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的管理者模仿行为:竞争性vs防御性

张济建，毕茜

（1.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镇江212013；2.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环境信息披露的管理者模仿行为:竞争性vs防御性

张济建1，毕茜2

（1.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镇江212013；2.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目前，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备受瞩目，而其研究与基于资本市场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均忽略了企业信息披露的真正决策者——管理者。文章选取2007-2013年披露的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为研究对象，从管理者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行为的角度，以理论与实证分析了管理者在企业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决策过程中的行为。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是竞争性的，即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模仿同行业中的领先者；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行为是防御性的，即管理者更多是出于随大流的“从众”心理去模仿同行业的公司。

环境信息披露；管理者；模仿行为；竞争性；防御性

一、引言

2013年1月14日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称，中国仅有500个大型城市中的1%能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程度显而易见，且中国70%以上的污染来自于工业，因此如何管控工业企业、特别是污染企业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企业环境信息作为企业与外界进行环境表现方面交流的方式和工具，其信息披露受到高度重视。为了提高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国家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

已有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与基于资本市场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存在相同的问题，都将研究放在企业身上，却忽略了企业信息披露的真正决策者——管理者，揭示管理者对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的研究不多见。正如Beyers等（2009）提醒，“进行披露决策的是领导者而不是‘企业'”［1］。无论从理论还是国外的已有研究来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很可能存在管理者羊群行为。而我国作为新兴市场，近年来环境保护得到广泛的关注，无论是环境保护部还是证监会都出台了一系列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越来越大，然而我们发现面对同样的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压力，为什么国有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不同的股权结构下的管理者模仿行为是否相同？本文尝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拟通过对企业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决策过程中的管理者行为的分析，提高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

二、文献回顾

（一）关于羊群行为的文献回顾

关于羊群行为的理论解释有多种，其中主流的理论包括基于不完全信息的羊群行为理论、基于声誉的羊群行为理论以及基于薪酬结构的羊群行为理论。Banerjee（1992）及Bikhchandani和Welch（1992）提出了基于不完全信息的羊群行为理论［2］，基于声誉的羊群行为理论由Scharfstei和Stein在1990年提出［3］，Graham（1999）继承并发展了该理论，并建立了羊群行为的声誉模型。Roll等（1992）提出了基于薪酬结构的羊群行为理论［4］，Maug和Naik（1996）对该理论进行发展与完善［5］。模型假定投资经理与其他投资经理相对的业绩表现决定其薪酬，羊群行为也随之产生，这将导致投资经理的激励机制扭曲，从而使投资决策无效。

（二）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文献回顾

20世纪80年代至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在发达国家开始普遍化。研究结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①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Deegan Gordon（1996）发现大多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都是定性的方式［6］。Cho Patten（2007）划分了环境信息的两种披露方式：货币性披露和非货币性披露［7］。肖淑芳等（2005）提出我国应建立和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系。进一步地，李虹等（2014）通过构建将单一产品的环境成本数量化、精确化的核算模型，探索了环境成本信息的披露模式并设计了实现途径［8］。②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Anderson和Frankle（1980）发现企业的业绩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9］，但是，Freedman和Jaggi（2005）的研究认为企业的业绩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10］。Brammer和Pavelin（2006）实证结果与Anderson相近［11］。毕茜等（2015）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明显受到环境制度、传统文化的促进，同时，环境制度、传统文化有互补效应［12］。沈洪涛等（2014）基于企业环境表现的视角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环境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随着企业环境表现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同时保证了较高的信息质量；反之，企业环境表现水平越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13］。牛佳丽等（2013）对不同市场化进程下的债务融资与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市场化和债务融资均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但在市场化进程不同地区的二者相关性明显不同［14］。③关于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动机研究。沈洪涛和刘江宏（2010）认为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有合法性管理的动机［15］。

（三）研究文献简评

绝大多数羊群行为的文献都是针对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行为的，把羊群行为应用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上的文献还是相对较少的。长期以来羊群行为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项目并行发展着，直到Aerts等（2006）将制度理论应用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中，以加拿大、法国和德国三个国家10个行业的共计1058家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国家的大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存在业内模仿行为，并且这种模仿性还受到行业中其他企业相互模仿的趋向的影响。因此，可以发现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中模仿行为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符合模仿性同形的制度理论解释［16］。沈洪涛和苏亮德（2012）首先把二者相结合进行研究，他们以2006-2010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年报中的环境信息披露为研究对象，在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发现我国企业存在同形性和模仿行为，即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中存在着羊群行为，并且属于模仿其他企业平均水平的频率模仿，而不是模仿领先者［13］。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中是否存在管理者模仿行为，试图回答面对同样的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压力为什么国有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不同的股权结构下的管理者模仿行为是否相同？

三、理论分析、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

（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变迁

2008年以后，国家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政策越来越多，执行也越来越严格。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如果说前者对已上市的高污染企业是一种“软约束”，影响不大，那么后者则完全弥补了它的不足，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坚决执行环境保护的要求。这两个文件的出台开启了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建立。2009年，中国证监会又在《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9号中要求股票发行人提交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文件。国家环境保护部也在这一年发布《关于开展上市公司环保后督查工作的通知》，决定对2007年和2008年通过环境保护部上市环保核查的公司开展环保后督查工作。2010年9月，环境保护部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首次规定上市公司应准确、及时、完整地向公众披露环境信息。2011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并要求在同年的10月1日起执行。

（二）理论分析

企业出于满足政策要求而披露环境信息，但是企业管理者将如何披露环境信息，环境信息披露的方法与效果之间的关系依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面对同样的政策压力为什么国有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

对管理层激励问题的研究，学术界流行的是按照“最优契约论”的框架，从物质激励、激励机制设计的角度出发，就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关于管理人报酬的决定因素的实证检验层出不穷，但是相关的研究结论仍然存在诸多争议。早在1947年，非物质激励的研究就被Simon引入理论研究中，但近年来学术界才开始关注此方面的观点。

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以及董事长大多数是由行政任命，因为这些上市公司皆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控股企业转型而来，因此这些管理者具有双重代理的特点，这决定了我国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行为将有所不同。由于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的显性收入有上限，且控制权收益具有不可补偿性，因此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异常激烈，这些管理者的行政性任命就演变为高管对于行政权力的争夺，从而造成政企合谋、国企高管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导致国企高管的经营性目标绝不止“企业利润最大化”一项，至少还包括一些行政化目标，例如“维持就业率、企业承担社会和环境保护等特有的一些社会责任”等。严建苗和万建军（2002）基于国企高管激励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所提出的国企高管的效用函数模型中，国企高管的总效用为货币性收益、控制权收益和声誉性收益三方面所带来的效用的总和［17］，也体现了类似的多任务含义。

由于国企高管都由政府机构任命、享受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待遇，这将导致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激励偏向政治目标，即职位的提升才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管理目标，而经济目标并不是上市公司管理人员最为看重的激励目标。因此，针对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研究时，考虑到我国国有控股企业特有的多重任务目标的特点，决定了需要区分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来研究领导人行为。因为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者的行为动力除了经济目标以外，政治目标即职位的提升才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管理目标。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现了企业领导者对制度的遵守和执行，这是为实现政治目标所必须采取的行动之一。

（三）理论模型

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给出理论模型，系统考察我国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的不同效果，深入探讨不同的激励所导致的不同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行为。

设有国企1，2，…，n，私企n+1，…，n+m，其环保信息披露得分各为t1，t2，…，tn，tn+1，…，tn+m；而环保信息披露给管理者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为G(θ)，其中θ=(t1+…+tn+…+tn+m)/(n+m)。

正如Berthelot et al.（2003）指出，第三方（监管者、环保组织、社会等）的行为可能由环境信息披露引起，从而导致政治成本。所以设各企业环保信息披露的给管理者所带来的损失为f(ti)，且a≤ti≤b，其中i=1，2，…，n，…，n+m；若环保信息披露给国企管理者带来的行政效益为P(ti)，其中，i=1，2，…，n。则

国企管理者的效用为：

其中，i=1，2，…，n，0＜δ＜1。

私企的效用为：

其中，j=n+1，…，n+m。

假设在国家对国企环保信息披露的政策要求下，有某个国企k，使，则

因为P(ti)单调增（凸的），故而f(ti)单调增（凹的），所以

以上模型的分析可见，对于国有控股企业最优的博弈选择就是模仿，并且是模仿行业的最优者。

四、研究假设

从我国来看，政府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任命是国家对国有控股企业控制的一个明显的标志，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拥有对中央和地方国有控股企业的任命权。政府指派官员，通过人事控制保障，维持和强化对企业的控制，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对政治更敏感，更熟悉中国特色的晋升规则和更看重政治地位的提高。国资委自2003年开始为试图打破行政任命而公开招聘央企的高层领导，但是，大体而言，企业高管始终是由行政任命，在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这种现象尤为显著，即通过行政渠道来选拔任命干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政府官员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均处于非常封闭的劳动力市场，即这些官员一旦被罢免或开除，就很难再在组织外找到其他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必然存在更大的政治上的迎合趋向。正如魏刚（2000）认为很多高管对年度报酬的关注反而不及非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往往是官衔、地位或荣誉的函数［18］。王建华等（2015）指出近些年随着高管人员的薪酬快速提高，薪酬对高管人员激励的边际效应递减。

宋德舜（2004）发现企业的业绩增长与对董事长的政治激励显著影响相关［19］。袁江天，张维（2006）认为，我国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目标和设定存在二重性，一方面受市场机制的调解，另一方面受政府的指导和管理，因此，企业既要不断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目标，又要承担公共职能，因而国企高管面临着多重任务的委托代理职责［20］。Lieber⁃man Abasa（2006）的研究发现那些规模较大、较为成功或者较有声望的企业更容易受人模仿［21］。

非国有控股企业很可能采用防御性而非竞争性策略来应对合法性压力，正如King和Whetten（2008）所指出的，组织与其同类组织的最低受托标准相一致就是合法性［22］。因此，企业管理者更多的不是想出类拔萃，而是想从众地去模仿同类。因为作为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的委托代理职责相对单纯，并无须像国有控股企业那样承担公共职能。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而言，主要是在市场机制下承担经济目标的实现，如徐玲和冯巧根（2014）指出民营企业中尚未建立规范与认知层面的内部规则，而该内部规则是民营企业从价值观层面上对社会责任的认同。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2。

H1：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行为是竞争性的，即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模仿同行业中的领先者；

H2：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行为是防御性，即管理者更多是出于随大流的“从众”心理去模仿同行业的公司。

五、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

上市公司的年报中一般会进行环境信息的披露，有些公司也会在独立报告中披露其环境信息，我们在研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时同时考虑了年报和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

本文以2007-2013年沪深两市A股所有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重污染行业的选取主要依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办函〔2010〕78号），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具体按照《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认定。本文选取20个重污染行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从巨潮资讯网、新浪财经、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资源中心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市公司网站上手工收集样本公司7年间的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采用“内容分析法”来定量。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根据前面部分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变迁的回顾，我们认为2008年是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元年。所以主要考察2008年以后的环境信息披露的模仿行为进行分析，同时在研究模仿行为时，要涉及2007年的环境信息披露数据。所以本文选取上交所和深交所2007-2013年20个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公司，由于实证研究模型涉及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的数据，我们得到3 615个样本，其中2008-2011每年604个，由于个别公司退市，所以2012年601个，2013年598个。样本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数据根据上市公司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手工整理，其他相关数据主要来自深圳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三）变量的选取及度量

变量的选取及度量参见表1。本文设计了两个解释变量，一个是行业平均水平，该行业剔除被解释变量的i的平均值；一个是行业领先者，其中分别按照该行业资产规模的前5%或者前10%的企业剔除被解释变量的i的平均值。

本文将公司所披露的环境信息分为7个部分（见表2），包括披露概况、环境管理、环境投资、环境负债、环境成本、环境业绩与环境治理、政府监管与机构认证。评分总的规则是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无描述的为0分，一般定性描述的为1分，详细定量的描述为2分；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中的二级指标以及其他某些小项目不披露的为0分，披露的为1分；对于披露载体指标，该上市公司在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同时披露的话，为2分，只在其中之一披露为1分，于是就得到每部分的环境信息披露得分（CEIDI）。最后，对该公司7个部分的得分进行加总，便得到了该样本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得分（EIDI）。然后将环境信息披露得分（EIDI）进行标准化后就得到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其计算公式为EIDIS=100×（EIDI/44）。

在计算环境信息披露得分时，本文采取了双人独立评分的做法，既在试评阶段的两名评分人员达到90%以上的一致性才开始进入正式评分阶段，并且在正式评定阶段如果两人的偏差达到10%以上，其中的差异交由第三人协调，在偏差较小的情况下，取两者的平均数，且对最后的评分结果做了信度检验，肯德尔和谐系数(Kendall's W)为0.936，卡方值为22.462，伴随概率为0.000，检验水平α= 0.05，伴随概率小于检验水平则说明评分结果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其较为可信，可以在相关研究进行运用。

表1 研究变量说明

表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标

（四）模型设定

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EIDISi，t为i企业在本期（t期）的平均披露水平；Xi，t-1为i企业的模仿对象在上一期的披露水平，分别用同行业规模最大的5%的企业和10%的企业剔除i企业后的上期（t-1期）平均披露水平放入回归模型；Controls为控制变量，分别是公司规模、盈利能力、财务杠杆、高管持股比例、高管薪酬。

六、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3为国有控股企业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IDIS）均值为21.06，表明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水平较低（总分100分）。而最高值77.78，最低值0，标准差为16.40，显示出不同公司之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也为不同公司间的环境信息披露模仿行为提供了空间。经过对数化处理的高管硕士以上占比和高管持股比例、高于平均年龄的高管比例同样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显示出不同公司间高管的教育水平及员工激励机制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行业平均水平为16.23，行业中规模最大的5%的企业的平均值为27.80，规模最大的10%的企业的平均值为25.84，可见规模最大的5%的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确实代表了行业先进水平。

表4为非国有控股企业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IDIS）均值为14.43，表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水平比表3中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低。而最高值81.48，最低值0，标准差为13.76，显示出不同公司之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与表3对比可以发现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最高值（最小值还是标准差）差异不大。经过对数化处理的高管硕士以上占比和高管持股比例、高于平均年龄的高管比例同样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显示出不同公司间高管的教育水平及员工激励机制也存在很大的不同。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各个行业平均水平为15.25，行业中规模最大的5%的企业的平均值为24.97，规模最大的10%的企业的平均值为22.86，与表3对比可见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论平均值、最大值还是最小值都比国有控股的差。之所以行业的5%和10%的规模最大的企业的最小值为零，是因为计算时有的行业中公司的数量较小，5%或者10%只有1个公司，而如果该公司没有披露，则为零。

表3 国有控股公司各变量描述性分析

表4 非国有控股公司各变量描述性分析

2.相关性分析

表5为国有控股公司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到，行业平均水平与行业领先者相关性较高，特别是规模最大的5%的企业与规模最大的10%的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变量相关性高，不过根据模型1，上述这三个变量（SA“行业平均水平”，SP10“行业领先水平10%”，SP5“行业领先水平5%”）分别代入，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表6为非国有控股公司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到，与表5类似，行业平均水平与行业领先者相关性较高，将这三个变量分别代入模型，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5 国有控股公司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6 非国有控股公司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二）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7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SA的回归系数是0.393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SP5的回归系数是0.072在1%的水平上显著，SP10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国有控股企业中管理者的环境信息披露模仿的是行业中的优秀者，这将导致国有控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水涨船高，表明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行为是竞争性的，证明了假设1。同时我们发现财务杠杆、公司规模及高管薪酬在三个回归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就是表明财务杠杆、公司规模及高管薪酬对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的模仿行为有显著影响，而高管持股比例和盈利能力对国企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几乎没有影响。由于环境信息披露在我国更多的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进一步证明隐性激励驱使经理人增加决策中的从众倾向，考虑到同行业之间职业晋升的竞争。

从表8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SA的回归系数是0.309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SP5的回归系数和SP10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行为是防御性的，证明了假设2。同时我们发现公司规模在三个回归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表明公司规模对非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的模仿行为有显著影响。

表7 国有控股公司回归分析（模仿同行业）

表8 非国有控股公司回归分析（模仿同行业）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首先对被解释变量环境信息披露采用绝对数替代相对数进行了回归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其次对解释变量行业平均水平采用污染企业平均水平替代同行业平均水平，污染企业领先者替代同行业领先者进行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前述的同行业模仿时行业领先者取得5%和10%，是因为同行的样本有的很小，只有20几个，5%才取1个样本。基于上述原因，所以稳健性检验部分的污染企业领先者，选取全部污染企业的1%和5%，即在全部污染企业中选规模最大的1%和5%扣除回归时该企业的值的平均值。回归结果见表9。从表9中可以看到在对国有控股公司回归检验中无论是全部污染企业的平均值还是领先者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前述回归结果相同。从表10中可见，对非国有控股公司回归检验中，全部污染企业的平均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领先者均不显著，与前述回归结果相同。说明本文的检验具有稳定性。

表9 国有控股公司回归检验（模仿全部污染企业的平均及领先水平的检验）

续表9

表10 非国有控股公司回归检验(模仿全部污染企业的平均及领先水平的检验)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本文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7-2013年披露的环境信息为研究对象，从管理者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的是行业中的优秀者，这将导致国有控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水涨船高，表明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行为是竞争性的。

（2）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者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仿行为是防御性的，即管理者更多是出于随大流的“从众”心理去模仿同行业的公司。

（3）财务杠杆、公司规模及高管薪酬对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的模仿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只有公司规模对非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的模仿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几乎没有影响；也就是公司规模对国有还是非国有高管的模仿行为都有影响。

（二）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由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存在着行业模仿，即管理者会模仿其他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并且这种模仿在国有与非国有之间是不同的。由于国有控股企业表现出的竞争性，可以鼓励和引导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地披露环境信息，从而对其他的国有控股企业有示范带头的作用。

（2）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人员主要目标是经济目标而非政治目标，因此，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防御性，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对做得好的企业给予减税的鼓励，对于差的企业给予罚款处理，从而达到提高非国有控股企业的环境保护水平的目的。

（3）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一般来说，公司的规模越大，越容易受到大众和媒体的关注，媒体要更加积极地报道企业的环境表现。应该重视媒体的重要性，发挥媒体监督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督促重污染上市公司加大环境信息披露。同时应该通过媒体、学校教育等方式，实施环境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水平。

本文的学术意义在于从传统的研究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动因，转向了信息披露的决策过程。本研究结果为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

［1］Beyer D A，Cohen T，Thomas Z L，et al.B R.The financial reporting environment：review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50（2/3）：296-343.

［2］Banerjee.A simple model of berd behavior［J］.The Quarter⁃ly of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3）：797-817.

［3］Scharfstein D S，Stein J C.Herd Behavior and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80（3）：465-479.

［4］Roll R.A Mean，Variance Analysis of Tracking Error［J］.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1992，18（4）：13-22.

［5］Maug E，Naik N.Herding and Delegated Portfolio Manage⁃ment［M］.Mimeo：London Business School，1996.

［6］Deegan C，Gorgon B.A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public policy pressur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1996（16）：125-154.

［7］Cho C H，Patten D M.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as to viols of legitimacy：a research note［J］.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7（7/8）：639-647.

［8］张晓颖.经济、环境、社会发展与人：从可持续发展观到包容性绿色增长［J］.江淮论坛，2014（6）：93-98+61.

［9］罗能生，李佳佳，罗富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湖湘论坛，2014（1）：47-52.

［10］Freedman M，Jaggi B G.Global warming，commitment to the Kyoto protocol，and accounting disclosures by the larg⁃est global public firms from polluting industries［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2005，40（3）：215-232.

［11］Brammer S，Pavelin S.Voluntary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by large UK companies［J］.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2006（7/8）：1167-1188.

［12］毕茜，顾立盟，张济建.传统文化、环境制度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J］.会计研究，2015（3）：12-19.

［13］沈洪涛，黄珍，郭肪汝.告白还是辩白——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4（2）：56-63.

［14］牛佳丽，聂绍芳，唐洋.市场化、债务融资与环境信息披露［J］.科学决策，2013（9）：14-26.

［15］沈洪涛，刘江宏.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特征、动因和作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3）：76-80.

［16］Aerts W，Cormier D，Magnan M.Intra-industry Imitation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porting：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Accounting&Public Policy，2006，25（3）：299-331.

［17］严建苗，万建军.国有企业间经理人市场的声誉机制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3）：36-39.

［18］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3）：32-39.

［19］宋德舜.国有控股、最高决策者激励与公司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04（3）：91-98.

［20］袁江天，张维.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6（3）：45-53.

［21］Lieberman M B，Asaba S.Why do Firms Imitate Each Oth⁃er？［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2）：366-395.

［22］King，B G，Whetten D A.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utation and Legitimacy：A Social Actor Conceptualization［J］.Corporate Reputation Review，2008（11）：192-208.

［责任编辑：程靖］

Managers’Imitative Behavior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Competitive vs Defensive

ZHANG Ji-jian1，BI Qian2
（1.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t present，corporat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attracted much more attention.However，the re⁃searches on both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voluntar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ased on capital market have ig⁃nored managers，who are the real decision-makers.This paper，by choosing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heavy polluting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3 as the research object，mak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on the behavior of managers in the process of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rs’imita⁃tive behavior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itation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competitive，i.e.，managers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tend to imitate the ad⁃vanced in the same industry.And the imitation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de⁃fensive，i.e.，managers intend to imitate the same industry enterprises by following the“herd”psychology。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managers；imitative behavior；competitive；defensive

F275

A

1007-5097（2015）11-0129-08

10.3969/j.issn.1007-5097.2015.11.020

2015-04-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XGL001）；江苏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BR2012026）

张济建（1964-），男，江苏海安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能源经济，环境会计；

毕茜（1968-），女，江苏常州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环境会计，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