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的忧伤，公义的瓦解
——从语言类节目看春晚的倒掉

北京

李莎

喜剧的忧伤，公义的瓦解
——从语言类节目看春晚的倒掉

北京

李莎

一届春晚办得好不好，首先看它的语言类节目好看不好看，这几乎是举国公认的真理。“好看”这个标准提出来简单，说清楚却不那么容易。显而易见的是，这类节目在语言传播上占有先天优势，并且吸收传统曲艺、戏剧表演技巧，视听上热闹，形式上不拘一格，取材上可以说俯拾即是，既可以作为除夕夜老百姓咀嚼时代生活滋味的开心果，也可以当新年伊始宣传官方意识形态的播种机。从1983年第一届春晚开始，语言类节目就是节目单上的重头戏，不仅在数量上远超他类，在排序和位置上也都位于春晚主题起承转合的关节点上。赵氏小品在1996年之后一直排在零点压轴，把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便是一例。“为千家万户送去笑声”是历届春晚对这类节目宗旨的固定表述。然而，如今春晚的语言类节目越来越不好看了，不仅笑声少了，骂声还日渐多了起来。2015年的春晚语言类节目还未落幕，网友们声讨春晚“歧视”的呼声就一浪高过一浪，公愤还使网友发起停办春晚的“全球联署活动”。这笑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变得令人如此忧伤惊恐？

羊年春晚打造伊始，就有报道说今年将力挽马年春晚语言节目之殇（仅有四个，历年最少），“从参审效果来看，‘数量多，题材丰富’成为羊年春晚显著的特点之一”（《京华时报》2014年12月22日）。最终上演的语言类节目在三十六个节目中占了十席，似乎又回到了2013年之前的样子。那么，这十个节目都展示了哪些丰富的题材？不妨提炼角色冲突一窥这些题材和其价值指向。《喜乐街》：白富美女神/大龄无业剩女；《我忍不了了》《车站奇遇》：公德/小人物、女神/矮子；《一定找到你》《社区民警于三快》：警/匪、民；《小棉袄》：父/女；《投其所好》：社会正义/腐败的女性官员；《这不是我的》《圈子》：社会正义/小人物的腐败。从喜剧作品正反角色配置的内在结构来看，基层警察、干部、白富美、父亲在这里位于话语权力的上层，大龄剩女、不讲公德的普通人、矮子出租车司机、改过的“坏人”、待嫁的女儿、腐败的女性官员、腐败的基层干部则位于话语权力的底层，一正一反构成对比形成反差，而笑声则在讽刺反面人物的容貌、身高、社会地位中制造出来。具体来看，针砭的靶子无一例外地指向女性、身材矮胖、社会地位低下的边缘群体。朝向社会弱势、底层的箭垛一经稳固地树立，春晚高高在上的视角也就自然形成。那么春晚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价值观是什么呢？这就得从这类节目打造笑料的方式说起。

警察、干部、白富美、父亲这些角色虽然身份各异，但社会地位结构却是一致的，他们在各自的社会角色中代表着权势、成功的一方。当这方甫一出现便处于正面地位，一种单向而近乎粗暴的伦理就出现了。一言以蔽之，功利、权势与社会公义画上等号，而与之不符、有缺陷的人则被排除于这种“公共”群体之外。比如，小品《一定找到你》中，好人市民和出狱的犯人这两个角色定位就极其简单粗暴。当郭冬临扮演的市民和改过的罪犯在信息错位的场景中碰面，市民面对犯人十分惊奇，指着犯人一通划清界限：“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此处故意让情节短路造成戏剧冲突，并且设计连说“气死你”让严肃和戏谑交织引人发笑。但是，这种脱口而出的坏人观念，放在犯人一登场便不断低头下跪的情境里，看不到编剧的恻隐之心，而设计的笑点只能加剧对边缘人群的疏远和冷漠。无论对市民还是犯人自身的塑造，都隐含着僵化的人性、不平等的视角。对比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警察与小偷》，展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境界。虽也是由情节错位引起误会，但《警察和小偷》把小偷心里的善恶交织引发的滑稽举动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在笑声中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将心比心，唤起对他的同情。小品还通过小偷一个个啼笑皆非的助人场面，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他未泯灭的良善，赞叹人性中改恶迁善的光明。这种平等的视野也消解了小人物程式化的定位，把边缘人群接纳进更加包容的公共群体之中。

与此相比，让人心头一阵一阵刺痛的笑，几乎涵盖了羊年春晚的其他所有语言类节目。比如《小棉袄》，有网友说，作为待嫁的女儿，听到小品中为制造落差引发笑声，故意把嫁女和卖棉袄联系在一起，用 “破鞋”“二手货”隐喻卖小棉袄时，即便无意听之，心头也被狠狠地刺痛了一下。还比如讽刺反腐的喜剧《投其所好》，新领导像光明正义的化身黑猫警长一样，一出场就硬生生地置身事外，将一曲讽刺腐败之歌硬是化为了清官的颂歌，而最终的讽刺全部落在了害群之马“女官员”身上。这种“无视女性官员的工作能力和有限的上升空间”，像模仿现有反腐既定程式一样编造情节，“加剧了女性职场的不公评判”（《也谈春晚：语言本身并不构成歧视》）。讽刺的效果没成，倒是又对女官员群体形成了孤立……更不用说歧视重灾区《喜乐街》上女神和女汉子的自贱自夸，以及“四十岁还未结婚的”毒舌“阿姨”蔡明与 “长得惊悚”的矮子潘长江的笑料。他们都与警匪角色的畸形呈现一样，不是为了展现血肉鲜活的个体，而是成为笑的生产工具。在春晚高高在上的规范价值中，一批批没有生命的人物被机械复制，奇形怪状地被拼凑出来，唯一缺乏的是人的模样。

当千家万户在同一晚共襄盛举之时，“剩女”、矮子、“坏人”、“二手货”、“女官员”、“空巢老人”被不断地从公共人群中拎出来示众，左右圈子都不是。那种道德上、群体上的孤立无援也许不比当年常说的“开除球籍”来得弱。有人这样评论春晚的厚此薄彼：“因为他们深谙我们这个现实社会普遍意义上的法则……对弱势群体的嘲弄，显得我们聪明机智高人一等；对我们无法企及的考究生活进行丑化，能平息我们的妒意；模仿女人凶悍，可凸显男性的性别优越感；敦促女人回归家庭、以嫁人为人生第一要务，是为了给多出来的三千万单身汉制造舆论压力……”但是，这种畸形的嘲讽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长年累月、深思熟虑、系统性地维护这种刻板偏见，并且让其成为宣扬的主旋律”。事到如今，只有“东北农村老男人”才能入其法眼。（侯虹斌：《春晚是东北老男人的审美》）而从我们仔细分析合乎羊年春晚规范的范围来看，恐怕“东北农村老男人”也早被开除会籍，社会上层的老男人才是春晚根本不敢触动的地方，也是唯一的自留地。《文心雕龙·谐隐》云：“空戏滑稽，德音大坏。”作为面向最广大公共群体的春晚，必然承担着“宣传和引导社会价值观”的政治作用。倘若再这么冷眼挤兑歧视下去，越来越多的人群被隔离出公共群体，社会的公义变得四分五裂，春晚恐怕政治不正确得该歇业了。春晚应该从社会上层老男人的云端掉下来，去补一补缺失的公德之心，这才是好看的真理、与大众的和解之处，也才是播种机宣传队应该做的事。

本文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作 者： 李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和美国西北大学德语系联合培养博士生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