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九则

■余一鸣

笔记九则

■余一鸣

咖啡、高尔夫与现代派文学

二十多年前，我在乡下教书，上海的堂兄要来作客。那时交通不像现在方便，出一趟远门不容易。堂兄是来自大上海的亲戚，稀客。我父母少不了要买鱼买肉，现在饭桌上有鱼有肉不稀罕，但那时要逢年过节才多见。当然，那时的鱼是鱼，肉就是肉。用过餐，堂兄说最好来杯咖啡。咖啡？当时实在是出了个难题，乡下很多人见都没见过，我也只是在书上读到过这个名词。书上说，巴尔扎克写作时是要喝咖啡的，那时我不知道巴尔扎克其实活着时也是一个穷鬼，是一个被债主追债慌不择路逃进文学的人。二十多年前文学还罩着神圣高贵的光环，我那时的心目中，巴尔扎克神圣，咖啡于是跟着高贵。

县城距我任教的学校有十几里土路，我骑自行车到百货公司一打听，有，有咖啡还有咖啡的伴侣，捆绑着一起卖，买老公必须连老婆也捎上。我咬咬牙掏出半个月的工资买下一盒，堂兄走后，我迫不及待地照他的样子炮制了一杯，又苦又腻，喝下去简直是受罪。我明白了，高贵的背后是苦涩，从此对大上海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以为然。

后来我进了城，同事中有老外，还有出国后被西方生活方式“速溶”了的伪老外，他们都喜欢喝咖啡，办公室里经常异香扑鼻，我坚守我的清茶，嗤之不以鼻，怕一不小心汲了那香味。六七年前带学生游学欧洲，当时列强的宾馆不备开水，我身背一把电热水壶，行李箱中装一大包茶叶，将祖国绿茶的清香一路发扬光大。但没想到的事还是发生了，去年在多伦多小住，每天走路去唐人街买菜，来回两个多小时，免不了要寻方便去处。多伦多街头最多的是星巴克咖啡店，于我的好处是可以免费上厕所。但咱中国人脸皮薄，次数多了也不好意思，毕竟世界人民都知道咱中国人不差钱了，于是也装模作样点一杯咖啡。等到有一天发现，去星巴克是为了那杯咖啡，已经来不及了。有茶当然好，没有茶有咖啡其实也好。

十多年前，就有发了财的朋友邀我打高尔夫球，我一听说办张卡就是我一年的工资，觉得那不是运动是炫富，婉谢。年过半百，身体里这高那高了，上下班不依靠车轮靠两条腿走了。有一个周末被朋友鼓动去打了一回，18洞打下来，不坐场地车的话，计步器的数字相当于走了大半圈玄武湖。忽然觉得那绿地是真绿，那沙池里的白沙子真白。明白了这运动的主题是烧钱，也是保命，喜欢上了。

于是在时间和钱包都有余时，我也不反对去附庸风雅一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坛盛行西方文学，割韭菜似的冒出一茬又一茬拉大旗作虎皮的作家，让人眼谗。我也想赶时尚，硬啃那些现代派经典，写过几个不牛不马的中短篇小说。但毕竟我是站在乡下角落里，个头又不高，踮着脚尖也抢不到风头。沮丧之余，一边继续写作，一边愤怒地诅咒：文学你这个浪荡子，你游荡够了，总有一天还会回到现实主义的老巢。多年以后，文学终于回归现实主义文风，但写着写着，我常常发现，那些年跟风的阅读和写作，其实是不能省略的弯路，它们给我当下的现实主义文风增添了新的风情。

我想说的是，活过五十岁才明白，对这世界的事物我们不要匆匆下结论。

那些大师们的较劲

因为我的职业是中学语文教师，又在一所名校任教，朋友圈中遇到语文教育的困惑，首先想到的是咨询我。尽管我也教了三十多年书，但讲实话，对语文教学的很多问题我自己也困惑，所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尤其我这样个子矮的人，狂跳一百年也是够不着，我这样自我解嘲。

但朋友们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老余提到中学语文教学就装傻不够朋友。语文这门学科，谁都觉得有发言权，课本上那些个字，只少数不认识。所以领导听课，语文课最受追捧。作家朋友坐到一起，攻击基础教育最喜欢拿语文科开刀，我只有苦笑，人家有发言权，不光认得语文书上的汉字，说不定语文课本上就收有他们的文章。有一回，作家甲说，某市高考试卷用了他的文章做阅读题文本，他以此为豪，兴冲冲做了一份答案，一对照标准答案，错了一大半。他愤怒之余，打电话给我，对我的职业好一顿抨击。好在我已见惯不怪，这种事我遇得太多，湖北的一位作家公然在微博上发帖：恳求语文老师千万别用拙作命题，不愿自己的文章被用来扭曲阅读，给孩子留下阴影。这一回作家甲打电话给我，是因为知道我和这试卷的命题者关系不错。犹豫了半天，我还是婉言转达了作家甲的不满。命题者当然是业内的权威，权威就是权威，他大度地说，老余，这位作家甲原话中的不逊之言一定被你省略了，比他名气大的作家都当我的面叫嚣过。这没什么，隔行如隔山，一行有一行的门道。打个比方，作家是母鸡，它只管下蛋。至于这只蛋能不能孵出小鸡，这只蛋的营养结构，母鸡它懂吗？语文考试命题有考试的出发点，试想，没有规定的路径，没有统一的答案，教师怎么打分？

这也是为我的职业荣誉而战，屁股决定脑袋，我表态积极拥护语文教学大师。

作家乙是直接找上门来，儿子期末考试作文不及格，在家中嚎啕大哭，他读了儿子的作文，觉得儿子写得很棒，不服，让我评评理。作家乙平时与我联系较多，曾经因为儿子的作文成绩差，打算停下手头的创作，花时间专门辅导儿子写作文。我当时喝令打住，不要误了你儿子的分数。不夸张地说，我至少提醒过五六位作家不要指导孩子作文，看来这位没听进去。我看了他儿子的作文，说，文章很棒，分数确实不能及格。

我的地盘我做主，中考作文有中考作文的评分标准，高考作文有高考作文的评分标准，作家写作以求新求异为贵，而学生作文以规范为高。一个师傅一把尺，但考试这把尺的标准决定孩子的命运，你做爹娘的敢不认？

当然，教学大师也有吃瘪的时候。有一回有幸与我敬仰的名师同桌吃饭，酒足饭饱，名师愤然说，文学圈是越来越黑，我以为是指网络上的文坛是非，不言。名师说，我写的一篇游记散文，读过的人都说好，可就是没有一家文学杂志肯发表。毕竟，我认识几个做文学编辑的朋友，便做了推荐。编辑却没给我面子，退了稿，打电话给我解释：有充分修辞方法，有丰富神话，有积极主题作豹尾，考试作文可打高分，发表不宜。

我疑心，这位爱好文学的编辑朋友做学生时，在作文课上受过伤，有过心理阴影。我后来学乖了，在语文圈里我拒绝谈论文学。在作家圈里，我不提语文。

书、书橱、书房

细想起来，这三者的排列有两种顺序，其一是有了书，然后有书橱，最后有了书房；其二是有了书房，然后有书橱，马上有了书。前者是穷书生，后者是阔佬，我无意于褒贬不同的书房生态，即使后者是装门面，那至少他认为有书房是体面的事，总比麻将室风雅，我依然敬重。

一个语文教师必定读书，哪怕是教参教辅，三年一轮学生带完，那些书也沉得能砸断语文老师的脊梁骨。一个小说家不敢不读书，世界经典浩如烟海，文坛潮流风云变幻，你稍微打个盹，人家就不带你玩了。我的书就是这样越积越累，先是每次搬家处理一批，后来是每年年底都得处理一批。

我结婚的时候当然没有书房，但有当时堪称豪华的三个书橱。那时我在一所乡下中学任教，没有婚房，端着铁锅找不到灶着急时，机会来了，学校新教学楼交付了，每层楼的东边是一间教师办公室。我觉得先要留住教师，教师办公室才有意义。我踹开办公室门搬了进去。其实就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我用那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橱做了隔断，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客厅，厨房是走廊上一小煤油炉。某次下课后回屋，见一老先生坐在沙发上捧一本书读着，我进屋他点点头继续读书，临走时羡慕地说，你们校长真有文化，图书室里摆着沙发，还供应茶水。

那时沙发尚属奢侈品，茶水也是待客之礼。我点头称是，心里对校长说，这下子咱两清了，我这书橱也算为校争光了。

搬进县城，终于分到一套新公寓房。为了节约空间，当时流行两个房间中间由用户自行隔断，也就是打一排组合橱隔开。我在书房的这侧又添了一排书橱，坐在那十几个平方的书房内，面对那一排排列兵似的书脊，有了坐拥书城的幻觉。若干年后，房子换了新房主，人家看着搬空了的书橱说，这个太好了，可以摆好多好多鞋，也算是给了我一丝安慰。

每个文人都有过书城梦，这么多年，我养成一个习惯，每到一所城市，先去逛书店；每进一所高校，都争取进图书馆小坐片刻。我见过最豪华的图书馆，是爱尔兰的圣三一大学图书馆，说起来这个圣三一大学还是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的母系，比剑桥大学更古老。那图书馆是长廊形，穹顶，金碧辉煌，两侧的书籍就像席卷的巨浪盖过你的头顶，全是外文版，我连书名都读不懂，但震撼，让我这种不懂外语的人喘不过气。进城以后，南京名家的书房也让我惊艳，《扬子晚报》做了个“走进名家书房”的短片，宏伟当数南大丁帆教授的地下室书房，有六十多平方之大。我去过南大文学院另外两位教授的书房，有趣的是，丁教授的书房位于地下室，毕教授和王教授的书房位于楼的顶层，毕教授的书橱精致讲究，一如他的小说语言；王教授的书橱是开放式的，书籍摆放随意，地板上茶几上窗台上都有，书籍如植物在四处自然生长。

南京的诗人梁雪波曾为某刊物的“作家书房”栏目做过我的访谈，南京电视台“书香生活”栏目也来我家拍过一个我的专题片，讲实话，我的书房让人失望。我的书房不到八个平方，一面墙的书架还是够不上气派。书房小，我的餐厅也立着一面墙的书橱，我的卧室也立着书架。我解嘲说，我的家都是书房。

我有一个梦想，我想拥有一个气壮山河的书房，有漂亮的书橱，书橱中有几列是我写的书。

田园将芜胡不归？

我新出版一套小说选，封二介绍上用的是前年的照片，朋友拿到书后翻开封面都一笑，有直率的家伙就送我两个字，装嫩。我心里真觉得冤，只不过前年照片上的我染了黑发，现在的我打回原形，满头华发，但变化也不至于那么夸张吧。有一天在小区散步，邻居的小孙女在玩一个小滚球，我让过孩子走了几步，小女孩一声接一声喊，爷爷爷爷，快帮我捡球。我没理会，球越过我，滚到草丛里去了，小女孩很生气地站到我面前，说，爷爷您难道没听见我叫您吗？我一时顿住，不知道该怎么对孩子解释。我当然是听见了，我只是没想到有人叫我“爷爷”，从大哥到大叔还没适应，一下子又升格到爷爷了，时光弄人呢。我以为是小孩子的目测不准确，后来又遇到一次打击才放弃了自欺。前不久省作协召开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颁奖会时，我和作家曹寇坐在一起。曹寇自称为“吊丝作家协会主席”，小说写得很甩，有一大堆粉丝，我们在一起喝过几顿酒。休会时曹寇很礼貌地问，余老师现在该退休了吧。我说快了快了，再过八年就退休了。曹寇小朋友挺不好意思，硬着头皮要作解释。我没想到这“吊丝作家协会主席”也有这么萌的表情，很开心地笑了，说，不怪你，怪老余的白头发长得着急。

朋友中的好人都安慰我，你白天要教书，晚上要写书，是重脑力劳动者，白头发多一些属正常。朋友中的坏人则幸灾乐祸，这头发白这么多，肾虚。见了美女绕道走吧，把机遇留给我们有准备的人。有一种可能或许存在，作家对白发的降临要敏感一些。前几年读过苏童一篇小文章，说某次吃过饭后发现下巴上有星星点点，以为是不小心残留的餐巾纸纸屑，用手一拽，痛，才明白是有几根白胡子了。让苏童警觉的是银须，而另一帅哥作家则担心白发。毕飞宇一直留着著名的光头，但一个作家不像明星有那么多时间打理脑袋，见面时常常见到他的脑袋上“草色遥看近却无”，自然也免不了繁星闪烁其中。前几年他面对我满头“秀发”常要跟我打睹，他若蓄头发，肯定是白发比我多。这两年我原形毕露，他再不提这个话题。其实，再赌一把他也不亏，赌输了的那位心里更美滋滋。

如果说早生华发不是作家职业特点，那么犯肩周炎可以说是作家的通病。去年入秋，我的左臂忽然僵住了，胳膊举不起，夜里因为疼痛要醒几回，医生说是“五十肩”，做文字工作的人五十岁左右都难逃这一关。问过年龄相仿的作家，都遭遇过或者正在进行时。毕飞宇说，他不到五十就犯了，因为犯这毛病经常推拿，所以他才写下长篇小说《推拿》。毕教授胸有成竹地说，你就等着吧，左肩好了，右肩就会犯了。

有朋友调侃我说，这华发是时尚，比如那个叫吴秀波的明星，正因为那一头华发走红。还有朋友说起成语“蒲柳之姿”的出处，东晋时大臣顾悦和简文帝都才三十多岁，但顾悦白发丛生，简文帝问他为何，顾悦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这家伙反倒利用头上的白发拍出一番马屁，使龙颜大悦。我懂朋友的好意，头发白了不必太在意。可是家里的领导在意，电脑前每每坐满一个钟点，她就赶我出去遛一圈。领导指示，教书也好，写作也好，都别以为自己还是小伙子，悠着点。

有一天遇见跳广场舞的大妈，一个个身手敏捷，心生羡慕，倘若我这左臂也能高举，恨不得也加入进去。田园将芜，胡不归？

那书与我

一个写小说的人，肯定有自己喜欢的小说家，更有奉为经典的小说。在这一点上，我不是一个专情的人，我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反复啃读一部小说，并且千方百计找到作者别的作品阅读，但狂热一过，我就把这个作家当一页纸翻过，移情于别的作家作品。说得难听点，这是男人的本性；说得好听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但生而为与书本打交道的人，总有一本书让你难忘。没错，有一本书影响了我几十年，它不是小说，是一本辞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64开本简装版《成语词典》。所谓64开本，就是指大小只有课本的一半，现在称为“口袋书”。简装版是指收录的辞条不多，现在的《成语词典》动辄收有五六千个成语，那本却只收有八百多个，主要是供中小学生使用。我读初中时，已是文革后期，父母都回学校教书，我们也回到教室上课，因为领袖主张“学制要缩短”，那时初中是两年制，其实两年制也嫌长，因为除了领袖语录，无书可读。我从小是个嘴馋的人，有一回偶尔在阁楼上发现了几捆书，就把书拆开了，分成几趟悄悄拿出去换零花钱。后来我听说许多同龄作家在那特殊时期都偷偷读名著，我内心陡生自卑。在物质营养与精神营养之间，我那时毫不犹豫选择前者，可见从小就注定是个没出息的家伙。词典之所以没卖，是因为旧货店的营业员称书时没有把它放进托盘，而是称完后想顺手捞走，算是搭头。我眼明手快地抢下了被鄙视的它，恨铁不成钢地塞进了口袋。

这本书在我的口袋中呆了一阵子，偶尔无聊我就翻几页看看，后来课堂走向正规了，我写作文时不小心用上了几个成语，语文老师向我父亲大力表彰，我父亲虚荣心满足之际，赏了我两角人民币。我拿着那张毛票，明白了一个道理，书中可能没有黄金屋，但一定能挣零花钱，这于我就满足了。我决定背下这本《成语词典》，进一步挖掘这本书潜在的价值，这听起来有点夸张，其实掌握了规律也不难，每条成语基本是按四个内容编排，溯本源，通流变，辩讹误，反三隅。这其中第四项尤其有用，它是举一反三的意思，有一个阶段我说话都会随时吐出一连串的成语，作文簿中更是砌词捏控，自以为繁花似锦。

凭良心说，我应该感谢这本词典，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应该感谢那位想占我小便宜的营业员。凭着我肚子里存下的成语，我的作文每每被看好，参加刚恢复的首届全县高中作文竞赛，我成为三个一等奖获奖者之一。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我的语文高考分也列全县第一。要知道，成语在考试中用场很多，除了用在作文中，还有注释、改病句、阅读鉴赏题多种题型都少不了。师范毕业后做了语文教师，这些成语更是不可或缺，比如讲到文言文的语法宾语前置，我例举时总是脱口而出成语，“时不我予”“惟日不足”之类，这也算是一种后遗症。

要说存在负面影响也确实有，成语曾经影响了我的小说语言，我在访谈和创作谈中都谈到，小说完稿后我会做一项工作，把小说中可以删去的成语删去。小说不是作文，小说家的语言都应该长着不同的面孔，成语是汉语沉淀的精华，却是约定俗成的精华，就像标准明星脸，美丽却缺乏个性特点。但是，我并不后悔当年背下那本词典，语言有一个从共性走向个性的必经之路，我常常觉得，它正是以这种方式提醒我，请别忘记我。

它现在还躺在我的书橱里，书角起球了，蓝色的塑料封皮也有些破损。我的少年时代陷于红色海洋，只有这封皮上安静纯真的蓝色是属于我的个人印记。

作二代

听说过“官二代”“富二代”，“作二代”是前不久在一篇文章中才读到，就是作家的儿女继承了写字的衣钵。我纳闷了半天，前两者哭着喊着去继承名正言顺，往远处扯这是人家祖上的阴德修下的，就近处说是爹娘给的没办法，继承下了可以耍酷可以任性，可以笑傲天下。而作家这个行当，在当下实在是个寒酸的饭碗。去年看到陕西一位女作家晒她的稿费，一年发表了二十万字的小说，稿费收入不到四万元。写二十万字是个什么概念，不扯什么脑力劳动的含金量，就说趴在电脑前打字，也会让你落下头昏眼花脊椎突出之类的毛病，实在不如去劳力市场求一份工实在和自在。我认识一位作家，乔迁新居时感慨万千，写了这么多年终于买下了一套公寓，我闻言后心中十分辛酸，这位老兄在作家这个人群里也算人尖子了，为人为文都让我钦佩。放眼左右，即使收破烂的兄弟，倘在行业中名列前茅，也早已千万富翁了。所以，你若要让我相信，作家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选择“作二代”，我还真不敢相信。

换一个角度而言，写作这事儿毕竟与权力与金钱还有所不同，不像印戳和支票交接那样简单。写作除了是个体力活，还是个动脑筋的事儿。你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与众不同，你才可能高人一头，成名成家。这是挺痛苦的一职业，很多作家写到一定的程度，找不到超越自己和突围的路，天天在家里恨不得用头撞墙。据说，现在什么都可以速成了，以我从事的中学教师职业来看，业内有成名成家的“培训班”，人站着进去证书就躺着出来了。我很有职业幸福感，孔圣人孟亚圣是在贩卖自己理论的路上撞得头破血流后，转而收徒传教而成名，陶行知也是行走乡野万苦千辛后，理论与实践偕立才成教育家，而我辈显然可以省去不少弯路了。但写作这件事却速成不了，国外从小学到大学设立创意写作课，但是并不是学了这门课的人就能写作，我自己也开设创意写作选修课，但我也不敢以培养作家为己任，作家真不是能教出来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名副其实的作家除了兴趣和天赋，可能苦难也是必修课。试想，作为父母的作家，是选择让孩子经历苦难穷尽沧桑而成为社会的良心，还是选择让孩子衣食无忧过普通的日子？你懂的。

我女儿读高中的时候也喜欢写字，零零碎碎发表了七八篇散文，我当时手心就捏了一把汗，好在人家很快就不感兴趣了。其实写作也可以发财，比如韩寒、郭敬明。你不想喧哗，做网络选手也可以一年挣七位数，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不过，我们这一代做父母的作家脑子往往转不过弯，要赚钱，何必戴上作家这顶破帽子。

作家这个行当，不是你去选择它，而是它选择你。

文学青年之一

认识言者的时候，我们都是四十左右的人了。记得他那时写过一篇我的评论文章，戏称我为“文学中年”，我们有相同的命运轨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农村中学任教，然后调进县城中学，然后调入省城名校任教。只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虽未见过面，但对彼此的名字早已熟悉，我们来自于相邻的小县，都是小县文学协会的理事长，都兼做小县文学杂志的编辑，因此见面时一报姓名，就成了熟人，只是让我意外的是这哥们竟是身高一米七八的大汉，浓眉大眼，长得很像当时红歌星童安格，却比童安格多出一圈茂密的络腮胡。

言者在大学读书时就发表过诗歌，后来专攻散文，是个喜欢较真的人。历代文人中他喜欢苏东坡。一日，言者上课，读到苏东坡的《赤壁赋》，正慷慨激昂，抑扬顿挫，却有学生“扑哧”笑出声来，言者愤怒地指责学生放肆，学生答：“不就是一个想把官越做越大事实上又只能愈做愈小愈贬愈远的无能之徒吗？”“你……你……”言者气得脸红耳赤，说不出话来，似乎受辱的不是苏东坡，而是他言者，好久，他猛一拍讲台，气急败坏地与学生展开辩论。事后，他挺伤心地对我说，其实学生也讲得有道理。我窃笑，苏东坡是苏东坡，你是你，相干吗？有时在所谓的教学研讨会上遇见，某些专家发表宏论时免不了出现漏洞，他就会跳出来引经据典纠正，我在后面踹他，没用。我说你犯得着吗？弄得人家下不了台，专家们就是在人前演个名角，卸了妆都是熟人。他承认我言之有理，却还有续集。

南京的房价高得令我辈望房兴叹，言者来南京不到一年就借钱买了房，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但言者却坚持不肯带家教，他认为语文水平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让他带家教一会贻误学生，二会辜负家长。言者总是对来者说：如果我答应教你的孩子，或许你现在会高兴，但是将来会骂我，因为我教的学生未必能在考试中拿高分，与其让你将来骂我，不如现在让你生我的气。

其实，他教的学生高考成绩一直被表彰，他只是不喜欢这种唯分数是图的教学。说起来言者也算得上教学专家，他是南京市最早的那批优秀青年教师、语文学科带头人，还是苏版语文教材的编写者之一，同批上榜者当时都特级教师教学大师了，排排队吃果果也该轮到言者小朋友了，但是他忽然甩手不干了，调入一家出版社做了编辑。我劝他三思，他说，最不该劝阻我的是你，你最明白，我们这些语文教师都在教什么，我走就是图个不装糊涂。也许他的选择没错，这几年他静心创作和苦练书法，著述颇丰，出了二十本散文专著，获得了冰心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大奖，书法艺术也是日上层楼，我戏言，这状况，真可够得上称东坡门下一走狗了。

散文大家王充闾来南京，我在北京东路小酒馆做东，言者作陪，酒酣，俩人轮流背诵唐宋诗词，一背几个时辰。王先生官列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吟诗时俨然倜傥一少年；言者动情处须发飞舞，泪眼晶莹。我不由得在心中感叹，文学青年不老。

文学青年之二

同学们提到周兄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周兄的发型，三七开，抹了发油或者发蜡，一尘不染，当时的说法叫能摔死苍蝇。周兄浓眉大眼，家境也不错，他父亲似乎是老家的一位公社领导，大小也算得上“官二代”，入学不久他就做了我们班的班长。我们是80级，其时学生来源比较复杂，有一部分同学高考前已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不乏政治经验，周兄不久就被赶下了台。我是属年龄最小的那拨，课余的精力都放在健身和拳击上，有一天午后，在钟楼后面的草地上我挨了对手一拳，落点是胃，就把午餐的饭菜全部喷发在人家脸上，对手是数学系的学生，却喜爱文学。休息之余，他提及他是校文学社成员，社长就是中文系的周兄。我才知道，周兄弃政从文了。

周兄大学时代的成名作，是一首《树与藤》的诗，男人是树女人是藤之类，发表在我班教室后的黑板报上。我疑心他是被某个女生纠缠得不耐烦了，郁闷出诗人。

周兄大我几岁，毕业分配时也分回了老家的农村中学，我总觉得，他是虎落平川，呆不久的。九十年代初，我在长江运砂船上追一笔债务，船主欠我钱，用黄砂款抵付，我随船结账。黄砂卸在上海龙华码头，按惯例，砂场老板上船看砂后才定等级，等级不同价格不同。船主说，老板看完砂子，把价位故意提了一档，但提出回扣两千元。我说这人莫非不是老板？船主笑着说，是老板，但做主的是老板娘。这种事一般都是吃官饭的人才做得出来，我想，这老板肯定是从官场下海不久，想再过一把拿回扣的瘾，可爱。我让船主喊他上船喝酒，他刚上甲板，我就从三七开的发型认了出来，周兄。头发依然一尘不染，依然能摔死苍蝇，只是脸让江风吹黑了些。推杯换盏之际，周兄说他早就离开中学，在长江里做水手，结识了砂场女老板才上了岸。在中外小说中水手是个浪漫的职业，但其中的辛酸却是外人所不知，我了解船上的生活，可以想象周兄的不易。周兄不好意思地说，那小费，其实是为了供养一个诗人。

做一个砂场女老板，是红白两道都要打交道的，必然霸气。我忽然想到周兄的诗作，现在这女人才是顶天立地的大树，周兄变成了藤，藤蔓末梢还带着一个诗人。我说，是女诗人吗？周兄笑而不语。

我们留下了电话号码。有一天夜里，周兄打通我电话，说他就在我家楼下，我慌忙下楼，果真见到路灯暗处停着一辆桑塔纳2000，没开车灯。周兄将我拉进车后座，说，有人追杀他，托我保管一只手提箱，过几天来取。车在黑暗中疾驰而去，我还疑心这是小说中的一个桥段，这家伙把日子过成小说了。手提箱不重，凭经验我估计最多也就能装五十万现金，三天后的夜晚他果然来取走了，来去都像演电演。一直到我家搬进南京，周兄才又露了面，动员我跟他做传销，他激情洋溢展望明天时，我替他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心中永远有阳光，他是永远的文学青年。

毕业三十年聚会，周兄联系不上。我希望他能读到这篇文章，周兄，来老余的客厅坐坐吧，我现在头发也三七开，偶尔抹油，想摔死几只苍蝇，想扮演一个体面人。我们快要老了，现在可以坐下来，抿一口酒，谈谈文学。

文学青年之三

十几年前的某个礼拜天，陈作者（我姑且叫他陈作者）按我家门铃的时候，我老婆在猫眼里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是谁。可他是个执著的人，你不开门就按个不停。我老婆开了门，警惕地问他找谁，他报出了我的名字。我到门前一看，不认识，便问他：“你找谁？”

“我找你啊，余老师。”

我在乡下教过十几年书，很多学生都认不清了，不定是我从前的学生。我便赶紧把他让进了门。他大踏步地进了我家的客厅，我老婆连拖鞋也没来得及递给他。他一屁股坐下，就朝我“嘿嘿”地笑。他穿着一身过时的西装，一双破皮鞋满是泥泞。居然还留着一个小辫子，只不过那小辫子既脏又乱，像是扭结在一起的乱稻草。我一边泡茶递烟，一边极力想回忆出他的名字。自从进了省城，偶尔会有乡下的亲友来访，我都不敢怠慢。从前在乡下时常听人骂城里亲戚两瓣脸。我不想在乡亲们面前落个话柄，可我怎么也想不出来这人是谁。

“余老师，我是陈作者。”

我终于对上了号。离开小县城时我做过几年县文学协会的副理事长，编一本地方的文学内刊，那时对这个陈作者是印象很深的。那一年发展文学协会会员，陈作者也打了申请报告。报告后面附上厚厚一叠稿纸，是一部中篇小说。字写得极小，像是爬满了格子的蚂蚁，文章却有几分才气，我便作了推荐。

没想到有一天我去文联，驻会秘书长说，陈作者把那本会员证撕烂了扔在文联办公室的门口。他塞了一封信在门缝里。大意是说他生病住在县人民医院一个多星期，打电话到文联却没人肯接。他在医院忍受着病痛，天天等着文联派人去看望他，却鬼影都没见到，加入文联有屁用。自那以后便没见过他，也没见他给文联编的那个小刊物寄过稿子。

陈作者显然对我一时没认出他有几分不满和失望，但一会儿便释然了。他从肮脏的背包里拿出装订好的两个剪贴本。一本是我发在报刊上的文章，一本是他自己发表的文章。我那时已难得写小说，难得他还这么关注着我的文字。看他发的文章，也有十几篇，但多是“豆腐块”类的小文章。

问他的情况，他说结过婚，又散了，孩子被女方带走了。女的原是个笔友，从四川过来。不到一年说回去办手续领结婚证，却一去没回来。他倒挺洒脱，说其实结婚做什么，某某和某某不是结了又离了，他说的某某和某某皆是文坛上的名作家。他谈到文坛上的名人都称兄道弟，讲到文坛逸事也如数家珍。

我的脸渐渐难看起来，我问他孩子几岁了，他说多年没见，五六岁还是八九岁记不清了，他管不了那些小事。我告诉他，我已经不写小说了，文学是贵族文化，我首先要挣钱在省城买房买车，让一家人过上满意的日子。我话锋一转，你也不配弄文学，你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还有什么脸谈文学。

陈作者走了后，我老婆说我伤害了他。我不后悔，八十年代的时候没有电脑电视，没有游戏室、KTV，爱好文学是一件时尚的事，运气好的话凭一篇作品成名还可以调进文化馆文化站吃皇粮，时过境迁，陈作者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后来我回县里打听到，陈作者已经不弄文学，成了一个有些名气的木匠，重新娶了妻生了子。我在心里说，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