于浪漫主义作品，也不是矫饰现实主义，它是基于生活本身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所以，批判性和社会性是剧本《俗人》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说到社会性，就离不开批判性，马克思哲学说过人最基本的特性便是社会性，人是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人，人的言行举止无一不体现出他作为一个社会上的人的特征。社会性也包含着民族性和时代性，文艺作品的民族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体现在它的内容上，还体现在它的形式上。剧本《俗人》在折射社会困境问题的同时，又不仅仅描写这种苦兮兮的日子，而是在极端困难的境地下，顶住巨大的压力，寻找出路和对策。在高庄乡这块穷乡僻壤的土地上，乡镇领导们没有因为政绩难搞就气馁放弃，而是满怀抱负的奔走在县级领导和民众之间，在上﹑下两级的逼迫下，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和身体压力，为脱贫工作不辞辛苦地努力着。

除此之外，剧作本身更是在直面社会现实生活的同时，不虚美，不隐恶，以批判性的眼光和犀利的言词对社会存在的问题作出客观的评价，针砭时弊，不保留任何虚构的美好。《俗人》采用的视角是社会性而不是个体性，目光所触之地皆是批判性的描绘，所有这一切都让剧作本身显得更真实更生活化。

I207.351

A

1007-0125（2015）05-0118-02

姜庆丽（1989-），女，汉族，山东临沂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电影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电影史论；

黄亚利（1990-），女，汉族，山西晋城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电影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电影学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