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论作为教训的日丹诺夫主义

北京

李建军

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论作为教训的日丹诺夫主义

北京

李建军

本文从具体事件和文学言论入手，考察了日丹诺夫主义所建构的文学价值体系和文学“新信仰”，分析了诸如“文学与经济”“灵魂工程师”“教育作用”“主要人物和主要典型”“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具体观点，揭示了“苏维埃文学伦理”与“俄罗斯文学伦理”的冲突，揭示了粗暴的文学管理模式所带来的危害和灾难性后果。

日丹诺夫主义 苏联文学 俄罗斯文学 左琴科 阿赫玛托娃

高高的苍穹看不见了，

到处弥漫着寒冷的气浪，

冷风袭来，大地袒露胸膛，

于是，人人明白了，悲剧即将结束，

这不是第三个秋天，而是死亡。

（阿赫玛托娃：《三个秋天》）

1

在所有的神祇中，时间之神无疑是最有力量的。它是伟大的终结者，是公正的审判者，也是幽默的讽刺家。作为终结者，它会拉上所有舞台的幕布，会关闭所有敞开的大门，会给所有的故事画上句号；作为审判者，它会将尊严还给被侮辱者，会将惩罚加诸施暴者；作为讽刺家，它会将不可一世的暴君和助纣为虐的酷吏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让他们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苏共”的重要领导人日丹诺夫，就是一个被时间之神审判和嘲弄的人——他昔日呼风唤雨，风光那般无限，而今遭人诟病，声名如此狼藉。

今天的读者，知道“日丹诺夫”这个名字的，恐怕不是很多，了解他的非凡行藏和盖世伟业的人，也许就更少了。然而，在苏联时期，他可是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文艺沙皇”，实实在在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不仅如此，他所建构起来的文艺规约模式和“大批判”模式，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实践，给那些“以俄为师”的国家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造成了世界性的恶劣影响。中国就是日丹诺夫主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的那些简单而狭隘的文学理念，那些由上层主导的胡天胡地的“大批判”运动模式，都清晰可见地烙着日丹诺夫主义的纹章。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1896—1948），“苏共”著名的党务活动家。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上将政委。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34年谢尔盖·基洛夫遇刺后，他接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43年2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44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1947年，他组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旨在重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格局。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的出生地马里乌波尔，曾被改为“日丹诺夫市”，还在市中心广场为他树立“纪念碑”。1989年，“日丹诺夫市”恢复旧称“马里乌波尔”，而他的“纪念碑”则在1990年被拆除。

作为斯大林的儿女亲家，日丹诺夫权倾朝野。他从1934年的“苏共十七大”起主管意识形态，直到1948年8月死去，前后达十四年。他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参与者和指挥者，“根据日丹诺夫的倡议，列宁格勒早在战前即有68000余人遭到清洗。为了实施和扩展大清洗，日丹诺夫前往巴什基尔、鞑靼和奥连堡等州的党组织。奥连堡州在六个月之内（1937年4月至9月）清洗了3655人，其中一半人处以极刑。尽管如此，日丹诺夫1937年9月初来到奥连堡后，认为这些措施还不够，又额外清洗了598人。经过日丹诺夫在鞑靼党组织的‘清洗’后，额外逮捕了232人，巴什基尔额外逮捕342人，被捕者悉数处决……1938年日丹诺夫在对共青团中央领导人的迫害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代表政治局讲话时，把共青团中央的书记们说成‘祖国叛徒，恐怖分子，间谍，法西斯分子，政治上烂透了的、在共青团中推行敌对路线的人民公敌’，‘反革命匪帮’”①。他的凶暴无情和嗜杀成性，使人闻之胆寒，毛骨悚然，也使人油然联想到中国两千年前的酷吏张汤和王温舒。

1946年，斯大林指派日丹诺夫负责苏联文化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他上任伊始，就组织和领导了对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及安娜·阿赫玛托娃等多名文学界人士的大规模的迫害运动。1948年2月起，他开始批判整肃音乐家，特别批判所谓音乐界作曲的“形式主义”，指责他们不服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都受到了冲击。

日丹诺夫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将文艺问题极端政治化和极端工具化，习惯于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解决思想问题和文学艺术问题。它既不尊重文学和艺术的规律，也不尊重作家和艺术家的人格，常常用人格侮辱和道德攻击来对付艺术和艺术家。从具体运作模式来看，日丹诺夫主义往往以斯大林的意旨为指针，以“中央决议”为先声，以“中央”主管领导的“讲话”为后继，以中级干部的呼应为奥援，以全社会的群众性参与为“热潮”，从而将一个纯粹的文学艺术问题，演化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的名字便不离报刊，没有一天针对他们的恶喊臭骂不震撼太空。四面八方都在举行会议，通过决议，那些‘帮助扩散他们腐蚀性影响’的人也受到了猛烈的批判。”②左琴科的“作协会员”资格被取消，“生活用品购物卡”被收回，作品不准发表和出版，退休金也久拖不发。他“常常食不果腹，屈尊求借，最后于1958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③。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通过残酷的“大清洗”和疯狂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攫取了苏联的所有重要权力，正像梅德韦杰夫所批评的那样：“斯大林不仅掌握了全部政权和军权，而且能够不受任何监督地支配国家的一切物质资源，独自决定对外政策和国内生活的一切主要问题，哪怕是科学、文学和艺术方面的问题。”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斯大林仍然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政权之上。对他的迷信达到的程度，令人想起过去对古代希腊国王和罗马皇帝的顶礼膜拜，所不同的是现代有科学技术无限发达的手段。不仅他的几千万张照片到处张贴（家里没有他的像，就要被认为是不忠的行为），而且他的全身和半身塑像还成千上万地在全国各地出现。新闻、文学、电影、戏剧把他当作活着的上帝来颂扬。他的胸像甚至矗立在高加索的最高峰爱尔勃鲁兹上”④，底下镌着这样的字句：“献给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斯大林成了苏联最高权力宝座上一尊不容冒渎的神。

法国学者艾伦斯坦说：“党根据斯大林评判一切，也为斯大林评判一切。”⑥日丹诺夫更是奉斯大林若神明，俯首帖耳，盲目崇拜，一切听从斯大林，一切为了斯大林。在1934年8月17日所做的《在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上的讲演》中，他用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吹捧斯大林，十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类似“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天才”“完美无缺”以及“不可战胜”等夸饰的表达，随处可见。日丹诺夫无条件服从斯大林的权力意志。可以说，所谓日丹诺夫主义，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的好恶，就是日丹诺夫的好恶；斯大林的观点，就是日丹诺夫的观点。1946年8月9日，在中央组织局组织的有部分作家参加的会议上，斯大林严厉批评了《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大骂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他要设法“把有点放松了的知识分子重新牢牢控制起来，打掉他们的幻觉，让他们安分守己一点”⑦。8月15日，日丹诺夫就组织大会，在报告中疯狂地咒骂和侮辱左琴科：“1946年8月14日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决议前，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活动——8月9日上午8时，斯大林在大理石厅会见文艺工作者。斯大林一开口便提到《猴子奇遇记》：‘小说丝毫不能令人信服。《星》是本好杂志，现在为何给拙劣作品提供园地？’接着谈到左琴科：‘他没见过战争，没看到战争的残酷。这个题材他没写过一个字。左琴科写的鲍里索夫市的故事，猴子的奇遇，能提高杂志的声誉？不能！……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专门写没有思想性的东西，不允许他位于领导岗位上……社会不能按照左琴科的意愿改变，而他应改变自己适应社会，如不肯改变就让他滚蛋！’”⑧像“让他滚蛋”这样的话，斯大林很不文明地说了出来，日丹诺夫也就跟着很粗野地讲了起来。

日丹诺夫在道德和行为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傲慢的自大狂倾向。例如，在谴责音乐家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音乐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早在十二年以前就被党谴责过了。从那时以来，政府曾经以斯大林奖金奖励过你们中间许多人，而其中有些人是犯过形式主义错误的。你们所得到的奖励——这是一笔很大的预支。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你们的作品没有缺点，我们不过是忍耐着，期望我们的作曲家们能自己找到力量来选择正确的道路。然而现在任何人都看见：必须由党来干涉才行。”⑨他将“我们”与“你们”对立起来，态度倨傲而恣睢，表现出权力人物身上常见的浅薄可笑的优越感。这种傲慢自大的言论和行为，严重地伤害了作家们的人格和自尊心，严重地破坏了文学生活的正常秩序。

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几乎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鼓舞者，自己的守护神，后者一般也都是作家。”⑩他忘了说一句：在那些缺乏安全保障和自由保障的社会里，作家们也都有自己的凶神和灾星。这些凶神和灾星一般都是弄权者或作家中的异类。如果说，康生和姚文元分别是中国作家在20世纪40年代和六七十年代的凶神，那么，日丹诺夫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作家和艺术家的灾星。

西尼亚夫斯基说：“知识分子的本能驱使他们去解释生活、去批评、去发展自我和社会意识。所以，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再加上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感，更促使他们去独立思考。”⑪然而，日丹诺夫却不允许作家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他要用不容违逆的强力手段，改变作家们的“本能”，扭曲他们的个性，迫使他们按照给定的标准和方法来写作。他们利用种种手段来监控作家，这种监控无所不在。“每一个公民，包括所有党员都懂得：所有机关团体，所有公共场所、企业、大学，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舆论工具以及外国人士，还有军队和邮政无不在它的经常性的严厉监视之下。”⑫监控所造成的恐惧也无所不在。而且，这不再是一种寻常的恐惧，而是特殊性质的恐惧，即更具普遍性的恐惧。这种恐惧最终会造成个性的毁灭和创造力的贫困，“几代苏联知识分子受政府的束缚，机械地服从命令，以致陷入无能为力的绝境”⑬。

是的，绝境，这就是日丹诺夫主义带给“苏联”文学的灾难性后果。

2

日丹诺夫主义建构了一套全新的文学价值体系，建构了一种文学的“新信仰”。然而，在这价值体系和“新信仰”里，却充满了反常识的偏见和悖常理的信条。

第一，文学与经济。经济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但是，说到底，这种影响是外在而间接的。文学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手段，经济效益也不是文学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创造，而非功利性的物质生产。然而，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却对在高尔基寓所参加座谈会的四十余位作家说：“我们国家的各种生产都是与你们的生产相联系的。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如何参加社会主义生产，那么你们的生产是无法进行的。”⑭日丹诺夫同样用强调的语气将文学比作“生产”，试图像斯大林那样将文学纳入到经济活动的结构之中：“苏维埃人民期待于苏维埃作家的是真正的思想武装、精神粮食，这些东西可以帮助完成伟大建设计划，完成那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计划。”⑮这是庸俗的实用主义文学价值观。文学有很多用处，就是没有日丹诺夫所说的这种帮助完成“计划”的作用。关于文学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日丹诺夫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

第二，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1932年10月26日，他对一群参加座谈会的作家说：“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⑯斯大林对作家的这个比喻性定义，其实并不科学，不宜用来说明文学的性质和功能，因为，它所表达的，无非是“政治”对文学的误解和不切实际的要求。然而，日丹诺夫对它却信从不疑，大力宣扬。早在1934年，在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上的讲演中，他就曾五次引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也多次引用。斯大林的这句话隐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作家与工程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灵魂”与“工程”，也是很难兼容的两个概念。作家所处理的，是人类生活的精神事务，所面对的，则是一个情态化和意态化的世界，为此就需要有包括爱和怜悯在内的情感投入；工程师所面对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象世界，一个无知觉的物态化的世界，一个可以被改造和改装的世界。文学是与人的内心生活相关的艺术和创造，而不是与某种外在需要相关的技术和建造。文学本质上是反对“工程化”的，尤其反对蔑视人类的个性、自由和尊严的“工程化”。人不是冰冷的机器，写作不是简单的工程，作家也不是按照图纸施工的“工程师”。然而，在斯大林眼里，人就是工具，人的灵魂则是器物，是可以生产的。1945年，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说：“培养一个工作人员起码需要十年。需要好好打磨他。通常是水流冲击石头，大石头和小石头。水流冲刷石头的边角，打磨它。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学会‘打磨人’。应该学会让人彼此打磨。而打磨好的工作人员又变成‘水流’打磨其他的人。”⑰曼德施塔姆曾在《人道主义和当代》中批评包括自己时代在内的那些时代，认为它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人”：“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就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了人。”⑱文学从来都是以人性的态度观照世界，总是赋予万物以人的情感和尊严，而绝不将人降低到物的水平。只有那些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缺乏庄严态度和正确认知的作家，才敢以“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利用人的“工程师”自任。

第三，文学的教育作用。文学固然也是一种教育，但那是一种诗化的教育，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育。它通过美的形象来感染读者，通过暗示和象征的方式委婉地启发读者，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特点，毫无迫人就范的强制性。然而，日丹诺夫却对作家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作家不能做事件的尾巴，他应当在人民的先进队伍中行进，给人们指出他们发展的道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为指针，真诚地和仔细地研究我们的现实，力图更深地透入我们发展过程的本质，作家就一定会教育人民，在思想上武装人民。”⑲大量的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作家能完成这样的“伟大使命”。凡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写作的作家，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以功利主义的“教育”为目的的文学，注定是一种短命的文学。

第四，主要典型和主要人物。文学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无论在写作上还是在阅读上，它都向一切人开放。然而，早在1934年的《在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上的讲演》中，日丹诺夫就以充满身份歧视意识的“阶级论”为尺度，给“苏联文学”划定了塑造人物的范围：“在我们国家里，文艺作品的主要人物就是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男女工人、男女集体农庄庄员、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工程师、青年团员、少先队员。这就是我们苏联文学的主要典型和主要人物。我们的文学充满了热情与英雄气概……我们苏联的文学之所以强有力，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新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⑳这种“政治决定论”影响下的“人物等级论”，本质上是一种与“种族歧视”同一性质的“文学种姓制度”，是与文学的博爱精神、平等意识和普遍性诉求背道而驰的。作为一种消极的写作伦理，日丹诺夫主义的文学戒律，严重地限制了作家的自由，也不利于作家以平等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态度来塑造人物形象。如果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按照这样的文学理念来写作，那么，就不会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不会有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和《父与子》，不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甚至不会有契诃夫的《樱桃园》和《三姐妹》。

第五，友情关系与原则关系。在密切的交往过程中，作家与编辑之间会因为默契的交流及愉快的合作，而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它可以被升华为一种彼此信任和相互理解的友谊。然而，日丹诺夫对此完全不能理解。他否定这种文学的友谊。他要将这种个人关系“公有化”，要使之成为冷冰冰的“原则关系”。他毫无道理地批评《星》和《列宁格勒》两家杂志的编辑们，指责他们在建构与作家的关系的时候，“不曾建立在苏维埃人政治教育底利益上，不曾建立在文学家政治倾向的利益上，而是建立在个人与友情底利益上……这是完全不正确和政治上错误的立场。这正等于以一百万元换取一个铜币”㉑。他甚至指责“作协”领导吉洪诺夫等人对作家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对自己工作采取不加批评的态度，以和文学家的友情关系代替和他们的原则关系，这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中也是广泛流行的。”㉒日丹诺夫的“一百万元”和“一个铜币”的换算理论，与一个只看见蝇头小利的小商贩的生意经，相去无几；而他的“原则关系”则是缺乏人情味的病态“关系”，是完全不利于文学的健全发展的。

第六，民族艺术与世界主义。文学是一种人类性和世界性的精神现象。文学的时代性及民族性与人类性及世界性并不矛盾。越是具有民族性的文学，越能丰富文学的世界性和人类性；同样，越是具备了世界性和人类性，民族文学才越是伟大的文学。然而，1929年，斯大林却在《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中，根据狭隘的意识形态尺度，将文艺分为截然对立的两类：“如果在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㉓日丹诺夫对文学的认知和分类同样简单，他将“资产阶级文学”与“苏联文学”对立起来，将“世界主义”的艺术与苏联的“民族艺术”对立起来。在他那里，文学首先是、也只能是一个国家、民族和阶级的现象，是为国家、民族和阶级服务的，而“苏联文学”则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苏联”和“苏联人”并为其服务的。在他那里，“世界主义”“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几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就像“无产阶级”“苏联”和“民族”是可以互换的一样。他赋予“苏联文化”和“苏联文学”以近乎完美的品质：“我们的文学既是反映着一种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一种比资产阶级文化更高许多倍的文化，它就有权利以一种新的具有全人类意义的道德教导别人。你们在什么地方找得到像我们这里这样的人民和这样的国家呢？”㉔同时，将“资产阶级世界”的文化和文学贬得一钱不值：它们注定要没落和灭亡的，因为，“资产阶级文化的精神基础是腐朽的有毒的，因为这种文化是用来服务于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服务于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利己的和贪婪的利益的……这些文学和艺术是充满着恶棍、歌女、对一切冒险家与骗子的通奸和奇遇的赞颂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文学的任务，就不仅在于给打击者以打击来回答这一切对于我们的苏维埃文化和社会主义的丑恶的诽谤和攻击，而且还在于大胆地鞭挞和攻击那处在污秽和腐朽状态中的资产阶级文化”㉕。就这样，日丹诺夫在一种虚幻的自我想象和无节制的自我肯定中，将“苏联文学”引入了一个对抗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死胡同里，使它成为一种缺乏人情味和人类性的狭隘而畸形的文学。

第七，趣味和风习。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决定于对不同性格和气质的作家的包容，决定于不同的文学流派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影响。然而，日丹诺夫却敌视个性和风格的多样化。从日丹诺夫的“报告”里，我们看见了一种极端的政治人格，一种狭隘的文化心理。他在政治上是任性和专断的，在文学趣味上则是单一和残缺的。他说：“我们的文学不是那指望满足文学市场各种趣味的私人企业。在我们的文学中根本不应该容纳那些与苏维埃人底道德和品质没有共同点的趣味和风习。”㉖他只能看见一种色彩，只能听见一种声音——他的精神之门如此之窄，几乎连一只蝴蝶都飞不进去。就这样，他将苏联文学变成了一种结构单一、色彩单一的苍白而僵硬的文学。尽管法国的阿拉贡为苏联的这一缺陷辩护㉗，但是，再雄辩的话语也改变不了事实。

一切背离常识的极端思想和丧失现实感的极端行为，都会成为可怕的疯狂，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在《被禁锢的头脑》中，米沃什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天才的波兰小说家和诗人，如何被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违背文学常识的文学教条毁灭掉。在《阿尔法，道德家》中，他尖锐地批评了“莫斯科中央”的“新信仰”：“一旦接受了这种新信仰，就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权威的作家，而只能成为一个说教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能表现令他自己也感到痛苦的事情，而是要表现被认为有用的东西。”㉘

英语中有一个成语，叫作a bull in a china shop，意思是公牛闯进瓷器店，后果将是一团糟（精美而易碎的瓷器，哪儿经得住它横冲直撞的破坏）。日丹诺夫主义这头“公牛”，不仅给苏联文学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也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作家自由飞翔的翅羽被剪掉了，他们的心灵被禁锢了起来；文学之树枝残叶败，花果飘零。

3

日丹诺夫写过不少文章，也做过不少报告，但最能代表他的风格，最能显示日丹诺夫主义精神本质的，无疑是他代表“联共（布）中央”所做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

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发布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以下简写为《决议》）。在这个决议里，包括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在内的十四位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杂志编辑被点了名，同时被点名的，还有列宁格勒市委员会的卡普斯金和席洛科夫；苏联作家协会的理事会以及主席吉洪诺夫，也受到了批评。

《决议》批评作家们“漠视政治”“自由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认为他们“不愿和自己的人民齐步走；对教育我们青年的事业带来损害，因而在苏维埃文学中是难以容忍的”㉙；还尖锐地指责《星》和《列宁格勒》两份杂志“办得特别不好”，认为这两份杂志无原则地发表了阿赫玛托娃的“空洞的不问政治的诗”和左琴科的“下流和诽谤的言论”。《决议》的措辞非常严厉，屡屡用到“错误”“重大错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样的词语和短语。

《决议》最后决定：责成《星》编辑部改正错误，“端正办杂志的方针”，“停止刊登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以及他们这一类人的作品”；“《列宁格勒》着即停刊”；在《星》杂志中设置“编辑委员会”，“确定该杂志的主编对该杂志的思想政治方向及所刊行的作品的品质负完全责任”；“批准叶戈林同志为《星》杂志的主编，同时保留其‘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㉚。

紧接着，日丹诺夫就受斯大林指派，向列宁格勒市的党员积极分子和作家们做了一个报告，更加细致和深入地阐释了“中央”在《决议》里对列宁格勒文学界问题的批评和处理意见。

他的报告的第一句话，是指责《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给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提供版面。接下来，从第二句话开始，就劈头盖脸地辱骂左琴科及其作品，多次使用“文学流氓”（至少用了两次）、“下流家伙”（至少用了五次）、“市侩”（至少用了两次）、“市侩文学”（至少用了两次）、“无聊文人”“市侩资产阶级”“不知羞耻”“流氓”“下流”“卑劣”“野兽”“可憎”“丑恶”和“滚出去”等污言秽语辱骂左琴科，多次用“有毒的”“丑恶的”“反苏的”“当众裸露自己”“露骨地”来形容左琴科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言论。

他对阿赫玛托娃的辱骂和人身攻击，同样粗野和下流。如果说，“文学泥坑”“渺小的灵魂”“文化残渣”“个人主义”还属于笼统的判断和污蔑，那么，“色情”（至少用了三次）、“荡妇”（至少用了两次）、“淫声”“野兽”则是不折不扣的人身攻击，属于为他自己所不齿的“下流”“卑劣”“丑恶”“可憎”的行为。他批评阿赫玛托娃的诗表现了“绝望底情绪”，批评她喜爱“忧郁、哀愁和孤独的情绪”，总是“掘发自己渺小的灵魂”。他严重地误读了阿赫玛托娃的诗：“阿赫玛托娃的题材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她的诗歌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的诗歌，它的范围狭小得可怜。她的基本情调是恋爱和色情，并且同悲哀、忧郁、死亡、神秘和宿命的情调交织着……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说得确切些，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㉛他将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贬得一钱不值：“阿赫玛托娃底作品有什么是我们的青年值得学习的呢？除了害处，什么也没有……怎能把教育我们的青年的事业交给她手中呢？”㉜文学是对人类生活敏感而精微的感受，是对这一感受的富有教养和诗意的表现。要想深刻地理解文学和准确地评价文学，就必须有文化教养和人格修养，必须懂得尊重人和同情人，必须具备关于人类情感生活方面的知识。

然而，日丹诺夫却是一个被“主义”抽空了“人性”的人，他几乎完全不了解人类内心生活的秘密。他不知道，人不是僵硬的木头，不是冰冷的石头，更不是坚硬的钢铁；他不知道，人总有无助而绝望的时刻，总有忧郁和孤独的痛苦；他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体验越是痛苦和深刻，那么，他所探索体验到的“孤独”“忧郁”和“绝望”也就有可能越强烈。人的恐惧感、无力感和自卑感等复杂而沉重的感受，不仅并不降低人作为人的尊严，相反，还是人性升华的推动力，是作家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所需要的经验内容。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的粗暴而简单的否定，表明他是一个对人性和文学都很无知的人。

在批评阿赫玛托娃的时候，日丹诺夫多次使用了“人民”这一概念，在短短一段话里，就用了至少五次。㉝他要用“人民伦理”来否定阿赫玛托娃的“个人体验”和“个人主义”，要用“无产阶级”来排斥“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他将“人民”这一概念抽象化和教条化。他不知道，人民是由个人构成的，尊重人民就意味着尊重个人。更为重要的是，真正的人民伦理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歧视，尤其反对阶级歧视。一个人，无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都有人所共有的心情，都有人所共有的境遇和命运，就像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说的：“在命运之书中，我们在同一行字之间。”然而，日丹诺夫是不懂得这一点的。因为不懂，所以，他就把阿赫玛托娃归入了与“人民”相对立的“敌人”的阵营。

其实，作家和诗人不仅在人民中间，而且他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文学家并不排斥人民，而是反感那些横在诗人和人民之间的人，就像茨维塔耶娃1932年1月在《诗人与时代》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在诗人和人民之间没有政治家该多好！”㉞因为时代是大于任何党派的，所以，人们就有理由反对那些傲慢的政治家粗暴地介入文学事务：“就算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前途的政党，是否就是整个时代呢？它能以时代的身份发出自己的订货吗？”㉟在她看来，人民对文学的最终认同和评价，才是可靠的：“任何来自政党的功利的青睐都注定要消亡的。只有一种青睐——来自人民的青睐。”㊱茨维塔耶娃对诗人与人民、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的深刻见解，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日丹诺夫主义的偏执和错谬。

4

日丹诺夫的《报告》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用新的“苏维埃文学伦理”，来瓦解并取代旧的“俄罗斯文学伦理”。如果说，俄罗斯的伟大作品，像西尼亚夫斯基所说的那样，都是“用血写的”——“这就是它的优点。它在世界文学中的优先地位也在这里”㊲，那么，“苏维埃文学伦理”就将改变这一“优点”，要强迫作家用“冰水”来写作。说穿了，他们之所以猛烈批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就是因为他们继承并代表着俄罗斯文学伟大的精神传统——左琴科继承了果戈理与契诃夫的伟大的讽刺传统，阿赫玛托娃则继承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感伤而优雅的抒情传统。

1934年8月17日，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演讲》里，日丹诺夫就曾用傲慢的语气强调说：“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种文学，能像我们的文学一样彻底粉碎各种蒙昧主义、各种神秘主义，以及各种僧侣主义和恶魔主义……能够成为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这种先进的、有思想的、革命的文学的，就只有苏联文学——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亲骨肉。”㊳其实，苏维埃文学的主宰者并没有那么自信。俄罗斯文学的强大传统和高贵精神，让他们深感焦虑，甚至极为自卑。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之所以选择列宁格勒的杂志和作家作为文学整肃的对象，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瓦解这个旧称“彼得堡”的古都的文化影响力，就是要克服它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

他们却把“彼得堡”所代表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当作与“列宁格勒”所象征的苏维埃新文化格格不入的对立物。所以，日丹诺夫才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大家都热爱列宁格勒，我们大家都热爱作为我们党底先进部队之一的我们列宁格勒党的组织。在列宁格勒不应当有各种化装的文学流氓底避难所，他们是想利用列宁格勒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以及他们这类的人，苏维埃列宁格勒并不是可爱的。他们想把它当作其他社会政治制度与其他思想底化身。旧彼得堡，作为这个旧彼得堡的形象的铜骑士——这就是隐约地显现在他们眼前的东西。”㊴显然，他们要彻底切断苏维埃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一切联系，排除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它将爱、怜悯、忏悔的“弥赛亚”与批判现实和讽刺权力的高贵精神完美结合在一起——对当代“苏维埃文学”的任何影响，从而将文学变成纯粹的“政治”工具和“教育”手段。其实，说穿了，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俄罗斯与苏联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被普遍接受的文化合法性，而苏联则是一个基于特殊意识形态的权力形式和国家样态，是一个权宜性的政治概念，具有结构上的不稳定性和功能意义上的临时性。

作为一种策略，日丹诺夫在谈及文学批评的时候，总是将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当作当代苏联作家和批评家效法的榜样，甚至将“苏维埃文学”当作“19世纪俄国文学优良传统底继续”㊵。然而，日丹诺夫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他所提到的这些人，都是体制和权力的质疑者和挑战者，都是“官方俄罗斯”的毫不妥协的批判者，甚至是与沙皇不共戴天的叛逆者。也就是说，作为个性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反抗者，他们一直拒绝服从来自权力的任何指令，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所以，日丹诺夫将他们当作苏维埃文学家学习的典范，只能是一种空洞的话语游戏，是不可能落到实处的。

反过来看，这样一个推断和结论，也是成立的：假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林斯基与赫尔岑等人生活在苏联，他们的境遇只会比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更坏，只会在“古拉格群岛”找到自己的最终归宿。有一个鲜明的对照，可以说明这一判断的有效性：尽管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讽刺如此辛辣，如此不留情面，但沙皇还是包容了他，甚至在剧场看完《钦差大臣》后，还与身边满脸尴尬的大臣开起了玩笑，说“我们大家都被嘲笑了，我也在其中”；然而，尽管左琴科的讽刺小说如此克制和自律，如此内敛与温和，却还是惹怒了斯大林，使他对作者恨之入骨，甚至以恶言詈辱之。据左琴科说：“斯大林恨我，找了个机会跟我算旧账。《猴子奇遇记》先前发表过，可没人注意它。不是《猴子》，即便是《树林里长了棵小枞树》，我也在劫难逃。战前我发表《列宁与哨兵》后，斧子就悬挂在我头上。战争使斯大林无法分心，他一得空便收拾我了……我犯了一个职业作家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在《列宁与哨兵》中先写了一个‘留山羊胡子的人’。但从他举止上马上能看出捷尔任斯基来。可我并不想指具体的人，便随手把山羊胡子改成小胡子。可那时谁留小胡子？小胡子已成为斯大林的特征……您回想一下，我写的留小胡子的人如何不知分寸，蛮横粗暴，列宁像训斥小孩那样训斥他。斯大林认为我写的是他，或别人提醒了他，因此不肯宽恕我。”㊶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缺乏“宽恕”作家的仁慈，动辄就“恨”起作家来，那么，这个国家的作家们的境遇，一定是好不了的，这个国家的文学，也一定很难繁荣起来。

虽然在接续别林斯基们的伟大传统上，日丹诺夫们的豪言壮语不可避免地落空了，但是，有一点他们是成功的，那就是，将俄罗斯文学彻底“苏联化”。旨在宣传和改造的极端工具主义理念，主宰着“新时代”的文学。在新的文学规约机制面前，放弃自我和个性，是“苏联”作家继续写作甚至继续生存的前提。文学的精神不再是主动的创造，而是被动的服从。对上帝的敬畏、对苦难的怜悯、对拯救的焦虑、对自由的追求、对罪恶的揭示、对权力的批判，俄罗斯文学的这些精神传统和写作立场，全都被否定和抛弃了。最终的后果，就像纳博科夫在评价1945年以后的“苏联”文学所说的那样：“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从讨厌的苏联宣传品里还能分辨出前一时代的垂死的声音。强权政治的原始禁锢心态——只能产生禁锢的文艺。苏联发起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阶级’文学尤其如此。”㊷新的意识形态在人与上帝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制造出了深深的裂痕。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权力。对权力的谄媚，成了一种新的原则和潮流。在苏联文学的叙事世界里，对暴力的赞美，被涂上了“英雄主义”的迷彩；对仇恨的培养，被赋予了“理想主义”的性质。一切都是粗暴的和简单化的——对待人的情感态度是简单化的，情节的组织和结构是简单化的，主题及意义世界的构成是简单化的。

作家的命运更为悲惨。他们无论如何改造，都无法成为合乎标准的作家。他们的命运是被注定了的，正像马克·斯洛宁所指出的那样：“在‘日丹诺夫主义’年代，俄国作家的生活是极不安全或值得称羡的。作家们被恶毒地攻击和谴责，弄得灰心丧气，被迫生活在猜疑和诽谤的气氛中；他们经常受到诬告和面临逮捕及流放的威胁。恐怖使强者自我克制，保持沉默，使弱者公开认错。但是，即使这些自卫性的姿态也不能保证安全。数以百计的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受到‘镇压’，这是当时在苏联说明那些被送往监狱、集中营或交给行刑队的人们遭遇的委婉语。斯大林死后，有六百十七名这样的政治犯得到了‘恢复名誉’，但是，只有一半人回到家园；据官方统计，有三百零五人死在所谓的‘北方地狱’中。”㊸

苏联文学进入了寒冷的冬季。这个冬季如此漫长，以至于到了1960年5月22日，阿赫玛托娃还在与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谈话中抱怨，她以为新的时代就要来了，谁知形势还是那样让人压抑和不自由：“文艺界存在的日丹诺夫风气就像司法界叶若夫风气和别利亚风气一样，为什么不能摈弃这种可耻的行为呢？摈弃各种形式的斯大林风气呢？”㊹1962年，“审查官从《新世界》第12期中删去了卡韦林回忆左琴科的文章，据说因为作者在文中公开谴责了日丹诺夫的行径……原来如此！斯大林被打倒了，可日丹诺夫却依然阴魂不散！还没来得及为黑暗王国里透进来的一线光明而高兴，霎时间又是乌云满天”㊺。是的，日丹诺夫主义的乌云，依然笼罩在俄罗斯文学的天空，正像澳大利亚学者丘奇沃德所总结的那样：“在整个60年代苏联共产党谋求维持对苏联知识分子的生活的统治。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运动。一个时期加紧政治控制，接着又间以短暂的放松期，然而，从来也没有放弃过维持党的统治权的斗争。进行这种统治的结构大部分在早期就已经确立了。当需要做一些改变时，那主要是对现有的控制办法做些调整……但是，自从1965年底以来，又恢复了并且扩大了各种控制。”㊻

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文学仍然在日丹诺夫主义模式的羁绊下趑趄不前。1976年6月25日发布的《苏联作家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仍然这样界定文学的目标：“劳动者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文学和艺术的主人公，而社会积极性的发展，对苏维埃性格品质的肯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作家最崇高的目标。”㊼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主宰者，仍然这样号召“苏联文学家”：“必须同民族局限性的任何表现做斗争，同用非阶级观点描写历史事件，同美化宗法制传统做斗争，同时也必须同对进步的民族传统估计不足的现象做斗争……积极地反对私有制倾向以及小市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㊽而在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马尔科夫的《为争取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苏联文学和从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看其任务——在苏联作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话的语气虽然不再像日丹诺夫那么凶狠和粗野，但是，在对苏联文学的自我想象和自我描述上，却一样自大和傲慢：“只有在我国，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才为出版和作家的自由这个概念建立了并非虚假，而是真实的基础，牢固的物质基础，真正的社会关怀和支持。”㊾马尔科夫的文学理念与政治意识，与日丹诺夫一脉相承，还是那样处处树敌，不仅需要敌人，而且能发现敌人：“反共分子、反苏分子、毛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其他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人，力图破坏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始终把苏联文学和苏联作家协会当作靶子。”㊿苏联20世纪70年代最好的作家艾特玛托夫和特里丰诺夫，也被点名批评了，因为他们的作品不能让读者“充分感觉到还存在着一种可以打破某些令人绝望的命运和处境的力量”。唉！文学进步的脚步实在太慢了，简直就像蜗牛爬行一样缓慢。

是的，社会制度模式的转换异常艰难，文学风气的变化也并不容易。苏联文学还需要经过漫长而痛苦的煎熬，才能等到姗姗来迟的“解冻期”，才能迎来阴晴无定的春天。

然而，即使春天来临，古拉格群岛的死者还能复生吗？那些被摧折的树木还能开花结果吗？

2015年1月2日夜，北京北新桥

①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页。

②③吕绍宗：《我是用做实验的狗——左琴科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第13页。

④罗·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彭卓吾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页。

④⑥⑫让·艾伦斯坦：《斯大林现象史》，方光明、郑德弟等译，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第148页，第142—143页。

⑦⑭⑯张捷：《热点追踪：20世界俄罗斯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页，第26页，第26页。

⑧㊶蓝英年：《寻墓者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第78—79页。

⑨⑲㉒㉔㉕㉛㊳日丹诺夫：《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戈宝权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3页，第42页，第37页，第42页，第41页，第20页，第6页。

⑩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戴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⑪⑬㊲安·陀·西尼亚夫斯基：《笑话里的笑话》，张斌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539页，第380页，第76页。

⑮㉑㉖㉙㉜㉝㊴㊵《苏联文学与艺术的方向》，金人辑译，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25页，第26页，第10页，第4页，第10—17页，第18页，第28页，第24页。

⑰李莉：《左琴科小说艺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⑱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

⑳㉚《苏联文学问题》，戈宝权、曹葆华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21页，第37页。

㉓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5页。

㉗阿拉贡：《阿拉贡文艺论文选集》，盛澄华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5—278页。

㉘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乌兰、易丽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㉞㉟㊱汪剑钊主编：《茨维塔耶娃文集·散文随笔》，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第299页，第301页。

㊷《固执己见：纳博科夫访谈录》，潘小松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㊸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浦立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页。

㊹㊺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诗的蒙难·阿赫玛托娃札记（2）》，林晓梅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页，第495页。

㊻L.J.丘奇沃德：《苏联的知识分子》，石宜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4—165页。

作 者： 李建军，著名学者、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