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志略》述评

2015-12-07 06:01
黑龙江史志 2015年13期
关键词:澎湖县志高志

刘 苏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澎湖志略》述评

刘 苏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澎湖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台湾海峡紧要之地。澎地旧无志书。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统一台湾五十余年后,才由周于仁纂辑、胡格补益成《澎湖志略》。虽然志中内容多有缺略,卷帙较少,但作为清代台湾第一部厅志,昭示了台湾府厅县三级行政建置均已修成志书,突显了清代自上而下普修志书的特点,继承了中国方志的传统,对清代台湾方志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澎湖志略》;周于仁;评述

澎湖旧名“彭湖”,又称“平湖”,其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位于福建与台湾之间。我国最早经略澎湖始于“隋开皇中(一作大业),尝遣虎贲陈棱略澎湖也”[1]2。至唐中叶,施肩吾始率其族人迁居澎湖。宋代,居澎湖人数增多。澎湖有行政建置,始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于澎湖设巡检司,隶属于泉州的同安县。明洪武五年(1372)乃虚其地,二十一年(1388)撤废巡检司,后又恢复,没过多久又将其废除。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收复台湾,于台湾设“一府三县”(1)。翌年,置澎湖巡检司,隶属台湾府台湾县。雍正五年(1727),改巡检司为通判,置澎湖厅,直隶于台湾府。澎湖旧无志书。清朝收复台湾后,有关澎湖的记载多出于台湾的府、县志中,到乾隆元年(1736),才由四川安岳人周于仁纂成,后由湖广江夏人胡格增补成澎湖第一部志书——《澎湖志略》,该志书也成为台湾第一部厅志。

一、周于仁与《澎湖志略》

周于仁,字纯哉,号仙山,又号龙溪,四川安岳县人。周氏自小聪颖,与众不同,十二岁中秀才,康熙四十七年(1708)考中举人。中举后,周氏开始重视教化育人,以“振兴学校”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捐款募银,建成了凤山书院。自此之后,安岳县令郑吉士对周于仁倍加赏识。康熙五十五年(1716),郑吉士主持编修《安岳县志》一事,郑氏聘请周于仁担任《安岳县志》主纂,“搜罗採访皆以一人”[2]637。雍正七年(1729),周于仁首次调任福建省永春县县令,其不怕长途跋涉,从中国大西南赴大东南为官,实属不易。任职后,周于仁为官廉正,“历年听讼无冤民”[2]637。期间,他仍重视教育,募银“修梯云、扶雅、同文三馆,以造士,文风为之丕变”[2]637。不久,调任将乐县,仍不改其风。雍正十一年(1733),周氏迁任台湾,授澎湖通判。在澎地期间,周氏深得民心,为官任满时“民立祠以祀公”[3]19。可见,周于仁无论在何处为官,均清廉公正,亦重视教育,为民所忧,因而深得百姓爱戴。

《澎湖志略》为周氏在澎湖任通判时所纂,后由通判胡格增益。自清统一台湾至乾隆元年(1736),清朝于澎湖设治已有五十余年,但从未修过志书。雍正十一年(1733)到乾隆元年(1736),周于仁在任期间,“承乏兹土,即欲集成一册,为一方考据”[3]18,胡格为之序时也说到:“澎湖,旧无志也。周子仙山(于仁)官斯土,辑成志略一卷,而地以人传焉”。《澎湖志略》是澎湖第一部志书,但诸家认为该志内容简略,不是一本好志书。周氏在自序中亦说到:“以旧无文献可征,创始为难,遂致缺略耳”,再加之,周于仁在编修该志时,年事已高,“而病又获瘳”[3]18,不但延误了修志的进程,且在志书材料搜集和撰写方面纰漏甚多。乾隆五年(1740),后任通判胡格又增益周志,延其体例,成志二十篇,三万余言。

二、《澎湖志略》内容和体例

《澎湖志略》共分二十篇,其中包括:舆图、海道、沿革、疆域、城垣、里程、宫庙、户口钱粮、仓储、科名、物产、舟楫、泊岸、渔舟、风俗、文员、武员、烟墩炮台、诗、赋,卷首有胡格、周于仁和刘敬与的三篇序文。该志中大部分内容为周于仁在乾隆元年(1736)编纂而成,乾隆五年(1740),通判胡格增补“舆图”置于篇首,又增补乾隆元年至乾隆五年(1736—1740)期间文武官员到澎为官的时间和职务。

在体例上,《澎湖志略》共列二十篇,横排竖写,采用门目体,各篇互不统属。周氏之所以采用门目体,与清廷颁布诏令密切相关。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采纳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的建议,要求各省仿照贾汉复《顺治河南通志》的门目体编修通志,以备《大清一统志》采用,该体例遂被全国修志官员所采纳,成为“天下式”[4]214。雍正年间,大多数府州县志仍采用该体例。周于仁曾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编修《安岳县志》时,也采用门目体,分志十二门[5]446。因此周于仁在编修《澎湖志略》时,采用了这种他即熟悉,又被称为“天下式”的体例。

三、《澎湖志略》的特点与不足

作为澎湖第一部志书,《澎湖志略》在内容上较多的记载澎湖所辖疆域和在澎地驻守的文武官员。乾隆元年(1736)以前,有关澎湖记载的资料多见于台湾府县志中,如康熙二十四年蒋毓英《台湾府志》(蒋志)、康熙三十三年高拱乾《台湾府志》(高志)、康熙五十一年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周志)[12]和康熙五十八年王礼、陈文达的《台湾县志》,均有关于澎湖的一些记载。相比以上诸志,周于仁《澎湖志略》(澎志)在疆域和文武官员记载上有其优点可言。首先,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卷四武备志”中,将澎湖各澳屿附在“澎湖炮台、墩台”之后,没有突显出澎湖疆域的重要性,在记载澳屿数量上只有48个。《澎湖志略》则将“疆域篇”置于全志第四的位置,显现了纂者对澎湖澳屿的重视。同时,该志记载澳屿要多于《台湾县志》,为62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台湾县志》起到补充作用。其次,蒋志、高志和周志所载澳屿数量与澎志所载不差上下,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澎志对澳屿名字的记载与前志产生了不同,如蒋志所载“颜靖屿”,在高志和周志中均为“雁净屿”,澎志则为“雁靖屿”;蒋志、高志和周志所载均为“员背屿”,澎志载为“员贝屿”;澎志载为“缉马湾”,蒋、高、周三志则载为“辑马湾”,相关记载还有许多,鉴于文章篇幅不再一一列举。第三,蒋志、高志和周志仅将澎湖澳屿的内容附于“台湾县”辖区内分条记载,而澎志不仅在“疆域篇”中记载各澳屿的名字,还在“里程篇”中记载了各澳屿至妈宫澳的距离。妈宫澳为武官卫署的治地,作为澎湖最高军事指挥所,它控制了澎湖的各个澳屿。澎志记载了各个澳屿的里程,便于澎地军事管理,也突显了澎湖作为台湾门户在海上军事位置的重要性。第四,历任文武官员是各种志书记载的重要对象,澎志亦不例外。自清收复台湾以后,在澎湖设巡检司一职,到雍正五年(1727),改巡检司为通判,设澎湖厅。周于仁到任时,已是第三任通判,而前期所设巡检司已废除许久,曾为巡检司官员的姓名已多不清。经过周于仁考证搜寻,索得十二任巡检司:姚法唐、朱缙、胡腾凤、林开谚、李慧仁、耿瑚、陆鑑、乔傑、李振宗、朱唯章、郑奎聚和罗开勋[3]39。这十二任巡检司间隔43年,比前志(2)记载完整,周氏广搜材料,悉心考证,实属不易,为后来者编修新志提供了材料基础。第五,《澎湖志略》还续补王礼《台湾县志》所缺“澎湖水师协标左、右营守备”的官员。澎湖协标左、右营守备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蒋志开始记载,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王礼纂修《台湾县志》竟缺其不记,实为可惜。幸澎志补《台湾县志》之缺,续载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乾隆元年(1736),左营守备8人,右营守备11人[3]45-46,填补了近30年间澎湖协标左、右营守备的空缺。

不过,该志因多有缺略,“仅如图经体例排比为二十目”[6]119,也存在许多缺点。首先最大的缺点为内容过简。《澎湖志略》全书仅三万余言,仅能对澎湖厅的自然、政事和风土人情进行梗概性的介绍。如在疆域篇中,周于仁罗列出六十二澳屿的名称,只详述了“南天屿”这一澳屿,其它六十多澳屿均未有详细的记述。相比下,蒋志、高志和周志对所载澳屿的方位、名称由来、地情地貌等作了条目式的说明,如在“龟壁港澳”记载上,蒋志载为“在湖东澳东北,相距三里许。不时有龟□进港字卵,故名”[7]32,高志与周志同为“在大山屿之东北龟璧山前。自龟壁港至凤櫃仔,有三十里”[8]19(3)。在澎志付梓三十余年后,由后任通判胡建伟纂修的《澎湖纪略》[11],全书就有十五万言,是澎志的近五倍,它详细地记载当时澎湖厅自然、地理、风俗、建置、政事等内容,《澎湖纪略》较澎志增添了诸多门类,如:星野、气候、日月、井泉、学校、流寓、列女等三十多门。第二,该志前无凡。凡例规定了志书编纂的标准,对体例和内容具有说明作用,也能体现纂者的修志理念,成为阅读志书的指南。而澎志缺少了这一重要部分,读者无法了解该志书编写的原则及其中应该说明的内容。周于仁在编修《澎湖志略》之前,凡例已普及于修志中,如高志有凡例十二条,康熙五十八年(1719)王礼《台湾县志》凡例十二条,康熙五十五年(1716)《诸罗县志》凡例十二条等,可惜澎志未记一条。光绪四年(1878)林豪的《澎湖厅志》,在清代台湾方志中,成为佳作,令后人推崇,其凡例就有二十八条,“在清代台湾方志中实为绝无仅有之作品”[6]176,这些凡例体现了林豪编修方志的理念,但澎志无一凡例,也就无法体现周氏修志之道了。最后,《澎湖志略》内容多有缺误。笔者对照高志、王礼《台湾县志》和胡建伟《澎湖纪略》后,发现高志“卷四武备志”所载“澎湖水师协标左营守备”中第一任守备为“王祖,福建兴华莆田县人,行伍。康熙二十三年任”[8]86,胡建伟《澎湖纪略》“卷六武备纪”亦有记载,但《澎湖志略》独缺这任守备,不知何原因。王礼《台湾县志》“卷四武备志”中“澎湖协标右营游击”所载“张锦,陕西榆林卫人,行伍。康熙二十九年任,三十三年以病去”和“王之印,陕西宁夏卫人。康熙五十四年任,五十五年卒于官”[9]121,二人亦载于胡建伟《澎湖纪略》“卷六武备纪”中。但澎志同样缺少二人的记载。除澎志有缺载外,还有诸多误载之处。如澎湖水师副总兵尚宣,本为直隶腾骧卫人,康熙四十三年就任,而澎志所载为:“尚宣,陕西长武县人,康熙三十四年任”[3]41,澎志不但误载“尚宣”的籍贯,连任职的时间都向前推移了近十年。再如澎湖协标左营游击“陳簡”,澎志将其误载为“陳蘭”,且任职时间也误载为康熙二十七年任[3]43。将王礼《台湾县志》、胡建伟《澎湖纪略》与澎志对照,仅在官员上任时间上,澎志就误载了十七处。这些缺误降低了澎志的可信度,也没有完全体现澎志作为志书“存史”“信史”作用。

四、结语

《澎湖志略》作为清代台湾地区第一部厅志和澎湖第一部专门志书,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清廷收复台湾后,始设“一府三县”,康熙五十八年(1665),“一府三县”均已修志,《台湾府志》甚至已有重修之举。雍正五年(1727),改巡检司为通判,设澎湖厅。乾隆五年(1740),周于仁、胡格已修成《澎湖志略》,虽记载简略,但志书大纲已经具备,志中所载为继来者所征用,成为“澎湖修志之权舆”[10]270。至此,台湾府厅县三级行政建置均已修成志书,突显了清代自上而下普修志书的特点。同时,周于仁将大陆地区方志的体例、内容移植到《澎湖志略》中,不仅继承中国方志的传统,还开创了澎湖修志之风气,对研究清代台湾方志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该文获得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的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1)即:台湾府、凤山县、诸罗县和台湾县(附郭)。

(2)蒋志载为一任,高志载为四任,周志载为七任,王礼《台湾县志》载为九任。

(3)周志是增补高志而成,故所载内容相同。该文献载于周志的第20-29页。

[1]连横.台湾通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30.

[2](清)濮瑗、周国颐.道光安岳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24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637-638.

[3](清)周于仁、胡格.澎湖志略[Z].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影印本)第22 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2009,17-51.

[4]黄苇等.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1993,212-234.

[5]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历代旧志提要[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446.

[6]陈捷先.清代台湾方志研究 [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111-120.

[7](清)蒋毓英.台湾府志[Z].台湾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辑).台北:宗青图书出版,1995,29-34.

[8](清)高拱乾.台湾府志[Z].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影印本)第2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2009,59-108.

[9](清)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Z].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影印本)第30 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2009,101-121.

[10]高志彬辑.台湾文献书目解题(第一种—方志类三)[M].台北: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编,1987,269-283.

[11](清)胡建伟.澎湖纪略[Z].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影印本)第12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2009,25-142.

[12](清)周元文.重修台湾府志[Z].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影印本)第3 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2009,80-123.

刘苏(1989-),男,汉族,河北邯郸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方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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