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守成中的宁夏长篇小说

宁夏 许峰

文化守成中的宁夏长篇小说

宁夏 许峰

宁夏长篇小说虽然在新世纪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经济、文化处于劣势的整体状态中表现出现代性阐释的焦虑，总体上乏善可陈，整体思维仍是对西部乡土文化立场的坚守，文化守成依然明显。

宁夏文学 长篇小说 文化守成

对宁夏长篇小说的评析不能孤立去对待，只有将它放置在西部这样大的人文背景下，才能分析出宁夏长篇小说的意义。学者李兴阳从文化的角度曾这样判断西部：“中国西部，在文化发展的总体状态上，是前现代性的‘乡土西部’。”①这样对西部的文化定位是准确的。宁夏作为西北五省中的一员，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当京沪等发达地区还在为后现代文化焦虑的时候，宁夏还处在对现代化保持警惕的文化守成状态。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断裂，势必造成宁夏文学在发展中出现现代性阐释的焦虑，作为宁夏文学主潮的长篇小说亦如此。

众所周知，长篇小说是一种非常具有难度的文体，是对作家才华、能力、经验、思想、精神、技术、身体、耐力等的综合测试和近乎苛刻的考验。杰出的长篇小说是最具有权威的文学尺度，其标尺意义对所有从事小说创作的人来说，既构成了一种致命的高度，又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和激发。对于一个立志于“小省区要办大文化”的省份而言，这种诱惑确实不可抗拒，再加之政府的支持，宁夏的长篇小说在新世纪以后从数量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先后推出“金骆驼丛书”“新绿丛书”。从长篇小说的历史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宁夏，除了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1983）、《习惯死亡》（1987）以及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1986）等屈指可数的几部长篇小说在全国有不错的声誉之外，宁夏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几乎乏善可陈。20世纪90年代，还是张贤亮得风气之先率先发表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随后的1996年，张武的《涡旋》和南台《一朝县令》出版；1998年到2000年，高耀山的系列长篇小说《风尘岁月》《激荡岁月》出版；2000年12月，马知遥的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出版，并荣获了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宁夏长篇小说真正意义上进入创作的小高潮期应该是在新世纪以后，老作家高嵩历时二十七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马嵬驿》于2001年面向读者，查舜十年间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青春绝版》《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穆斯林的儿女们（修订本）》《局》，火仲舫倾注大量心血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花旦》于2005年出版。新世纪崛起的宁夏青年作家群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陈继明、石舒清、郭文斌、季栋梁、张学东、李进祥、梦也、阿舍、升玄等人，新世纪以来分别出版了《一人一个天堂》《底片》《农历》《奔命》《西北往事》《超低空滑翔》《人脉》《妙音鸟》《孤独成双》《秘密与童话》《乌孙》《徒步穿梭》《无量谷》等。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从1992年张贤亮在《小说界》发表《我的菩提树》始，截至2012年年底，宁夏主流作家共创作出版长篇小说七十多部。

从创作数量上，宁夏的长篇小说由于有政府的扶持，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新作亮相，从事长篇小说写作的人员数目呈现跃进现象。然而，一个突出的艺术问题是长篇小说的精品力作太少。作为哲学家的邓晓芒先生在谈到长篇小说时说道：长篇小说是人类灵魂的真面目，当我们在谈论小说的人物时，我们就是在谈论我们自己。②遗憾的是，近二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除了张贤亮以外，真正能够写出符合邓晓芒先生关于长篇小说标准的作品的作家少之又少，在中国当代读者的记忆里，谈及宁夏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时，人们谈论最多的依旧是那个“章永琳”。这对于宁夏长篇小说而言无疑是一个悲剧和讽刺。

综观近二十年的宁夏长篇小说，其整体思维仍是对西部乡土文化立场的坚守，文化守成依然明显，这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民族宗教情感的强烈认同。二、将乡土世界作为精神归属地。三、从道德层面对城市文明进行批判。四、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与坚守。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与认识，作为西部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宁夏长篇小说的创作在总体上仍没有触及现代性最为隐忧的部分，地域经验羁绊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如何将个人经验与民族属性所形成的叙事放入更为广阔的时代视域中去加以审视，是宁夏长篇小说日后亟待解决的难题；要不然，仅仅依靠个人经验去把握时代脉搏，不但草率，而且极容易失真。

历史题材小说的民族情感认同与反思

历史题材的小说在宁夏长篇小说中占据着一定分量。历史题材小说其实对作家的要求更高，它考验作家如何理解历史的真实问题，如何在小说中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由于受地域与民族文化的双重影响，宁夏历史长篇小说立足本土的历史文化与民族记忆，创造出许多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回族老作家马知遥的封笔之作《亚瑟爷和他的家族》以一种蛮荒地域的苍凉叙事，谱写了一首民族心灵的赞歌。作家通过一个家族百年间的命运变迁，既歌颂了回民民族百折不挠的生命原始活力，又直面剖析了回族性格中的一些弊端，表达了作家对民族前途的思考与隐忧。这种自始至终的民族自省意识，伴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使得小说并没有因为民族身份的认同而阉割了小说真正的美学内涵，异化“史诗”的真正本质。回族作家李进祥的《孤独成双》从清末西北回民起义写起，一直写到“文革”结束，时间跨度达百年以上，通过展示一个回族家庭四代人的悲欢离合，反映了西北回族的百年历史和心路历程。作者的侧重点并不在述写历史，而是在历史的背后着力演绎人物心灵的发展历程，表现了回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折射出作家强烈的民族情感认同。维吾尔族女作家阿舍的《乌孙》是一部展现浓郁西域风情的历史小说，以唯美的语言、扣人心弦的情节讲述了一个被狼乳赐予生命的西域王国——乌孙的兴衰往事。政治、爱情、事业、生活等元素的搅拌，使得这部长篇小说更贴近我们的阅读期待。有真实的历史，有虚构的野史，既尊重了历史的原貌，又增加了小说叙事的成分。上述三部少数民族作家的历史小说带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诉求和民族情感的强烈认同，他们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建构了本民族文学族裔性的自我话语系统，通过这种自我言说表达着对主流权力话语（现代化进程）的解构，对自身传统创造性的恢复与发扬，谋求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独特性的话语表达。

与少数民族作家相比，宁夏的汉族作家在历史的书写上倾向于国家民族的历史反思。尤其在对“文革”的重写中，宁夏青年作家陈继明与张学东紧跟张贤亮“反思文学”的脚步，在民族苦难的审视与历史的重述中，形成了迥异于父辈作家的创作风格。陈继明的《一人一个天堂》和张学东的《妙音鸟》都是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都是“大叙事”和“小叙事”相互交织融汇的小说。前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文革”期间麻风病院里的故事，小说没有正面去批判那段混乱而令人心碎的历史，而是通过特殊环境下的爱情，来揭示在极“左”的非理性的环境中知识分子被扭曲、压迫、异化的人性。后者则是一部描写“文革”时期普通农村百姓多灾与苦难的生活现状的作品，小说尽管有意虚化历史背景，但通过发生在羊角村里的故事，为读者重现了那段特殊时代的荒诞与复杂。显然，“后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陈继明对“文革”的思考脱离了固化的书写“文革”的写作模式，不再单纯地呈现那段特殊时代的非理性，同时也节制了惯有的愤怒情绪，让对“文革”的反思更加趋于理性和高度。这样的思考在张学东那里依然存在，《妙音鸟》追问的不仅仅是“文革”的荒诞性，更深入地探析在荒诞的历史之中人性表现出的善与恶和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他们俨然已经摆脱了父辈“文革”书写的影响所产生的焦虑，在反思的高度与深度上，宁夏的这两位作家走在了同辈前列。宁夏青年作家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上，既遵循着一种合乎情理的艺术想象，又能与现实保持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

乡村世界的描摹与文化坚守

宁夏的文学以乡土书写见长，这与宁夏大的人文环境有关。我在前面指出，宁夏的文学还是一种乡土文化立场，长篇小说更是如此。乡土在宁夏作家眼中，“不仅是一片皲裂的土地，那还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③。于是，从宁夏“西海固”走出的作家对乡土有着深切的依恋，这种依恋是生命的体验，是精神的皈依。他们总是在努力地证明：乡土虽然是贫瘠的，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精神却是丰富的。自小生长于“西海固”的石舒清与郭文斌，他们获奖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与《吉祥如意》中，都在营造这样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他们的长篇小说依然延续着这样的精神诉求与艺术探索。石舒清迄今唯一的长篇小说《底片》于2006年面世，但文坛反响不很热闹。《底片》应该算是石舒清短篇小说的一个大集合，结构新奇，风格独特，它兼具童年史与乡村史，依靠作者的记忆与经验，用精致细腻的文字状画出乡村社会丰富的人情与世事。石舒清描写的几乎都是小人物的生死荣枯，在这些人物身上，有着对命运的抗争，更多的则是对生存的隐忍。石舒清始终带着一种不自觉的底层意识去观照他所熟悉的乡村及生活在乡村中的人。郭文斌的长篇小说《农历》反响较大，获得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这部长篇也入围了茅盾文学奖的提名。《农历》近乎一部童话，故事发生在一个近乎纯净的年代里，小说用五月、六月两个小孩的童年视角去回味、追索、询问，展示日渐消弭的传统的民间文化和乡土文明。童年、乡土、诗意、苦难这些关键词，在两位宁夏重量级作家的创作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因而，外界对待宁夏小说的看法与评价也基本上没有离开这样的审美范畴。这样的创作风格也影响到宁夏其他长篇小说的创作，女作家董永红的长篇小说《凤雨有路》便是礼赞生活在苦难大地上的人们在困难面前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可问题是，在“村落终结”和消费主义这样大的语境下，乡村世界依然固执地被作家当作诗意的精神归属地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和规训。然而，“传统的空间壁垒正在全球化洪流之中分崩离析，文化全球性交汇再度演变为全球性竞争”④。那么诗意的乡土世界能否抵挡住现代性话语的冲击，恐怕宁夏作家自己也在忧虑之中。

为什么宁夏的长篇小说不能像宁夏中短篇小说一样引起中国当代文坛的关注？其中的原因恐怕还是要回到邓晓芒先生为长篇小说所定的标准上来参照。长篇小说应是人类灵魂的面目，要有时代性，可是宁夏的长篇小说是“前现代性”的文化立场，是反现代化的文化守成主义。这种与人类现代价值的断裂让宁夏长篇小说缺乏生存感受的认同。再加上宁夏作家普遍存在个人修养与文学积累不足的问题，许多长篇小说并不是苦心孤诣之作，而是“赶鸭子上架”的应时之作。宁夏的作家依靠个人经历和心灵经验来应对短篇小说的写作时还能游刃有余，可是面对长篇小说这样的重型文体时，自身艺术素养的不足与可消费的人生经历的有限性就暴露出来了。于是，为了完成自己所要讲述的故事，就不得不依靠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奇特性来支撑写作。有趣的是，连作家自己都不轻易相信的生活模式被搬进了长篇小说之中，尽管被现代性话语阻隔于历史之外，但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宁夏作家依然靠着人造神话为理想中的文化乡土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这种人为的分裂导致了宁夏的长篇小说与当下鲜活的社会现实形成不了有效的对话与互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新世纪以来在宁夏长篇小说之中还没有一个能够像池大为一样引起读者长期共鸣的小说人物出现的原因。通俗点讲，就是作家的艺术虚构不真诚，没能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与社会的本质。当全球化与现代性成为当今社会的纵横坐标之时，宁夏作家更应该顺势而为，表达出当下社会群体鲜活的生存感受与精神追求。从张学东的《超低空滑翔》与冶进海的《状元之校》之中，我们能看出宁夏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但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

①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②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页。

③李敬泽：《遥望远方——宁夏“三棵树”》，《朔方》2000年第8期。

④南帆：《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本文为宁夏高等教育重点课题“近十年以来宁夏回族小说家的创作研究”（项目编号：NGY2012108）阶段性成果

作 者： 许峰，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教师，宁夏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