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融合、投资交流与产业联动
——基于两岸深度一体化的实证研究

汪占熬，钱翀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区域经济融合、投资交流与产业联动
——基于两岸深度一体化的实证研究

汪占熬，钱翀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文章通过现状分析及局部Moran I指数测度证明深度一体化对两岸投资交流、产业联动及区域融合进程有显著影响，并基于微观调研数据构建Slogit模型实证解析台企投资意愿，认为两岸各地应充分利用两岸深度一体化契机，以多种方式推进产业联动发展，平稳实现经济转型，构建互利共赢的经济共生体系。

两岸深度一体化；投资交流；产业联动

一、引言

自CEPA框架安排实施以来，探讨我国内部区域经济深度一体化一直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从空间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1］，深度经济一体化将强化区域内部投资交流，实现产业联动，通过大市场效应等集聚模式，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的稳定融合，这是我国大陆及港澳台各方都冀望看到的局面。台湾工业制造业较为健全，在光电制造业等多方面都形成了对大陆的产业辐射和产业转移。因此，以两岸深度经济一体化为样本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尤其集中在ECFA对两岸经贸宏观预测方面，并逐步从以定性分析（刘雪琴和白光裕，2010）［2］深入到定量分析，实证方法多采取GTAP模型。张光男等（2012）、蒋含明和李非（2012）、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WTO中心（2009）及顾莹华（2009）等较具代表性实证研究成果表明［3-7］，ECFA对两岸经济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大陆学者的研究多认为大陆从两岸深度合作中受益要低于台湾方面，尤其是贸易方面会呈现短期逆差，但在长期将会收获积极增长效果。同时台湾学者也大多认为台湾会在两岸深度一体化中获益，仅有少量研究（顾莹华，2009）［7］认为台湾将因为贸易转移而受损。

综上所述，虽然现有文献定量测度两岸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类经济效应已经趋于成熟，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各类研究基本是从贸易角度出发，忽略了相互投资的影响。第二，各类研究过于宏观，对企业微观层面的关注度不够（Duanmu，2012）［8］，对ECFA导致产业集聚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微观机理的揭示不足。鉴于此，本文通过局部Mo⁃ran I指数的测度揭示深度一体化下两岸产业联动关系，并在对企业微观投资意愿调研的基础上利用Slogit模型展开计量估计，解析相应的微观投资机理，弥补上述研究缺陷，为两岸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区域经济深度融合下两岸投资交流与产业联动现状

深度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两岸投资交流及产业转移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门槛效应，即成员方彼此经济交流的自由度超过某一限度，突发性产业转移和经济集聚将会出现。数据表明，随着两岸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区域融合伴随的投资融合和经济集聚表现明显，并且从初级阶段的制造业产业互动开始走向实体经济与金融层面均衡发展的深度联动。目前，内地已经成为台湾企业主要投资目的地，早期投资方向集中在服装、皮革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现阶段慢慢在金融业、机械制造和电子方面实现了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了两岸产业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相对而言，由于台湾对大陆资金进入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直到2009年才正式开放大陆资本，目前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累计占比17.88%）、港埠业（累计占比16.09%）及银行业（累计占比16.00%）等方面，但与贸易结算关联较大，说明大陆对台湾的投资还处于贸易投资互补的萌芽阶段，产业输入尚未进入成熟期。上述理论及现状分析结果契合度非常高，意味着两岸深度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越过了门槛效应阶段，开始步入大市场效应发挥作用的集聚过程，而且其集聚态势尚未达到饱和，拥挤效应等带来的离散力还没完全表现出来。

两岸区域经济融合带来的投资交流及产业联动详细情况参见表1及表2。表1数据表明，伴随着两岸深度一体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台湾产业输出很早就开始集中向大陆，2008年次贷危机后两岸投资交流愈加频繁，例如2010年台湾对大陆投资占其总投资额超过八成，大陆成为台湾平抑经济波动的最优避风港。2013年，台湾对大陆投资经历了短暂低迷，又迅速提升至62.40%的总投资占比，数据说明大陆仍然是台资转入的首选地区，并没有发生台湾地区资本大规模转往其他劳动力更廉价国家（地区）的现象，这意味着两岸区域经济的深度融合带来了大市场集聚效应。同时台湾产业转移大陆的目标区域也越来越集中，江苏、广东和上海三地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01-2013年累计投资金额占全国比重的68.51%（详见表1），尤其是上海的份额还在不断增加（详见表2）。

表1 深度一体化下台湾对大陆投资数据（2001-2013年累计数据）

表2 深度一体化下台湾对大陆投资数据（2013年单年数据）

从表1数据来看，早期两岸产业联动基本集中在机械和电子等制造业，这完全符合深度一体化进程初期阶段产业输出的基本特征，其转移模式一般为投资方掌握品牌和核心技术，利用东道地区相对较廉价的劳动力进行贴牌生产。但上述特征在近几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台湾对大陆金融业的投资提升极为迅速，符合深度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后期实体与金融业层面联动发展的阶段特征。表2数据表明，台资投资大陆产业中金融及保险业已经在行业排名中跃居第一，比重高达29.62%，远超过对其他传统制造业的投资额。随着两岸深度一体化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金融业准入壁垒逐步开放，未来台湾对大陆投资的行业重点势必延续从制造业往金融业转移的态势。

三、深度一体化下两岸经济集聚与产业联动测度

局部Moran I指数能够测度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这意味着也可以借此度量深度一体化下区域经济和产业协同发展关系［9］，即通过描述两岸临近地区产业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来确定两岸产业空间关联特征。本文局部Moran I指数计算借由GeoDa1.2.0来实现，其中空间权重矩阵遵循Rook自动阀值生成，显著性采用Monte Carlo检验。内地省级制造业及服务业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使用当年人民币价格数据），台湾数据由台湾统计年鉴当年美元数据换算而得，香港及澳门数据来自于世界宏观经济研究网站数据库，详细测度结果见表3所列。

表3 2001-2011年台湾地区局部Moran I指数（基于全国shp地图数据）

首先，在我国香港、澳门及台湾三地当中，台湾对大陆发挥了较好的产业辐射作用。数据显示，台湾对大陆制造业的产业联动发展从高低型的集聚特征逐步转变为高高型的态势；而服务业方面保持了高高型的联动发展关系。其次，2007年成为了关键的时间拐点，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Moran I指数都在这一年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原因可能在于：2007年国家提出了“海西经济区”深度一体化概念，将两岸产业联动政策落到实处；2007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两岸为了规避下滑风险，采取了抱团取暖策略，客观上助推了两岸深度一体化进程。制造业从高低型Moran I指数过渡到高高型，说明大陆已经形成了自身发展特色和优势，形成了均衡的产业互动发展、共同协作格局。服务业方面，虽然台湾局部Moran I指数保持高高型特征，但其P值在2007年前后明显先增后降，说明2007年之后两岸服务业竞争力差距在下降，台湾产业辐射的溢出效应在逐步消失。

四、深度一体化下两岸投资交流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企业微观数据

（一）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本文计量模型采用了排序选择模型（Slogit，Ste⁃reotype Logit），是散型选择模型（DCM）中的最适合处理多变量排序选择的一种（王群勇，2007）［10］，符合本文样本数据来源自企业区位选择问卷调查的计量需要。Slogit模型的基本线性表达公式为：

观测值yi由指标根据以下规则来定义：

yi取值的每一级概率如下：

结合前文调研结论，并参照Crozet et al（2004）［11］及Kronenberg（2012）［12］研究成果加入企业异质性因素控制计量结果，将计量指标设定如表4所示。其中，Yij为被解释变量，X为解释变量集，Xi为i企业自身因素变量集合，代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自身异质性因素；Xj为j东道地区因素变量集合，并随附了数据来源及指标测度方法。

本文实证数据较多地来自笔者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组织的赴台实地调研结果［13］，鉴于调研只能得到当年企业投资意愿数据，本文计量只考虑单年情况，数据形式为企业及东道地区变量交叉构成的二维pool数据。企业变量数据时间为其接受调研时间，东道地区变量数据时间为2012年。此次调研跟踪了台湾各类产业中的代表性公司超过2千家，利用逻辑对冲等方法提炼了112份有效样本数据。样本企业资本额度分布在10万元（台币）到1 660.4亿元（台币）之间，营业额分布在1.5万元（台币）到6 828.91亿元（台币），净利润跨度为-34亿元（台币）到193.86亿元（台币）。其中制造业企业72家，占比64%；服务业企业40家，占比36%。

表4 计量指标说明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对照组的平衡性，调研选择了上海、东莞、苏州（昆山）、厦门、泉州、宁波、嘉兴及福州（平潭）等9个沿海对台合作重点城市来进行对比。数据显示，超过9成的企业愿意投资到大陆或者已经投资到大陆，而且总体样本和分类样本中，台企对投资意愿保持了较好的排序一致（见表5），说明本文调研数据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能够依此进行实证分析。

表5 企业投资意愿数据的统计描述

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结果表明：第一，大市场地区（上海及东莞等地）对台资吸引力远高于小市场地区（温州、嘉兴及福州等地），说明两岸深度经济一体化在企业微观层面已经形成了大市场集聚效应。第二，虽然台商投资意愿与东道地区对台招商政策的力度大体呈现出正比关系，但这种依赖于政策效果提升的投资吸引力并不稳定，波动较大，因此数据反映出福州和上海等地吸引台商投资意愿的方差较大。

（二）实证处理及结果分析

计量过程中发现企业经营规模（SALEi）、地区劳动力成本（WAGEj）、地区科技水平（PATENTj）及两地语言习俗接近程度（LGEj）不显著，而且对模型结果导致了干扰，说明上述变量对台资企业的区位选择意愿没有影响，因此从计量模型中删除以提高计量结果的拟合度和准确性。企业资本规模（SIZEi）虽然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基于如下原因被选入最终模型：变量不显著本身也具备经济学含义；该变量加入没有扰乱模型计量结果，不会使模型整体显著性下降。表6各模型估计结果对比表明：无论何种模型及何种样本，Wald chi2及P＞Wald chi2值均表明本文模型解释变量选取合理，整体显著性明显；各变量方向均保持了一致，说明模型稳健性良好。以模型3为代表，整理计量结论如下：

第一，企业自身因素中，资本规模对其投资意愿影响不显著，而经营历史与其投资选择排序负相关。资本规模对台资企业投资大陆的区位选择意愿的影响很小，这似乎与普通直观结论不一致，原因可能是：计量结果是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而来，并非企业规模与投资选择的简单相关分析；企业是否愿意投资大陆与企业对大陆投资的区位排名含义不同，结论相应也会发生变化。企业经营历史参数计量为负值，说明台资企业经营历史越长，越会导致其对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不同于一般企业，其原因可能在于：经营历史越长的企业越有动力开拓新区域、新领域的投资，以获取经营的先发优势；经营历史较长企业进行多样化投资以规避营业风险的偏好更明显；经营历史较长企业更注重躲避深度一体化带来的拥挤效应，因此选择投资到新兴市场地区。

第二，东道地区各因素中，地区市场规模、对台政策重视力度及人口密度等参数的计量结果为正值，尤其是后两者更为显著。地区市场规模及人口密度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两岸深度一体化已经达到较高程度，台资企业目前对大陆地区投资以市场占有动机为主，倾向于投资到大市场地区，以更接近最终需求主体（深度一体化大市场效应的后向联系）和产业链基础（前向联系），能够吸纳当前台湾企业过剩的产能，而并非是目前舆论普遍认为的以节约成本为主的初级阶段投资动机。对台政策重视力度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较好的政策平台、宣传力度及执行力度对台资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各地区能够通过规范和强化政府行为吸引台资流入。

表6 企业投资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五、结束语

随着深度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两岸经济已经进入到深度融合阶段，投资交流日益兴盛，产业联动效果体现明显。两岸各地应充分利用两岸深度一体化的契机，落实国家对台工作方针和海西区建设战略部署，提升自身在两岸经贸合作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发挥双方产业互补的合作优势，通过产业对接、经贸合作、人员及技术等要素交流等方式强化企业微观交流，加速产业合理转移，推进区域内产业联动发展，平稳实现经济转型，构建出两岸互利共赢的经济共生体系。具体建议包括：注重对台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尽量避开不必要的政治纷争，通过实际的经济交往带动彼此投资交流和产业转移，特别是落实相关政策细则，提高其执行力和透明度；大市场优势明显的地区应发挥好地区引力作用，对接与当地产业对接基础牢靠的产业，利用台资产业转入的学习效应促进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市场规模及发展程度较弱的地区应该重点关注历史悠久的大中型台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投资意愿强烈、分散避险动机明显，可以通过组成工作组等方式到岛内主动推荐，跟紧重点项目，把政策宣传和项目落实融为一体，提升投资交流和产业合作的经济拉动效果。

［1］Koji Nishikimi.Trade，Agglomeration and Growth under Eco⁃nomic Integration:A Survey of Spatial Economic Approaches［R］.ERIA working paper，No.1-1，2009.

［2］刘雪琴，白光裕.ECFA对两岸经贸合作的影响和前景［J］.国际经济合作，2013（1）：44-48.

［3］张光南，陈坤铭，杨书菲.ECFA对两岸三地的经济、贸易和产业影响: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2，11（3）：873-892.

［4］张光南，陈广汉，邱杰宏.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影响的文献研究［C］//陈广汉，黎熙元.当代港澳研究：第6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

［5］蒋含明，李非.ECFA对两岸经济的影响效果评估——基于GTAP模型的模拟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8）：22-28.

［6］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WTO中心.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之影响评估［EB/OL］.（2009-07-29）［2014-11-15］.http:// www.docin.com/p-312687989.html.

［7］顾莹华.ECF对台湾的重要性［R］.台北：财团法人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2009.

［8］Duanmu Jing-Lin.Firm Heterogeneity and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47（1）:64-72.

［9］魏伟，叶寅.中国省际工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分析［J］.经济地理，2013，33（3）：118-124.

［10］王群勇.STATA在统计与计量分析中的应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183-184.

［11］Crozet Matthieu，Thierry Mayer，Jean-Louis Mucchielli.How do Firms Agglomerate?A Study of FDI in France［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4，34（1）:27-54.

［12］Kronenberg Kristin.Firm reloca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Why do firms move and where do they go?［R］.MPRA Pa⁃per，No.32147，2012.

［13］汪占熬.两岸产业转移空间布局演化及微观机制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4（5）：74-77.

［责任编辑：张兵］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Investment Exchange and Industrial Linkage—An Empirical Study on Deep Integration of Cross-Strait

WANG Zhan-ao，QIAN Chong
（City College，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 325035，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local Moran I index，this paper prov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ross-Stra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investment exchange，industrial linkage and regional economic.The paper，based on the micro survey data，constructs a Slogit model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aiwanese investment willingness.The paper believes that both sides of Cross-Strait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opportunity of deep integration to adopt multiple measures to promote industrial linkage，achieve a smooth transition of economy and build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economic symbiosis system.

deep integration of cross-strait；investment exchange；industrial linkage

F127

A

1007-5097（2015）11-0071-05

10.3969/j.issn.1007-5097.2015.11.011

2014-11-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GJ021）

汪占熬（1982-），男，湖北孝感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投资；钱翀（1983-），男，安徽宣城人，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