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社会：黎族现代化变迁

一、黎族现代化变迁研究目的

（一）发现与归纳

第一，了解地理环境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作为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是与整个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历史上除了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的“丝绸之路”，还有一条江南丝绸之路，其源头位于新昌县。沿今新昌江、曹娥江北上，接浙东运河西行，跨钱塘江、走江南运河继续北上，结合陆上驿道，跨江浙两省，从绍兴、杭嘉湖、苏锡常等地到南京，形成一条集蚕桑养殖区、丝绸工艺精品制造区、商贸聚集区为一体的丝绸产业带。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但只有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其他城市港口并无获此殊荣。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海南在清朝中晚期再一次陷入沉寂。这一历史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制订国家发展战略时对基本国情的把握，以及进一步认识如何利用现在的陆海统筹，经略海洋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了解文化的南方与政治的北方的关系。中国的历史，主要是表现为北方政治控制的历史。中央政权的建立依托经济中心进而建设并形成更大的经济中心，更有实力控制地方，应对和战胜分裂割据的政权。与此相联系，中央政权的存在，或者法制改革更先进的强大国家的存在（如春秋时的秦国），更能调动强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在古代，同样是多民族共生共存，男耕女织，狩猎牧养，由于岭南远离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边际更加冷落。但是到了近代，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却不仅成为政治革新的策源地之一，也是民主与科学思潮的重要基地之一。到了当代中国，更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改革的综合试验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如何认识它的传统基因价值，如何发扬它的社会开放性与兼容性。

第三，了解民族问题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的关系。过去的时代，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缘地带，影响国家稳定、政治控制的是中心区域。所以，由于地理环境、诸种政治，以及民生（民变）压力，民族问题在中国不是突出的大问题。并且，中国民族的宗教主体指向是融合、接纳而不是相互排斥和敌对，宗教纠纷引起的撕杀多表现在武侠小说中①。今天少数民族上层精英利用宗教闹分裂，那是宗教极端势力的手段，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主要是世俗的，宗教极端势力在中国没有历史基础。在此认知的基点上，我们思考民族和谐，就是要推进文化认同、族群认同，用制度与教育推进国家认同。制度指向权益分享，适度培育、保护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才能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这是一个治理性、建设性的话语体系，需要变量分析。

第四，了解民间技术与社会、民族共生的关系。科学技术开源于民间技术，技术史同时是社会史，世界史。以黄道婆的纺织技术而言，上下承继，属于原材料、纺纱技术、织造技术、染整技术、面料特点不断代际更新过程中的棉纺织技术改良的一个环节。在我国，机具纺织始于五千年前新石器时期的纺轮和腰机，西周时期具有传统性能的简单机械缫车、纺车、织机相继出现，汉代广泛使用提花机、斜织机，唐以后中国纺织机械日趋完善，大大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初期是原始手工纺织时期，然后是手工机器纺织形成时期和手工机器纺织发展时期。从黄道婆个人活动轨迹与纺织技术革新的角度，也可以看出产生于共同经济生活的民间技术，会反作用于民族和谐。

第五，了解民间技术与生产力、民生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一种智慧器物，是一种生产力和社会变革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1］恩格斯在他的《英国状况》中指出：“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2］他描述在欧洲较晚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奥地利，认为：“只要手工劳动一直都占统治地位，奥地利就能平安无事。”［3］一个基本事实是，历史上被普遍认可、怀念的文化、科技代表人物，其志向、业绩必与民本、民智、民心有关，而成功国家，即“有效政治成长”②，这种被称之为“有效政治成长”的现代国家，其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制度变革、调整必与民族、民生、民享有关。国家权力下沉，以及国家财政安排与民间社会的技术、智慧力量，包括民间科技人员的力量，农村社会内生的科技潜力的相互作用是怎样③，以及怎样避免和破除改革的“碎片化”“应急化”“ 部门化”现象。

（二）观点分享

第一，“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不同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国是家户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以家户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组织，家户内部农工商结合基础上的农工商互补经济，家户互助合作基础上的农村合作形式，家国共治基础上的农村治理体系。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尽管家户制一度被抛弃，但仍构成当下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制度底色。在当下及未来的中国农村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入挖掘这一基础性制度和本源型传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关联，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4］

第二，家户内部农工商结合基础上的农工商互补经济，是社会扩张和国家存续的血脉，根植于自给自足经济和半自给自足经济④，既强大而又脆弱。部分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部分发展成为工场手工业，以此渐进。男耕女织的时代家庭手工业产品少部分进入流通⑤，而产品的使用、消费和流通，一靠市场无形之手，二靠制度有形之手；进而，产品的前身是知识、技术、工艺，它是历史传承、群体切磋之间的高度个人化的创造，包涵着抵御饥饿、寒冷，改良生活的社会需求，是一种基于各种约束之下的理性选择⑥，新的家户制不仅解决了脱贫，而且因应生活便捷与市场交换、合作需求的城镇化，既是传统古老的农耕村落的终点，又是现代化的起点。

第三，农耕文明是向内发展的文明，工业文明是向外发展的文明。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其政治、地理、经济、文化发展的非均衡，尤其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策非均衡，给不同区域的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冲击程度不同，如何使其充分行使发展权利与分享发展利益，同时保持好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使命。民间技术人员、民间科学家是民间社会精英群体的重要组成部份，属于国家文明发展谱系的重要组成部份；民间文化创新的普遍性是乡村现代化的必然反映。在知识爆炸时代的背景下，就技术与社会关系而言，人类也到了思考“预防科学技术在发展方向及其使用中产生的副作用及危险性的设想——政治科学化理论”的时候［5］。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项目以动态的村落活动考察，联接历史页码中的技术与社会关系，解说黎族现代化。

对于民族问题的研究，国外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日]松本真澄《 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美]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德]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德]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美]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英]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等等。

国内民族问题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和发表大量论文，代表性著作有：金炳镐所著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民族理论通论》《民族关系理论通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二十年》等；徐杰舜等所著的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如《中国民族政策史鉴》《中国民族史新编》《中国民族政策通论》《中国民族政策史鉴》等。此外，民族问题研究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郝时远《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赵嘉文和马戎《民族与社会变迁》、周平《民族政治学导论》、《费孝通社会学文集·民族与社会》、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俞剑华《中华民族史》、王学萍《中国黎族》、满都尔图和卢勋等人《白沙县黎族卷·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等。

论文方面：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有361万多篇，其中集中讨论民族发展的论文有6万多篇，与少数民族发展相关的论文有9千多篇。与民族现代化相关的论文有5千余篇，与少数民族现代化相关的论文有565篇，关于黎族发展的论文15篇，关于黎族现代化的论文则仅有3篇。

上述研究涉及的主要要点有：1.关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研究。2.关于民族结构与民族属性问题的研究。3.关于民族关系理论问题的研究。4.对于民族政策的研究。5.关于当代西方两种民族理论的研究和关于当代西方民族理论渊源的研究。6.关于当代西方民族理论渊源的研究和关于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研究。7.关于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研究。

上述成果多属于系统宏观的研究，而微观的以田野实证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区域发展研究较为薄弱；已有研究主要是经验分析和政策制度分析，而对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的内在关联研究不够。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上，以具体历史人物活动导入的现实民族发展的政治学分析，本项研究是一个尝试。

（二）研究的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大国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一样，即工业化与城市化，又由于自己更显著的特殊性，即：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民族发展不平衡；二是与此相联系，现有城市化模式下，农村的科技、人才、文化等资源不断被转移，如何运用内源型条件和外源型条件，保持民族乡村的发展活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日益膨胀的城市衍生越来越多的问题，中国的国情也不允许过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因此，研究民间科技活动轨迹及民族乡村现代化风格，是一种解读社会主义农村发展趋向的有益尝试。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综合型全面性的现代化，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民众对改革利益和发展利益的分享。在过去的民族开发中，过去把着眼点主要放在固边上，而相对忽视了富民、民众素质与生活质量的提高；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又偏重经济增长，包括民族地区只重视大项目引进和房地产开发等，对底层现实问题的解决重视不够。底层现实问题与地方志上的历史人物、传统技艺、乡村小路、牲畜、电线杆上的广告标语、庙宇、商铺集市都有关系，它是“ 边缘”，也是前沿，它包括着“ 怪异”，更是常态。我们关注它，有助于减少理性思考之于制度建设之间的断裂现象。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面临着当代人类共同的三大关系和三大问题，即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解决好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共同生活以及如何幸福生活的问题。我国各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历史状态是进一步处理好这三大问题十分有利的国情背景。我国各民族分散在各省区市，混合居住，从各省区市看，少数民族聚居在一乡、一县，又是“小聚居”的形式，小聚居的少数民族区域内又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汉族区内也有少数民族聚居。而在今天技术与人口大幅增量与流动的情况下，观照小村落与小城镇的变迁，具有独特而有价值的视角。

2.实践意义。

第一，村庄问题是“三农”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是全民族问题：探询下一步怎么走？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以不足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创造了伟大的人间奇迹，但“三农”问题中的农民普遍致富在中国仍然没有解决，并且更重要的是农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离不开民族团结、民族地区的共同和谐发展。

第二，海南四面临海，是中国的第二大宝岛，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和“国际旅游岛”国家战略的前提下，如何让本区域实现经济社会“跨越”，不仅使各民族充分发挥发展权利和分享发展利益，同时又能保证本民族的平稳发展，留存好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具有与维护海南的清新空气、蓝天白云同等重要的意义。

第三，在现阶段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狭隘，包括汉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出现代际传承危机现象。如何维护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个性和资源不致丢失，并且适应旅游城镇化的需求，做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的良性转型，任务十分迫切。

第四，在中国多民族的共同体中，黎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古老族群，历史上主要聚居、蕃衍在海南，其人口在海南占第二位，是海南区域现代化的人力、智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海南，工作单位里，道路行走中，举目便是汉黎兄弟，基于陆海统筹战略的实施和南海开发的推进，包括本课题研究在内，可以进一步增添中原文化和海岛文化、海洋文化的丰富性。

我们深入乡村研究的样本是海南古老的三亚崖城黄道婆故里，此处是大陆当年最偏远、最临近大海的村落之一。崖州府衙设立在此处，整修后的崖州府衙廊间铭刻着历代北来名士，包括黄道婆的史迹简介，让我们先从这里走近历史和现实。

注释：

①十多年前，笔者因公去过贵州，贵州西部平坝县的天龙屯堡曾经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的边境屯兵点，这里有一个“三教寺”，寺庙大门上的对联：“信佛信道信儒即信善，思名思利思德不思邪”。“三教寺”不大，一进门是佛教供的弥勒菩萨和韦陀菩萨，再往里是平安灯，再走几步是大雄宝殿。佛教称“佛”为“大雄”，只是这里除居中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外，两边还分别供奉着玉皇大帝和孔子。院子正中的玻璃佛龛里供奉着自己的祖先——彩木塑像的铜盔铁甲明朝将军。而在号称贵州第一镇的青岩，也是朱元璋时代的驻军所在，并成为明、清两代的军事重镇。由于其密集的古建筑群，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和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氛，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古镇集一楼、一院、二祠、三洞、五阁、八庙、八架古石雕牌坊、九寺以及古城墙、古石桥为一体，展现明清年间具有贵州地方特色的建筑艺术和文化。青岩不少人家的墙上贴着“神”字，小镇上除了佛教寺庙、道观，还有一座基督新教教堂和一座天主教堂，是21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所建。两处明代古镇民居引起我好奇和思索。

②参见林尚立：《有效政治与大国成长》，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8年11月6日。

③这方面，远的不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投入倒置，军备竞赛，穷兵黩武，可为殷鉴。同时，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偏重民生福利，传统的方式是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代价是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据统计，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2，日本的1/11，创新对经济的贡献是40%，而发达国家是70%。这一问题并未根本改变，也是一种巨大的自然与社会的隐患。

④ 分别见汉代桓宽：《盐铁论·水旱》和刘安《淮南子·主术训》，一谓：“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又谓：“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经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

⑤直到人民公社时期这一现象仍然存在，也就是马克思在他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记得还在很小的时候，笔者家所在的生产队有一陈姓富农就自己纺织棉布，家里穿着、铺盖完全自备并极少量用于卖出和赠送。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不是技术产品，而是技术性劳动。至少是在我们家乡，在人民公社之前和人民公社之后更广泛行走在乡村的是木匠、篾匠、漆匠、弹棉花匠，还有就是补伞、补锅、修菜刀、剪刀、铣石磨等，他们出卖的是手工工艺和力气，请做活时当面称“师傅”，背后名曰“卖手艺的”。

⑥这同样可以用于解释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民外出打工现象的出现。

[1]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19.

[4]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J].中国社会科学，2013（ 8）.

[5]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2.

[6]于建嵘.岳村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