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视域下的女性挣扎与生存
——评池莉《来来往往》

天津 王艳玲

她视界

男权视域下的女性挣扎与生存
——评池莉《来来往往》

天津 王艳玲

池莉的《来来往往》不是以爱情为宗旨的言情小说，而是一个人如何寻找和认识自己。这一点，无论是占尽春光的男主人公康伟业，还是围绕着他来来往往的几位女性，都概莫能外。他们其实都在抗拒着命运的迷失，寻找着理想的人生境界。

池莉 《来来往往》 认识自己 女性挣扎

本期话题：男性视域下女性的生存状态与身份认知

“认识你自己”，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最难以解答的哲学命题。虽说这一命题适用于所有人，但对于女性来说，它显得尤为复杂，也尤为艰难。

由于无法摆脱男性的目光，女性身份的自我认知就会出现两种极端：一是过分强调女性意识，或自觉不自觉地迎合男性的审美、向男性调笑与献媚，或因为爱情、母性等因素在男性的阴影下失去自我；二是有意识地反抗男权、颠覆男权，或陷入私人化的自恋，或主张情欲自主、性别政治等。

在另一个层面，大多数女性会将爱、信任甚至自己命运的藤蔓嫁接在男性的生命之树上，并以此为“幸福”。然而常常令女性陷入悲剧的，却是男性本身也存在着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问题。男性的困惑、游移、迷失，再加上比女性更多的行为自主，常常会将女性带向更为复杂的生存困境，女性的自我认知也变得更为艰难和迷离。

而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可以说是女作家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具有永恒性的主题。女性在男权视域下认知自己身份的过程，其实也是女性自我救赎、自我成长的过程。

本期我们就跟随三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这一有价值的话题。

婚外恋，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当中一直是个令人谈虎色变、极为避讳的话题。自从央视在黄金时段首次公开播出婚外恋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牵手》之后，一大批类似的言情剧便纷纷粉墨登场。池莉的《来来往往》《口红》也跻身其列，特别是《来来往往》就其整体创作风格和艺术效果而言，是相当出色的，且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婚外恋题材本身。有人说：“看完之后，突然很想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因为看完人就发愣了，心里涌出了许多无法诉说的感觉。”对此，池莉说：“我突然就明白了，这就是《来来往往》的兴奋点，它可以震动人心的某一隐秘之处。我真高兴它没有被单纯地看成是一个什么关于爱情或者婚外恋的老套故事。这就对了。《来来往往》不是以爱情为宗旨的言情小说，我想写的只是一个人在怎样地寻找和认识自己。”

看似强大的男权视域只是作为一种背景

《来来往往》中的男主人公康伟业一直在寻找和认识自己。他作为剧中风流倜傥的成功人士，是被几个女性包围的核心人物，且小说以他为轴心侧重叙述他三种不同的情感体验，但实际上看似强大的男权视域却是坍塌的、无力的。虽说他先后来往穿梭于几个漂亮的女人之间，成功的事业加上温柔富贵之乡，是何等的潇洒和占尽春光；殊不知，其现象背后更多流露出的还是几许疲惫和无奈。与妻子段丽娜，是特殊年代下结成的“革命同志”式的婚姻，平淡的生活甚至没有一丝波澜；与林珠，如果可以称得上是爱情的话，虽充满激情，怎奈她“不食人间烟火”（不会或者说不愿下厨做饭），几顿“面包牛奶加香肠”之后，其实已注定他的金屋藏娇不会长久；与时雨蓬，则没有或根本用不着激情，只因其长相酷似他的所谓初恋情人，他们才有这种戏剧性的来往，最终他也没能留住身边这个“游戏人生”的现代女孩。或者确切地说，他终于意识到这不是他所想要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讲，“她像是一扇门可以轻易推开，但我不想走进，因为我知道那里面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于是，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情感体验之后，无论他再做出何种选择，都注定不会是完满的结局。他注定失去走过他身边的每个女人，他注定灵魂依然漂泊，他注定还会来来往往走下去。

尤其《来来往往》的开放性结尾耐人回味。开放性结尾即以情节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人物命运的多种结果，或旧矛盾解决而新问题又产生作为结尾，留下悬念，吊起观众的胃口，诱使观众对剧情进行深度思考。这颇有些类似中国绘画中的“留白”。格式塔心理学则把它解释为：“当不完全的形呈现于眼前时，会引起视觉中一种强烈追求完整，追求对称、和谐和简洁的倾向，换言之，会激起一股将它‘补充’或恢复到应有的‘完整’状态的冲击力，从而使知觉的兴奋程度大大提高。”①记得当年电影《小街》采用多种结局时，曾引起轩然大波，观众不认可这种没有明确结尾的故事。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及人们审美观念的逐渐多元，受众则宁愿相信人生并非都有完整结局的合理性、现实性。电视连续剧《来来往往》就是这样，它也设计了多种结尾——段丽娜坚决不离婚，或同意离婚；康伟业找到时雨蓬希望长久生活遭到拒绝，或对其不再痴情；康伟业参加征婚活动，或回心转意与妻子重修旧好。至于结局究竟如何，任由观众去续编。恰如台湾易学家陈子斌所言：“高明的作者，常常把美的感受，留给观赏者自己去揣摩，在脑海里自由自在地酝酿，才会影射出无限的遐思和品味……神来之笔，往往是‘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的道理。”②

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他个体生存方式的迷失造成的。尤其当下某些特殊人群的灯红酒绿的“活法”，动摇了他来自底层的平民感，并以躲避责任、丧失理性为代价。时代在改变，人的追求目标也可以多元，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良知却不能变。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移情别恋（虽说一直在与妻子交涉离婚），且无一点愧疚和悔悟之心，这就有些违背一个正常人起码的道德水准。尽管他的妻子古板、任性一些，但她绝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缺乏修养的女人，特别是她仍旧默默地爱着自己的丈夫，甚至有意掩饰丈夫的不忠。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有愧于妻子的。而且在对待他的老父亲上，他也是抱憾终生的。他是有钱了，用“花天酒地”来形容也不为过，但他父亲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照顾。在父亲面前，他没能尽孝，他不是一个好儿子。或许他父亲的去世能真正唤醒他原本质朴的人性，这恐怕也恰恰是小说的宗旨之所在。

女性形象鲜活，在现实的困境中挣扎与生存

尽管《来来往往》主要围绕男主人公康伟业展开叙事，探讨的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年人的情感问题以及处于特定社会层面的家庭婚恋现实，但其形象是概念化、模式化的，反倒那几个女性人物形象很鲜活，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她们作为康伟业先后交往的几个女人，虽各有弱点和不足，但在现实人生的真实性面前，又不乏其女性可爱的一面。段丽娜高干家庭出身，自然有意无意地比同龄人多了一些傲慢和居高临下，但她对丈夫在外“彩旗飘飘”的忍气吞声、无可奈何以及对公爹的悉心照料，又符合中国传统的贤德规范，不失为一个善良的女人；林珠虽作为“第三者”爱上有妇之夫，但她又不是那种依傍大款、游戏人生的庸俗女子（比起《牵手》中的王纯，多了一些激情和浪漫；与《口红》中单纯为了钱的唐小姐更不一样）；即便把人生看成游戏的时雨蓬，在言行举止中也时时表现出她那孩子般的率真和透明，完全是一副时尚的“现代女孩”做派。她们各自鲜明的性格特点与她们的年龄、身份、地位是一致的。

而就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样性而言，她们每一个人又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有人曾讲过，从池莉1997年所写的《来来往往》到2000年的《口红》，其实是见证了一幕幕“中国女性在千古封建文化阴影之下”向着“现代文明的拼死挣扎”。自立自主是女人最可贵的人格特征，是所有女性获得自身价值的基本前提。历史负载在女人身上的依附应属于过去，而不应属于现在和将来，女人有权反叛或否定一切不合理的文化，并改变这种文化所给予的不公正待遇。③

对此，池莉则坦言，中国女性身上更多地表现出坚韧、勤劳、忍耐和奋斗精神，很“可爱”。“我可能更关注女性，但是我没有给女性指一条道路。我想命运就是命运，让命运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池莉还认为，中国女性在家庭范围的权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虽然中国女性在政治待遇和社会职业的分工上不如男性，但中国家庭的生活习惯和几千年延续的传统，使母亲“把孩子从根上就培养成了是自己的”，“母权”的威仪相当强大。女性还往往掌握家庭的经济，但这种权力并非体现在两性的平等上，而是“愿意享受这种她说了算的局面”，因此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中国没有女权主义，“我无非是写了女人的生活，大家认为就是女权主义”。

即便剧中的男主人公康伟业，在世人眼中就等同于当代的“陈世美”，池莉也没有故意把他写成“十恶不赦”的坏人。毕竟他作为与段丽娜的同时代人，在他的骨子里仍固守着与她相似的某些生活观念。他也把婚外恋看作是不光彩的行为，他之所以暂时金屋藏娇，是想与妻子离婚后，与林珠结婚；对时雨蓬，也曾想与其过长久生活。即每一次情感经历，他都是认真的，绝不同于某些逢场作戏之流。他要找寻的仍然是一种“家”的感觉，只不过，他希望稳定的日子里又要有鲜活的东西。他一再要逃脱与妻子共建的“围城”，而欲进入另一座“城堡”，是他对婚姻生活要求得太完美，还是平淡的日子缺少了激情？这种对康伟业生存现状的伦理追问，旨在引发人们清醒的价值判断和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念，唤起对整个民族生存状态的当下关注，它其实蕴涵着深刻的人文精神，远比简单地传达善与恶要深刻得多。

人生究竟应该如何“来来往往”

有句名言是这么说的：“人类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在飞驰往来的车辆中毅然穿行而过；另一部分人则等车辆过后再安然走过。”人生就是这两种生存方式，或快速穿过，或稳步前行。前者虽力求与时代步伐合拍，甚至超越普通人的脚步，但因疲于奔命，容易迷失方向，乃至潜藏着危险；后者虽保守、传统一些，但因事先想好了自己该怎么走，往往能稳操胜券。

《来来往往》中的男主人公康伟业就属于前者，尽管他一直忙忙碌碌，可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最终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即在主题上并不是简单地批判康伟业生活作风问题，也不仅仅是对其行为进行道德评判，而是以他来往走过的几个女人展示时代的发展、思维观念的更新以及价值取向的变迁。即池莉把人物情感起落放在二十多年社会的变迁中考察，体现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这样既让她笔下的人物不失时机地抓住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的机遇，满足各式各样的人生欲望，又把她笔下的人物从无限升腾的欲望之巅拽落下来，使他扎扎实实地回到现实的地面。在升腾与坠落之间，她让她笔下的人物获取的是一种极为有限的“相对幸福”④。

尽管小说中的男女主角“来来往往”于“难舍真情”，但只是“让爱做主”的“怦然心动”，实在是一种“危险真情”，几乎使得遭遇的每个人都受到了伤害。所谓“只在乎真心拥有”的第三者，最终还是渴望“天长地久”了，且不惜任何代价，为爱情寻求“名正言顺”的名分。他们最初“坠入爱河”，抵挡不住“致命的诱惑”，多少带有盲目性与冲动性，结局也必然注定一塌糊涂。在今天大谈“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时，人们更要深刻反思情感放纵与泛滥所引发的社会“道德恐慌”问题。时代在改变，人的价值取向可以多元，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良知却不能改变。因之，电视剧《来来往往》中用一大段剧情描写康伟业亲赴当年曾插过队的灾区捐款、捐物，就不单是他的良心发现，还有他失去的青春和梦想，也意在表明他人性中固有的善良重新被唤醒与点亮。

综上，池莉《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作为个体的自由情感不乏真实性和对完美人生的理想追求，但并不能代替人类的普遍性情感。“康伟业现象”的出现是当今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偶然，终究会被理性所规范和净化。

①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②李浩：《大唐风度》，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③李雯：《寻找新的市民生存模式——论池莉小说创作的变化》，http：//gsx.jxcfs.com/News_View. asp？NewsID=480.

④於可训：《在升腾与坠落之间——漫论池莉近作的人生模式》，《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作 者： 王艳玲，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影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