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文加点两则辨疑

2015-09-10 07:22刘永强
文史杂志 2015年2期
关键词:隋文帝高祖文帝

刘永强

正史中在公文上以加点为标识暗号的例子,较早有高欢与侯景之约。史家以为高澄于此事处理不当,造成了侯景的叛魏归梁。

据《北齐书·神武纪》记载,高澄“为神武书召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背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l]

又据《南史·侯景传》记载,侯景“及将镇河南,请于欢曰:‘今握兵在远,奸人易生诈伪,大王若赐以书,请异于他者。’许之。每与景书,别加微点,虽子弟弗之知。”[2]

同书又记载“及欢疾笃,其世子澄矫书召之。景知伪,惧祸,因用王伟计,乃乙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台郎中丁和上表求降。”[3]

两书记载大致相同,但细究起来,有诸多疑点。首先,就高欢来说,史载他“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4]很明显,这样性格的人是不会非常信任自己的文臣武吏的,因此不太可能与侯景有如此之约。况且,侯景专制河南,拥兵十万,早就成为高欢的猜忌对象。他在病笃之时对高澄言道:“(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驭也。……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5]可见高欢非但猜忌侯景,连自己身后制约侯景的人选都已经为高澄想好了,这就更不太可能与侯景有文旁加点之约了。其次,就高澄来说,他在十二岁的时候“神情俊爽,便若成人”[6],“时事得失,辨析无不中理,自是军国筹策皆得预之”[7],更是在年仅l5岁(天平三年,公元536年)时入朝辅政。至高欢去世(武定五年,公元547年),他已参与政事长达十余年。如果真有此事,而高澄不知情,不太可能。退一步来说,文旁加点之约,或许因高欢生性多疑,“虽子弟弗之知”,那么在其病笃之际也就没有继续隐瞒高澄的必要;因为既然连应对侯景之法都已经交代高澄,还不告知此事,难道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徒留祸患,让他自找麻烦吗?这于情于理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对于此事,还是吕思勉先生说的最有道理:案神武(即高欢)猜忌性成,从未闻以将帅为腹心,而自疏其子弟;况文襄(即高澄)在神武世,与政已久,神武与景有约,文襄安得不知?说殆不足信也。[8]

至于侯景书到不至,应当主要是受到高氏父子的猜忌而“惧祸”。再者,高澄虽然参与政事已久,其才能也为朝野所认可,但毕竟年轻,素为侯景所轻视,“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9]二者之间已经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高欢死后,侯景必不能为高澄所容。所以,且不说高欢与侯景约定文旁加点之事以及高澄矫书召景事不可信,即使是高欢的真书,侯景也不可能在高欢病笃之际冒险赴召,所以之后的叛魏归梁也就很顺理成章了。

之后有隋文帝与其子杨谅之约,此事仍是诸多可商榷之处。据《旧唐书·屈突通传》记载,“及文帝崩,炀帝遣通以诏征汉王谅。先是,文帝与谅有密约曰:‘若玺书召汝,于敕字之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及发书无验,谅觉变,诘通,通占对无所屈,竟得归长安。”[10]

又据《新唐书·屈突通传》记载,“炀帝即位,遣持诏召汉王谅。先是,文帝与谅约,若玺书召,验视敕字加点,又与玉麟符合,则就道。及是,书无验,谅觉变,诘通,通占对无屈,竟得归长安。”[11]

又据《资治通鉴》记载:“及高祖崩,炀帝遣车骑将军屈突通以高祖玺书征之。先是,高祖与谅密约:‘若玺书召汝,敕字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及发书无验,谅知有变。诘通,通占对不屈,乃遣归长安。谅遂发兵反。”[12]

这里仍然有一个最大的疑点,即隋炀帝对文帝与杨谅之约知情与否。众所周知,隋炀帝在未为太子之前已经历诸多政治磨练,多方参与国家政事。抛开这一点不说,隋炀帝自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一月被立为太子,此后每当隋文帝到仁寿宫避暑时,都是他监国处理政事。[13]在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正月,隋文帝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14]。可见,相对于高澄来说,隋炀帝不但参政已久,而且更深一层,亲身处理国家所有重大事项长达半年时间。(隋文帝于仁寿四年七月驾崩。)若真有隋文帝与杨谅之约,炀帝不会不知道。

再者,仔细分析这三条史料,可以发现对此事的记载大致相同。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新、旧《唐书》都说炀帝遣屈突通以诏征杨谅,并未说明是隋文帝诏书还是隋炀帝诏书,而《资治通鉴》则明确指出是高祖(即隋文帝)玺书。其二,三书不约而同地指出杨谅认为诏书有蹊跷,事情有变。其三,面对杨谅的诘问,屈突通“占对无屈”。对于第一、三点,屈突通所持的应当是新皇诏书,因为据《隋书·高祖纪》所公布的遗诏中并无征召杨谅之事;且隋文帝驾崩后,炀帝即位,成为合法的皇帝,没有必要再用已经驾崩了的文帝的诏书征召杨谅。正因为如此,屈突通才能有底气面对杨谅的诘问“占对无屈”。

对于第二点,恐怕应该从杨谅身上找问题了。应当说,杨谅是很受隋文帝宠爱的,在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被立为汉王,之后在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又成为雍州牧、上柱国、右卫大将军(后转左卫大将军),在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为并州大总管,所辖地“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15]之后他又在辽东之役、突厥犯塞时两为行军元帅,可谓位高权重,显赫一时。不过高处不胜寒,“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以太子谗废,居常怏怏,阴有异图。”[16]又“及蜀王以罪废,谅愈不自安”[17]。由此可见,杨谅在太子杨勇被废黜以后,对炀帝被立为太子是心怀不满的,同时也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在炀帝遣屈突通征召自己之时,以诏书有问题为由诘问屈突通,企图在法理上占据有利地位。然而,杨谅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使他和文帝真的有敕字加点之约,那么在隋炀帝即位以后,此项约定也已经自然失效了。这一点,身为并州总管府司马的皇甫诞看得尤为清楚,认为此时“君臣位定,逆顺势殊”[18],数次力劝杨谅奉诏入朝,守臣子之节。无奈这位汉王心中早已觉变,不但没有听劝,反而在囚禁皇甫诞后不久便发兵反叛了。而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于此事所记,对杨谅多有袒护,几乎是在引导读者产生炀帝得位不正的遐想。大概是因为隋炀帝被贴上暴君标签,又是亡国之君,史家有意对其多所指摘以警示后世之君吧!不过,纵使隋炀帝有诸多不是,将一些捕风捉影之事强加在他身上,总归不甚公允。

注释:

[1][4][5][9](唐)李百药:《北齐书·神武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第23页,24页,23页—24页,23页。

[2][3](唐)李延寿:《南史·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月,第1994页,1994页。

[6][7](唐)李延寿:《北史·文襄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232页,232页。

[8]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第557页。

[1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屈突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2320页。

[1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屈突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3749-3750页。

[12](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5606页。

[13]参见(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60页。

[14](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52页。

[15][16][17][18](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杨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1244页,1245页,1245页,1641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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