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农民收支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何慧

[摘 要]近代的东北在中国属于一个特殊的地区，他有着丰富土地资源，但是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难生活，特别是在日伪建立伪满洲国后，加重了东北农民的苦难，在日伪的侵略下经济情况日趋破产。本文通过对东北农民的家庭收支的分析，发现农民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入不敷出。农民的贫困是因为粮食价格的低落、沉重的苛捐杂税、高利贷的盘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东北农民；收支；贫困因素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据推测大约有85%的是农民，农民的家庭收支则能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繁荣、盛衰状况，农民家庭收入高，说明该地区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家庭收入低，说明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下。东北更是一个以农业生产占重要地位的省份，从农民的家庭收支水平就可以判断出当时东北农民及整体东北生活水平的高低。

一、东北农民的生产和消费

东北农人的生活收入中主要以植产收入为主，而对于消费款项来说，又是相对繁多复杂的。农民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副业收入，农业收入即农作物的收入，副业收入包括家畜的收入和杂收入，杂收入含有马车收入、收集肥料、劳动收入等等。对于支出的款项分为生活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生活性支出包含农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而生产性支出包含地租及捐税、种苗费、肥料费、农具费、劳力费用等。通过对收支差值我们就很容易的看出东北农民盈余，及生活状态的好坏。

满铁实业部对南满的农户做了调查，得出富农的收支状况如下：“总收入1004.16元，其中出售农产物647.55元，出售土地96.65元；总支出1133.4元，其中生产支出556.67元，生活支出245.29元，归还借款及利息支出为160.60元。收支相减，可以发现他们每年要亏损129.33元。”

满铁调查报告对黑龙江省的泰来县一拥有32晌土地的农户做了调查，调查如下。农户收入“豆子400.00元，高粱72.00元，谷子32.00元，……总计共收入543.00元；支出小作料76.80元，租税38.72元，种苗费5.00元，农具费50.00元，役畜费67.40元，劳动赁银100.00元，……合计572.00元，差引-92.22元。”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拥有32晌土地，三名农业从业者的佃户一年辛苦劳动的成果竟然还亏损92.22元，农民入不敷出，基本的生活没有保障，出现了负盈余，拥有32晌土地的农人依然面临着亏损，对于少地或是无地的农人来说，更是困苦。

根据满铁对满洲295户农家进行了调查，发现贫农的收支状况如下：

“总收入103.70元，其中农业收入42.79元，出售土地得13.45元，做工收入13.05元；总支出111.90元，其中生产支出36.61元，生活支出50.13元，当中食物费为31.57元。可见伪满洲国时期每户贫农在辛苦劳作一年后却亏损8.20元。”

根据满铁史，对95户雇农做了调查，雇农的收支状况如下：总收入为68.76元，其中靠出卖劳动力收入为50.56元，出售小家畜得到2.33元，其他收入约为15.87元；而每年总支出是71.66元，其中生活方面支出为62.86元，其中食物费46.78元，贷款利息支出3.67元。计算后可以发现，每年要亏损2.90元，一年的辛苦劳作后，还要通过借债方能度日。

二、农家收支对比分析

1、农民生活入不敷出

从上述例举中，我们发现东北农民的生活大部分是处于入不敷出或盈余甚少的境地。宁安县牡丹江流域的一农户有地三晌“年收入18.56元，支出37.2元，亏损18.64元。”黑龙江省克山县一中农，有地二十七晌，“现银收入，谷物收入共311元，现银支出中租税公课50，5元；农具费5.5元；役畜费95元；……”总共支出661元，收入差引为亏损345.20元”。

农民入不敷出，带来的后果便是，农人降低生活标准，降低生活质量。农民食物的价值有多大，能显示生活程度的高低，据民国十八年，达腾寿严氏的调查，“郑家屯附近一家满洲家庭雇佣人一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在三元的程度，内分主食物小米一元五角，副食物一元，调味品五角，泰来附近即赵昂沿线农民按月计算，每一成年人每月只需二元五角，内分高粱米钱八角，小米六角，白面四角，盐一角，豆油三角，肉类三角；吉林附近一人一月需三元，内计小米六角，白面一元，大麦一角，包米五分，黍三分，稗一角，大豆四分，盐八分，豆油一角五分，蔬菜三角，其余的五角五分”。

根据调查显示，满洲农民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食费的消费水平是极其低下的，农民仅有2-3元的食物消费。尽管农人的食物一部分可以自给，但是对于一个月就有2-3元消费的食物来说是很低的。

2、农户的每年损失和其收入成正比

从第一部分我们看到，富农的年收入1004.16元，亏损金额129.33元；中农的年收入为543.00元，亏损金额92.22元；贫农的年收入为103.70元，亏损额8.20元；雇农的年收入为68.76元，亏损额2.90元。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由于在生产投入方面，各阶层是逐步递减的。拥有土地的面积越大需要投入的生产资本就越大。从富农到雇农的生产投入分别为：富农为556.67元，中农为337.92元，贫农的生产支出为36.61元，雇农的生产支出为5.13元。四个阶层的生产支出额占总支出额百分比为富农55.4%，中农52.07%，贫农30.03%，雇农为7%。富农和中农有一半以上是投入在生产中，而贫农和雇农的生产支出要少的多。因为富农和中农拥有的土地多，要投入到土地上的种苗费、役畜费、农具费以及劳动赁银要比贫农和雇农投入的多很多，巨大的生产投入对于富农和中农也是巨大的负担。

三、导致农民贫困的因素

1、土地的失去与失业

土地是东北农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失去土地的农民们也就丧失了生活的主要来源，生活更加艰辛。

在满入住东北时，东北的土地权被满清贵族控制着，后来清室颠覆，民国成立，旗人的土地便被贱卖，购买土地的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的文武官员或商人，他们购买土地面积很大，而且价格很低“前清善耆肃清王，他在东北有田地一千三百余万亩，和连环十余县的矿山森林。如段祺瑞，他所贷与韩农的所有土地已有二十万倾之多。还有号称东亚第一大的吉林省黄华松甸县的森林，乃是吉省永衡官银号所独有的产业”从以上三个例子，我们就不难发现东北土地集中程度之高，普通农民要想获得土地的困难。

土地集中程度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地以低价收买土地。1933年4月，日人创立了一个名为[日满土地开拓公司]，据满洲报道的消息，这个公司取得了“二百万到三四百万格兰姆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租佃给中国农民。”日本帝国主义低价购买东北的土地，却高价租给东北农民，是多么丑陋的行为。朝鲜和我国是相邻的，近十年来朝鲜人民向松花江流域的移民逐渐增多，据确实调查，朝鲜人在北满松花江流域的人口，“已经不下六七十万了，只就间岛一处，韩国人实已可惊，几乎超过中国的五倍。”“韩民移居满洲实际上不止六七十万人，至少要在一百万以上”照此下去，朝鲜的移民，年年增加下去，整个松花江流域，不会是我们中国人所有了。还有日本的移民，在日本占领东北后，为了扩展他的势力，便实行了所谓的[武装移民]的政策，依照日本拓务省的满洲移民计划，二十年间要移民二十万到东北来。移民到东北需要有大量的土地进行生活和生产，日本政府就以很低廉的价格强购土地“原来土地一亩可值三四十元，但日本却以五元的价格强买去了”。

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农民丧失土地意味着收入的最基本保障的消失，农人生活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深渊。

2、苛捐杂税的繁重

现在的东北农村所受的痛苦不仅仅是农业疲敝和农产物价格暴跌的影响，同时也受日伪苛捐杂税的盘剥。如“国课，住房税，牲畜捐及车捐……”以上的属于国税的收入部分。至于地方及日本的驻在军队所任意搜榨的杂捐，更是层出不穷，如“保卫团，电话，及徵收夫，车马等杂捐，每日地每年竟复十数元的耗资。同时更有所谓人头捐和婚姻捐，甚至于狗猫，鸡，鸭，鹅……，也都要纳捐登记。”这些杂税加起来，超过正式税的数倍以上。依据日本方面的调查统计：“东北的田税增多四分之一；畜税增多七分之一，户口税增加四倍。”

公费的负担也是巨大的，所谓的公费就是乡村俗称的“会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此项开支给农民带来的负担超过了生活费用的数额，以“会兵”为例，“每人每月平均交六元，每村每月的负担是百元以上”。如果要是和土匪发生冲突，战死一人，需要给千元左右的抚恤金。“一个二三百家的小村，贫困至于不得一饱，而于会兵一项需负荷如此之重！”在加上其他的杂捐，农民的生活更是贫困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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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苛捐杂税的负担每年剧增，在农村濒临崩溃，农民面临破产的境遇下，农民若想维持正常的生活费用以及生产费用，就不得不以借贷为农家生存的救命稻草了。

3、农村中的借贷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农村的高利贷剥削方式只有一种即借贷的重利盘剥；事变之后，农村处于崩溃的边缘，流通货币极度缺乏，出现了两种剥削方式：“一种是货币资本的重利盘剥；一种是农产品的借贷形式。”

日伪借伪政府的中央银行进行借贷，借贷的名称虽不一，如春耕贷款、农业贷款、金融合作社等的贷款，均以救济农村之美名，实则为聚敛财富的一种手段。其办法是由中央银行拨款，贷给农民，以地照作为抵押，到期不能偿还将没收土地，借贷的结果就是，农民经营一年后，衣食不给，还得负债，有很多的农民到最后收入不够抵债，土地只能被没收了。

所谓春耕贷款的状况，自从民国二十二年，东北北部的经济趋于崩溃状态，日本于是提出了春耕贷款的“救济方式”。遂向地方借贷“海伦借入额538，000元，农家户数30，580，每户平均摊数17，59元；绥棱借入额110，000元，农家户数6，7000，每户平均摊数14，47元；铁力借入额20，000元，农家户2，193，每户平均摊数9，11元……。”

根据以上计算，在受灾的七个县对于春耕贷款的借入总额是：二百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六十五元之多，每户的农家贷款数额不到十又六，且此项贷款是非常不合理的，被每个大地主所把持着。

所谓春耕资金贷款之清还状况，农民年终的收成大部分，几倍偿还于借贷，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据东北近讯称：“东北农村借贷的利率其最低者为三分，最高者竟达到四五十分以上。”高利贷的借贷的条件就是以地照或是农产品作为抵押部分，致使农民在收获粮食后为了还债，不得不以最低的收购价格卖给收买机构，最后还偿还不了借贷，赔上了自己的土地、房屋，没有土地作为生产的对象，对于农民来说只能陷入了贫困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了。

综上可见，纵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农民生活入不敷出，生活水平低下，农民的生活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以史为鉴，改善东北弄人生活水平以及整个东北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历史来作为参考和借鉴，以振兴东北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笑哲：《东北农村经济的今昔》，《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22号。

[2]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黎明出版社，1933年，第393页。

[3]曹华：《日伪暴政下东北农村破产益趋严重》，经济旬刊，1933年，第三卷，第十五期。

[4]竹梅：《东北农村之破产》，黑白期刊，1934年，第九期。

[5]姜君臣：《东北农村经济鸟瞰》，193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