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亦有道
——港剧《原来爱上贼》的结构与内容探析

⊙郭蔚臻［武汉大学文学院， 武汉 430072］

盗亦有道
——港剧《原来爱上贼》的结构与内容探析

⊙郭蔚臻［武汉大学文学院， 武汉 430072］

香港无线电视剧《原来爱上贼》也可译为《盗亦有道》，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顾名思义，剧中存在着盗和道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本文将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对《原来爱上贼》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分析和解析，以期观众对这部港剧的意蕴有更深的理解。

《原来爱上贼》 结构 内容 语义方阵

一、《原来爱上贼》中的“盗亦有道”解读 香港无线电视剧《原来爱上贼》也可译为《盗亦有道》，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顾名思义，剧中存在着盗和道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剧中的盗窃集团是由大哥高哲、BT谭彬、汪明翔、车喜善、关仁这五个人组成的，这四人凭借着自己独特的一技之长，在盗窃集团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在盗窃集团的“特殊使命”之外，他们每个人也还有一份日常的正当职业。

高哲出生于小康之家，他的父亲经营山寨式工厂。二十五年前，高哲当时仍就读大学，选修法律，充满抱负。一天，他父亲的工厂突然发生大火，父母葬身火海。高哲后来发现工厂的失火，乃奸商所为。高哲找到了奸商，要为父母报仇，更恐吓要杀死他及其儿子，但终没有下手，只是劫去了奸商的巨款，以此来接济因火灾而受害的民众。高哲的侠盗生涯从此展开，后来逐渐遇上跟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包括飞车天才车喜善、经营五金开锁的关仁、枪械专家汪明翔、表弟电脑奇才谭彬，还有既是律师又是赌场股东的大学同学范国轩（范国轩没有直接参与到盗窃的行动中，但是他长期向高哲提供各方情报，让高哲的盗窃集团运作顺利）。谭彬个性叛逆，他不喜欢按常规法则行事，因此在传统教育的制度下，他的学业成绩平平，令他的母亲十分失望。不过，谭彬虽然读书不成，但他却是个电脑奇才。谭彬的母亲离世后，他来香港投靠表哥高哲，发现了高哲原来是个盗劫集团的首脑，专门劫富济贫，谭彬要求加入团伙，利用自己的电脑专才发挥所长，从此成为“侠盗”，乐此不疲。汪明翔本身是海外华侨，父母在中东某国经营中餐馆。波斯战争期间，因驻守美军经常帮衬，汪明翔因此和美军混熟。因为她的好奇心加上好胜心，让她学识了不少军火枪械的知识，更练得一身西方格斗技，得以在盗劫集团中一展所长。车喜善是盗劫集团内的车手，专职协助团伙成员逃离现场。车喜善自小在贫民区长大，读书不成，最终成为不良少年，唯一技能就是开快车，虽有“慈云山小车神”之名，但最终只沦为“泊车仔”。一次机缘巧合，他大胆开快车之时，竟遇上刚盗劫了那些不仁富商、正被追捕的高哲，他发挥其飞车技能，救高哲逃离现场，让高哲免于被擒获。高哲对车喜善大为赏识，邀请其加入盗劫集团，成为作案时的车手。车喜善表面以从事出租车行业作为掩饰，暗中帮助高哲劫富济贪，他也利用自己正当行业的所得来照顾兄弟。关仁是一个普通的五金师傅，擅长开各种锁，而且他的性格实诚、充满爱心。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关仁的开锁天赋被高哲所发现。高哲的盗窃集团在作案的过程中常常需要撬开各种防盗门和机关，而关仁凭借着一技之长加入到了这个劫富济贫的犯罪集团当中。他的撬锁天赋帮助高哲的集团破解了不少难关，因此关仁在集团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多年来，高哲策划的每宗劫案皆演绎漂亮，他们实施劫案的对象都是不法商人，并把劫来的不义之财用于兴办内地的希望小学、支援贫困灾区。高哲的盗窃集团屡屡得手，把那些不法的奸商弄得焦头烂额。唯独某次当他遇上正义干探江扬，他才开始失算。江扬怀疑高哲可能是五年前一宗令其恩师殉职的银行劫案策划人，从此为公为私都冲着高哲而来。高哲不做解释，反而欣赏、敬重江扬是个好警察，故虽明知江扬一定要把他绳之于法，高哲依然乐意在江扬遇到无法对付其他悍匪的困局时帮他一把。高哲的侠盗精神把江扬一步步吸引过来，令江扬在不知不觉中与高哲产生了“识英雄重英雄”的种种恩义。

二、盗亦有道？——《原来爱上贼》的语义方阵 格雷马斯是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后四子”之一，立陶宛著名的语言学家、结构主义思想家、符号学“巴黎学派”创始人。格雷马斯把结构主义学派二元对立的原则应用到文本分析方面，提出了“语义方阵”，其基本特点是：位于深层而且具有逻辑语义学特征的意指的结构的组织形式，取用一种很明确的形式，在空间上可用符号学矩阵来代表……主要是一种形式图式，而且是先于任何语义投入就建构而成的。①

格雷马斯认为，任何意义结构中都存在一个基本的语义轴，语义轴的两端是一对具有对立关系的“意素”，如“黑”与“白”，“大”与“小”（也就是下图的S1与S2）。

S1←——→S2

这就是最基本的二元对立。然而，这个意义轴还可以引入与S1、S2相矛盾的另一个意义轴。

-S1←——→-S2

如果S1是“黑”，与S1相矛盾的-S1就是“非黑”；如果S2是“白”，则与S2相矛盾的-S2就是“非白”，把这两个具有矛盾项的意义轴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语义方阵”。格雷马斯把二元对立的原则发展为四元对立的原则，以作为叙事语义学分析的基本模型，并用到了文学、史学、法学等各个领域中。利用语义方阵不仅可以了解作品的叙事表层，还可以用来探明深层的语义和价值意义。

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图表示《原来爱上贼》的矩阵如下图所示：

本片名亦可译为“盗亦有道”，也就表明“盗”和“道”这两个概念成为了剧中要表现的主题，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来解读《原来爱上贼》的主题，更能够解读出这部电视剧的深层含义。高哲的集团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盗窃集团，因为他们采取非法的方式，例如盗窃、洗黑钱、抢劫等方式获取钱财，因而他们得到的这些钱财本身的性质就是“不义之财”，这些钱都是某些商人或者是富人通过不正当的渠道谋得的财产。与此同时，高哲集团劫掠的这些不义之财，并非用于从事非法的犯罪活动，而是将大部分的钱财捐献给了中国内地的贫穷的地区，建小学、提供必要的物资等等。表面上看，盗窃是不符合道义的，但实际上，高哲集团的盗窃是一种“侠盗”，他们劫不义之财救济贫弱之人，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的行为又是符合道义的行为。孔子曾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某些富人的钱财表面上看是合乎道义的，实则不然，也有很多来自于非法的、不正当的手段，这种不义之财何尝又不是一种“盗”的可耻之径呢？

三、悲剧的终结——侠盗VS奸人VS警察 《原来爱上贼》中的这个侠盗集团最终以悲剧告终，BT谭彬在一次行动中受了重伤，最后不治身亡。大哥高哲为了替谭彬报仇，最后在与奸商赵君豪决战的过程中，不幸被开枪的警员的子弹射中而身亡，这个曾经叱咤风云一时的侠盗团伙就此终结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做法。对于剧本中的故事情节，我们可以看到有奸人（赵君豪）、侠盗（高哲为首的犯罪集团）、警察（江扬为首的警队）这三类分属于黑、灰、白三个地带中的人物的活动。

尽管高哲的盗窃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捍卫社会的公正、惩处那些不义之人，但终究他们的做法是有悖于现代法制精神的，因此他们最后以死作为代价，不如说是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关于编剧为何给予《原来爱上贼》这种悲剧的结局，我们可以试图从香港的武侠电影中一些侠客人物的命运寻找到可以借鉴的答案。

王海洲在《百年中国电影中的邵氏“武侠新世纪”》中写道：中国历史上，对“侠”的态度是毁誉参半的，侠客固然以除暴安良获得美誉，但是法外施行，毕竟与法制精神相违背。我们在看邵氏武侠电影的时候，能看到一些有意识的痕迹，就是利用现代观点阐释历史故事，促成武侠电影在文化价值方面的现代化。②

香港著名导演张彻在《张彻回忆录》中也提及了对于侠客精神的态度：如我拍的《断肠剑》，王羽是替父报仇的孝子，杀的也是奸臣；不过，奸臣究竟是朝廷官员，他应采的手段只可以是平反冤狱，而不应自己下手去杀，这是“手段失当”，故王羽饰演的人物在片中以死结局，受到“制裁”。又如我拍的《金燕子》，王羽这个人物，性格是“疾恶如仇”和“除恶务尽”，虽然所“除”者是“恶”，但不分首从，不予人物自新之路，这是“手段过分”，所以萧鹏这个人物也要以死来结局，受到制裁。③

从张彻对侠客精神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侠客固然因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等义举获得一部分人的肯定，但是法外施行终究是不正当的行为，因此他们需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这种叙事的转折不仅让整个剧情跌宕起伏，也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植根于其中的现代法制理念。这让中国古代的侠文化为新时期的观众所理解提供了契机，这也正是《原来爱上贼》能够深入人心、引发观众思考和玩味的重要原因。

① 尤瑟夫·库尔泰著：《叙述与话语符号学》，怀宇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② 王海洲：《百年中国电影中的邵氏“武侠新世纪”》，《电影艺术》2006年第4期。

③ 张彻：《张彻回忆录·影评集》，香港电影资料馆2002年版，第100页。

作 者：郭蔚臻，武汉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