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传奇的再现
——浅评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

⊙余亚茹［山西大学文学院， 太原 030013］

经典传奇的再现
——浅评电视剧《红高粱》的改编

⊙余亚茹［山西大学文学院， 太原 030013］

电视剧《红高粱》改编自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相较于小说原著和电影来说，电视剧《红高粱》在改编上，对经典情节的表现和再现不亚于原作，在叙述视角和人物设计上又遵循了电视的创作规律，为观众呈现出山东高密大地上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电视剧《红高粱》削弱了对抗战历史的表现，过分地以“官匪斗”“宅斗”等明争暗斗填充剧情，在改编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欠缺。

电视剧《红高粱》 再现经典 视角 人物 改编

由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于今年11月在北京卫视、山东卫视、浙江卫视、东方卫视四大卫视播出。收官之时，四家卫视收视率达到惊人的5.5%，网络点击率更突破30亿次①，一时间在国内引起一阵“红高粱”之风。本文立足于电视剧《红高粱》文本，简要分析电视剧《红高粱》改编的成功和欠缺之处。

一、对于经典的再现和表现

小说《红高粱家族》主要讲述了“我爷爷”余占鳌带领“我父亲”，以及一众土匪和村民抗击日军的故事，其中由于穿插了“我爷爷”和“我奶奶”惊世骇俗的爱情，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了相当浓烈的传奇色彩。电影《红高粱》则抓取了小说《红高粱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个段落，颠轿、野合、酿酒、扒皮、抗日，表现了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张扬的人性、昂扬的生命态度。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在中国艺术史上都堪称经典。

由于观众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普遍都会有一种“经典情结”，改编的作品于是难免就会被拿来与原著作比较。前有文学作品和电影的，电视剧《红高粱》如果不能做到富有表现力地还原或者表现观众心中的“经典”的话，就一定会遭到人们诟病。笔者认为，对于经典段落的再现以至于表现，电视剧《红高粱》做得颇为出彩。

先说电视剧中“颠轿”部分。在小说里，作者这样写：“轿夫抬轿从街上走，迈得都是八字步，号称‘踩街’……踩街时，步履不齐的不是好汉，手扶脚杆的不是好汉，够格的轿夫都是双手卡腰，步调一致，轿子颠动的节奏要和上吹鼓手们吹出的凄美音乐……轿子已经像风浪中的小船了，奶奶死劲抓住座板……”②电视剧的“颠轿”段落，从轿夫结结实实踏下去一脚的特写镜头开始，就已经具有了艺术的美感。轿子富有节奏感地晃动，镜头在俯拍、侧拍等多个角度交错剪辑，在画面上就形成一种张力。画面对于轿夫们的颠轿步法的表现，以及颠轿中“换肩”这一动作的设计，有效地弥补了原著小说不可视的缺陷，使得整个段落看来具有一种舞蹈美。接着，余占鳌孔武有力的臂膀、爽朗的开怀大笑，以及九儿在轿中就像坐船一样颠簸的画面等，来回穿插，使得整个“颠轿”段落更具有了一种奔放、野性的风格。随后，荡气回肠的主题音乐响起，配合着颠轿的画面，颇有赞颂生命的奔放之感。同时也带有一丝的无奈和悲凉，是对九儿婚姻命运的感慨。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原著小说同电影的表现中，“颠轿”是在九儿的哭声中结束的。但是在电视剧中，九儿不停地喊着“颠得不够，再来点劲儿啊”“有什么花招都使出来”。即便导演给她安排了冲出轿子呕吐的戏份，但是在九儿掀开轿帘后，还为她设计了和余占鳌的几秒对视。这一变化，九儿内心的桀骜不驯便瞬间活灵活现。

其实不止这一个段落，在“野合”的段落中，九儿的张扬表现得更明显。在电影中，导演给了一个俯拍大全景的镜头，九儿躺在像祭坛一样的高粱地中央，整个画面对生命的礼赞和尊崇被表现到了极致，之后用铺天盖地的高粱在风中摇曳来隐喻“野合”的过程。而在电视剧中，唢呐的吹奏赋予了“野合”一种生命力和神圣感。而九儿对于“野合”的态度，最初则是拼命地反抗，而在余占鳌生气起身要离开的时候，她却一腿跨上余占鳌脖子。这儿的九儿比小说和电影中的九儿更大胆，更富有个性，更惹人喜爱。

其实不止这两个段落，对于其他小说和电影中的经典段落，电视剧《红高粱》处理得更符合电视的特性，更符合现当代的审美。因为电视是面向大众的媒体，电视剧的改编也一定要符合大众的审美和口味。在处理罗汉大哥的死刑上，电视剧并没有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把“扒皮”的部分表现出来，而是选择了枪决。在九儿的结局处理上，也没有像小说以及电影里一样，让九儿在给余占鳌部队送饭途中被击中，而是让九儿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把敌人引到高粱地深处，点燃酒棚，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样更能凸显九儿行为的主动性，使其鲜明的敢爱敢恨敢牺牲的性格呼之欲出。整部电视剧在此也达到一个高潮，这种悲壮的情绪，也绝不亚于小说和电影中的表现。

二、叙述视角和人物设置

由于电视剧的体裁同小说和电影不同，电视剧《红高粱》在改编时，在精彩地再现和表现经典段落之外，也对叙述视角和人物设置做了一些改动。

“叙述视角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无论是在文字叙事还是在电影叙事或是在其他媒介的叙事中，同一个故事，若叙述时观察视角不同，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③小说采用的是以“我”为第一人称的“主人公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④和“变幻式人物有限视角”⑤相结合的叙述视角。这是一种“外视角”和“内视角”的结合。一方面，在回溯故事的时候，作者以“我”为视点，以“我”听到的、或者知道的，有关“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为叙述对象，增加故事的真实感。而另一方面，又分别以故事中的人物视点为出发点，描写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和当时的心理，这样更加具有在场感。

电影因为篇幅较短，偶尔插入的画外音还可以起到介绍整个故事情节的作用。但是对于大篇幅的电视来说，小说的这种叙述视角显然不合适。如果让观众在“内视角”和“外视角”之间来回转换，会让观众搞不清楚故事的逻辑性，整个故事也会因此而显得破碎。于是电视剧干脆直接撇开了“我”的“主人公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不说“我爷爷”“我奶奶”发生了什么故事。而是直接采用全知的叙述视角——九儿和余占鳌就是高密土地上的两个传奇人物，他们的故事就是这样的。这种叙述视角的转换，其实更利于电视剧的宏大叙事的直观表现。

读小说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小说《红高粱》其实用了颇多笔墨去写余占鳌这位传奇英雄，而九儿只是他传奇一生中的一个闪光点。如果电视剧还采用余占鳌这条线也未尝不可，只不过导演选用了另一个角度——女性的角度，浓墨重彩地书写九儿这位传奇女性的故事。因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乃至艺术史上，女性，始终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从西施为国牺牲自己到昭君和亲出塞西域，从祝英台为爱投坟，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女性的果敢坚毅，足以书写一部部的传奇。导演对于主要人物的把握让整部电视剧的传奇意味更浓。

电视剧由于其篇幅较长，有着小说与电影所不可比拟的故事容量。因此在改编时，电视剧《红高粱》在原作品的基本人物角色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人物。比如单家大少奶奶、朱县长、张俊杰等这些新增添的角色。

单家大少奶奶，是受礼教文化影响、压抑欲望的典型代表。大少奶奶抱着大少爷的牌位嫁进单家，因其贞烈的表现，还获得了官府的嘉奖。但是男性在她生命中的缺失，让她只能以数豆子来度过漫漫长夜。某种程度上，大少奶奶这个人物是可悲的。但是九儿就不同，九儿有一句台词，“活着比名节重要”。这种生活态度，其实就是九儿内心张扬的生命意识。同样是单家的媳妇，大少奶奶的“静如处子”就同九儿的“动若脱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大少奶奶的隐忍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九儿的敢爱敢恨、热爱生命；另一方面，大少奶奶隐忍下欲望的爆发以及她同罗汉的结合，更加体现出电视剧的态度——人应该成为“人”一样地活着，而不是做无谓的礼教的牺牲者。

张俊杰是所有人物里，受过最高教育的知识分子。张俊杰从一个沉溺于“你侬我侬”的小知识青年，到希望改造土匪的部队有志青年，再成长为一个懂得民族大义的战士。他在剧中的成长，给整部电视剧带来一些“星火燎原”的色彩。为电视剧的表现增色不少。电视剧中朱县长的原型应该是县官曹梦九。在电视剧里，朱县长其实可以看作当时的主流文化的代表。朱县长和余占鳌，一官一匪，一政府官员，一英雄草莽，这样的对立增加了电视剧的戏剧性。

三、三度创作不合理之处

虽然电视剧《红高粱》成功地再现甚至表现了小说、电影中的经典情节，在叙述视角的转换和人物设置也都很值得称道，但是在电视剧改编的过程中，还是暴露出或多或少的问题。

首先，小说《红高粱家族》虽然很具有传奇性，是基于整体抗战历史的把握，但是在电视剧《红高粱》中，对于抗战历史的缺乏却是显而易见的。反而在前半部分的“官匪斗”里，花了很浓重的笔墨，似乎就是要凸显朱县长对余占鳌的成见有多深，余占鳌对朱县长的仇恨有多大，这样好在“抗日”开始时，表现他们如何不计前嫌，共同抗敌，起到“家国情怀”的主题升华作用。但是，这会让观众不得不质疑，这是否是为了表现宏大的主题，而刻意没矛盾制造矛盾，没冲突制造冲突。即便是“没事儿找事儿”地制造矛盾，也是不断地充斥着绑架、要挟以及朱县长“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逻辑。如此的矛盾制造一次两次也罢，但是在电视剧里，官匪斗的部分反反复复就是这些情节，难免让观众感到无趣。而对于真正的应涉及的历史的民间抗战，真正的“家国情怀”，电视剧基本上没有能够完全表现出来。

其次，表现九儿的传奇人生的时候，“宅斗”又占了很大一部分。此时，九儿不再是那个充满灵气、对生活抱有向上态度的女子，而是一个小心谨慎、工于心计的女人。她设计圈套陷害大少奶奶贞洁不保的情节，虽然很富有表现力，但是无法不让人感到“人心险恶”。电视剧这时把“算计”当成“传奇”，把“宅斗”当成“冲突”，这种导向下的电视剧，必然是有问题的。

面对小说和电影的双重经典，电视剧《红高粱》的创作是一项挑战。不可否认虽然它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但是整体上，还是很成功地为观众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传奇又悲怆的故事，很成功地表现了这片土地上张扬的人性和昂扬的生命态度。

① 莫言赞电视剧《红高粱》“站得住”，新华网广东频http: //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4-12/01/c_1113473 938.htm。

② 莫言：《红高粱家族》，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③④⑤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第95页，第96页。

作 者：余亚茹，山西大学文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

编 辑：魏思思 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