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因素变化与中国周边外交转型

许 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哈尔滨 150025）

近些年，围绕着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转型，地缘政治理论研究逐渐重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少数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世界安全，抛出了“中国威胁论”等口号，在国际关系中按照冷战思维来处理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经济上联合亚太国家提出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摩擦近年来也呈现上升趋势，中日、中菲、中越、中印等都在领土、领海问题上有矛盾。面对以美国为首的战略围堵和亚洲国家内部之间的矛盾，中国应该如何转变自己的周边外交战略来缓解周边外交之困并且让世界了解中国发展对周边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是有益的，而不是威胁，是摆在目前的重要课题。胡志丁等研究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并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地缘状况，提出构建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几点启示:第一，新地缘政治理论要符合当前中国的空间冲突;第二，其要符合中国的实力或权力大小;第三，其要有利于构建中国的空间关系[1]。这是一种基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新时代研究视角。确立新地缘政治理论还需要一种超越国家利益与历史恩怨羁绊的价值文化，在处理中国与周边地缘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从文化价值观的一致性与经济利益的命运共同体角度去构筑相互依存的和谐新地缘政治。

一、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到新地缘政治

瑞典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第一次提出“地缘政治”（geopolitics）这个概念[2]。地缘政治理论被创立开始就一直备受争议。但是，从它诞生之时，就具有维护国家安全战略的地理学与政治学意义。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求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国际关系所致的地理格局构成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2]。它研究国家如何在当下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下来考量自身的实力、拓展自己的国土空间与争夺其他国家的资源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整个世界处于帝国主义扩大势力范围、抢夺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大背景下，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对地理空间的拓展与限制来谋求国际政治领域的霸权地位，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构建地域安全体系建立军事霸权。从帝国主义向外开始扩张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世界都是在围绕地理空间与政治权力的霸权进行斗争。这种围绕“高级政治”进行的斗争也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的。

1904年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讲稿中认为，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对整个世界政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提出了“枢纽地区”“外新月形地区”“内新月形地区”概念。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通过观察一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哈·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将“枢纽地区”改为“心脏地带”，将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合并统称“世界岛”。至此，陆权论（心脏地带理论）指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统治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3]。20世纪40年代，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在批判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基础上，从美国的战略出发，强调整个欧亚大陆和海洋的重要性，提出“谁支配边缘地区，谁就控制着欧亚大陆，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掌握着世界的命运”的“边缘地带理论”[4]。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区别于麦金德提出的陆地对国家的战略意义，认为海洋影响到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向外进行战略空间拓展的能力。海洋是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重要战略通道，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称霸，就必须拥有能够自由航行的海洋。马汉强调，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是维持强大的海权所不可或缺的部分[5]。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卡尔·豪斯霍弗在海权论与陆权论的基础上并继承了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提出了国家存在的生存空间观点。国家有机体的生长与发展依赖于生存空间的获取。他还提出传播民族文化是征服空间最有效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大空间经济论”[6]。此后，还有意大利杜黑的空权论等。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逐渐由陆地单一的变量向多元变量（海洋、天空、文化、经济）研究领域扩展。

二战以后，冷战的出现使得地缘政治理论重新开始受到重视，美苏两国围绕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争夺势力范围和相互遏制的斗争。但是这种国家之间的相互遏制的地缘战略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的危害，国际政治局势维持了一种多重力量的动态平衡。根据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美苏两国在东欧、亚洲展开了斗争。此后，许多政治学者都在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基础之上融入了许多时代发展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更加注重地缘经济的影响，围绕地理因素考虑的不仅是国家土地空间的拓展和政治军事霸权的主导。而是主张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合作，国家之间的竞争由“零和博弈”转向“非零和博弈”。如地缘经济、地缘文化、文明冲突、软权力，都是国家间竞争的不同地理尺度[7]。王逸舟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中指出:“地缘政治的观点必须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8]科学技术的发展、全球化、区域化的经济贸易与资本的跨国界流动等因素在空间和权力上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主导，整个世界越来越开放。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国家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地位，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正在上升[9]。在现时代，地缘政治不再是以通过侵略扩张而获取土地和资源为中心的理论了，而是争取经济与科技的优势以及地理的基于为中心论点的理论动力[10]。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已发展到新地缘政治理论。首先，从现实主义观点出发，国家之间的斗争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需要。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观念甚嚣尘上时，国家之间必然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是国家利益[11]。其次，天下大势，治乱相替而已，大乱之后必有大治，大治之后才能是大合，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从乱到治的转变，必然是对之前的反思与发展。新地缘政治理论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强调整个世界的整体性，在全球化经济贸易的相互得益中加强对世界危机的管控与预防，达到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政治的相对稳定。再次，研究新地缘政治对国家对内对外的影响，要坚持在“时间绵延与空间延伸上的统一”[12]。国家的外交战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起到效果，因而要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因素的基础上坚持战略定力，加强策略性研究并考虑多重因素的影响。新地缘政治既是一个国家拓展国际视野必须考虑的因素，也为国家的安全稳定、繁荣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研究视角。

二、中国新地缘政治环境

（一）中国周边新地缘政治状况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周边外交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战略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冷战的因素和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这时期爆发了朝鲜战争，出现了中印边界问题和中苏关系的恶化问题;第二阶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中国亟需吸引外资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日本、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发展进一步密切;第三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中亚国家逐渐独立，中国适时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双边外交关系，中俄关系的建立与进一步发展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步骤。同时，中国与韩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经济贸易上的往来更加密切。

当前，中国周边外交情况比较复杂。具体表现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在经济上表现活跃，但是在政治、安全上合作相对冷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围绕南海问题“剑拔弩张”;中日钓鱼岛争端，朝核危机等使得整个亚洲安全面临失序的危险;从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到2010年，中国与上合组织的经济贸易快速发展，10年间贸易额增长了7倍，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五国的发展更加紧密。同时，围绕着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不断加强与中亚国家在安全、反恐领域的合作，上合组织是保障我国西部、西南安全的重要合作平台。但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围绕经济合作带来的外溢效应并没有给安全合作上带来正回报。一方面，中国发展的溢出效应带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成为推动亚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让周边国家陷入群体性恐慌，一些国家心理出现失衡，恐惧中国的强大会危及他们的安全[13]。

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仍然面临着“高级政治”领域的诸多问题，例如领土争端、传统安全等，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低级政治”的合作领域更加密切，弱化了传统政治、军事领域，凸显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国家之间在某些领域的认同越来越一致，社会意义上的合作领域更容易得到不同国家之间青睐。“低级政治”领域的合作例如气候变化已然不仅是个环境和技术问题，而是成为缓和地缘政治格局和强化地区和平的重要环节。

（二）中国周边新地缘政治的影响因素

外界因素:美国重新关注亚洲，美国的“重返亚太”主要考虑是中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对中国的“隐形”遏制战略:既保持接触，又多方施压，加紧渗透[14]。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致力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中日钓鱼岛争端、朝核问题、南海问题包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都会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美国“重返亚太”有多种原因:第一，从亚洲各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亚太国家对中美存在“二元依赖”，即在安全上更多依赖美国，在经济上更多依赖中国，与此同时，对中美又存在“双重依赖”，即经济和安全上都与中美两国相互依存[15]。这种交错的关系让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谨慎地寻求平衡，在利益互动中权衡。这种“双核驱动”结构不仅不利于亚太地区可持续、健康的发展，而且还将导致中美之外其他国家的选择路径依赖矛盾，最终耗尽平衡的资本，只剩下利益的交换，不再有战略互信可言[13]。第二，从美国角度看，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认为，随着中国在亚洲国家的崛起，必然主导亚洲地区秩序，使得亚洲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增强，美国需要联合亚洲国家遏制中国的崛起。第三，亚太地缘因素，亚太地区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随着整个地缘格局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主导亚太秩序是美国的主要外交战略之一，美国积极构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方面想主导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另一方面想通过主导新型贸易游戏规则来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内部因素:内因对外因起决定性作用，美国等国家对亚洲地区的影响主要是亚洲国家内部因素决定的。经济上，亚洲各国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地域结构与历史等原因，亚洲各国工业基础发展较弱，比如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和渔业资源丰富，中西亚地区能源资源充足，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地域性经济结构的差异十分明显。文化上，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有1000多个民族，围绕着民族问题亚洲国家之间经常会发生地区冲突。同时，亚洲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教派冲突也是造成地区安全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安全上，亚洲国家之间缺乏有效的安全机制，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亚洲国家始终未能寻找到一条正确保障亚洲的安全框架机制。一方面，受这种特殊的文化影响，亚洲集体意识还不能够得到各个国家的全面认同;另一方面，亚洲地区的热点就是围绕着领土与领海争端，2011年日本政府导演的钓鱼岛国有化闹剧，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2013年中国在东海划定了航空识别区以及中国正常巡航钓鱼岛海域。南海问题始终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基本上保持了南海地区的稳定，2012年以来菲律宾等国在南海不断生是非，中国的强有力行为给东南亚国家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何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合作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课题。

三、中国周边外交转型

从地理环境上看，位于太平洋西部、亚洲东部，陆海兼顾，陆上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多达14个。历史上，由于文化和亚洲特殊的地理因素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模式”，即“朝贡体制”[16]。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的地缘政治优越感使得亚洲文化特别是东亚文化具有很高的同一性。进入近代以来，亚洲国家被纳入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亚洲国家开始走向独立，具有民族自觉性的国家逐渐开始苏醒，亚洲也开始进入了新的地缘政治时代。

中华文化中一直深藏着和平的基因，中国外交的根基与价值选择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历史上，中国以天朝自居，但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仍然恪守“和”的价值思想。中华文化的道义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价值维度为近现代中国外交的价值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大背景下，选择了站在广大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了一种“斗争哲学”，即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决策的主要依据[17]。但是，亚洲国家大多是新兴的民族国家，历史上和中国一样被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过，中国在和这些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周边国家，即使是对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历史上侵略过我们的日本，也是如此，中国开启了中日两国之间外交交往的新纪元。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转变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决策依据，以国家现实利益代替意识形态，加强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和平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大国性与主动性是新时期周边外交的深刻体现，以前的外交更多的带有刺激－反应式色彩[18]，更多地倾向于危机管控，是一种底线思维，缺乏一种崛起大国成长后的主动性与顶层设计。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是讲求道义的国家。金灿荣在研究中将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归结为“三个要点”并将其概括为“两个机遇互动”及“和平发展的辩证统一”[19]。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是相互相促进的，和平的发展环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外交方式上，更加注重公共外交的作用，加强民间交流，展示中国的形象，通过民间交流也加深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为推进整个外交战略提供“软环境”。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统筹多方面合作，利用好比较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全面推进周边外交[20]。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外交理念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全球事务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将承担更大的责任。要不要继续执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思想，是新时期中央领导人面临的重要抉择。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最具亮点当属围绕周边外交开展的一系列重要活动。习近平对周边国家的“点穴式”外交与重大周边外交战略理念的阐述，是对以往外交政策中遇到的问题的有力实践[21]。

“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构想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来的，其目标是为了实现沿线国家的资源、政策、道路、贸易和民心的互联互通，构筑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和发展，这一具有历史和时代双重意义的战略构想，是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的重要纽带，也是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从丝路基金的设立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备，中国在周边外交领域以及提升国际话语权上逐渐走向主动。“一带一路”的构想与实施，是中国在新地缘政治环境下的周边外交战略与具体政策的主动转型。

（一）赢得战略主动，统筹内外发展大局

战略上的主动既是为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提供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也是我国统筹国内国际形势推动地区和整个世界朝着更加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的有力实践。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22]。国内东中西发展差距还是很大，东部经济逐渐向以高新技术和资本引领阶段发展，经济发展以及整个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提升中西部经济发展需要内外兼顾，提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实施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从国家利益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城市与国家提供发展资源与发展机会，构筑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实现经济的互联互通。

（二）以整体带动个别问题的突破，重塑周边外交

张洁认为，虽然中国与周边有关国家存在着领土、领海争端，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周边环境还是比较稳定的[23]。以往，我们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时，经常会遇到第三国的质疑。比如，中国在与东盟国家发展经济时，经常会受到东盟与美国关系的影响，致使这些国家与我国的合作受限。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应该是以整体规划带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互动，“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整体性考虑:向西，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加深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实现中国的战略西进目标;向东，可以打破美日在东部地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向南，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向北，与蒙古、俄罗斯巩固友谊。密切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破解美国“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重返亚太”带来的安全问题，实现整个亚洲经济的互联互通，带动整个周边国家加强全面合作，实现地区的和平、繁荣和稳定。这是“一带一路”战略所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也是中国周边外交整体性安排的目标所在。

（三）消除疑虑，既体现大国外交的引领性，又注重共同发展的平等性

中国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实现在崛起过程中与崛起后能够实现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任务。“一带一路”本身就具有普惠性与包容性，中国提出这个战略是自身实力增强的主动表现，中国需要为自身和地区带来繁荣，也需要将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普惠于人。打破经济贸易壁垒，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新秩序，这既是大国外交的深刻表现，也是综合国力上升的重要体现。新地缘政治背景下，中国在周边外交领域一系列的活动首先需要让周边国家不感觉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威胁，更不是要寻求地区强权。中国是亚洲的大国，更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包括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在内的许多重大项目，要本着在中国的倡议下实现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摒弃传统的思维与发展的不平衡。

四、结论

地缘空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新地缘政治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转型重点研究的课题。但是，传统研究视角在新时期背景下的新定位，融入了许多时代因素，也赋予了中国周边外交新的活力与挑战。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更加频繁，各领域交流也在进一步深化，亚洲要接受大国基于实力基础上的权力角色的转化，也应该适应亚洲新的空间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要在经济联系密切和文化价值认同上的基础上，也需要考虑外来权力进入后亚洲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新地缘政治环境下的亚洲国家都在寻求崛起，亚洲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对地区稳定和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处理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1] 胡志丁，骆华松，葛岳静.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研究视角及其对发展中国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启示[J].热带地理，2014（2）.

[2] 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M].李亦明，徐小杰，张荣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3] 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5] 马汉.海权论[M].梅然，萧伟中，译.北京:中国言时出版社，1997.

[6] 丁力.地缘大战略: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战略选择[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

[7] TAYIOR P J.A materialist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geography[J].Trans.Inst.Br.Geogr.，No.7，1982.

[8]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9] COHEN S B.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M].Rowmann＆LittleField，Lanham，Maryland，2003.

[10] 刘雪莲.地缘政治学与现时代[J].东北亚论坛，2000（1）.

[11]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12] MACKINDER J O.The Human Habitat[J].Scottish Geographicai Magazine，1931（7）:268.

[13] 张建.中国周边外交再思考[J].当代世界，2013（6）.

[14] 葛瑞明.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报，2000（2）.

[15] 中评社:中国应积极平衡美国在亚太影响力[EB/OL].[2013－01 －20].（2015 －01 －10）.http://oversea.huanqiu.com/political/2013 －01/3597587.html.

[16] 唐彦林.中心—边缘模式:古代朝贡体制下的中国与东亚（先秦—1895）[M]//东亚秩序变迁中的中国角色转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7] 庄虔友，杨束芳.和平发展战略与中国外交转型[J].理论研究，2008（4）.

[18] 李开盛.中国周边新政[N].东方早报，2014－01－09（A17）.

[19] 金灿荣.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特点[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20]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3－10－ 25].http://news.xinhuanet.com/2013 － 10/25/c_117878944_2.htm.

[21] 佚名.中国“点穴式”外交经略周边 更灵活务实[EB/OL].[2014 － 08 － 22].http://www.chinanews.com/hb/2014/08 －22/6520170.shtml.

[22] 高虎城.深化经贸合作 共创新的辉煌——“一带一路”战略构建经贸合作新格局[J].国际商务财会，2014（6）.

[23] 张洁.“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意义与外交创新[EB/OL].[2015 －01 － 15].http://ft.people.com.cn/fangtanDetail.do?pid=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