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的地域模式及形成机制

孙晓华　郭旭　张荣佳

[内容摘要]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们运用熵指标方法测算京津冀、长三角和西兰银三个典型经济区2004-2011年的产业集聚水平，发现不同地域呈现出差异化的产业集聚模式：长三角为高度专业化，京津冀为高度多样化，西兰银则属于中度多样化和中度专业化。进而利用政府主导的他组织机制和市场自发的自组织机制，对不同地域产业集聚模式的形成机制加以解释。最后以典型经济区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就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有利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而无关多样化的经济效应不显著的结论。

[关键词]产业集聚；地域模式；多样化；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5）03-0076-11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产业集聚是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以及为之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和相关服务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的现象，由此带来的外部效应叫做集聚经济，包括与专业化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和与多样化相联系的范围经济。Marshall早在1890年就开始关注产业集聚问题，提出了产业地理集聚得益于外部性的观点。Marshall的外部性思想后来被阿罗和罗默模型化，用以解释知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学术界称为MAR外部性。Jacobs则强调知识在互补而非相同产业间溢出所产生的多样化外部性，指出大量多样化产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更能带动经济增长。随着集聚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对于地区经济的不同作用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Antonio Ciccone估计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集聚效应，发现欧洲国家的产业集聚效应略小于美国。Glaeser等采用1956-1987年间美国170个城市6个产业的数据，考察了地区产业结构对产业增长的影响，得到产业多样性有利于地区产业增长的结论，支持了Jacobs外部性。John研究了大型和小型城市经济稳定性存在差异的原因，认为产业多样化是经济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Vernon Henderson发现成熟的资本品行业中只有MAR外部性而没有Jacobs外部性，但新兴的高技术产业既存在MAR外部性也存在Jacobs外部性，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说明专业化比多样化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迫切要求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谢燮等采用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考察了中国主要城市的产业集聚特征，发现小城市的专业化指数最高，多样化指数最低。李金滟等利用2003-2005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了专业化和多样化在经济集聚中的相对贡献，结论为多样化更能够促进经济集聚。薄文广基于中国29个省区25个产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部性对地区产业增长的影响，发现全国范围内专业化与产业增长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多样化与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

在集聚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多样化和专业化的产业集聚模式哪种更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成为争论的焦点，尽管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但固有的分析视角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产业结构的认识。部分学者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试图打开产业多样化的黑箱，进一步挖掘多样化的内涵。Frenken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区分了产业多样化的层次，最早提出了“相关多样化”与“无关多样化”的概念。Ron Boschma和Simona Iammarino以1995-2003年意大利地区经济数据为样本检验了相关与无关多样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相关多样化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无关多样化无显著影响的结论。

二、多样化与专业化水平的衡量方法

（一）多样化指数的分解：相关与无关多样化

对于城市经济发展而言，尽管产业多样化与专业化是同时存在的，但学者们始终无法找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2007年经济学家Frenken采用熵指标的方法对多样化指数进行了分解，将其分为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两部分。熵是热力学的概念，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提出，用来表示任何一种能量在空间中分布的均匀程度。借鉴熵指标方法，产业多样化的水平可表示为：

（二）专业化指数的衡量

目前，关于地区产业专业化的测度方法很多，学术界尚未形成公认权威的衡量指标，代表性的衡量方法包括地区专业化指数、区位商和Krugman专业化指数。比较而言，三种测算方法各具特色，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地区专业化水平进行了衡量，区位商可用来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构成地区专业化部门，Krugman指数适用于分析区域间行业的分工程度。本文重点考察地区产业集聚的客观情况，而不需要计算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的相对值，因而选择地区专业化指数作为衡量指标更为合理。地区专业化指数等于某地区就业人数最多行业的就业人数占地区总就业人数的份额：

ZZI=max（s_j） （4）

其中，ZZI表示地区专业化指数，s_j为该地区j行业的就业人数占地区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三、典型经济区产业集聚指数的测算：2004-2011年

（一）产业分类方法

计算相关多样化与无关多样化指数之前，需要明确不同层次产业分类的标准。2002年之前，《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市产业分为15类，自2003年开始服务业的细分有了较大变动，调整为19类，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为保证数据口径统一和计算的准确性，以2003年后的城市产业划分作为依据。

对于不同层次产业的选择，把城市统计年鉴中的19类产业作为测算的小类部门，大类部门划分以三次产业为依据。农林牧渔业为第一产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为第二产业，城市年鉴中第三产业分类较细，因此需要做进一步归类处理。借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和辛格曼在《服务社会的兴起：美国劳动力的部门转换的人口与社会特征》一书中提出的方法，按照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SIC）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消费性服务、流通性服务和社会性服务四类，借鉴此种分类方法，在19个小类部门基础上确定了6个大类部门，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流通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

（二）典型经济区产业集聚指数的测算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经济发展块状区域，如以北京和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经济区、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西部的成渝和西兰银经济区。为了更加明晰地考察在地理位置、要素禀赋、经济实力和发展状况等方面有所差异的地区，是否在产业集聚也呈现出了不同特征，选择京津冀、长三角洲和西兰银三个典型经济区加以分析。本文以2005-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为样本，对典型经济区内各个地级市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将多样化进一步分解为相关和无关多样化指数，得到各经济区多样化和专业化，以及分解后的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的变化趋势图（见图1～4）。

图1和图2对比了典型经济区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基本情况，从各个时期的截面比较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多样化指数最低，其次是西兰银经济区，京津冀地区的多样化程度最高；而三个地区专业化水平的顺序恰好相反，长三角最高，西兰银次之，京津冀垫底。从时间序列上看，京津冀、西兰银经济区的多样化指数在2004-2011年间呈现比较平稳的态势，专业化水平同样也基本保持稳定，长三角经济区的多样化程度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专业化指数则有一定幅度的升高。

图3和图4显示了三大经济区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指数的变动情况。从截面数据来看，长三角地区的相关多样化指数最低，西兰银次之，京津冀最高；无关多样化方面，长三角同样最低，西兰银居中，京津冀最高。三大经济区的相关和无关多样化指数随时间变动的趋势基本一致：相关多样化在2004-2008年间出现小幅下降，2008年之后稳步上升；无关多样化在2004-2007年间出现大幅下降，长三角地区下降趋势最为明显，2008年出现了较大幅度上升，2009年之后继续保持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在于：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地区部分产业受到较为明显的冲击，影响到与之相关部门的生产和销售，生产要素转移到那些受经济周期冲击较小的部门，导致地区产业的无关多样化程度上升；而在渡过了经济危机之后，生产要素自动向某些重点行业聚集，使得无关多样化指数2009年之后再次下降。

四、产业集聚的地域模式与形成机制

（一）长三角经济区：高度专业化

长三角经济区的相关多样化与无关多样化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而专业化指数明显高于京津冀和西兰银地区，比较而言，产业发展具有高度的专业化集聚特征。

一个地区产业体系的形成，既可能是市场机制引发的由下而上的自发过程，也可能是政府调控和战略规划下自上而下的结果，前者属于自组织机制，后者为他组织机制。以长三角为例，产业专业化的形成在早期更多地受到他组织机制的影响。1978年，国家发布第一个有关工业发展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就确定了长三角经济圈的制造业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之后，长三角经济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利用国家开发浦东的契机，长三角地区逐步实现了经济一体化。在诸多宏观政策的驱动下，长三角地区逐步形成具有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特点的经济圈。在计算长三角经济区专业化指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专业化指数最高的行业均为制造业，制造业集聚是长三角地区专业化水平稳步上升的重要原因。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达国家制造业开始大批向中国大陆转移，而长三角凭借其天然的港口优势、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的优惠政策，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同时，长三角地区率先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浦东开发开放，市场机制相对更为完善，区域内金融、技术、劳动力、商品等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给长三角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也促进了国内生产要素不断集聚。在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趋势日益明显，形成了经济区内部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产业竞争力得以显著提升，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的模式。

综上，长三角经济区的高度专业化集聚模式是早期的他组织机制和后期的自组织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见图5）。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政府主导的他组织机制引导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流向，逐步形成制造业专业化生产的比较优势；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基于市场竞争的自组织机制作用凸显，依靠要素自由流动延续着专业化集聚模式。

（二）京津冀经济区：高度多样化

在典型经济区中，京津冀的专业化指数最低，而多样化指数最高，尤其无关多样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高度的多样化集聚特征。

从发展历程上看，尽管京津冀都市圈的协同发展战略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之后较长一段时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署，“首都经济圈”协同发展才上升为国家行动。京津冀虽然从地域上看是一个整体，但由于北京、天津与河北分属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域，难以进行统一的经济发展规划，即便在国家总体战略的指引下，到目前也尚未形成有效的协调发展机制，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分工协作水平显著低于长三角经济区。其结果是，三个地区的政府各自为政，缺乏内在统筹规划，区域认同感不强，各自追求城市内部完整的产业结构，地区间前后关联产业的合作意愿较低，造成了各城市的专业化水平较低、产业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局面。

在一个分散化、多中心的区域体系中，政府主导下的他组织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而市场力量同样发育落后，自组织机制的效果也没有显现。京津冀地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经济行为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特征，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较强，使得不同行政区划往往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跨地区产业重组受到严重制约。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难以在区域市场内合理流动和配置，削弱了市场机制下经济中心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难以形成具有层次结构的产业集聚，这也是导致京津冀地区产业专业化程度低、多样化水平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京津冀地区产业高度多样化模式的形成，一方面源于缺乏行政区统一的产业发展规划，各地无法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专业化布局，他组织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偏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基于市场力量的自组织机制同样没有起到优化配置地区间资源的作用。

（三）西兰银经济区：中度多样化与中度专业化

与长三角和京津冀相比，西兰银经济区的多样化与专业化程度均处于中间水平，属于中度多样化和中度专业化模式。对多样化指数的分解可以发现，相关多样化指数略低于京津冀地区，但差距较小，而无关多样化的差距相对明显。对于西兰银经济区来说，政府战略和优惠政策对产业格局的形成存在重要影响，他组织机制的作用十分显著。西兰银经济区地处内陆，经济发展阶段滞后于东部沿海省份，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相关鼓励政策的相继出台，中央政府将西兰银作为发展西部的引擎之一，对经济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进行了规划，将能源、矿产、装备制造、特色农副产品深加工。特色旅游等相关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范围内仍处于较低水平，与长三角相比专业化水平仍然十分有限，要成长为具有高度专业化特征的产业格局，还需要长时间的培育和建设。

在全国范围内，西兰银经济区主要扮演着能源和原材料供应者的角色，区内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矿产资源、有色金属、天然气、石油、草原资源均位居全国前列；有庞大的熟练产业工人群体，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农业条件较好，是我国粮食、畜牧品、中药材等的重要生产基地。正是依靠地区资源的比较优势，在政府优惠政策的助推下，西兰银经济区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存在较强经济技术联系的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态势。

五、不同地域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检验

为了更加明确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与无关多样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以三大经济区的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处理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以专业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资本深化水平和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i表示i地区，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衡量，同时利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解释变量ZI为专业化指数，RV为相关多样化指数，UV为无关多样化指数，三者共同描述了产业集聚水平。控制变量方面，KL表示资本深化程度，等于资本劳动比，资本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处理，劳动选取年末职工平均人数，二者的比值作为资本深化程度的衡量指标；ED是人力资本水平，等于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与地区人口总数的比值。

本文以三大典型经济区内地级市2004-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全部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三大经济区中京津冀地区包括13个地级市，长三角经济区包括16个地级市，西兰银经济区包括18个地级市。由于金昌、白银、陇南、中卫四个城市部分数据缺失，实证检验中西兰银地区为14个地级市。

为避免虚假回归或者伪回归，回归前首先要进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以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学者们常用的两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即相同根单位根检验LLC和不同单位根检验Fisher-ADF，得到变量GDP、ZI、RV、UV、KL和ED序列均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不存在单位根，可以直接对原方程拟合，此时的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二）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在选择面板数据模型时，首先通过统计量判断样本数据是属于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通过检验，三大经济区的和检验结果基本一致，统计量均拒绝原假设，进一步判断检验统计量，发现均接受原假设，表明三个经济区实证检验的模型都应该选择变截距模型。接下来，需要通过Hausman检验进一步判断是使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依据下表中的Hausman检验结果，长三角经济区接受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建立随机效应模型，京津冀和西兰银经济区都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从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典型经济区的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对于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差异化作用。具体来说，长三角地区专业化指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显示出高度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规模优势和高效率对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关多样化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技术经济联系较强的产业集聚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无关多样化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不相关产业会降低经济效率，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经济发展。

京津冀经济区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无论是专业化、相关多样化，还是无关多样化，虽然系数都为正，但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京津冀地区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明显效果。根据前面的集聚指数测算、模式分类和形成机制分析，京津冀地区多样化指数最高，尤其具有显著的无关多样化特征，而专业化水平最低，说明一系列缺乏投入产出关联的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推动作用较为微弱。对于西兰银经济区来说，相关多样化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效应，无关多样化与专业化指数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反映了西部地区专业化分工相对滞后，没有充分发挥提高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控制变量方面，三大经济区的资本劳动比（KL）与高等教育人数（E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资本深化程度越高，人力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

六、研究结论

来自三大经济区内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产业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而无关多样化的经济效应不十分明显。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工业化阶段，因地制宜地按照比较优势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1.对于专业化基础雄厚的城市来说，要结合各地区在要素供给规模和供给种类等方面的差异，进一步利用专业化集聚的效率优势，发挥专业化生产的MAR外部性。以长三角经济区为例，在产业专业化优势已经形成的条件下，政府要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引导加强民间投资的针对性，进一步扶持支柱产业，提高重点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并将比较优势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建立有效的产业间学习机制和传导机制，发挥相关多样化的经济效应。

2.对于多样化特征明显的地区，要加强区域内合作，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完善产业链条，将城市内断续或孤立的行业部门借助某种产业合作形式串联起来，使产业链条由更为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发挥原来断续或孤立状态下所不具备的整体功能。例如，京津冀经济区可利用北京和天津现有的产业基础，以及在资金、科技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培育毗邻地区的主导产业，实现产业集约化协同发展。西兰银经济区则应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战略，抓住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选择那些具备一定成长潜力和带动效应的产业，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逐步摆脱对国家扶持政策的依赖，形成具有一定区域特色的产业体系。

3.从形成机制上看，政府主导的他组织机制仍然在地区产业分布和格局演化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基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的自组织机制尚未显现出应有功能。除了长三角以外，京津冀和西兰银经济区的市场机制仍不完善，导致地区经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优化配置产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引导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发集聚，依靠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集聚改善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产业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责任编辑：张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