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新女性的身份认同
——读伍尔夫小说《到灯塔去》

湖北 吴群涛 向 林

社会转型期新女性的身份认同
——读伍尔夫小说《到灯塔去》

湖北 吴群涛 向 林

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聚焦社会转型期新女性的身份困惑和身份转化问题，重点描写了主人公莉丽·布里斯库的心理活动和身份意识，体现出伍尔夫对女性在现代社会重构现代性的身份认同方面所遭遇的阻碍、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绩的认识。这正是理解现代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向度。

伍尔夫 《到灯塔去》 社会转型 莉丽·布里斯库 身份认同

20世纪初期，人类社会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致使传统的身份认同崩塌。在英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王室权力遭到削弱，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社会开始骚动，人们普遍陷入精神焦虑和心理危机中。对于很多女性在此过程中经历的身份困惑，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把握，不仅在其代表作《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和《海浪》中进行了细致描绘，还在《妇女与小说》《自己的一间屋》中大声呐喊、呼吁为女性赋权，从而成为了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著名的现代女性运动的领军人物。伍尔夫本人终身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她的作品大多是在与疾病的抗争中艰难完成的，写作既是对其精神承受力的考验，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心理治疗作用，这些早在她创作《到灯塔去》（1927）①时便已初露端倪。将伍尔夫的创作和评论放在社会转型的复杂时代语境中考察，就会发现她的关注焦点始终是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她对沉迷于艺术事业的独身女画家莉丽·布里斯库倾注了大量的思想和心血，莉丽便是作者的化身和代言人。

从边缘到中心：新女性莉丽·布里斯库

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是伍尔夫创作高峰期的作品，以其细腻的心理描写、精巧的结构、深厚的意蕴等艺术特色，被公认为是伍尔夫“最好的和最能表现她的风格的作品之一，对西方文学做出重大贡献”②。该小说情节简单，人物关系也不复杂，主要描述了拉姆齐一家在“一战”前后生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战前，拉姆齐夫人邀请亲朋好友在其海边别墅度过了快乐充实的一天，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天气的缘故（暗示着战争临近），儿子詹姆斯到灯塔去的愿望无法达成。战前人们满足于传统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对女性的婚姻问题颇多关注。战争的爆发给很多家庭造成了伤害，人们如同生活在漫长的黑夜中，苦苦煎熬。战争结束后，幸存的人们为了完成拉姆齐夫人的遗愿，故地重游，见证了拉姆齐先生带着儿女驶向灯塔。显然，“灯塔”指引着人生前进的方向，代表着生活的希望和克服困难的信念。

一般说来，这部具有“较明显的自传成分”③的意识流小说主要刻画了两个女性人物：拉姆齐夫人和莉丽·布里斯库小姐。美国学者米歇尔·勒斯卡曾对该小说中的叙事视角转换进行数据分析，他发现，在该小说的第一部分中百分之五十的内容是通过拉姆齐夫人的视角来描写的，而在第三部分中莉丽的视角则占了百分之六十的比重④，可见她们两人几乎同为全书的主要人物。然而，她们的人物形象却截然相反。伍尔夫将拉姆齐夫人塑造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艺术家”：悉心照料全家人的生活起居，热心款待亲朋好友，真诚地关心着贫苦人家的疾苦，也获得了家人、朋友的热爱和敬佩，被誉为天使和美的化身。莉丽则是一个执着于艺术事业的女画家，她其貌不扬，家境平凡，但是善解人意，而且具有独立人格，为了追求梦想，她拒绝了婚姻生活的诱惑和束缚。虽然两人形象截然相反，但从本质上看，拉姆齐夫人的社交艺术和莉丽的绘画艺术一样，都体现出女性对艺术的不懈追求。⑤从对这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女性人物刻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伍尔夫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女性有眷恋和热爱，有批判和否定，可谓爱恨交织。她笔下的拉姆齐夫人被称为“家里的天使”、维多利亚女王在民间的“形象代言人”和男性“最理想的妻子”；而莉丽则是备受争议的“新女性”，精神独立、经济自主、人格健全，能够顶住多方压力，坚持不懈地追逐梦想。可以说，拉姆齐夫人与莉丽分别代表了“一战”前后两种典型的女性形象，也是伍尔夫后来在《自己的一间屋》中提倡的女性主义思想的早期表现形式，这个时期的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虽然还未露出锋芒，但正在逐渐酝酿和发展。

通过刻画莉丽这个人物形象，伍尔夫表现出了对新女性的身份认同发展过程的关注。在莉丽看来，拉姆齐夫人为家庭牺牲了自我，其高尚的精神、美好的形象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但是莉丽却不愿效仿她。故事开始时，莉丽是一个失去母亲的三十三岁未婚女子，她的主要职责本应是在家照顾好老父亲，但是她却热衷于郊游、采风和交友，对拉姆齐夫人等人的热心做媒心知肚明却置若罔闻。最终，在收获丰富的人生阅历、开阔的艺术眼界和成熟的异性相处之道的过程中，莉丽形成了独立健全的人格。具体说来，莉丽的成长表现在，她曾不顾塔斯莱大男子主义的反对，勇敢地表达出想到灯塔去的心愿；然而，时过境迁，当无人反对她出海时，她主动放弃了到灯塔去的航行，而用注视的目光追随着前行中的帆船，在岸上完成了十年前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莉丽的“心结”终于打开：不再担心自己的画会被如何评判，也不在乎自己画作的去向，因为她坚信颜色底下还有形态，形态也能表现出思想。只要自己的思想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创作的目的就达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也到达了人生的“灯塔”。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她才终于摆脱了父权制社会异性恋霸权和男性艺术家的绘画技法与风格给她施加的巨大而隐形的压力，最终实现了从社会边缘到中心地位的转化。从全书的结构来看，莉丽的画作与伍尔夫的小说同步进展，从困惑、觉醒到实现，莉丽和伍尔夫共同品味着喜怒哀乐。伍尔夫在小说中描写莉丽，莉丽则用手中的画笔表现伍尔夫的艺术观，她们在艺术创作的世界里合二为一，互相欣赏和认可。没有伍尔夫，就不会有莉丽这个人物；没有莉丽，伍尔夫也很难从父母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伍尔夫写道：“是的，她极度疲劳地放下手中的画笔想到：我终于画出了在我心头萦回多年的幻景。”读者分明感受到了作者和她笔下人物的高度认同和融合，对现代女性从困惑迷茫到逐渐觉醒并奋起抗争的女性性别意识和身份意识的过程有了一定认识。伍尔夫通过两个主要女性人物的形象对照，呼吁女性认真倾听梦想的声音，坚持遵循内心的呼唤，努力实现自我和创造个人价值。

莉丽的身份认同发展历程

在《到灯塔去》中，社会转型期新女性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伍尔夫首先从婚姻和职业两方面表现莉丽的身份困惑，其次是描绘其对自身身份重构所做出的努力，最后揭示其身份认同实现的意义。

1.莉丽身份困惑的表现

20世纪初期，英国女性主义运动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人们开始“用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扭转长期以来的社会偏见，改变传统的女性角色和身份认同”⑥。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为获得受教育、工作、投票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奋起抗争。然而要撼动传统成规并非易事，必须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战”结束后，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并没有彻底瓦解，它所赋予人们的旧观念被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头脑中，不断影响着女性的生活”。对此，伍尔夫倡议：“从女性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不要轻易融入男性社会的现有秩序中，不要在接受和确立自己的性角色的过程中，被父权制传统的社会习俗和风尚所怂恿和鼓励，像条件反射那样不知不觉地屈服于男性统治。”

具体而言，莉丽的身份困惑表现在婚姻和职业上。一方面，在三十三岁时，莉丽其实对婚姻还抱有一定的希望，所以她和班克斯先生保持着长期的友谊和交往，然而，她对婚姻和家庭会带来的女性角色和职责比较排斥，所以无法下定决心与班克斯结合。在莉丽看来，拉姆齐夫人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矛盾、分歧、琐碎的家庭事务，严重地损耗了拉姆齐夫人的美貌和才华，导致其英年早逝。因此，她不想重蹈拉姆齐夫人的覆辙。所以十年后，当莉丽再次现身海岛时，虽然得到了班克斯先生和卡迈克尔先生的认可，甚至拉姆齐先生也为其独立精神和女性魅力所吸引，但孑然一身的她仍然初衷不改。另一方面是职业问题，无论情形如何变化，莉丽始终在构思画作。然而，她遭遇到了无处不在的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压迫和阻碍。如在班克斯先生的注视下，莉丽拿画笔的手“在颤抖”；当班克斯先生约她去散步时，“她对她的画又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说明她并不是真心想去，而是强迫自己适应社会和集体对她的期望；而且每当拉姆齐先生经过她的附近时，她就有种把画板翻转到地上的冲动，因为害怕被拉姆齐先生评判。何况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男性画家及其画法也严重地影响到了莉丽，她觉得“自从画家庞斯福特先生来过以后，把一切都看成是苍白、雅致而半透明，已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她坚信，“在颜色底下还有形态”。每当她凝神远望，人和景清晰可见，但一提起笔，令人窒息的焦虑和恐惧就阻挡了她艺术构思的完成。在各方施加的强大压力下，她虽不断尝试，但是画作始终难以顺利完成。她的内心遭受着魔鬼的纠缠，“就在她要把那心目中的画面移到画布上去的顷刻之间，那些魔鬼缠上了她，往往几乎叫她掉下眼泪，并且使这个把概念变成作品的过程和一个小孩穿过一条黑暗的弄堂一样可怕”。她所遭受的精神压力和性别身份困惑由此表露无疑。

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斯图亚特·霍尔曾说，由于主体在不同阶段可能获得不同的身份，统一自我不再是中心，每个人都可能有相互矛盾的身份困惑，因此“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⑦。莉丽在婚姻和职业问题上的游移不定和迷茫状态，就是极好的例证，也是社会转型期女性身份困惑的集中表现。莉丽所追求的艺术事业与传统的家庭生活背道而驰，虽然她一直努力画出一幅完美的母子图，但是由于潜意识中对拉姆齐夫人所代表的传统女性角色的抵触，还有来源于他者的关注和期望，都给莉丽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其绘画进展遭到了严重阻碍。

2.莉丽身份重构的过程

拉姆齐夫人是生活艺术工作者，莉丽则是职业艺术家。莉丽的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都是在父权制文化的压制下和抵抗中艰难建构的。拉姆齐家的晚宴结束后，整个世界似乎都陷入了无边的寂静和漫长的黑夜。这是伍尔夫对战争及其消极影响的艺术表达。在小说“岁月流逝”这一部分，很多人（如拉姆齐夫人、普鲁和安德鲁之死）和物（被风雨侵蚀的海边别墅）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只有莉丽仍然故我：独身并把绘画当作生命。弥漫的炮火破坏了维多利亚时期残留的社会秩序，人们普遍从关注他人转向关注自我和内心，开始重新审视虚伪的面纱下人类灵魂的丑恶。对于他人的婚姻和事业，人们也改变了评价和干预的态度，给个人一定的空间和自由独立地建构自我。正由于战争削弱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控制，莉丽得以继续东奔西走，虽然仅能糊口，但是在这种自由不羁的生活状态中，她仍然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探索着艺术事业。她的目光较之战前更加冷静和客观，能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对艺术本质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比如她与班克斯的心灵相通，对塔斯莱的批评，对拉姆齐祈求同情和关爱的拒绝，对画布的重新审视和重构以及从关注内心到转身注视远处的灯塔，这一切都表明她在不断地追寻人生和艺术突破。她也的确做到了从关注自我、观察他人，到反观自我，获得人生领悟，实现自我的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和谐统一。在女性主体的身份重构过程中，莉丽实现了艺术的积淀，只待“意义重大的场面圆满结束”的时刻到来。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班克斯先生对莉丽性别身份塑造的影响：通过回忆拉姆齐夫人年轻时候的娇媚，到赞美拉姆齐夫人持家有方，班克斯表达出了对这类“家中天使”的爱慕。他向莉丽介绍罗马西斯廷大教堂的壁画、米开朗基罗的真迹、乔托的名画，将男性艺术家的杰作推介给生活范围狭小的莉丽，开拓她的艺术视野，也极大地影响到了莉丽的艺术创作。他理解莉丽对绘画的热爱胜过婚姻和家庭，但是他的关心有时也会给莉丽带来巨大的压力，当他用科学家的眼光指导莉丽绘画时，莉丽感到无所适从。她觉得这幅画就是她不为人所知的私生活，是她内心不可告人的秘密，因此“让别人看到它，对她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同时，它又是一种极大的兴奋”。莉丽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赏，害怕被批判和教导。而在与世无争、淡泊宁静的卡迈克尔先生旁边，莉丽则可以自由地思想。由此可以看出伍尔夫的良苦用心：当莉丽完成这幅画作时班克斯却缺席了，只有与世无争的诗人卡迈克尔先生在场。随着拉姆齐先生和孩子们到达灯塔，莉丽也在心中抵达象征和谐和希望的灯塔。只有理清了纷繁复杂的思绪，肯定了自我独身从事绘画的人生选择的价值和意义，莉丽的身份重构才能稳步推进。

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和思考，促使莉丽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从犹豫不决到坚定不移，她最终拒绝了传统女性身份，选择重构独立自主的性别身份。多年以后，当她看到拉姆齐夫人热心撮合的雷莱夫妇过着“貌合神离”的婚姻生活时，“她想，真是千钧一发，她总算侥幸逃脱了爱情的罗网”。甚至她的绘画灵感因此得到激发，“她要把那棵树移到画面中央，她永远不要和任何人结婚，而且她为此感到无比喜悦”。这番内心独白正是莉丽对自我身份的认可。时过境迁，她终于摆脱了拉姆齐夫人“惊人的支配别人的能力”的影响，也不再被班克斯先生左右，而是完全独立地按自己的想法绘画。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身份重构与艺术事业同步展开，相互促进。

3.莉丽身份认同实现的意义

在伍尔夫生活的年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开始盛行。沉浸在先后失去父母和兄弟姐妹痛苦中的伍尔夫，几度精神崩溃，多次自杀未遂。虽然并不完全认可精神分析学说的很多观点，伍尔夫还是对自身进行了一次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这就是创作《到灯塔去》的背景。伍尔夫的自我分析也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心理治疗作用，表现为在动笔写作该小说以前，伍尔夫经常产生关于逝去父母的“幻听”和“幻觉”，严重时甚至感到窒息甚至精神错乱；而在完成该小说以后，伍尔夫觉得，终于可以走出父母的阴影，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了。⑧正如凤凰浴火重生，经历了精神崩溃的伍尔夫获得了常人无法企及的艺术感受和敏锐思维。对此，有论者认为：观察、摧毁和重组，是伍尔夫心目中理想作家的必由之路。⑨

将莉丽和伍尔夫本人对比，不难看出莉丽的心路历程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轨迹。三十三岁的莉丽，在众人的眼中，本是一个貌不出众、资质平平的女画家，无论在婚姻市场上，还是在艺术市场上，她的价值都值得怀疑。在20世纪前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都是被男性凝视的对象，是被物化的客体，导致女性的主体性一直缺失。对于他人的评价和定位，莉丽以凝视的目光和手中的画笔来予以回答，表现出了新女性的勇敢、坚强和执着。随着众人注意力的转移，莉丽自由地放眼大海、注视灯塔，不再顾及“企图表现某种意念的内涵”和不再担心画作的命运之后，其艺术才华才终于摆脱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绽放出光彩。面对宽广的大海，在灯塔的指引下，莉丽重新提起了画笔，任凭感觉捕捉现象后面的本质，以超然的心态画出了在她心头萦绕多年的幻景。“这标志着莉丽从最初的迷惘，到后来的对抗，现在终于战胜了焦虑，完成了最后的超越。”⑩至此，她的身份认同在艺术创作的实现中完成。伍尔夫和她笔下的人物一起品尝着人生的喜怒哀乐，当莉丽尝试将复杂的形态和颜色关联起来，伍尔夫正采用语言中的回音和听觉意象来制造可辨识的图画。⑪莉丽对拉姆齐夫人的回忆和伍尔夫对母亲的缅怀，在语言和色彩中融为一体。伍尔夫坚持探索女性身份的建构，既不断尝试摆脱传统性别身份对女性发展的束缚，又积极建构全新的、现代的、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解读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对不同年龄阶段女性人物的心理活动，可以发掘出小说暗含的女性主义主题，即在认同、排斥、顺应和反抗传统女性身份后走向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到灯塔去》也成为一部对社会转型时期女性的身份认同进行动态描写和揭示的女性主义小说。

《到灯塔去》既是伍尔夫对社会转型时期现代女性的身份焦虑和心理危机的捕捉，也是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艺术创作之宣言，体现出了女性在现代社会重构现代性的身份认同方面所遭遇的阻碍、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绩，这正是认识现代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向度。

①〔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本文中所引《到灯塔去》原文均来自此版本，以下引文页码不一一注出。

②Clifford Mills. Virginia Woolf. 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4：80.

③侯维瑞主编：《英国文学通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32页。

④Mitchell A. Leaska. Virginia Woolf’s Lighthouse： A Study in Critical Method. Hogarth：Hogarth Press,1970：112.

⑤Sayaka Okumura.Women Knitting： Domestic Activity, Writing, and Distance in Virginia Woolf's Fiction. English Studies, 1989：2.

⑥吴庆宏：《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05页。

⑦Stuart 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277.

⑧Julia Briggs.Reading Virginia Woolf.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1—2.

⑨殷企平等：《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⑩范丽君：《迷雾中的灯塔》，《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⑪Suzanne Raitt.Virginia Woolf’s To the Lighthouse.New York： Harverster Wheatsheaf, 1990：39.

作 者： 吴群涛，武汉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湘潭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向林，武汉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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