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梁启超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与彷徨

朱泽荣

[摘 要]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为谋求中华民族之富强，中国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然而，努力中隐伏着焦虑，交织着彷徨。此种复杂心境，在近代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明显。梁启超更是其中的典型。其于“中国之将强与未强”这一问题的困惑，始终萦绕在他的政治探索当中。本文将通过对梁启超政治思想流变的考察，以斑窥豹，从而映射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焦虑与彷徨。

[关键词]近代中国；梁启超；彷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不得不面对两大历史任务：自立与自强。若欲自立，必先自强。然而，何以自强？这个问题本来复杂，可在中国近代以洋务派为代表的第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看来，答案却颇为简单：强军（强军必须购置军械，而军械必耗大量钱财，于是又须“求富”）。在他们看来，列强环伺于我，不过仗其船坚炮利；若我亦铁甲钢拳，列强于我何加焉？于是，在洋务健将们的带领下，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强运动，历漫漫三十余载，最终建成了一支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二的强大海军。不想，甲午一役，竟一败涂地！若是败于西方列强，尚还可忍；不料竟然战败于“弹丸”之日本——这个当年亦步亦趋惟中国马首是瞻的小小学生。此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方才幡然醒悟，自强不惟是练兵。

一、由改制到新民

强弱固然在有无枪炮，然而尤其在拿枪炮的人。自十六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激荡磅礴于欧洲；及至十九世纪末，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席卷整个世界。民族振兴，自不待言，然而，其道何由？在梁启超看来，自强之本“在育人才”。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的一切改革方案，全由此总纲衍出。关于学校，梁启超尤其重视：“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本于学校”；并且“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为学校制定总纲三，分科目十八。然而，兴学校，养人才，非自梁启超始。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便已开设诸多洋务学堂，并向海外派遣大量留学生。于此，梁启超有颇多感慨与无奈：“中国所谓洋务学生者……生徒之学之，将效用也，学而不见用，则其学之之意何在也？此真吾之所不能解也！”有才而不用，其因若何？在科举，在官制。于此，梁启超如是论道：“吾国读书之现象，最奇者有二：一曰无所谓卒业不卒业也；二曰藉令卒业矣，而不知其所作何用也。”读书无用，皆因所读之书无用；而无用之书却引得天下学子趋之若鹜，其过全在科举。然而，科举本身并无过错（梁启超认为“科举，法之最善者也”），所错者在科举之内容。科举当废教条呆滞之八股，改设经世致用之学。如此，科举方能与学校合。若欲变科举，首先须要革官制。自秦以来处专制政体之下二千余年。专制政体的特点是，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因为权力来自上级。旧官僚的权力本质上来自皇权，所以他们最终只会对皇权负责，即便是“新人才”，处于这样的体制中，也必然难逃这样的命运。所以体制必变，而其根本，自然在权力的核心：皇权。另外在专制体制中，人民处于最下最无权之地位，所以只能作俎上鱼肉，任人宰割。因此，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君主专制，首须打倒。“今夫压力之重，必自专任君权始矣；动力之生，必自参用民权始矣！”

二、由激进到保守

戊戌变法仅维持百日，便黯然收场，其于梁启超有极大之触动。自此，梁启超由激进转为保守（绝非守旧），再不轻言改革，遑论革命。革命内含两义，一为破坏，一为建设。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若行革命，除破坏外，必无建设。其理由在于，“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其在此等之国，破此权衡也最易。既破之后，而欲人民以自力调和平复之，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梁启超据此还对中国革命之进程做出了一翻预测。由于专制政体之特性，中国革命必自下层始。其一旦得势，必率先破坏一切旧制，而此种举措，往往不利于上流，于是争端复起。革命者欲保其政权，必日趋极端，遂自取灭亡。民主专制不同于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政体下，政府于国民无责任，惟对君主有责任；君主立宪政体下，君主无责任，而政府议院于国民代负责任；而在民主专制政体下，惟元首于国民有责任，而此责任又不过是法理意义上的一纸空文罢了。元首假军队之力而揽一切国权，所谓议院国会不过粉饰之门面而已。梁启超于中国革命的预测（于1903年5月作出），大体上基于古代罗马、近代法兰西及南美革命，其中虽有些许臆想，然而确与其后中国革命进程吻合无疑，比如辛亥革命之失败、袁世凯之复辟以及国民政府之军政与训政等等。梁启超反对革命，其理由除“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于中国行革命，必致内乱。梁启超想竭力证明的是，中国不当革命，革命必遭无穷破坏之流毒；然而他又说，“盖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又说，“凡以铁以血而行破坏者，破坏一次则伤元气一次，故真能破坏者，则一度之后不复再见矣，以脑以舌而行破坏者，虽屡摧弃旧观，只受其利而不蒙其害，故破坏之事无穷，进步之事亦无穷”。梁启超反对专制，然而又说，“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由此不难看出，梁启超俨然由政客转变为了学者，其于中国政治的研究固然愈发透彻，然而始终再没有提出过什么系统的改革方案。

三、焦虑与彷徨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小就被训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而当时的晚清政府，内政失修，外敌坏伺，大有土崩瓦解之势。国家民族当此存亡危急之秋，梁启超确然践行了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其魄力正如孟子所训，“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然而，救国之道何在？在梁启超看来，须借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智慧与学术。据此，梁启超给晚清学界以极犀利之批评：“今之方领矩步者，无不以读书自命。”由于这种学以致用的求是精神，梁启超方能古今中外无所不学，而且可以融会贯通。这一点，在其对儒家“三世之说”的阐释中最能得到体现。而且，梁启超还认为，“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而其后，梁启超又将其与霍布士的理论联结起来，随之又将霍布士的理论与墨子学说比较论述了一翻。在对待西方学说的态度上，中国人向来有一种“自古有之”的虚骄之气。梁启超生平最恶这种“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的自欺之举。然而，“苟诚为古人所见及者，从而发明之淬厉之，此又后起国民责任也，且亦增长国民爱国心之一法门也。”

梁启超于中外诸史，皆了然于心。而史之为用，鉴往知来，察彼知己。其论述，视野虽在国际，然而中心却在中国。中国虽处内外交困之际，然而，却也正是浴火重生之时。“夫全地人类，只有五种：白种既已若是，红种则湮灭将尽，棕黑两种，其人蠢而惰，不能治生，不乐作苦，虽芸众犹昔，然行尸走肉，无所取材，然则佃治草昧，澄清全地者，舍我黄人末由也。”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不仅无可亡之理，而且有必强之道——人才与人力。于人才，梁启超如是论道，“有才千人，国可以立；有才万人，国可以强。今夫以中国之大，种类之美，教俗之善，欲求于四万人中而得一，殆匪曰难也。”于人力，梁启超认为，华工为天下最廉之劳力，假以时日，“举天下之器物，皆仰于华民之手，欲华种之无强，不可得也”。此外，为了论证中国之将强，梁启超竟然连气运之说也用上了。梁启超千方百计意欲证明的是：中国必强；然而，纵然他有理论千万，也始终改变不了这一事实：中国依旧极弱，而且自强之期遥遥。梁启超先是意欲变法自强，然而却惨然失败；其后，他又醉心学术，希望寻求一条救亡图存之路，最后却无果而终。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让梁启超难免走上极端。其于中国求富之道有一种见解：“使举国之人，皆为生利之人，而无分利之人；使举国之事业，皆为生利之事业，而无分利之事业”。这恰见当时梁启超彷徨之心境。

总的说来，中国的自强，不单单是改革与革命的问题。改革与革命固然需要权衡，然而其中错综复杂的诸多细节才是关键。若是革命，那革命该由谁来领导？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中国会不会重蹈法兰西和南美的覆辙？革命后当如何建设？是否需要全盘西化？若是改革，当如何下手？旧政府旧官僚当如何处置？改革步伐当急还是缓？如此种种才是中国知识分子彷徨之所在。梁启超于此也有诸多疑问。比如，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梁启超前后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前期，他意欲移植西方文化于中国，妄图重塑一种新道德；后期，他又主张依靠中国旧文化改良出一种新道德。然而，面对盘根错节的种种问题，梁启超更多的还是手足无措。也正因此，他才难免有快刀斩乱麻的想法，从而走向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