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座谈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相关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从事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但是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发掘到马恩的文艺理论思想。随着时间的推进，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像海绵般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学者傅其三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人类文化遗产、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遗产的科学总结，是关于文化运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基本规律的完整的革命学说，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指南，也是无产阶级批判和战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锐利武器。”［1］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不利处境。在国际上，日军的铁蹄踏入敌后抗日根据地，丧心病狂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在国内，国民党持续的反共政策，使共产党处境艰难。并且当时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个不良风气在党内弥漫，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盛行，党的路线问题存在分歧，同时，根据地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物资短缺，人们缺吃缺穿，处境异常艰苦。即便如此，延安还是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有的是被组织派来的，但更多的是自发前往的，他们心怀理想，满腔热情地奔赴延安这片圣地，想尽一己所能，用文艺特长去为根据地人民做一点事，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的认识还很模糊。负责文艺界整风的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批文艺青年的重要性、可塑性，深深地意识到文艺是我党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1942年5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有众多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先后于5月的2日、16日和23日共举行三场全体会议，发言四十余人次，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面简称《讲话》）。

（一）关于对象性的问题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在鲁艺发表了一场演说，其中描述了作为合格的艺术家的标准：其一，要怀揣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远大的理想”；其二，要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其三，要具备“良好的艺术技巧”。

那么，一名合格的文艺工作者要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也就是“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座谈会中被反复提出、总结、推翻、再总结，最后得出我们文艺工作：“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又将服务对象的条件扩大：“要为人民服务，因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和财富的创造者。”同时，文艺工作者又是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不能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要做好“普及与提高”的工作：“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要求艺术家要与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因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3］

（二）关于文艺与政治的问题

针对当时文艺创作和文艺观上的两种倾向，《讲话》提到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一个是倾向于只追求完美的艺术形式而忽视政治观点，一个是倾向于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毛泽东在《讲话》中曾经说过：“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延安知识分子中曾有两种错误的倾向，既有片面强调政治观点而忽视艺术力量的，也有片面强调艺术力量而忽视政治立场的。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认识，毛泽东在《讲话》中设专节阐述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4］。党员艺术家要处理好创作自由和党性之间的关系，首先记住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一名文艺工作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文艺工作不能够仅仅是艺术创作，它肩负着政治任务，毛泽东解释道：“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坚决要求文艺工作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文艺工作要在政治和人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文艺为群众的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反对文艺为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服务，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服务。

（三）《讲话》的历史意义

《讲话》于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首次发表，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性理论成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讲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有力推动了文艺思想运动，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是中国20世纪文艺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探索的高度概括与系统化定位，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对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已经提出而长期未能解决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科学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新的命题，体现着一种理论创新精神，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具体相结合，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新的理论拓展和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5］。

《讲话》中的两个关键一方面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两个关键点的把握在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改变了文艺与群众脱节的现状，理清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明确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讲话》的发表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表述形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成果，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确立的标志。

三、北京文艺座谈会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发展

（一）关于对象性的问题

习近平在座谈会也提到“为了谁”的问题——“不能在为了谁的问题上产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他一针见血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他也谈到了自己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见解：“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帐。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习近平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讲话全篇都贯穿着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精神，提出了“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是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美学命题。首先人民是文艺审美的创造主体，人民生活是文艺作品的唯一源泉。如果文艺家只有自己的一己情绪，而对人民生活、人民的情感无所关联，甚至格格不入，创作的文艺作品就不可能感染人、激励人，也就不会有生命力。其次，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主体。伟大的实践、健康的生活和核心的价值观寓于人民之中。文艺家进行创作时，如果能尊重人民作为鉴赏与批评的预期受众，就会倾注最大热情，创造出精品力作。其次，人民是文艺审美的评判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评判者是创造最佳审美价值的标尺。尊重人民作为评判者，就要深入体察人民的审美需要，并用自己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审美享受［6］。

（二）关于文艺与经济的问题

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表述，这同新时代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这使所阐述的文艺理念更具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于文艺事业创作、表演、研究和传播，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作出了贡献。

今天我们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一方面，市场带来了多元的艺术需求，使艺术创作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特别是大量资金的涌进，促使各种门类的文艺创作获利巨大。另一方面，过度市场化又会给艺术创作带来伤害。所谓“三俗”，即庸俗、低俗、媚俗，就是过度的艺术市场化、商品化，疯狂无度追求利润所造成的必然恶果。在一些人眼里，文艺不再是教育人、鼓舞人的精神武器，而沦落为不择手段的敛财、捞钱的工具，因而导致一些文艺作品为了票房价值和经济利益而调侃崇高，颠倒善恶，混淆是非，用低级趣味等不健康的东西来吸引眼球。正是针对这些情况，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他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这一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文艺理论的最新论述，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文艺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提升［7］。

（三）北京文艺座谈会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论述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艺工作带有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紧紧围绕新时期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实际，提出和重申了一系列紧扣时代主题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观点、新思想、新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是科学性、系统性、指导性高度统一的纲领性文献，将指引中国文艺的前行方向，成为当前文艺工作者乃至全社会成员的政治教育的重要主题。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平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文艺理论，意义重大［8］。座谈会紧密联系文艺界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不断增强文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这次讲话站在新的历史时代高度，将成为指导中国文艺前进的精神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经济体制、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人民也正面临着多元文化矛盾运动中艰难的文化选择。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北京文艺座谈会的召开适应了人们迫切的需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大提升了我们对文艺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指导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指南。

四、两次文艺座谈会的联系

根据《讲话》的指导思想，我们可知要成为一位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发挥最大的政治作用，就要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将文艺工作普及到群众中，才能创作出大量的、丰富的、健康的优秀作品，从而将作品变为宣传团结抗战的工具，

反观现今这个和平年代，没有了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却有潜伏的暗涌激流，许多文艺界人士在利益的驱使下，在“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问题里再次陷入迷茫，他们不顾道德和责任，丧失了良心的坚守，他们不去正视现实，草率地对各种理论进行传播以及随意的添加和删除，成为拜物教的圣徒，带着文学这个光环来满足私欲，有的人的作品远离群众，远离实际，搞闭门造车，随心所欲，靠“无下限”的段子取悦大众，靠绯闻炒作来博眼球，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与人民群众渐行渐远。通读毛泽东、习近平两人在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可以看出，习近平讲话的重点，并不是要与毛泽东当年延安讲话的内容相呼应，而是着重指出当下文艺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不难从中挖掘到他们讲话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这既是历史的巧合，又是历史的必然。正视当前所谓的文艺界，习近平明确指出：“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他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正是继承了毛泽东《讲话》的基本观点，同时具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

距离《讲话》的发表已经72年了，虽然这在当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范本，但用时代性的眼光来看还是存在局限性的，比如我们早已进入经济建设和发展科技为核心的和平时代，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年代，新时代的文艺和文艺观必定会随之改变；虽然今天人民大众与战争年代里的人民大众有了不同的文化水准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水平，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为国分忧的爱国情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至今仍然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世界。并且，《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没有过时的，它所指引的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也绝不会过时；它所取得的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在今天也具有重要启示，是值得倍加珍惜的精神财富。

72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文艺思想成果的集中表现，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关乎了中国文艺的发展走向，关乎了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主要方向、基本性质，并对我国当代文艺实践的繁荣具有强劲的理论支撑的生命力；72年后，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两次讲话，体现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座谈会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精神贯彻，对于指导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具有新时代意义。

[1]傅其三.试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和发展 [J].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1):37.

[2]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3.

[4]张正光.论延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6)：158.

[5]宋建林.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3）：46.

[6]王晓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新表述：北京高校学者座谈习近平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综述[N].中国教育报，2014-11-12(6).

[7]正确把握两个《讲话》的辩证关系.http://news.12371.cn/2014/11/18/ARTI1416280865733100.shtml.2015-01-08.

[8]王瑶.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N].人民日报，20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