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共融塑造丝路精神

文/倪稼民

“一带一路”是谋求共同合作发展的理念、蓝图和倡议。如何让理想成为现实，除了依靠中国与沿途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充分研究论证各种可行性和风险预测、唱好经济发展互惠共赢这出戏以外，也需要着力搭建文化认同共融这座平台。

“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谋求共同合作发展的理念、蓝图和倡议。如何让理想成为现实，除了依靠中国与沿途沿线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充分研究论证各种可行性和风险预测、唱好经济发展互惠共赢这出戏以外，更需要着力搭建文化认同共融这座平台。前者是显性的、眼前的，后者是隐性的，但却是长远的。

文化共通是新老丝绸之路的前提

人类学家不断证实：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之所以能够交流合作，首先应该归功于人类固有的文化共通性，即由人类生理机制的一致与人类心理本性的相同，导致不同族群的初始文化在一些观念、幻想、习俗、欲望甚至价值观上惊人相似。神话和宗教通常被认为是我们了解人类起始生活的脚本。尽管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神话作品体现出形式与内容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不同的宗教其具体教义、信条以及体系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对立冲突几乎不可调和；然而，诸神的品格、性情、功能以及这些神话、宗教所传递的价值信息和反映的思维方式却存在实质上的相近性和内在的统一性。

比较系统的全球指向的文化价值理念，在古代的东西方文化中都能够发现其源头：在中国，《礼记》的“大同说”是其代表，在西方，则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晚期的斯多葛派，这些思想倡导“世界大同”、“人类普遍理性”和宇宙人生哲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全球主义思想的滥觞。

人类正是基于这种与生俱来的共通性和内在的冲动及生存发展的需求，才能得以从封闭的、隔绝的、地域的走向开放的、联系的、世界的，于是就有了海陆古丝绸之路。络绎于途的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等商品贸易和多种文化碰撞交汇将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的不同国家和族群联系起来，既体现了中国人冲破阻隔、交流互鉴的胆魄和毅力，也使中国开始了解世界并影响世界，为推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交融、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谱写了重要的历史篇章。而处于全球化大潮的当今世界，提出确认和建立人类共同价值和发展共同体实际上已不仅仅是美好的愿望，更是现实的需要。纵观激荡的百年史，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战争威胁和诸多的全球性问题的困扰，使人类越来越产生被绑在一起的感觉，越来越体验到利害交织在一起的事实，也越来越意识到人类进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其影响广大、意义深远，不仅只是意识、领悟到开放和融入世界的必要，更是对人类面临共同问题、危机的深刻体认：其主旨即借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在和平发展的旗帜下，主动地发展与沿途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把握“一”与“多”的关系

当然，仅仅承认人类文化共通还是难以实现这种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的，我们还要回答这种共通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怎么解决普世与特殊的矛盾？试看18、19世纪的全球主义者（基本上是欧洲人）关注的其实是一种欧洲的“全球性”，本质上就是“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一元论”，他们（如莱布尼茨、康德、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包括马克思等）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或低估了种族和宗教这一深深植根于族群文化的坚韧和保守力量（或在转型为民族主义后）在现代性中的顽强作用；而当代较多的全球主义者（如汤因比）又超越了民族国家依然还是目前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主导的事实，主张突破民族国家，建立世界性机构，显得过于理想化。再看现实，在全球主义使命的表象后面，帝国主义权力游戏一幕又一幕上演，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强势赋予其政治经济制度以普世主义的使命，并竭力从“世界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和共同责任”中获得更多更新的权力资源，而更多的落后的东方国家则感受到的却是腥风血雨般的悲惨、凄苦和绝望。正如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曾尖锐地揭露西方的这种虚假普世主义那样：“我知道这些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爱情、荣誉、祖国的废话，它们无碍于我们同时坚持种族主义的说法：肮脏的黑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事情比种族人道主义更为始终如一，因为欧洲人只有通过制造奴隶和怪物，才能使自己成为人。”不可否认，这种“普世主义”在行进中确实突破了地域和传统的樊篱，但却是以排斥或消弭非西方文化来解决普世性与多样性（即“一”和“多”）问题的文化帝国主义方式展开的，从而引发和加剧了非西方弱势社会的那种强烈的被压抑、被异化和被剥夺感，造成更大的紧张和隔阂。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中的中国，在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时，不能排除可能会引发周遭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对殖民地历史的痛苦的集体回忆，以及对新帝国主义的警惕，不能排除他们在希冀获取经济发展的同时会表现出本能的保守和不信任感。

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打赢经济合作发展之战，就必然需要一种道德力量支撑。这种道德力量不是凌驾于一切民族文化之上的绝对律令，更不是某一种强势文化居高临下的宰制，而是从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中提升出最具人性的、最赋予生命真谛的人类共性。

如何消解沿途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疑虑和担忧，关键就在于我们将怎样诠释和处理“我们—他们”文化中的普世性（即“一”）与“我们—他们”文化中的特殊性（即“多”）的关系，也就是要寻找到将普世主义特殊化和特殊主义普世化双向良性互动的中轴，既不固执于本土特殊性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又反对将自身文化普世化。就中国而言，既要弘扬和挖掘我们传统文化中富有特色但又有普世意义和吸引力的一面，又要虚心地承认和吸取他国文化中值得学习借鉴的精华的一面，承认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共通的一面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如同孔子、老庄、苏格拉底、阿威罗伊到近现代的康德、托尔斯泰等思想作品，既彰显了民族文化的辉煌灿烂又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丰硕成果而为世人所认同。所以，我们更应该主动、诚意、平等地与沿途国家和地区进行各种形式、内容和层面的交流与对话，切不可因为拥有一定的经济、政治、财富、资源等优势而显出盛气凌人或颐指气使的倾向，否则不仅将消解自身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而且本身的安全也会受到危害。对相对弱势国家或民族来说，强化本土性和民族认同意识固然必要，但如果这种民族认同变成了一种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封闭主义，就有可能造成文明冲突而更加延缓了发展步伐，所以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对话。这就是说，各方都应该看到差异，承认多样性，在和谐中抱持独特，在尊异中求同。这种同一不是以强势压倒弱势的文化霸权主宰方式进行，而是能够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所提倡的那样，先在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对话、商谈，取得共识后再制定出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

任何一种现成的特殊的文化体系都不可能或根本没有资格充当作为人类文化共通的“一”的全部样板，它必须是基于国际社会公共理性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全体对话”，以达成一种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罗尔斯），从而最终形成一种可以为所有信奉不同宗教和道德观念、承接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所共同认可和践行的普遍正义的价值观念。“一带一路”所期盼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只有基于这样一种“一”与“多”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获得成功和持续久远。

塑造作为道德力量的文化共识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还需加强文化交流。图为2015年5月14日，第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一带一路”为主题，首次设立“丝绸之路专馆”，引来各方热切关注。 图/CFP

事实上，纯粹的普世文化是不存在的。所谓文化的普世性、共性总是相对于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而言，离开了特殊性和多样性的普世性和共性是空泛和无意义的。普世性、共性、统一性如果是在抹杀特殊性、个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显现，那么，文化就丧失了过去，也就丧失了认同感、自尊心、方向感和创造力。

文化首先是地方性、民族性的，任何跨文化传统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认同都必须基于这一前提，它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理由和命运，除非人类世界已不再有国家、民族存在。人类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深深地烙上民族的、地方的和个人的印记，但是从人文意义来看，它们又都超越了这种特殊性和个体性。真正的民族文化精华是既在塑造性格、心灵和想象力的过程中张扬个性，又在赋予生命和生机的价值层面中彰显普世性、共性或统一性。“凡是历史上鲜明、具体和特殊的东西，现在都成了真善美的载体并从而增强了普世价值的内涵”，所以，普世性就本质而言是一种道德力量，甚至美与真都最终依赖于这种力量（克莱斯·瑞恩）。

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打赢经济合作发展之战，就必然需要这样一种道德力量支撑。这种道德力量不是凌驾于一切民族文化之上的绝对律令，更不是某一种强势文化居高临下的宰制，而是从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中提升出最具人性的、最赋予生命真谛的人类共性。这种文化扬弃了多样性中狭隘、自私、颓废、卤莽和残忍，洗练出人性中博大、宽容、进取、温和及谦让。这种文化要求各个民族“从自己切身的文化关怀出发，培养像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和甘地这样的博大胸怀，在这个被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分裂及至破坏的世界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和困境，不但负起对自己的命运，而且也负起对全人类命运的道德责任”（王缉思）。只有这种道德力量，才能真正让沿途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相辉映、激荡汇合，积淀形成“和平、开放、包容、互信、互利”的丝绸之路精神，只有这种道德力量，才能永葆丝路精神为沿途各国各民族认同和推崇，并不断注入时代内涵，造福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