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杂剧女性意识的体现

○张 平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天水741020）

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奠基者，在他流传下来的18部杂剧中，有13部以女性为主角，这些旦本戏，有以风尘女子为主角的，如《救风尘》《谢天香》《金线池》，也有以寡妇为主角的如《窦娥冤》《蝴蝶梦》《望江亭》《陈母教子》《五侯宴》，还有以婢女为主角的如《诈妮子》，以良家女子为主角的如《拜月亭》《玉镜台》《绯衣梦》、《哭存孝》。本文就从关汉卿的作品探讨关杂剧中女性意识的体现。

一、关汉卿女性意识的阶层体现

关创作的女性形象代表的阶层，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权豪势要阶层迫害下的妇女，代表如《窦娥冤》、《蝴蝶梦》、《望江亭》、《五侯宴》；二是卖淫制度下的妓女，代表如《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三是门第婚姻制度下的妇女，代表如《拜月亭》、《调风月》。这三类作品概括起来，集中表现出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涉及面很广。关剧中有各种各样社会生活层面中女性形象，全面地表现了元代封建社会、揭示了社会黑暗面。《调风月》中的燕燕是受尽主子凌辱的丫头；《五侯宴》中的王大嫂是受尽地主压榨的乳娘；《窦娥冤》中的窦娥是受尽泼皮、酷吏折磨的寡妇；《救风尘》中的赵盼儿、《金线池》中的杜蕊娘、《谢天香》中的谢天香，是受尽嫖客蹂躏的妓女；即便是《望江亭》中的学士夫人谭记儿，也在权豪势要的逼迫下无处安身；即便是《拜月亭》中的将门小姐王瑞兰，也在门第观念下失去了婚姻自由……

这些妇女形象，尽管社会地位各不相同，但在关汉卿的笔下，都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压迫者、无助者，是社会中无权无势，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阶层，是甚至于不能保护自己生命的平民女子。关汉卿通过表现她们的不幸遭遇，反映了盘踞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诸如权豪势要、卖淫制度、门第婚姻的罪恶，从而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使得关汉卿创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具有了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第二，面对压迫顽强的抗争和对幸福的执著追求。关笔下的女子，无论是面对社会对弱者的压迫还是命运对个人的压迫，始终表现出妇女们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对于美好人生的执著追求。

有“花花太岁为第一”的杨衙内，就有能够“着那厮磕着头见一番”的谭记儿；有杀人“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的葛皇亲，就有支持三个儿子为父报仇，直令仇人“血泊内也停尸”的王婆婆；有认为“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桃机太守，就有痛斥“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窦娥；有“骑马一世”惯于玩弄女性的花台子弟周舍，就有让他在“驴背上失了一脚”，反被玩弄的赵盼儿……

关汉卿笔下的妇女形象很少是安于命运摆布的可怜虫，而是敢于同压迫者针锋相对的勇士。即使是开始如窦娥般柔顺，最终在戏剧矛盾中也成长为抗争复仇的女神。

第三，反映各阶层女性的遭遇和理想，赞美她们的美好品格。这些形象本执著于自己的生活意愿，要求并不高。窦娥只要做一个尽孝守节的寡妇，赵盼儿作为姻花妓女，也只想拣个称意人从良嫁出去；至于婢女燕燕，能够成为主子的侍妾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些生活愿望完全按照封建秩序的规范行事，不仅不为过，反而见其可怜。但是，关汉卿通过展示她们的遭遇告诉观众，在她们生活于其间的现实社会里，就连这种可怜的愿望也会因横遭恶势力的残害无从实现。关的杂剧以忠于现实生活发展的逻辑，令人信服地反映了她们从逆来顺受到被逼无奈奋起反抗的进程，肯定了这种社会最底层的、最原始的女性弱势群体作为“人”的觉醒和抗争。面对来自不同阶级的压迫，这些形象在忍无可忍的愤怒中郁积了对压迫者的深仇大恨，反抗起来便十分勇猛。面对剧中人物不幸的遭遇，作者往往通过令人快意的结局使剧中的苦难有消解，让观众既宣泄了内心对社会对人生的不满，又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安慰和满足，有人认为这种“团圆”结局削弱了关汉卿杂剧的阶级反抗性，但我认为，关对所有女性形象安排比较圆满的结局，除了自己内心在现实的缺失中补偿心理需要这种圆满，更多的是对女性爱护、同情、保护、尊重的意识，这也是关汉卿女性意识的直接表现。

二、婚姻中女性意识的体现

在封建婚姻中，阶级地位总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它以“门当户对”的形式表现出来，构成了门第婚姻制度。到了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元代，统治者为了标榜自身血统的高贵，以利于民族、阶级的统治，更把门第视为婚姻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样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可能被排除，酿成了一幕幕的婚姻悲剧。基于这样的认识，反映冲决门第婚姻藩篱的作品具有的战斗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

其实上层的大家闺秀在元代也是十分悲惨的，即使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千金小姐也禁锢于礼教的囚笼之中，毫无人身自由和婚姻幸福可言。她们一生活在父母的掌握之中、闺房之内，婚姻听凭父母做主，是门第制度的附属品。这些宦门小姐表面上锦衣玉食，可她们内心的苦恼，封建教条加在她们身上的重荷又何其少呢？

关笔下的宦门小姐王瑞英、王闺香等就试图冲破这道藩篱争取婚姻的幸福。她们的情爱是不带阶级偏见及功利目的的，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现代情爱观的因素，是应当得到同情与肯定的。可偏偏有封建教条、封建家长阻断她们对幸福婚姻的追求，于是这些女子向封建家长宣战，向门第婚姻挑战，以自己不屈服的个性走自我婚姻的路。

《拜月亭》中的王瑞兰本是娇羞怯懦、足不出户的兵部尚书之女，她与蒋世隆在患难中萌发了爱情，并结为夫妻。势利的王尚书容不得一个穷秀才女婿，硬要拆散一对恩爱的夫妻。瑞兰迫于父亲的权威，只好违心地离开夫君。《拜月亭》揭露门第婚姻制度的罪恶：为了维护自己终身富贵和显赫家门，封建家长不惜拍卖子女的终身幸福！瑞兰就是这样被送上了门第婚姻的祭坛。但是瑞兰的坚持与蒋世隆的高中最终成全了这对姻缘。

至于绝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的女子，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她们有的是作为纨绔子弟的玩物，有的是任由主子买卖欺凌的婢女。正因为没有人身自由，处在最卑贱的地位，她们对幸福的向往也是最基本的、最底层的，求得人身自由，挣脱枷锁，改变处境，向往“人”的生活成了她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奋斗目标。这些不幸的女子，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她们的“目标”，她们做“人”只有通过婚姻来实现。

《调风月》中聪明伶俐的婢女燕燕，爱上了与她自己地位极不相称的贵公子小千户，并希望借此摆脱奴役，实现弃贱从良的愿望。但薄情的小千户要娶贵族小姐莺莺为妻，这使燕燕悲痛交加，针锋相对。她性格倔强，不肯善罢甘休，借说媒之名，行破亲之事，破亲不成，便不顾尚书、世袭千户的赫赫声威，大闹婚礼，控诉小千户的背信弃义，诅咒他们的婚礼。这样一个位卑势弱的小丫头竟以正压邪大获全胜，相公夫人不得已“许第二夫人做”。这本身是对封建礼教门第观念的攻击和嘲笑，也是对灭杀人性的奴婢制度的抗议，明显鼓励着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罗网，破除门第观念，争取人身自由，体现了剧作家对人性的尊重。

至于《望江亭》中的女主人公谭记儿，守寡了整三年，打算出家和白道姑做伴，她不为守“三贞九烈”，更不是看破红尘，只是希望能结束孤单的生活。她对白道姑说的真心话表现了想再嫁的心情，可为什么她要被迫走向出家呢，我觉得还是婚姻不平等观念造成的，古代男子三妻四妾很正常，男人只要有权势娶多少老婆都可以，不会受到社会的诟病，然而，女人只要嫁过人了，就很难再有个好归宿，要么寡居要么嫁做妾。谭记儿在这样的社会婚姻观念中不肯轻率俯就，一直寡居。她作为人向往爱与被爱、向往成双成对，即便是寡妇，也坚决要求“一夫一妻”，要求被尊重的婚姻。白道姑将她介绍给侄儿白士中，她的内心虽然已被说动了，但仍假意推脱，这种反应不是虚伪，而是因为她深知“寡妇再醮”的难处。最终，谭记儿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赢得了美好的第二次婚姻。

再如《金线池》《谢天香》中两个妓女都对爱情赤诚有着各自不同方式的追求。由此来看，关杂剧中女性的爱情意识是具有历史的新变。

这种要求婚姻自主、男女在爱情上的平等、把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主动追求爱情等观念，就是放在今天也不能说是落后的，所以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是女性意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