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意识形态、后人类主义与文学的未来

北京 贾嘉

技术意识形态、后人类主义与文学的未来

北京 贾嘉

网络文学的兴起带来了视听时代人们写作、阅读和批评方式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背后的根本动力来自资本所推动的技术力量的革新，由此形塑的技术意识形态在深层左右着网络文学的发展。新媒体作为技术意识形态的显在形式，背后隐含着人类精神方式的深刻转折。无所不在的高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后人类主义文化。这种话语重构了人类世界的意义构造方式，并引发了文学的表意危机。在此意义上，如何理解、接受和转化这种批判资源，成为当代网络文学发展及其批评话语更新的契机。

技术意识形态 后人类主义 网络文学

艾柯未尽之意

十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小说家、文学批评家艾柯于2003年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做过一场题为“书的未来”的著名讲演。①在这次讲演中，他提到自己曾多次在采访中被追问：“新的电子媒体会让书籍消亡吗？网络会让文学消亡吗？新的超文本文明会消灭作家著述的观念吗？”艾柯很清楚记者们的思维方式，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不能让他们满意。然而，即便问题略显“幼稚”，但他还是以这篇长长的讲演来认真作答。在他眼中，互联网以及存储设备创造的超文本系统，的确改变了人类接受信息的方式，但这并不能取代印刷书籍所创造的独特的文学经验。因此，他并不担心电子媒体和超文本文明的威胁，坚信书籍和文学在未来不会消失。

事实上，在此之前，不少人都听过美国批评家希里斯·米勒著名的文学消亡论。②与这种激进论调相比，艾柯的观点显得谨慎保守。然而，如果简单以激进或保守的二元对立来论，很容易错失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契机。重要的是，十多年过去，如今我们应该如何考量艾柯基于个人执念的思考方式？它是否能够回应当下生活的深刻变革？

归结起来，艾柯的讨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性的。以线性思维来概括印刷书籍的阅读方式，以超文本结构来理解互联网的运作机制，都源自他作为小说家和符号学家的直观认识。在我看来，这种文学性的直观方式，并不能真正把握新媒体所表征的科技革命的深层社会、政治和伦理意义。网络文学的兴起对于阅读和写作包含着怎样的变革意味？网络思维究竟如何深刻形塑人类观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新媒体赖以存在的高新技术如何改变未来人们面对文学的身心结构？这些问题，显然都未能进入艾柯的视野。面对这些复杂变动的技术力量及其影响下的文学现实，自然无法找到一揽子的应答方案，但并非不能由此寻绎其核心问题的基本指向。

技术意识形态与视听时代的文学境遇

在去年年末发布的“2014年网络作家富豪榜”上，“唐家三少”以五千万的收入再次蝉联榜首，而排在前十位的作家收入都超过一千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占据“中国作家富豪榜”第一位的张嘉佳，收入止步于一千九百五十万，居于第十位的曹文轩的收入仅有七百万。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网络作家在收入上已经全面赶超传统作家。③对于这样以收入论作家的做法，大多数文学爱好者都会摇头叹息，认为这不能反映文学价值的高下，反而昭示文学的堕落。此种流行判断确当与否暂且不论，但对于这种现象所包含的多重意义，则不能无知无视，轻易带过。

从表面上看，网络作家收入居高，反映出文学阅读的读者群的转移。当下的传统文学写作，大多缺乏深入把握和整理时代经验的能力，故而人心寥落，孤芳自赏。与之相对，网络文学作家往往能够体察时代人心的动向，投合人们日常情感的需要，补偿他们的现实无力感。在形式层面，大多数网络作者都会保持每天数千字甚至上万字的写作更新，并能够随时通过互动平台听取网友意见，及时调整下一步写作的方向。在内容层面，那些较好的网络作家甚至能够通过架空的历史想象直面国家地位、民族尊严、外交关系等一系列关乎时代风云的主题，借助民族主义情绪的挥发空间，提升人们日益狭小和平庸的日常趣味。④然而，仅仅依据传统的形式/内容分析，还不足以透视网络文学的阅读体验机制。

据业内人士透露，网络作家的收入渠道，除了文学网站的付费订阅、无线阅读版税外，还有游戏改编版权、影视改编版权、漫画改编版权等。④这些不同于传统作家的收入渠道，所对应的是阅读形态的转变。艾柯所说的线性阅读，通过互联网平台转变为具有参与性的全媒体阅读。所谓“全媒体”，指的是这种阅读形式不仅包含传统的文字阅读，还有与之相配合的视听体验。不少以玄幻修仙为主题的创作，甚至直接以改编为游戏和漫画作品为旨归。在这种全媒体的阅读和参与体验中，传统的文字写作所形塑的文学想象力，越来越受到视听语言的挤压、扭曲和替代。新媒体阅读和写作形态的这种变化，在更大意义上引导了批评形式的变化。传统的文学形式/内容分析，逐渐被视觉文化研究和听觉文化研究所取代。由此形成写作—阅读—批评的互动模式，使得作家的想象力逐渐被抽空，读者的文学体验越来越扁平化，最终陷入本雅明所说的“经验的匮乏”。

那么，新媒体推动文学写作、阅读和批评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何处？不难想到，资本乃是新媒体变革的根本动力。网络作家收入的系列渠道，其实是在商业资本力量操作下形成的全产业链。不少人对新媒体的敏感点都集中在网络监督与民主的关系上，然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力量本身就包含了意识形态因素。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曾详细讨论过科学技术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新形态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今天的统治是技术统治，是以技术和科学为合法性基础的统治。⑥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空间之中，技术力量不过是市场化运动中的资源配置因素，互联网的崛起正是基于这种资源配置的需要，而依赖互联网技术的网络文学在无形中受制于资本的力量。一种网络文学是否能够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有效参与到资本增殖的链条之中。正是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新媒体创造的心神涣散的视听体验，才会成为当代日常生活的基本感知方式，而过去印刷媒介所形塑的凝神贯注的阅读体验，则逐渐凋零萎缩，不知所终。

后人类主义与文学的表意危机

目前网络文学批评的视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大众文化批判的眼光审视其内容生产的弊端，其二是以艺术生产理论考察其与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差别。然而，未能受到关注的是新媒体作为技术意识形态的显现形式背后所隐含的理解人类精神方式的转折。事实上，由于知识积累和学术训练的分野，大多数文学批评家对于高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伦理挑战，往往缺乏必要的常识。

事实上，西方理论界一向关注自然科学的进展，不少卓有成就的理论家原本就是生物技术、神经科学和机器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在他们共通的思考方式中，“后人类”是居于核心的理论概念。其实，这个概念早在19世纪末已经出现，但长久无人问津，直到后结构主义思潮兴盛之际，才从众多概念丛中被重新发现。⑦“后人类”“后人类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顺承了后结构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如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论及人的消失，正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直截了当的质疑。在此基础上，后人类主义的批判视野进一步扩展到人工智能、动物研究、神经科学、天体物理等领域对人的认识能力和生存意义构成的挑战。在笛卡尔构造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中，理性被看作人之为人、人与动物和机器区别开来的唯一标准。然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对这种理解方式提出质疑。著名的机器人专家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在《模拟，意识，存在》（1998）一文中，以信息控制与模拟的视角，重新讨论了人的意识和存在的构成⑧，在他看来，人和机器之间并不存在无法跨越的界限。基于这种判断，莫拉维克后来提出了著名的“意识下载论”，即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最终将抛弃肉体，只剩下纯粹思维存在于“赛博空间”。在这种“去肉身化”的后人类想象中，自然选择的生物学说将不复存在，如何重新理解人和人的存在意义将成为极具挑战的伦理使命。

对于这样看上去危言耸听的言论，很多网络文学批评家可能会觉得不足为训。然而，在后人类研究领域，这种思考方式并非与文学无关。凯瑟琳·赫尔兹（Katherine Hayles）在其经典之作《我们如何变成后人类：控制理论、文学与信息学中的虚拟身体》（1999）中，以科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梅西会议”“图灵测试”和“莫拉维克测试”为视点，描绘了后人类时代的生存图景，尤其论及文学创作中对于虚拟身体的呈现方式。⑨显然，从机器研究中延伸出来的这条思考线索，对既有的文学表意方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重新思考灵魂/肉体、理性/情感、记忆/遗忘这些人类精神的存在形式？

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条后人类主义的思考线索，乃是技术意识形态在后工业社会的重新显影。后人类主义所反对的不过是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体，通过瓦解身体与灵魂的必然关联，从而在虚拟空间追求更加纯粹的理性存在。在这种意义上，后人类主义对人的想象，依然是一个自由主义式的孤独个体，并没有触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存在形态和资本运作方式。与此相对的是一条更具批判性的后人类主义思考线索。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以动物研究的视野，批判性地审视科技力量所形塑的后人类世界。在她最重要的两部著作《灵长类视觉：现代世界科学世界中性别、种族和自然》（1989）、《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1991）中，她以灵长动物研究的体制与话语，解析现代科学话语中性别、种族和阶级议题的构造方式，重构古希腊以降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命题：自然/文化、动物/人类、灵魂/身体、男人/女人、有机体/机器。⑩哈拉维的这种左翼批判立场，显然包含着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极大不满，并寄期望于新的人类共同体的建构。

尽管这些学者所理解和批判的后人类主义尚未成为普遍的现实，但这种话语重构了人类世界的意义构造方式，并由此引发包括文学系统在内的表意危机。如何重新理解人类精神存在的可能？怎样重新想象文学与这种存在方式的关系？这些问题尚未成为中国学者面对网络文学的问题意识。不过，多年前在网络上流行的“写诗软件”，以及最近关于美国联合通讯社“机器人记者”已工作六个月的报道⑪，都在不断刷新人们对于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文学写作的意义危机的认识。可以想见，在技术力量更深介入和重构人类精神图景的未来世界，文学必将遭遇更加深刻的存在危机。

批评空间的再造与文学的未来

如果说艾柯理解文学危机的方式显得谨慎保守，那么当代中国的网络文学批评话语同样如此。本文试图讨论的技术意识形态和后人类主义议题，尚未真正进入批评者的视野。在我看来，当代网络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过分依赖传统的文学批评话语，而对于互联网作为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精神存在的深刻形塑，则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和判断视野。因此，批评者很难站在更具前瞻性的话语平台，真正进入互联网所表征的技术话语的内部逻辑，并进而思考技术与人类精神存在的相互构造关系。

在这种意义上，如何理解、接受和转化西方后人类主义的批判资源，成为当代网络文学批评话语更新的可能所在。如前所论，在西方后人类主义话语的内部，存在自由主义和左翼两条不同的思考线索。前者深刻地把握了技术重构人类精神存在的动力机制和未来前景，后者则包含着对科技话语和后人类想象的批判视野和介入诉求。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以当代中国的问题意识，激活这两种资源在不同向度所能打开的批判效能。

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未来在何方？这些问题都没有一蹴而就的答案。然而，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批评话语，将会引导我们更好地进入这些问题，并进而探究形塑网络文学的精神表征的契机。

①艾柯：《书的未来》，康慨译，《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2004年3月17日。

②希里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③④宁莎鸥：《网络作家收入全面超越传统作家 大神也可以复制》，《长沙晚报》2014年12月26日。

④胡疆锋：《“压弯的树枝”——民族主义视野下的中国网络文学》，《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1期。

⑥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⑦Neil Badmington, Alien Chic: Posthumanism and Other Withi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⑧Hans Moravec. “Simulation, Consciousness, Existence.”http://www.frc.ri.cmu.edu/～hpm/project.archive/general. articles/1998/SimConEx.98.html.

⑨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⑩哈拉维：《灵长类视觉：现代世界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⑪梁晓憧：《美联社的“机器人记者”已经写稿6个月了》，“界面”网，2015年1月30日：http://www.jiemian. com/article/231283.html.

作 者： 贾嘉，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及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