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反思与探究

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时过于执着于工具理性本身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科学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并非是工具理性膨胀下人们的被迫选择，而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人类一直都是在以解释力的强弱去选择他们的思维范式，换言之，人类一直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一直是人们的思维范式。工具理性膨胀所带来的文化工业现象反映了文化的同质化趋向，而这一趋向的根源却并不单单是工具理性，更是文明发展的必然代价。同时，我们也能在中国古代中找到文化工业的某些影子。需要辩证看待工具理性才能形成对工具理性的正确评价，促进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工具理性;科学;思维范式;文化工业;文明发展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8-0035-02

许多哲学家对西方的工具理性进行过批判性的反思，其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然而，在我们一再强调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谴责在其影响下人们逐渐变得“单向度”而失去了基本的人文关怀的时候，我们本身似乎也渐渐变得有些“单向度”了——即只顾着批判工具理性，而忽略了其实很多社会问题的背后根源并非工具理性本身。将从两个普遍认为是工具理性所带来的问题入手，分析并探讨两个社会问题背后除工具理性之外的更深层的原因。

一、从另一角度看“科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

自19世纪末期开始直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许多哲学家就开始对理性的工具化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依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自柏拉图以降，西方的思想就始终在一种技术性理性的控制之下，并在笛卡尔之后达到历史的巅峰。马尔库塞也曾说：“技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作为工具、装置和器械的总体性，标示着机器时代，它同时也是组织和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它体现了主导性的思考和行为模式，是控制和支配的工具。”[1]

上述工具理性批判者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技术理性构成了思维的标准，科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虽没错但却并不完善。在笔者看来，严格来说，科学成为我们意识形态这件事早已发生并从未改变，换言之，不仅仅是在现代社会科学才成为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是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以西方为例，不论是早期的神话，还是中世纪的宗教，直至近代社会的科学，任何一种在一定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为大多数人所信服的思想，都具有一个核心特征——即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相比，具有对客观世界更好的解释力。换言之，在一个时代所有思想里最能合理解释这个世界的思想，就是那个时代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极少，解释能力在今天看来极弱的神话就已经可以满足人们对于世界的好奇，于是神话就成为那个时代所有文明体系的共同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外界的认识逐步加深，旧有的神话体系的解释系统已经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种种新奇现象的疑问，神话对于自然界的解释力越来越弱。慢慢地，解释力更强的科学渐渐成为人们的选择。在这一发展历程之中，看似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神话”向“科学”在转变，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不是正是另一种形态的“神话”么？我们站在我们现今的立场区分了“神话”与“科学”，但是从本质上来看，所谓“神话”实际上就是独属于那个历史时空下的“科学”;反之，“科学”也不过是属于我们这个时空之下的“神话”罢了。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在这一系列主流思想形态的更迭当中，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人类总是会选择解释力更强的那一个思维范式。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并非是工具理性的发展，使得科学成为我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科学”一直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按照解释力的强弱去“选择”我们的思维范式的，（这样理性的选择体现了科学的内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一直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我们一直很理性，只不过对于早期的我们而言，神话已经是最科学的选择了。因此，科学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历史的必然，而非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膨胀而导致的我们每个人被迫选择的结果。

二、对于文化工业——尤其是文化同质化背后原因的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指出文化工业是现代技术发展的产物，推动了社会同一性的形成[2]。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工业在一步步地消除文化本身的意义——也即消除本身文化的特质性而把文化作为一种商品进行工业生产，就像工厂的流水线生产一样，使其渐渐丧失了本来的意义而逐渐变成了具有同质性的可批量生产的商品。这种情况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中早已屡见不鲜：千城一面的城市规划，使各城市丧失其独特性，其本身的文化意义逐步消解，独有的城市精神消失殆尽;各种选秀节目层出不穷，选秀文化数量繁多却彼此之间无甚差别，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审美疲劳。“在文化工业中，其生产方式的标准化使个性成为一种幻觉。虚假的个性统治着一切：从标准化的爵士乐，到用绺头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显示自身的原则力的电影明星，无不如此。”[3]

可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就会发现：文化发展同质性的趋势不仅仅体现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泛滥的时代，而是贯穿于人类整体文明的碰撞与交融的历史之中。

立足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我们会发现，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往往不是文化的多样化，而是与之相反的同质化。立足于本土环境所产生的独特文化在交融中趋于一致，其融合的方向是由文化本身的特质（比如包容性等）及文明本身的强弱所决定的。强势征服弱势，包容同化异质，虽然在交融之中也会产生新的发展与突破，但大方向只有一个，即文化越来越趋向于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同样，和宏观上的情况类似，在单一文明体系的内部，其自身文化的发展也往往伴随着自身多样性的丧失，这一点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文化渐渐丧失其独特性，原生态文化面临着现代社会的冲击逐步消逝。同时，在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或多或少的有着文化工业的影子，这一点在我国古代就有很明显的体现。

这么说可能有些反常识，因为就以中国为例，我们最为熟悉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就代表了每个时代的不同文化么？这怎么会是具有同质性的文化工业呢？

可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以唐代为例，事实上在唐代，民间就已经有了词、曲、小说等艺术形式。可是那时最突出，最风靡，最为人所熟知的仍然是“诗”，换句话说，“诗”的文化相较于其他的文化类型在那个时代占据了主导地位，为广大的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所青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化同一性的表现呢？所有知识分子无论有才无才，都会倾向于选择“诗”作为自己抒怀的方式。如果把“诗”这样一种文化形式看成是一种商品的话，这不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工业么？的确，诗的内容是不同，但是“诗”这样一种文化形式是相同的，同时，诗所要求的平仄对仗，不正像工业生产一样，只要满足条件，就可批量生产出无数的“商品”么？同样，宋时的“词”，元时的“曲”，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文化工业中所述的文化同质性的现象古已有之，这是每一个占据主流的文化形式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的辐射效应，就如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一样，强势的一方势必压倒弱势的一方，成为主导;占据主导的文化形式将会为大多数人所青睐并效仿，进而渐渐演变成一种固化的模式，慢慢成为一种文化工业。

诚然，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文化工业远不止文化的同质性这么简单，但是其中文化同质化的趋势不仅仅是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结果，更是文明发展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及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三、对于工具理性的总体评价

总体而言，工具理性能够让人更高效地处理信息，但是更容易偏离人的天性，脱离人之为人的本来意义。一方面，我们因为工具理性的发达，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个人逐渐从集体中分离出来;但是另一方面，一旦人获得基本的思想自由，就会对思维的规则产生反抗。

现代社会科技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一个科技时代下的我们面临的工具理性的冲击也越来越大。曾经是我们工具的东西反倒成了一种束缚，海量的信息淹没了我们的视听，虚拟世界里的热闹掩盖不了面对面的冷漠，设施的便利宠溺了爱偷懒的孩子，手机与网络的贴心让太多人失去了独处与自省的能力。就像霍克海默说的那样：“当机器越来越能够代替人完成工作时，人们也就越来越变得像机器一样行事，而人在机器化的世界里也就越来越孤立无助……过去曾被视为是逃离地狱的飞行和越过星球奔向天堂的旅行的生活，如今却渐渐地消失于现代社会的装置中，除了关注所生产的剩余物品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些装置是服务于人类的提升还是堕落。”[4]

但是，就像笔者在本文的一、二两个部分中说的那样，我们现在对于工具理性的批判有的时候略有些过度了，并非现代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病，更非现代社会的一切病都来源于工具理性的盛行。

所以，虽然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于我们而言很有现实意义，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矫枉过正，只有正确看待工具理性，理性分析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Herbert Marcuse.“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C]// Douglas Kellnerin.Technology，War and Fascism.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1998：41.

[2]仰海峰.法兰克福学派理性批判的三大主题[J].南宁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4）.

[3]Max Horkheimer，Theodor W.Adomo.Dialectic of Enlightenm-

ent trans.John Cumming[M].Mew York：Seaburg Press， 1972：

124- 125.

[4]Max Horkheimer.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M].New York：The Seaburg Press，1974：29.

收稿日期：2015-04-15

作者简介：王浩然（1993-），男，安徽合肥人，本科，从事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