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众文学”访谈录

崔元植 金明仁 苑英奕

韩国“民众文学”访谈录

崔元植 金明仁 苑英奕

众所周知，韩国是亚洲国家中民主化程度较高的一个国家，其民主化国家体制是建立在二十世纪后半期韩国民众几十年的民主化运动基础之上的，是一部血泪史换来的成果。笔者作为韩国文学研究者，备感兴趣的是韩国文学中所包含的政治意味以及韩国文坛高度的政治敏感度。因此，笔者以韩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民主运动关系最紧密的“民众文学”为线索，对最具代表性的论者进行了访谈。

一

时间：2014年8月28日下午

地点：韩国仁荷大学崔元植教授研究室访谈对象：崔元植教授

苑：崔老师，韩国文坛从七十年代就开始讨论“民众文学”，而众所周知，“民众文学”论范围的扩大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特别是1985年之后的事情。您认为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些政治、社会或者文坛的一些影响呢？您现在回看上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民众文学”所经历的里程，有何感想？

崔：韩国七十年代文学论争准确地来讲应该称作“民族文学论”，这主要是因为1960年4月市民革命取得胜利后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次革命使文学开始认识到民族的现实：独裁政府和分断的现实。

苑：崔老师，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应该怎么看待呢？

崔：韩半岛南北分断是民族的现实，但当时的政府为了维护统治，隐蔽分断这个事实，在敌对北半岛的同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众的自由，这是独裁体制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正是因为韩半岛上无法驱除分断这个怪物，所以民众就无法实现自由。同时，分断造成的无数离散家庭的受害者正是民众。而4月革命后，文学开始关注民族的现实，也就自然关注到在分断和独裁体制下饱受苦痛的民众身上了。

苑：那4月革命之前的韩国文学是什么样子呢？

崔：4月革命之前的韩国文学主要推崇的是纯文学，也就是不受任何社会外界因素影响的文学，而4月革命之后韩国文学具备了“参与文学”的性格，开始关注社会现实了。可惜的是，4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朴政熙军人势力发动了5·16军事政变，革命失败了。而此时的韩国政坛上由4月革命成长起来的民主主义势力集团和军事政变发展起来的军人势力、亦称产业化势力集团形成了对峙。民主主义势力集团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民主政治，

而产业化势力集团则主张先脱贫致富，即使以牺牲民主为代价。

苑：崔老师，那民主主义势力集团的代表政客有哪些呢？

崔：这就是后来当总统的金泳三、金大中一直到卢武铉啊，而另一派则是朴政熙、全斗焕、卢泰愚、李明博包括今天的朴瑾慧，现代韩国社会其实就是4月革命势力和5·16军事政变势力的一场长期较量。

苑：是这样啊，那文学上是否也存在不同观点呢？

崔：是啊。六十年代中后期文坛上出现了“纯文学”与“参与文学”的论争，而“参与文学”到了七十年代就转变成了“民族文学”，同时产生了民族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实现民主，比如政治上恢复总统的普选制等。

苑：当时不是普选制吗？

崔：当然不是，朴正熙执政之后实行维新体制，独裁的程度日益加强，内部选举总统，几乎99%的得票率。所以“民族文学论”的主要口号是实现民主自由，比如文学舆论的自由等。同时，另一个口号就是南北统一，当时虽然消息被封锁了，但后来明白当时北半岛比南半岛富裕得多，所以当时南半岛是弱势，政府根本不敢提统一的话题，一直处于防御状态。而无论是民主还是统一，最终的受害群体都是民众，所以“民族文学论”的中心自然就是民众问题。七十年代民族文学的最大成就就是两大代表——诗人金芝河和小说家黄皙作品的出现，其中有两篇中篇《客地》和《韩式年代记》，《客地》说的就是独裁体制、产业化社会中饱受苦难的民众，而《韩式年代记》讲的则是另一条历史主线——分断体制下的离散家族。这两个主线集中体现了七十年代民族文学的两大精神和主题。

苑：照这么说，“民族文学论”的中心最终还是民众问题的文学呀！那为什么不叫民众文学呢？

崔：是啊，一方面民族文学的概念中同时强调了民众文学这层意义，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氛围十分紧张，“民众”是十分危险的字眼，民族文学能起到回避嫌疑的作用。二十年代韩半岛上也曾激烈地使用过人民、工人、无产阶级等词汇，可最后主张者们都越到北半岛了，而且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北半岛都叫人民，后来连民众也变成敏感词汇了。

苑：这里的人民、民众都是people吧？

崔：是的，原来能用的词都不允许用了，提到民众就算赤匪。到七十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底层民众的叙事。

苑：崔老师，那主张统一的民众希望何种统一的方式呢？

崔：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解放，而是和平统一，虽然没有提出联邦或者何种政府状态。主要是民众作为受害者只是单纯地想结束这种苦痛。到七十年代末以诗人金芝河为代表的文学评论中多次提出民众。而此时的民众已经不用于人民或者无产阶级了，是一种阶级联合的概念，包括农民、工人、小市民的同时，也包括有良知的资产阶级，是一种广义上的民众概念，但实际上文学作品中强调的仍然是底层民众。因为当时底层民众的处境确实十分恶劣，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粮价、高强度，榨取和压迫十分恶劣，所以很自然地底层民众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上后就开始反抗，文学上到七十年代最后两三年就逐渐出现了打工者们写自己的文学作品。柳东佑的《一块小石头的喊叫声》、石汀南的《工厂的灯光》出来之后受到了瞩目。1979年朴正熙被暗杀，所有人都以为民主时代到来了。而新军部势力——全斗焕重新发动军事政变沿袭了军事独裁的路线。

苑：那后来的军政基本沿袭了前政府路线吗？

崔：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军部政府初期

完全是黑暗期，许多参与民主运动的文人、学者都被抓进过监狱，文学也进入失语状态了。但当时经济已经十分发达，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缓解了人们的不满情绪，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

苑：后来有何新的变化？

崔：主要是一种脱中心现象。之前是以文学为中心，八十年代中后期扩展为电影、话剧、美术等各种体裁。民众文学的方式变得十分大众化。同时也是因为经济条件能支撑起来了，比如文学可以十分简朴地传播，但电影则需要一定的设施、场地等。另一个变化就是七十年代的民众文学主要以首尔为中心活动，但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艺术团体。之前是以《创作与批评》和《文学知性》为代表的季刊主打文学阵地，八十年都被封杀，而相反出现了不定期期刊、同仁期刊、出版社策划图书系列等。

苑：精英主义文学被解体了，对吗？

崔：是的，打工文学作品无意识地解构了精英主义文学，但评论界却有意识地、激进地批判七十年代文学为小市民文学。其实六十年代末金芝河已经在《讽刺与自杀》中批判了之前文学的小市民性，提出了应该走民众文学路线。八十年代中后期继承发展了这种观点，比较激进地发表观点。其中《劳动解放文学》等期刊上发表的最多。

苑：是底层民众们发表的文章吗？

崔：不是，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们之间的论争，只不过总是拿打工文学举证而已。当然也登载了不少打工作品。还有一个期刊叫《民族解放文学》，激进派里面也分为PD（National Liberation）和NL（People'sDemocratic），NL主张主体思想，也就是亲北韩路线的思想；而PD则主张正统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路线。

苑：那整个七、八十年代文学中，先是民族文学然后失语，再后来激进派倡导打工文学，虽然都讲的是民众的文学，但“民众文学”这一词汇没怎么用啊？

崔：事实如此，八十年代后期几乎是百家争鸣，各种主张纷纭登场。这正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独特风景线！但其实劳动文学的激进主张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脱离民众了。

苑：这是为什么呢？

崔：激进派们主张社会主义等，一般民众哪敢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明摆着是赤匪嘛！八十年代先后被捕的激进派们此时却毫不避讳地同意自己是赤匪的说法。所以，最终八十年代虽然压制得厉害，但此时对社会主义的忌讳却逐渐在反抗声音中被攻破了。

苑：这真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效果，竟然在对社会主义的镇压中洗去了社会主义的神秘感！

崔：是啊，之后1987年全国民众掀起了6月抗争，提出普选制、修改宪法等。此时真正实现了运动的民众化，最终政府妥协让步。但当时政府是有阴谋的，条件是民主党金大中、金泳三需要一分为二，实现和保守势力的三角鼎立，最终还是保守派取胜，结果果然卢泰愚上台了。

苑：但老百姓不知道吧？

崔：怎么会知道？全国民众都欢呼雀跃。总的来说，八十年代的民族性民众文学、劳动文学既是七十年代民族文学的发展又是断裂。而不管是发展还是断裂最终都归结在了1987年6月抗争上了。因为1987年之后再也没有回归到军事独裁制度，程序上实现了普选制度等。

苑：那韩国七、八十年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看来十分密切了？

崔：确实如此！我认为七、八十年的文学是最集中体现韩国政治的阶段。

苑：那应该如何理解九十年代与七、八十年代文学的关系呢？

崔：我认为变化应该以1987年为界线，从1987年之后文学就开始逐渐脱离社会问题

了。因为1987年民主运动已经告一段落了，同时1989年柏林墙的拆毁，1991年苏联的解体给韩国文学带来了冲击。因为之前主张统一的理由之一就是，人们幻想能通过统一实现对南韩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尽管不是北韩方式的，但确实是存在想象的。当这个想象化为真正的幻影后，文学真正失去了紧张性，失去了与独裁和资本主义抗争的紧张性。

苑：另一方面是否有经济原因的影响呢？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写作需要考虑商业效益，作家们也受到市场性的困扰。

崔：是啊，这是当然的。韩国社会在几十年的抗争中同时获得了民主主义和经济的成长，但对文学来讲不是好事。文学应该总是在危机中才能获得发展。

苑：是啊，就像乱世才能出英雄一样吧？

崔：是啊，当人们安心满足于资本主义的时候，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了，文学的任务似乎又到了。

苑：谢谢崔老师对七、八十年代的文学背景讲述得如此详细透彻。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据我所知，当时有不少主张民众文学的年轻学者主动下乡或者下工厂，不知道老师您当时是否有这种经历？您觉得这种经历对实践者们的文学成就或者文学思想有何影响？

崔：是啊，假工人们很多，像方贤石这样的作家就到仁川的工厂来了。仁川和首尔的关系就像中国的天津和北京一样。仁川是首都重要的后方工业基地，所以这个城市的工厂尤其多，八十年代大批的知识分子假工人都到仁川来了。然而这里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八十年代激进派的知识分子们有一种特殊情结，那就是对1980年光州抗争的负罪感，因为当抗争初期大学生、知识分子虽然积极参加了抗争，可坚持到最后镇守道厅府、被抓走的人都是底层民众：有送报纸的、送外卖的、工地打工的等等，知识分子们都脱身而走了。虽然并不一定要和民众一起牺牲，但激进派们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情结，这种情怀一直影响他们的文学评论、文学世界。当时激进的行为也是来自这种情怀，比如大批民众私下收听北韩的广播、亲北思想派的形成、二手书店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书、越北作家作品的走红等都是这一时期。

苑：这一时期大批民众对社会主义的想象反而更扩大了吧？

崔：具体来说，应该是对北韩的期待更大了，亲北思想派（主体思想派）NL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派PD的主张还不一样，这一时期主要NL派的思想更为明显。

苑：崔老师，照这么说，知识分子的下乡以及当时激进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负罪感这一重要的情怀呀。

崔：是的，负罪感是理解八十年代韩国文坛的重要窗口。

苑：最近看到韩国作家协会的会报《作家》，为纪念“自由实践文人协会”成立四十周年召开了专门的座谈，其中主要邀请当年的元老们回顾了“自实”成立前后的现场情景。当然为纪念四十个风雨春秋，重谈民众运动十分必要。但众所周知，“民众文学”已经不是当今韩国文坛的主流话语，此次座谈重温民众运动、“民众文学”的精神有其他的前因后果吗？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呢？

崔：“自由实践文人协会”是韩战以来文人们结成的最初的反政府文人团体，当时主要是反维新体制，是1974年在民主主义示威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苑：可以说是韩战以来最早的左派文人团体吗？

崔：不能这么说，和左派不完全一样，因为里面也有主张自由民主主义的文人，他们不是左派。说白了这个团体就是发起七十年代“民族文学”、“民众文学”的文人团体，像高银、李文求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左派文人。主要追求的是言论、行动自由的民主主

义和南北的统一。

苑：崔老师，整个“民众文学”前前后后民主和统一总是并驾齐驱的主旨，刚开始我作为中国人很难理解这一点，总觉得统一是政府的决策，似乎和民众问题无关。但现在我越来越能体会到南北分断给民众带来的真正苦痛，我周边就有不少人的叔父、伯父等留在了北边，他们的父辈至死都不能瞑目。

崔：是啊，不在这个半岛上居住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这个自由文人协会到八十年代发展为民族文学作家会议，后来去掉了民族两个字，成为现在的韩国文学作家会议，今年是成立四十周年，我担任四十周年纪念委员会的会长，负责成立四十周年的各种文学庆祝活动。

苑：纪念四十周年当然十分重要，但我觉得在周年之际重提民众运动现场似乎与当今文学、文坛不符，是否另有它意？

崔：实际上从这个团体的名称变化就可以看出活动的倾向，四十周年不光是提成立当年，更重要的是回顾已经走过的四十年，经历了何种风雨变化，同时也照明未来的方向。

苑：我听说这次四十周年纪念也不断提到岁月号沉船问题，应该怎么看该事件和四十周年的关系呢？

崔：“岁月号示威”运动实际上是在质疑多年的韩国社会秩序，今天的韩国体制实际上是建立在1987年的体制基础上的，而“岁月号示威”就是从根本上要求这种这种秩序更新，是一种摸索真正变化的契机。

苑：可以说“岁月号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故，而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了。

崔：是的，1987年的体制并非一种真正高水平的民主的实现，而是政治势力之间妥协的产物，基本上是一种开放独裁，这次事件要求一种更高水平的民主体制。希望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不知道朴瑾慧能否更新好。

苑：崔老师，希望韩国能借岁月号之机在民主程度上更上一层楼！我们共同期待着！

二

时间：2014年8月28日下午

地点：韩国仁荷大学金明仁教授研究室访谈对象：金明仁教授

苑：金老师，请你先讲一下韩国“民众文学”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发生的变化及其政治社会背景。

金：好的。众所周知，韩国六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农村的离农现象，刚开始的时候农民们到城市打工可以挣到现金，都十分高兴。但一方面由于劳动强度过大，许多工种对身体危害很大，而工资却降到最低；另一方面，离农的人越多，工资就压得更低，工人失业率就越高，所以在这种恶性循环下时间一长农民工们日子不好过了，很难承受现状，自然就出现了工人运动。这里的工人不光是指近代产业部门中雇佣的工厂工薪阶层，而更多指的是产业工人预备役们，比如工地打工的、送报纸的、美容院助手、饭店服务员等临时工。可能中国目前这样的人也不少吧？

苑：是啊，这部分人群是真正的社会底层，总是为维持生计四处奔波，毫无生存安全感。

金：他们的问题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不和谐的一种体现，七八十年代韩国文学集中反映的也是这种不和谐现象。八十年代的“民众文学”与七十年代确实不同，七十年代主要是知识分子们书写、捕捉民众现实，知识分子替民众代言，但到了八十年代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因为工人运动的变化。虽然七十年代也出现了部分工人抗争的现象，比如全泰一再高呼成立工会的同时焚身自杀，这说明当时的劳动条件实在是恶劣至极。而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这种反抗就逐渐由个人演变成集体化的形式了。后来，1980年光州民主抗争爆发了，光州抗争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主体也不是工薪层工人，而是真正的底层民众，

知识分子们最后都逃离了现场。这次抗争充分证明了知识分子或学生等群体所主导的由上至下的革命已经不再奏效，自下而上的底层民众主体的运动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光州事件刚结束的前几年，韩国文坛完全进入了黑暗期，经过几年的失语状态之后，到1985年左右文坛上出现了新一代激进派评论家，其中一人就是我。这时就出现了自下而上的“民众文学”、民众主体的“民众文学”等主张。

苑：您说的民众主体主要包含哪些内容？是不是指创作主体呢？

金：不光指创作主体。广义来讲指的是从民众立场上看问题，同时也包含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工人的党性。但从民众立场上看问题知识分子也不难做到，关键是底层民众怎样从自己立场上树立自己的主体性。这就涉及到创作主体的问题了。

苑：那当时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吗？底层民众真的作为创作主体登场并受到文坛重视了吗？

金：是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朴劳海现象，这是一部美学价值相当高的工人诗歌。之后又出现了劳动诗、手记等新的题材，当然它们的美学价值不一定多高，此时工人作为创作主体这一问题在实践中逐步实现。同时，工人文学团体在全国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87年6月抗争取得了民主主义胜利，1988年出现了工人大斗争，几乎全国的工人都走上街头要求成立自选的工会，到1989年为止大部分地区都成立了自选工会。而此时工人文学运动也达到了高峰，也由此验证了1985年左右激进派评论家的看法。

苑：那您对当今民众和文学的关系怎么看？

金：文学总是跟民众的现状联系在一起的。八十年代末期民众运动达到高潮，所以民众文学也达到了顶峰。但九十年代之后就大幅下坡了，这也离不开其政治社会背景。首先是政治上实现了总统普选制，自选工会也相继成立。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腾飞，生活的富足也消磨了人们的斗争意志。1988年韩国主办了奥运会，以此为契机韩国跃身成为世界性国家了。1988年以前虽然经济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国家。国民们几乎没有海外旅行的经历、没用过进口商品，对国外所知甚少。

苑：是啊，我这一代人当时都不知道韩国这个国家，只知道有个南朝鲜。

金：新自由主义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实现了真正的改革开放。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资本市场、资本需要自由运转。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前几年韩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工人工资大幅提高，居住条件、社会福利都得到了改善，民众过上了比之前更加富裕的生活。民众运动因此丧失了动力，民众文学的逻辑也失去了效用。此时部分激进派评论家们高喊运动却无人回应，变得十分孤立，也就是这时候出现了“运动圈”这个词。

苑：“运动圈”并非一个肯定意义上的词汇？

金：当然不是，是一种带有嘲讽意义的名称。指的是不贴合现实的、脱离民众的激进左派势力。

苑：原来如此。那之后“民众文学”是不是就完全退场了呢？

金：当今的韩国比八十年代看起来似乎富裕了，但实际并非如此。现在的工人中有六百万人都是合同工，工作的国民总数百分之五十都是合同工，也就是说大多数国民精神上都得不到安全感。在合同制度出现之前，人们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升职，就能过上好日子，现在人们的理想变成了幻影。新自由主义最重视的就是劳动的流动性、资本、人力的自由，可以随便解雇、随便吞并、任意投资，而它的意识形态就是让劳动者们认识到竞争、个人能力的重要性，让你觉得你被解雇不是因为制度的问题，而是因为你能力不足。

苑：真是一种弱肉强食的逻辑，这样的

逻辑下一旦被挤出中心就只能越来越被排斥到周边，真是一个生存相当有压力的社会啊！

金：是啊，所以新自由主义下“民众文学”的逻辑就失去了效用。因为现在受害的群体已经不仅仅是底层民众了，而是包括女性、外国劳动者、残疾人，当然也包括临时工、合同工等在内的大范围群体，现在统称为弱势群体。而现在的斗争也很难再万众一心，团体倒是不少，可大家各有自己的口号和目标，很难再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来整合。当然民众运动也不断出现暂时性的联带，比如“岁月号沉船事件”的示威也可以拭目以待，但确实与之前不同。

苑：看来现在最大的矛盾不是民众与政府的矛盾，而是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这恐怕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金老师，咱们换另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我本人认为，韩国当代文学史上“民众文学”是最有民族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因为从知识分子对创作主体、美学标准的民众化讨论中可以反映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而劳动文学的登场、劳动文人团体的结成以及文学形式的大众化中也蕴含了整个韩民族的感情基调。您怎么评价民众文学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呢？

金：“民众文学”在文学史上十分重要这不是我主观性的见解。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各国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但在各国不再提民主革命的时候，韩国七八十年代取得了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胜利，“民众文学”也应运而起，不能不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标新立异。而其中从美学角度上来讲，“民众文学”和传统文化形式的结合也达到了极致。比如每次示威现场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四种传统乐器的演奏、面具舞、话剧等载歌载舞的形式，总是一种兴高采烈的氛围，这也是韩民族的一种特殊现象。

苑：韩民族的确是一个能歌善舞、开放明朗的民族。

金：的确如此，也是这种民众的形式才使“民众文学”实现了民众性语言、民众文化的包容。像金芝河先生的诗歌中就融合了盘骚俚的节奏、语言等。而现在的示威文化也不同了，现在的示威现场很难有一个中心舞台、有领导者等，很难找到中心团体。这就是说民众运动的形式也在不断地流变，需要符合当代人的情绪，无需生搬硬套。

苑：金老师，八十年代参与“民众文学”讨论的评论家们大多是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学者们，您作为这一代人的代表，我想请您谈谈这一代人是否有着共同的经历？他们和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评论家们在感情基调上有何不同？

金：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特征就是少年时处于朴正熙的维新体制下，过得十分郁闷。而青年时代恰逢“光州抗争”事件，当时我二十三岁，正是热血青年。我们这一代人最难释怀的就是没有跟他们一起坚持到最后，没一起牺牲。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激进主张的前提。

苑：那您在写评论的时候也很难摆脱这种负罪感吗？

金：这是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光州一代。前一代和后一代人都不会有这种负罪感。1980年5月13日约十万名的大学生和市民在首尔火车站附近示威，但没有坚持到最后就解散了。而5月17日政府派驻戒严军队的时候，首尔没有形成大规模示威队伍，光州却坚持到最后，5月18日戒严军进驻光州进行了血腥镇压。这种负罪感我们是平生也无法忘却的，是我们肩头永远的包袱。这也是八十年代激进评论家们发表过激意见的原因。

苑：是啊，每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体感觉都会影响到这一代人的文学世界，这样深刻的记忆和沉重的情怀是很难靠时间消磨掉的。老师，那您当时参与运动的过程中有没有被捕的经验？

金：怎么没有？我被捕过三次，最长的

一次是1980年底到1983年8月，在监狱度过了两年八个月。

苑：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都有过类似经历吗？

金：比较普遍吧。例如我们77级首尔大人文学院一届一百八十五名左右，有四十人左右有入狱经历，四十人左右被学校开除，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都积极参与运动。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前一代和后一代都和我们不同。

苑：金老师您坐牢的经历后来有没有影响到您？

金：1988年我们正式翻案，给我们消除了坐牢的记录，但十分可笑的是，我们的档案上有消除过记录的记录，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苑：太有意思了！不过1987年实现民主制度之后也无所谓了。金老师，中国文坛上近些年来“底层文学”讨论掀起热潮，从底层文学作品的素材和主题上来看确实和当年韩国“民众文学”有着相似之处，但有评论家表示忧虑：底层素材、苦难叙事会不会作为一种美学策略来引起批评界关注，而失去了文学的真正意义。您作为韩国“民众文学”评论家对此如何看待？

金：这个我不敢妄加评论，但以当年韩国的情况来看，同是“民众文学”但也有不少写法，有民众的视角、口气写作的作品，也有贵族视线对民众的怜悯或同情等，这是个人的写作方式，我们不能说其对错，但如果这种写法也标榜自己是民众的代言人的话，这是不符合伦理的。“民众文学”也好，“底层文学”也好，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民众如何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需要知识分子们有足够的觉醒、诚实的态度。

苑：金老师，您1985年发表的《知识分子危机》一文被称为点燃了八十年代“民众文学”评论的导火索，是一篇标志性的文章，您的文章中提到八十年代的民众们已经具备了主体意识，组织起了工会，出现了打工文学等，也就是说您主张文坛机制也应该发生变化。实际上中国的“底层文学”也开始发生类似变化，比如评论界对非虚构叙事的重视，“新工人文学奖”的登场等，实际上这是对既往的精英主义文学机制的挑战。当时韩国文坛上出现的新变化是暂时性的吗？有没有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痕迹？

金：八十年代“民众文学”的体裁确实十分丰富，比如手记、日记、会报等，其实俄国大革命当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形式，和最近讲的底层民众能够直接发出自己声音的证言文学类似。像朴劳海的《劳动的黎明》是底层工人创作的作品，但其美学价值也得到了相应的评价。我认为作品的价值要取决于它在身处的社会中是否有意义，而非作品自身。当时这些新的体裁虽然不是昙花一现，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也没有完全延续下来。虽然现在也有不少当年的打工者们不断写回忆录，但已经不符合现代人的情绪和心理了，所以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延续，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延续。说到底是因为民主化运动已经告一段落，所以与其呼应的文学形式也就相应发生了转换。如今的运动是弱势群体的运动，当今良心知识分子关注的也是弱势群体。文学始终摆脱不了社会的困扰。而说到文学史，它也并非有某种一成不变的规则，重视文学社会功能的文学史自然就会把“民众文学”新的体裁写进去。但话又说回来，文学史也是一场文学话语的斗争，是很难一言断定的！

苑：金老师，谢谢您给了我这么多宝贵的信息，期待韩国“民众文学”作为文学遗产留名史册！

苑英奕，学者，现居辽宁大连。主要作品有《从“底层”话语的形成谈中韩知识分子的不同行知方式》、《从“烛火示威”到“当今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