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三不朽”功业源出何地？

文/解春龙

近些年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中，一位被列为明代最牛人，称为明代唯一“圣贤”的人，他就是王阳明。他备受曾国藩、梁启超、毛泽东、蒋介石等风云人物崇拜，即使在日本，有着“军神”和“常胜将军”之称的东乡平八郎也对他顶礼膜拜。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他一生学问、事功、德行青史留名，被誉为“真三不朽”。他所创心学将传统儒学推至新的阶段，对中国乃至世界尤其是日韩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阳明和阳明心学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产物，浙江、贵州与江西是成就阳明事功与学问最重要的地域。因此，深入研究王阳明与这些地域文化的关系，对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龙场悟道：王阳明与贵州

明正德元年（1506年）冬，王阳明因仗义直疏，得罪权阉刘瑾，被廷杖四十，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做驿丞。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历经艰辛终于到达龙场驿，自此与贵州结下不解之缘。

贵州龙场驿是谪居于此的王阳明悟道之地。

龙场驿建于明洪武年间，地处“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虫毒瘴疬”，居民多是尚未开化的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与中原汉人相去甚远。王阳明初到此地，生活十分艰苦。驿站破旧，只能居住在山洞之中；衣食不济，只能开圃种粮种菜，自行解决。在这种生存维艰、欲求不得的情况下，王阳明不由得深思，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官场的争权夺利、世间的尔虞我诈，一切的荣辱得失，在这片自然淳朴的边远之地显得那样的不足为怀。生活的清苦艰难、生命命运的困惑，让他日夜澄心静思，思求圣人之道的真正所在，重新寻求一份精神寄托。一天夜里，他忽得大彻大悟，不禁呼跃而起，若痴若狂，随从均被惊起。原来阳明顿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从此世间便开始多出一门“阳明心学”，为后来的“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龙场悟道”使王阳明重获精神寄托，在龙场的生活也开始慢慢好转。当地少数民族也在平时的观察中发现，这次来的“中原官”有些不一样，因为王阳明总是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时间一长，双方便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当地居民为阳明采木构建起了木屋数间，阳明便不再住在山洞（后称“阳明洞”）中了。

阳明来龙场不久，远近诸生便纷纷慕名前来求学。于是，他便在贵州龙冈开办“龙冈书院”进行讲学。阳明的讲学，渐渐引起了当地官员的关注。正德四年（1509年）三月，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慕名前往求教，后又重修贵阳的文明书院，亲率贵阳诸生以师礼迎阳明为书院主讲。王阳明在此首次阐述了他的“知行合一”学说，赢得了众多学生的信奉。

贵州的谪居生活，虽然清苦，但清苦而淳朴的清净也使得王阳明获得精神和学问上的顿悟与升华。正德五年（1510年）三月，王阳明升任庐陵知县。他怀着一份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贵州，但他的思想与灵魂却留在了这里，并一直激励着这片“顿悟之地”的民众，走向文化的昌盛。

王阳明一生学问、事功、德行青史留名，被誉为“真三不朽”。他所创心学将传统儒学推至新的阶段，对中国乃至世界尤其是日韩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阳明和阳明心学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产物，浙江、贵州与江西是成就阳明事功与学问最重要的地域。

南赣事功：王阳明与江西

王阳明离开贵州，赴任江西庐陵知县，在庐陵就任的短短7个月时间，便将庐陵治理得井井有条，之后就离开了庐陵赴京入觐。当他再次回到江西的时候，系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出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而这一次的赴任也注定他要成就一番不朽功勋。

当时南赣、汀、漳等地，也就是现在江西、福建、广东和湖南四省交界区域。其时，这里动乱频繁，数十年不平，并形成桶冈、横水、左溪的谢志山，福建大帽山的詹师富，三浰头的池仲容等几股大的地方势力。王阳明来到这里，经过审时度势，对内行十家牌法、训练精兵、严明军纪，对外考察形势、制定策略。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至正德十三年（1518年）六月，克漳南，破横水、左溪、桶冈，收三浰，一举荡平数十年的动乱；为巩固和维护社会秩序，先后建平和、崇义、和平三县，终使这一地域重归安定。在平定地方动乱的过程中，王阳明一直在思考地方动乱的原因，并深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因此，在继“破山中贼”之后，他又着手“破心中贼”，于是举社学、行乡约、开书院、兴讲学、推廉政、易风俗，以大兴教化来“破心中贼”，以期社会长治久安，实效显著。虽则军旅繁忙，但王阳明在南赣的讲学活动未曾中断。弟子聚集赣州，著名的有欧阳德、邹守益、何廷仁、黄弘纲等。正德十三年（1518年），记录王阳明语录和论学书信的《传习录》在赣州首刻。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福建三卫军人叛乱，王阳明奉命平叛，行至丰城，便得到南昌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消息。宁王是明太祖第十七子主权的五世孙，当朝皇帝明武宗的叔叔。宁王野心勃勃，交结朝中奸佞，网罗地方党徒，招兵买马，趁当时明武宗昏庸荒唐，心生反叛。阳明在丰城得报后，即刻回舟吉安，在躲过宁王一路追捕后，到达吉安。他一面上疏言明局势，一面传假檄文，行疑兵计和反间计，使宁王兵留南昌十多日，为官兵的集结争得时间。在准备充分后，趁宁王兵临安庆谋夺南京之时，先克南昌，大战樵舍，经数战终擒宁王。这一战王阳明自起兵至擒叛王，前后仅两个星期，充分展现出了他的卓越军事才能。但捷报并未顺利上达，朝中以张忠、许泰为首的奸佞从中作梗，企图让武宗至江西亲擒宁王，但王阳明深知江西百姓已深受兵火之苦，他百般焦虑、多次上疏，后又求助武宗亲近太监张永，武宗才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底北归还京。此时王阳明才将心中石头放下，江西人民也躲过又一次的灾难。经过这次事件，王阳明的思想也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提出了“致良知”的学说。

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武宗崩，世宗继位。世宗念阳明功绩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下诏召阳明赴京。但朝中一些人从中作梗，阳明赴京受阻。此后封爵被阻，只得新建伯一空爵，无铁劵岁禄。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阳明守父丧归乡。

但王阳明与江西尤其是南赣的因缘并未结束，嘉靖六年（1528年）五月，王阳明奉命出征广西思田，再次来到江西，在途经南昌、上饶、吉安时受到了官员、百姓、学者、儒生、门人的热情接待。阳明此行，充分感受到了这块他建立丰功的土地和人民的感恩与回馈。但是在归程时，却给这片受恩于他的土地留下了深深的悲伤和怀念。嘉靖七年（152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阳明在返程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临终前，其门人时任南安府的推官周积问老师有何遗言，王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在江西这块热土上，王阳明达到了他一生事功的巅峰，完成了学问的再一次飞跃，推动了江西尤其是南赣地域的社会稳定和文化发展，给这块土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魂归余姚：王阳明与浙江

嘉靖八年（1530年）二月，经历了波澜起伏一生的王阳明终于回到了生他育他的这片乡土——浙江余姚，叶落归根。回首58年前，王阳明就出生在余姚家中，因他出生时有“瑞云送子”的传说，当地人便将他出生时所在的小楼称作“瑞云楼”。浙江，自古文化鼎盛，文人贤士多不胜数，仅明朝中叶就有孙燧、倪宗正、魏瀚、谢迁及阳明的祖父王伦、父亲王华等等。在同辈俊杰的影响、师友的教益、祖父父亲的教诲以及昌盛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下，再加上王阳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成就了后来的一代哲人王阳明。同时，王阳明也时刻怀念这片生他育他的乡土，他以事功为故乡添彩，以讲学为故乡文教助力。嘉靖元年（1522年）至嘉靖六年（1528年），他居乡6年中，大兴讲学之风，门人日进，如湖广的杨汝容、杨绍芳，广东的杨仕鸣、黄宗凯，直隶的王艮、孟源、周冲，南赣的何廷仁、黄弘刚，安福的刘邦采、刘文敏，新建的魏良政、魏良器，绍兴的王畿等，学生人数比任何时候都多，同时也出现不少阳明书院。讲学活动盛极一时，著名的“天泉证道”与“阳明四句教”就是产生在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王阳明对自己的心学理论有了更大的提高，日臻成熟，形成了完整的阳明心学体系。

王阳明与余姚，相育共荣。余姚和整个浙江浓厚的文化底蕴，成就了王阳明；而王阳明则以自己的气节、事功、学问为余姚和浙江增荣，为这块养育他的乡土的文化更上一层楼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王阳明与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

王阳明的一生波澜壮阔，成就了“气节、文章、事功”的“真三不朽”，成为有明一代钦定从祀孔庙的四大儒之一，明代文臣以军功封伯爵三人之一，死后又追赠为侯的唯一之人。他这些辉煌，与他的个人努力和天赋有关，也与他在贵州、江西、浙江的人生经历有关。可以说，这些地域成就了王阳明，王阳明也深刻影响着这些地域。因而研究王阳明与地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意义。2014年6月亚信峰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上海的考察中，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贵在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知行合一”便是引自阳明心学中的一个重要核心思想“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是言行一致，也是人性良知的现实实践。王阳明不仅用自己的心学理论加以阐释，而且更是以其一生加以实践。这无疑对当下我们国家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纠正当下社会中一些领导干部、公众人物的言行不一的行为和风气，有着很好的教育和指导意义。

其次，对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成就了传统社会士人追求的“三不朽”理想。他的这些成就，离不开特定的地域。在他一生有过重要活动的三个地域，则为他成就“三不朽”提供重要的土壤。顿悟真道的贵州龙场、成就事功的江西南赣、学问大成的浙江余姚，以及由此推广的贵州、江西、浙江三省，王阳明在他所处的时代已经给这些地域的社会、文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推动这些地域文化社会在当时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时至今日，他所留下的思想、文化遗迹，已然成为这些地域的宝贵文化财富，必将为这些地域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发挥出巨大的潜能。

再次，对公民身心修养的意义。明代自成化、弘治以后，社会经济格局和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自皇公贵戚，下至平民百姓，乃至童仆奴婢，人人都在追名逐利，声色犬马，社会道德堕落，社会风气颓废，人人指责他人，却又不反躬自省。王阳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思考如何革新，使社会风气重振、社会道德再次树立，于是他提出“致良知”，希望人们在自身观念上进行自我革新，发现被私欲所蒙蔽的“良知”，并依“良知”出发，做到“知行合一”。这是多么深刻的思考。如果人人依道德良知出发，知行合一，那么法律和行政命令则会少去很多的触碰者。

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下，“致良知”“知行合一”对于社会公民修身养性，冲破物欲的牢笼，精神上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大程度释放出人人皆有的良知和正能量，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