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文学史地位的定位过程

北京 高媛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文学史地位的定位过程

北京 高媛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史铁生的成名作，但是作品发表之后由于其异于当时的时代语法而毁誉不一，并开始了长时期的被认领和文学史定位的过程。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长时期被不断重评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享有话语主导权的意识形态在不断收编异质的过程中，也造成了一些文本意想不到的命运和失落。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文学史地位 时代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下简写为《清平湾》）发表于《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1985年，《清平湾》获1983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作者史铁生因此一举成名。

虽然《清平湾》获得大奖，但“该奖似乎更多反映了批评界在当时评奖机制下对读者反应的消极认可”①，《清平湾》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一致认可。

参照先于其发表的《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上海文学》1981年第10期）、《绿夜》（张承志，《十月》1982年第2期）、《南方的岸》（孔捷生，《十月》1982年第2期）等作品，《清平湾》的题材算不上新鲜。相比当时正在热议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晓声，《北方文学》1982年第8期），《清平湾》存在很多不合时代语法的地方。

一

20世纪80年代初期，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占据文坛。这是关于创伤的故事，主要内容是控诉“文革”与极“左”政治给人造成的心灵伤害，如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古华的《芙蓉镇》、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这种控诉在当时被认为是合理的，“如果一个饱受创伤的心灵在伤口没有愈合的时候连一声呻吟都不允许发出，那是不公平的”②。

随着知青逐渐返城，直露创伤的作品慢慢减少，回城后如何开始并适应新的生活更为重要。“1981、1982年左右，批评家的话语已经逐渐从该不该‘控诉’，转向了‘奋进青年的奋斗之作’。”③以当时正在热议的知青文学《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例，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北大荒垦荒图。作品中虽然有对创伤的控诉，但更多是赞扬知青勇于献身的英雄主义情怀与继续为祖国建设奋斗的热情。作品充满阳刚之气与雄浑之美。评论指出：“作品真实描写了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年轻人火一样的激情，青春时代的理想以及这一代人所具有的特殊的责任感。”④不难看到，作品要让经历过患难的人相信，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最终将会重新踏上一段新的充满希望的征途。小说暗示着伟大民族向“现代化”的进军。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一部好的作品，应该让读者更爱自己、社会和人民，更对‘四化’有了信心。”⑤以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代表的北大荒知青创作，被认为很好地体现了“高歌猛进的时代精神”⑥。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小说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语法。“文革”后，批判极“左”政治成为国家“拨乱反正”的文化政治策略，作家都以“‘文革’乃至整个革命历史为‘他者’，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⑦。这是当时的“时代语法”，而在这种“时代语法”的深层，是线性时间观的巨大影响。首先，政治时间是作为事件发生的重要标度。“很多小说开头的一句话就是年月日：‘一九七五年八月，省委“五七”干校学院调离登记卡……’（《神圣的使命》），‘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云山传奇》），‘一九七八年五月的一天’（《代价》），‘那是一九七零年的夏天’（《蹉跎岁月》)。”⑧时间刻度的大量运用表明了创伤故事与历史的密切联系。这些时间并不单纯就是自然时间，背后还有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文革”“反右”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七月间，‘反右左倾翻案风’正处于高潮”（《永远是春天》）；“这时是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初，正值中华民族的历史、党的历史上一个极其严重的大转折的关头”（《铺花的歧路》）；“边塞的春天来得迟、去得也快，转眼间，六六年夏天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墓场与鲜花》）。作品表述的是作家对一个过去时代的记忆，时代背景被深深镶嵌于作品之中。其次，时间不仅作为故事讲述的标度，同时关系到用怎样的时间逻辑去组织故事情节的发展，从对故事情节各个环节的整体安排中折射出我们所习惯的时间经验以及时间观。

在中国古代，人们信仰“循环史观”：治乱循环、善恶因果报应的思想深入人心。这一点在叙事作品的“叙事元始”⑨中得到了充分显现。如明代容与堂百回本《水浒传》卷首有“引首”，“借用宋儒邵尧夫的八句诗，概括五代十国‘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的战乱，感得‘天道循环’，派上界霹雳大仙投生为赵匡胤，‘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建立了宋朝”⑩。《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刘邦杀韩信、彭越和陈豨，“三个功臣抱屈衔冤，诉于天帝，天帝可怜见三个功臣无辜被戮，令他每（们）三个托生做三个豪杰出来：韩信去曹家托生做了个曹操，彭越去孙家做了个孙权，陈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刘备”⑪，继而上演了三分天下的好戏。“连‘纯虚构’的单叙市井凡人琐事的《金瓶梅》，也必得大谈刘邦项羽史典，引出红颜祸水，报应不爽的教训。”⑫

在循环历史观影响下，作品中的时间是模糊的，不重要的。这并不是说作品中没有日夜、时辰、分秒，而是说“那些日夜、时辰、分秒，却并不综合起来形成现实中的时间进程”⑬，即不构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在循环历史观之下，对人物的想象也不具有时间性，从人物出场到人物退场性格缺乏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善恶正邪的伦理对立。同时，整个社会被想象成一个治乱相间的循环过程，社会并不是线性朝前发展，因为治乱取决于君主圣明与否，具有偶然性。

而在20世纪初，与理性、自由、平等、“人”的觉醒等概念同时传入中国的，还有西方“历史主义”的观念。在西方，“历史主义”的形成得益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启蒙理性的崛起。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是有理性的，人有足够的能力认识自然、控制自然，也有足够的智慧规划社会，推动文明的进步”⑭。不同于基督教时代人们依靠对上帝的信仰生活，如今，人们相信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即通过现时的奋斗革命，可以创造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

这种线性历史观传入中国后，文学叙述结构开始与线性时间观念结下不解之缘，“‘五四’作家积极输入了西方的时间观念，并融入个性主义、民族解放等启蒙思想，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讲述故事的结构”⑮。左翼文学继承了“五四”的时间叙事，并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历史叙事。从左翼文学开始，在马克思历史观影响下，新与旧的对立叙述逐渐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地主和农民、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叙述。不难看到，左翼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发展“一律是反败为胜，从水深火热中走向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⑯，而到了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中，线性时间观念依旧强势。在很多故事中，如《献身》《神圣的使命》《天云山传奇》《代价》《芙蓉镇》中，“结尾都是对开头的反转，错误被纠正，冤案被平反，被拆散的人们重新团聚，被中断的事业重新开始，从结局和起点的关系上，我们仿佛看到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被反复讲述的情节模式的延续——反败为胜，从水深火热中走向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这种对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清晰区分中，大部分的‘伤痕’和‘反思’文学完成了对创伤的讲述，也完成了对接续着革命时间传统的时间的构造”⑰。

二

《清平湾》与同时期的作品不同。首先，作品中很少出现明显的政治时间，春、夏、秋、冬等自然时间成为主要的时间标度。“‘不，不是这。’破老汉说，‘那一年村里的牛死的死，杀的杀（他没说是哪年），快光了。’”⑱作者特意用括号表明“他没说哪年”，显然是回避了政治时间。其次，支配情节发展的时间逻辑并不是线性的，“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⑲。一年四季，如此轮回。我们看不到一个越来越光明的未来，作品没有描写胜利，也没有对胜利的许诺。

同时，作品中的人物关系是充满人情味儿的。白老汉善良淳朴老实，看到说书的瞎子，就把他们带到自家窑里，端出干粮让他们吃；他看不起自己弟弟的奸猾，崇尚老老实实坦坦荡荡的做人方式；对牲口充满慈悲之心，老黑牛被杀死后，破老汉不吃它的肉。知青与老乡们的关系温馨融洽，为了照顾“我”，老乡们把喂牛的机要工作派给“我”，“我”卧病的时候，队长拿出白馍馍看望“我”。

在史铁生的作品中，没有对知青生活的强烈控诉、对创伤的着力描写，我们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暖暖的情谊，与当地乡民的相濡以沫。他对知青生活不是充满迷惘与愤慨，而是充满深深眷恋。

作品发表之后，评论界感到很苦恼，《清平湾》不同于一般知青作品，评论家难以将其归类。在当时，有评论家极力想把《清平湾》硬拉入“奋斗”的时代主题中，认为《清平湾》体现了伟大的人类历史进程，具有深刻的历史感。知青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人民，了解了生育自己的土地，“才会更加明白肩上的责任，才不会成为随波逐流的浮萍”⑳，才能更好地奋斗。但更多的评论家对此表示不满。数年后，吴俊追述了当时评论界的看法：“世界在史铁生的面前却是显得多么美好呵。简直出人意料。当年知青的插队生活人人皆知有多么艰苦，且不说其中还有猜忌、倾轧、暴力、谄媚等无耻之行，但是，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却只有牧歌，在《插队的故事》中也只剩温情，所有的卑鄙肮脏都到哪去了？这是史铁生的美好的愿望或心态还是他的软弱与难以正视现实？”㉑史铁生没有对过去进行强有力的控诉，没有展现“文明”观看“愚昧”的经典故事，没有展现出民族朝向现代化的进军，这在吴俊看来，是缺乏明确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文化批判能力的。

1984年后，对《清平湾》的赞誉却逐渐多了起来。王蒙认为：“《清平湾》是小说，更是抒情散文，是诗，是涓涓流水，是醉酒，是信天游，是质朴而又迷人的梦。‘清平湾’触动的不是痒痒筋，而是你的灵魂里那个最温柔的部分。”㉒丁玲则从创作观出发，认为史铁生深入地反映了生活，并以自己在延安的经历作为参照。㉓李炳银的说法更加彻底，他认为前期的知青作品已经让人丧失了阅读的兴趣。“清平湾没有像以前那些作品那样从过多的义愤出发，用严厉的批判和厌恶的情绪来认识并表现插队时的生活，而是比较客观地再现了那个严峻的年月中现实的生活情景，真实细腻地描绘了贫瘠、艰辛、苦闷和伴随期间的少许欢乐以及真挚的情谊。因之，这小说在认识和表现这段生活时更接近于生活的本质。唯有本质地反映了生活的作品才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力量。”评论的转向，也正说明当时评论家对小说新的期望。“1983年新年伊始，王蒙撰文表示连篇累牍地控诉‘文革’‘反右’，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他号召作家学习十二大精神以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文学将成为对于人民精神的呼唤，对于民族精神力量的呼唤，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的呼唤。”可见，对《清平湾》的评论与当时文学评论界的新期待密切相关。

1985年后，随着“寻根热”兴起，对《清平湾》文学史地位的认领又发生了变化。《清平湾》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先声。《清平湾》“表现主体由知青（知青生活）转移到中国农民以及农民同知青的结合体，对人生意义的揭示已拓展到民族的文化历史意识中，因而呈现崭新的艺术风貌”。评论着重分析了白老汉身上所体现的顽强的民族生命力，“在寻民族文化之根的过程中重新发现、评判和铸造我们民族的性格”㉔。李运抟也认为：“《清平湾》审美重点由知青人事向非知青人事的转移，这种转移如果说在知青文学的初始阶段（或曰前期）还并非那么自觉，那么我认为在阿城的《树王》和《孩子王》中就更多了自觉的意识。”㉕

先锋文学时期，《清平湾》被关注的很少。评论界沉浸在关于“现代派”与“新潮小说”的兴奋中。在“‘怎么写’代替并成为评价‘写什么’和‘好’文学的真理标准”㉖之时，《清平湾》遭到冷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展开，书写灵魂的史铁生获得了抵抗商业文化的身份，从而真正被文坛认可。近年来对《清平湾》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研究其艺术特质、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特质以及小说中呈现的优美质朴的乡村上。㉗

三

史铁生之所以会写出不合当时时代语法的作品，与其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在最狂妄的年龄残了双腿，让他痛苦和无奈的根源是无法预测的命运，而不是政治与社会历史。“若说时代的公共敌人是专制，那么，他的敌人则是不可理喻的命运”㉘，命运的荒诞与残酷使他的写作“在震惊与悲愤之中，问题直逼那主宰一切人之命运的上帝”㉘。在对人生极度激愤与绝望的时候，史铁生对“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提不起兴趣，与当时时代语法的脱节是自然的。

我认为，《清平湾》是作者为自己荒凉的内心寻求安慰的作品。现实生活如此残忍，让一个年纪轻轻的孩子失去了站起来的能力，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几乎摧毁了他，疾病、残疾的折磨，生活的重担让史铁生一度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想到死，想到解脱”㉚，当年下乡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毕竟那时的自己是健康的，对于那段日子的回忆于是也晕染上一丝丝光亮。《清平湾》本来就不是为了迎合主流而去创作的，不是要去控诉黑暗的过去、迎接美好的未来，不提供“文明”观看“愚昧”的故事，也不暗示民族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㉛，这袅袅渺渺的回忆是为了安慰作者的心，让自己暂时平静下来。

从《清平湾》被不断评价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新的文学规范是如何通过批评实践而确立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评论扮演了怎样的重要角色。“当对一种理想文学形态的确立，乃是基于对另一种‘非文学’形态的排斥的情形下，文学批评担当的就是极为重要的‘鉴别’与‘筛选’工作。许多经典作品，正是通过这样的批评实践，建立起与‘时代’的历史性关联，并被纳入新主流文学秩序中。”㉜然而，在这一经典化的过程中，不合规范的文学作品被排挤或者被重新纳入。作品中的哪些东西被文学规范遮蔽，哪些东西被有意改写，能够让我们看出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享有话语主导权的意识形态在不断收编异质的过程中，也造成了一些文本意想不到的命运和失落。

①㉖㉘张均：《史铁生与当代文学史书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②④⑳费振刚、方克强：《反思回归奋斗——近年知青题材小说漫评》，《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

③刘芳坤：《诗意乡村的“发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80年代文学批评》，《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⑤阎纲：《小说史上光彩的一页——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文艺报》1980年第5期。

⑥沈源：《北大荒知青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读几篇知青题材的小说》，《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2期。

⑦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⑧⑰李敏：《时间的政治——以“伤痕”和“反思”小说中的创伤叙事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⑨所谓“叙事元始”，是叙事文学作品的开头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如话本的入话或“得胜头回”，章回小说的引首或“楔子”，元杂剧的“楔子”，以及明传奇的“副末开场”或“家门引子”。见于杨义：《中国叙事学（第1版）》，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⑩杨义：《中国叙事学（第1版）》，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⑫⑯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第26页。

⑬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⑭⑮张均：《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1917—1976）》，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26页，第33页。

⑱⑲㉛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第45页，第59页。

㉑吴俊：《大彻大悟，绝望者的美丽遁词——关于史铁生的小说》，《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4期。

㉒王蒙：《读八三年一些短篇小说随想》，《文艺研究》1984年第3期。

㉓丁玲：《迷到新的社会生活里去——同青年作家谈创作》，《文艺研究》1984年第4期。

㉔李伯勇：《从来自地狱到走向人间——知青小说的艺术嬗变》，《暨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㉕李运抟：《非知青化：知青小说家族中的变异与分离——知青文学近年来发展趋势探讨之二》，《文艺评论》1988年第2期。

㉗如梅梓：《〈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语言艺术》，《文学教育》2009年第3期；朱庭婷：《〈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艺术特质》，《高等函授学报》2005年第S1期。

㉙周国平：《读〈务虚笔记〉的笔记》，《天涯》1999年第2期。

㉚徐晓：《我的朋友史铁生》，《中国作家》1988年第2期。

㉜贺桂梅：《打开六十年的“原点”：重返八十年代文学》，《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

作 者： 高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