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儒学的旗帜—《孟子》

李荣胜

要了解《孟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应该首先了解孟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出生在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望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子出生那年是公元前372年，距离孔子去世已经107年了。

孟子的经历与孔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孟子自幼丧父，靠母亲织布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十分清贫。青年孟子后来投身子思（孔子之孙）的弟子门下，专心研习《诗》、《书》和儒家学说。后来，也开办私学，教授学生。40多岁后，面对兵荒马乱的战国社会，孟子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以他渊博的学识推行儒家的仁政思想，力图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孟子先后到过齐、宋、邹、鲁、滕、魏等国，但各国国君都不能接受和采纳他的仁政思想。年过花甲的孟子晚年回到家乡，一面讲学育人，一面与他的弟子一起著书立说。诚如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的：“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译成白话是：孟子回到家乡，在自己的学生万章的协助下，研读整理《诗》、《书》，陈述表达孔子的本意，写出了《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孟子于公元前289年逝世，享年84岁。民间百姓常说的“73、84是人生两个大限”，就是后世把孟子寿数和孔子寿数（73岁）联系在一起而产生的。

《孟子》一书的总体结构与《论语》有很多相同之处。一是贯注全书的思想与《论语》一脉相承，可谓思想相同；二是全书仍是语录体，每段语录为一章，每章之间并无逻辑关系或内在关联，这与《论语》体裁样式相同；三是全书分篇，每篇并不环绕一个中心，均取第一章首句的前二、三字为篇名，如：第一篇第一章首句是“孟子见梁惠王”，第一篇就定名为“梁惠王”；第二篇第一章首句为“公孙丑问曰”，第二篇就定名为“公孙丑”，因此篇名与每篇内容并无联系，这与《论语》分篇、取名相同；四是各章语录的结构形式与《论语》相同，大体分两类：一类语录是孟子一生与君王名士和门人弟子的对话，一类是孟子自己阐述观点的语录。所以，从汉代起就有人认为《孟子》一书是依仿《论语》而作。

《孟子》一书还有很多地方与《论语》不同。比如：全书总字数不同。《论语》一万五千多字，而《孟子》三万四千多字。比如：全书总篇数不同。《论语》分为二十篇，而《孟子》分为七篇，就算每篇都分上篇下篇，也只有十四篇。再比如：每章（即每段语录）字数不同。《论语》绝大部分每章十几字至几十个字，个别章过百字，最多的一章也只有三百多字，而《孟子》绝大部分每章都有百字之多。这大概由于《孟子》一书是他本人参与撰写、修改所致，而《论语》则是孔子去世后，由弟子们编篡而成。这也算是不同的一点吧！

当然，最大的不同是，孟子全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道德修养方面，在儒学理论方面，在政治与社会实践方面，他的思想，就算放在当今社会来考查，也是足以令人钦佩的。

《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一生的主要经历和言论，开篇第一章就旗帜鲜明地捍卫孔子的仁爱思想，实在令人震撼。原文如下：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音：yàn）。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如下：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有什么高见，能有利于我的国家吧？”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开口就谈利益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做君王的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国家？’做大夫的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的家族？’士人和百姓说：‘怎样才能有利于我自己？’那么，就会使举国上下相互争夺私利，而国家就很危险了如果把仁义丢到脑后而利益当头，那他们不把全部财富夺去，是决不会满足的。没有一个重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亲人，没有一个重道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国君。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足够了，何必一开口就谈利益呢？”

这是《孟子》一书的第一篇第一章。孟子为何将此段作为全书的开头？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孟子开篇就讲“仁义”，实在是一步就进入了孔子开创的儒家核心理念。而孟子把“仁”和“义”紧密联在一起，又是对儒家思想的一大贡献。时至今日，“仁义”二字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信口谈话的专用名词，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孟子的这段话集中阐述了一个治国的基本理念—以利治国，必为利所害；以仁义治国，必国泰民安。反观今日之社会人人开口必言利，人人做事必为利；为了追求私利，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行为四处泛滥，为追求私利为官不仁，贪污受贿者时有披露，为追求私利甚至杀人谋利、杀人泄愤时有发生。面对这种置仁义与道德于不顾的社会现状，难道不应该在读到《孟子》如此开宗明义的开篇时加以反思吗？

孟子在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上贡献无与伦比，后人将孟子称为“亚圣”是当之无愧的。

在儒学理论方面，孔子把“仁爱”的思想做为儒学的核心思想，而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性善论”，反过来成为了儒家仁爱思想的理论基础。孟子认为人性向善是人类先天的良知，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正是由这四种心产生出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人类行为规范。孟子的“性善论”十分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借鉴。

在孟子的战争观中，他继承了儒家战争观，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一个是“春秋无义战”。孟子认为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都是不顾老百姓死活，大小诸侯之间争夺利益的战争。孟子的另一个观点是：“仁者无敌。”孟子认为，战争是分正义和非正义的，其界限就在于老百姓对战争高兴不高兴。正因为孟子把老百姓高兴与不高兴做为界定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分水岭，他才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样具有普世价值的结论。

在孟子的仁政观中，首先，孟子认为，君王施仁政就要关心老百姓疾苦。其次，孟子主张，君王施仁政就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老百姓有自己的财产。第三，孟子提出，施仁政的君王必须“与民同乐”。

在孟子的君民观中，民本思想升华到儒家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有三个观点令人十分钦佩。其一，孟子从夏桀、商纣丢掉天下的教训中，得出结论：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其二，孟子认为，天子（或称国君）是为天下老百姓而立的，没有天下百姓，哪里来的天子？其三，孟子在论述到君与民的关系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为历代志士仁人所推崇。“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说：老百姓最重要，其次是江山社稷，相比之下君主较轻。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中具有常青意义。2000多年前的孟子就提出要把人民放在最重要、最尊贵的位置上，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政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