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的儒家思想渊源

后东升

摘 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非常重视从传统文化的源泉中涵养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思想代表了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统。近代当代爱国主义则继承了古代爱国主义。古代爱国主义源于儒家道统，其表现形态为华夷之辨。

关键词：爱国主义;道统;华夷之辨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8-0235-03

关于爱国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关系问题，以贺麟为代表的新儒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救亡图存的时代，就提出学术救国和学术建国的思想，重新寻找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认为民族文化的重振能够为中国的抗战胜利和建立世界一等的自由独立的新国家奠定坚实永久的基础。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非常重视从传统文化的源泉中涵养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讲话中指出：“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内涵有差异，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在古代，爱国主义以捍卫道统为核心，以华夷之辨为基础，保卫文明礼义，反对野蛮侵略。在近代，爱国主义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由清朝愚民统治下的盲目排外发展到“中华民国”时代的文明排外，再发展到反对帝国主义，最后是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取得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在当代，爱国主义包括：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热爱祖国的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增强国防观念。古今爱国主义精神实质的一致性体现在：始终捍卫民族的生存、独立，捍卫民族的文化、文明;始终追求文明进步，反对压迫奴役，反对野蛮倒退。

爱国主义，重在一个“爱”字，是人类为生存和进化而互助。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实质就是为了种族生存和文明进步而保卫种族、保卫文明，具体而言，就是以捍卫道统为核心，以华夷之辨为基础，保卫文明礼义，推广教化，反对野蛮侵略，体现了人类的互爱互助，也体现了人类对文明进步的永恒追求。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主要源于儒家道统和华夷之辨思想等。

儒家道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原点，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根，具有正统性。所谓道统，就是把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人类生存原理流传下来，为子孙所遵守，只要中华民族不断要求生存，则中华文化道统永存。韩愈《原道》一文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宗旨，即儒者之道，就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传承儒家之道有一个历史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据韩愈《原道》一文解释，所谓道统，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相传的先王之教;其内容是仁义道德以及礼乐制度日常生活所需之事物，易明而易行;其功效则小之修己，大之治国平天下，无所处而不当。陈立夫在《中国道统》一文中说：所谓先王之教是从哪里来的呢？人类的生存进化以互助为原则，能互助才能生生不已，生生不已便是“仁”，所以先王之教重在仁义道德。中国道统就由此“诚、仁、中、行”四字形成，而尧舜认为“中”字最重要，乃以“允执厥中”相传授，舜则再加仁（道心）与诚（惟精惟一）二字：故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传诸禹，这是道统的纲领。论语的最后一篇中，曾述及尧、舜、禹、汤、文、武相传的道统。诗、书、易、礼、春秋所讲的都是道统。孔子集先圣之大成，而孟子发扬光大之，不但奠定儒家学说的基础，亦形成了中国文化的道统。至唐而有韩愈的《原道》，至宋明理学兴，道统复明于世，程朱陆王以及明末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大儒，都能弘扬道统;而王夫之所谓“政统可断，道统不可断”一语，认为道统是民族精神、民族灵魂，即使民族政权灭亡了，但民族精神、民族灵魂不能灭。

在现代，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其民族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主要就是继承了儒家道统，这无论是在孙中山自己的表述还是他人的研究中，都是很明显的。孙中山指出：“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删诗书，作礼乐，是为什么呢？是注重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移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工作。”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指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从前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蒋介石于1931年1月19日在教育部讲“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1933年3月16日在中央政治学校总理纪念周讲“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1934年3月12日在江西省党部总理逝世九周年纪念会讲“总理生平之根本思想与革命人格”、1934年7月16日在庐山军官团总理纪念周讲“中国魂”、1934年9月1日在庐山军官团讲“大学之道”、1935年9月在峨眉军训团讲“国父遗教概要”、1936年3月3日在南京陆军大学讲“中庸要旨”、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讲“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第六章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之“第二节社会与学术风气之改造问题”，更是多次一再强调论证孙中山民族主义就是继承自儒家道统。秦孝仪则在蒋介石言论总集的序中写道：“先总统蒋公，惟睿作圣，承周孔道统，受国父感召，献身革命，生死以之。尝言：‘国父祖述汤武，吊民伐罪，应天顺人;三民主义，一心物，合知行，通天人，赞化育，明德至善，光辉日新，用是‘终身秉持遗训，一以继志承烈，保国卫民，实行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文化，光大固有历史，扫除国民革命一切障碍为毕生志事。是知公思想渊源，近本乎国父，而国父之思想，实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其流也长，其积也厚，故发为论著，阐圣道，明典制，尽人性，穷物变，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认为蒋介石思想来自于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源自儒家道统。

毛泽东则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也表明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采取继承的态度和立场。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强调要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严夷夏之分，主张民族国家的统一，而对外国则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使之共生共存，民族平等。华夷之辨直接导源于先秦儒家。孔子便是春秋时代“尊王攘夷”的积极主张者，《论语》中指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孟子》中则指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韩愈《原道》则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华夷之辨的本质是就是区别文明与野蛮，保卫和发展文明，反对和制止野蛮，追求进步，反对落后。“华夷之辨”的重点在于既保卫民族的血脉、保卫国家的疆域，更保卫道统，保卫文明，抵抗野蛮侵略和落后倒退，并追求对落后野蛮地区和人群的文明感化。汉代董仲舒就强调既要重视指责夷狄违仁义、犯诸夏的行为，也要重视德化四夷。

从文化角度来说，“华夷之辨”中的“夷”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华”则代表文明与进步，“华夷之辨”既是民族之别、疆界分野，更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公羊传》就特别强调了华夷之辨的礼义文化标准，主张对夷狄仰慕、遵守礼义者则“中国之”，对中国违背礼义者以“夷狄之”。唐代程晏在《内夷檄》中也指出：“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

华夏文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接受中华思想，又常自称“华夏”“中国”，这被称为小中华思想，这些“小中华”与中国合称中华世界。这就是用夏变夷的表现。华夷之辨实质上就是爱国主义。华夷之辨实质上就是爱国主义。历代中国人都坚决抵抗外族野蛮侵略，追求文明进步，反对夏变于夷。南宋词人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中就慨叹“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来源于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孙中山在讲演《民族主义》时指出：民族思想是我国祖先所遗留，民族主义只就所遗留者发扬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奋斗历程，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清朝统治，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从实业救国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对民族独立自由和文明进步的追求一刻也没有停止，反映了近现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对华夷之辨思想的继承。

自春秋管仲尊王攘夷以来，秦开、李牧、蒙恬、张骞、李广、卫青、霍去病、苏武、陈汤、甘延寿、马援、窦固、窦宪、耿秉、班超、班勇、祖逖、桓温、冉闵、谢安、刘裕、陈庆之、杨坚、李世民、李靖、李■、薛仁贵、郭子仪、张义潮、杨业、狄青、李纲、宗泽、韩世忠、岳飞、吴■、吴■、虞允文、孟珙、王坚、余■、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郑思肖、刘福通、朱元璋、徐达、常遇春、朱棣、于谦、戚继光、李如松、袁崇焕、史可法、阎应元、夏完淳、李定国、郑成功、张煌言、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之瑜、孙中山、黄兴、陈天华、邹容、徐锡麟、秋瑾、蔡公时、高志航、张自忠、左权、杨靖宇、戴安澜、陈嘉庚等历代著名爱国人物的爱国主义事迹和言论，均班班可考，迹其渊源，无不源自儒家道统和华夷之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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