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笔记

环球笔记

界分群己依旧任重道远

新近一期的《当代工人》杂志刊载了秦晖的文章，就群己权限的区分问题发表了看法。

秦晖说，严复将穆勒名著《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称个人权力和群体权利必须有界限。群己权界的规则表明：有一类行为属个人领域，国家公共权利对之不能随便干预；有一类行为属公共领域，应该从公益出发，实施民主，不能个人专断。这两个领域不能混淆，更不能颠倒，不然就会造成个人意志专制公共领域，公共权利侵占个人领域。

那么，何为个人领域，何为公共领域？从常识层面讲，思想自由、纳税后财产自由等属于个人领域，国家事务、国家立法等属公共领域。后者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应该让大家讨论。

不过，人类行为还有相当一部分领域是模糊的，说不清楚是个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到底是应该民主还是应该自由。以财产为例，以前我们实行公有制，但对一些私人财产也是要保护的。再如，最自由的国家也要征税，将部分私有财产作为公共领域来处理。但这当中幅度有多大，没有人能说得清。社会现实中类似情况有很多，有人在我耳边放鞭炮，我肯定不满，因为侵犯了我的权利。这不能以多数人决定为由就在我身边放鞭炮。但这种权利延伸到两公里以外时，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成了一个公共选择问题，而不是个人领域的问题了。但个人权利边界到底在哪儿，两米之外？十米之外？没人说得清。

秦晖说，虽然存在灰色区间，但群己权界还是得划。在这个灰色区间实行民主还是自由，人类在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种比较可行的模式：持不同见解的人各自陈述理由，然后允许大家每隔几年对灰色区间重新选择一次，实质就是重新划分群己权利界限。如征税属于公共事务，征多少，可通过民主方式来选择。

强调国家利益是难免的，但这里存在着个人利益如何整合成国家利益的问题。很多情况下难以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国家利益代表机制，没能有效地把国民利益整合为国家利益。因缺乏良好机制，国家利益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垄断者的利益。

秦晖说，严复以后过去了一百多年，我们依旧没能很好地解决群己权界问题，未能消除群己不分、群己混淆、群己颠倒。其实，连严复自己后来也前后判若两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大己小群”还是“大群小己”，而在于群己如何界分。这是一个大问题，大问题解决起来，不仅要依靠制度，还得依靠文化。

（廖述务）

实施丝绸之路战略的优势与意义

新近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了郑永年的文章，认为中国实施丝绸之路具有难得的优势与价值。

郑永年说，丝绸之路沿岸、沿边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都急需发展。这些国家资源丰富，但普遍面临资金、人才、技术与基础建设不足、市场规模过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颈。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

基础设施建设是任何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全面起飞的前提。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拥有庞大的能力，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基础设施国家”。在这方面，中国也开始“走出去”，并且获得很多很好的经验。另外，中国在“软件”方面也同样存在丰富经验。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公共治理、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人才，并自行摸索出有效并用“市场”与“政府”两手的独特经济发展经验。

要支撑起丝绸之路战略，更重要的是金融上的优势。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存底，又有丰沛的国内储蓄，已经建立起独立的全球支付系统，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也日益普及，中国有条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元的低成本融资平台与信贷机制。

在金融层面，实施丝绸之路也有其独特的战略价值：

首先，它可以活络外汇储备。

郑永年说，为了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迄今为止央行尚无更多选择，主要是把外汇储备投资在美国国债和房地产抵押债券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大量发行货币，导致美元贬值，加上美债利息本来就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大量的外汇储备成了中国的负担。

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保值这笔巨额外汇储备，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更多的价值。外汇储备来之不易，是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工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果。但是这些年来中国的一些地区开始面临劳工荒的现象，今后很难再继续通过把廉价劳动力投入世界市场来获取巨量的外汇储备。再者，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的产生，也是中国普通消费者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承受了等值人民币额外增发所带来的通胀，所积累起来的硬通货财富。外汇储备在未来的任何兑现即对海外产品或资产的购买，可以缓解中国现实的通货膨胀水平。

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丝绸之路战略而转化成庞大的资本。在目前的情况下，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可以影响到人民币的价值。这就要求中国通过输出人民币或者人民币的国际化，来保障人民币的增值。输出人民币还可减少国内通胀压力，把国内积累的通货膨胀转移到国外。这是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有效保值手段。美国也是通过输出美元转移其国内的通货膨胀风险的。美元在国内流通的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在国外。

其次，有助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一般认为，输出人民币的前提是中国放开资本管控。但这条道路风险很大，因为这样做很可能有利于美国，促成其加强对中国外汇储备的有效掌控。之前就已经有德国和日本的例子。这两国最终都被迫开放资本账户。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和中国能够有效管控自己的储蓄、确保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较低的资金成本，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政府已和许多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央行，签订了人民币互换协议，为满足海外人民币需求创造了初步的条件。中国也可以对国内各级政府和国企参与的国际贸易或投资项目，提出尽可能即优先使用人民币的要求，以增加海外人民币的有效需求。

人民币的国际化还可以通过海外企业收购的方式。现在看来，要到发达的西方收购大企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西方国家恐惧中国的崛起。但中国可以通过丝绸之路，把人民币输送到广大的亚、非、拉等地去。这较之西方发达的市场，亚、非、拉市场风险比较大，但是，这些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资本，高风险也经常隐含着高回报。而且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丝绸之路正是中国走向国际、承担国际责任之路。

（康 者）

我们的文化遗产是什么？

近日的《文汇报》刊载了南帆的文章，就何为真正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思考。

不久前，有专家倡议部分恢复繁体汉字。人们可以从繁体的汉字之中读出古人造字的匠心，例如“”之中包含了“心”，“人”必须相见，如此等等。在他们看来，阅读和书写繁体汉字就如拜谒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但反驳的声音随之而来。繁体汉字笔画繁杂，孩童的识字必须耗费巨大的精力，甚至有可能畏难不前。

对此，南帆反讽地说，不如干脆使用篆书书写。原因如下：首先，更为接近古代的象形文字，形象直观；其次，篆书历史更为久远。繁体汉字来自祖先的创造，篆书来自祖先的祖先。若按照前述专家的逻辑，篆书与繁体汉字无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罢了。

南帆说，篆书构成了文字史的第一个鼎盛期。繁体汉字的流通大约中止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而文字史内部另一个更大的转折是篆书于汉魏之际退出日常的书写领域。其实，从篆书开始，或明或暗的汉字简化运动几乎始终活跃于文字史之中。篆书、隶书、楷书以及相继而来的行书和草书无不包含了简化的意图。

显然，力倡恢复繁体汉字的专家未能察觉文字史内部这一明显的演变倾向。可以说，恢复繁体汉字恰恰与古人的理念背道而驰。

那么，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究竟是什么呢？

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从四

大发明到长城或者大运河，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绚烂的唐诗宋词，不胜枚举。这些财富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许多人常常遗忘了最为重要的一笔——古人的创造精神。我们这个民族崇尚古人，尊重传统，敢于自我作古、独树一帜的人并不太多。古人的辉煌业绩也就时常转化为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牢笼。

相对于依循古制，创新远为艰巨。创新不是单纯地依靠灵感和想象力，更重要的，它还包含了对历史条件的深刻洞察，即在最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实施新的举措。为什么篆书消亡于汉魏之际？历史条件的改变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诱因。公务文字交流数量的急剧增加，书写工具的改变，这一切无不迫切地召唤另一种更为便捷的新型字体。这时，文字创新及时地赢得了一个空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汉字简化存在相近的理由：文字交流的规模前所未有，书写工具的日新月异，大众的识字如何更为容易，孩童如何启蒙教育——这时，汉字的简化成为一项疏通瓶颈的文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开启需要胆魄和非凡的勇气。尽管该工程已经为中国古籍的研习或者书法艺术保留了繁体汉字的特殊区域，但许多人仍然感到了不适，似乎是某种熟悉的感觉遭到了破坏。他们忽略了最起码的效率：现今每天文字交流数量惊人，哪怕每一个字的平均耗时增加0.1秒，整个社会也要增添不少成本。

南帆说，从文字史的演变可以察觉，古人曾经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积极互动。这种互动是创新的动力。现代世界的变化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种剧烈的震荡纷至沓来。这时，古人的现成经验显然不够用了。期求古人完整地解答当前遭遇的问题，只能证明我们的平庸和懈怠。古人的业绩属于过去，古人给予我们的最大馈赠毋宁是：如何创造自己的时代。

（程 远）

我们需要哪一种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必然涉及到农民如何化进城市这一问题。对此，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在新近一期的《山西农经》上，贺雪峰就这些看法进行了深入评议。

贺雪峰认为，当前在如何将农民化进城市的政策上面主要有三种不同主张：

第一种关于“人的城市化”的主张，强调“农民自主的城市化”。这种主张认为，城郊农村可以通过建小产权房获得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从而靠自己的力量顺利融入城市。若特定区位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正好归占有这块土地的农民所有，则这个特定区位的农民将不用投入任何资本，也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和承担任何风险，就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这一主张的核心在于，应当允许城郊农民自由开发小产权房，应当允许农地农房自由入市，反对政府垄断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反对农地征收，反对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来获得土地财政收入。

第二种“人的城市化”主张认为，城市化的关键是农民城市化，这个农民是指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而不只是仅占全国农民总数不足5%的城郊农民。人的城市化的核心是进城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安居，这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政府有无能力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二，政府能否建设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这种主张反对第一种主张，人的城市化不能只是城郊5%农民的城市化，更不能让城郊极少数农民成为土地食利者，而必须是所有进城农民的城市化。因此，要让农民拥有退出农村宅基地、住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三项权利，变为农民进城安居的资本或第一桶金。

第三种为“可逆的城市化”。农民自由进城，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自由返乡。在当前中国人均GDP只有欧美日七分之一的国情下面，中国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他们在城市安居的收入和就业条件。中国农民工进城往往表现为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仍然要返回农村。这一主张，认为第一种城市化是不恰当的，应当将特定区位的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在现有条件下，第二种主张也是超前的。

贺雪峰赞成第三种“人的城市化”，即农民工可进可退的城市化。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其实是不可能真正在城市获得体面的安居条件的，大部分农民工只能自己年轻时进城，父母和子女仍然留守农村，且往往要在自己年老时返回农村。因为返回农村就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延续人与土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可以做到退养与种地的结合，就可以找到

身体和灵魂的安全感，就可告别在城市漂泊不定的生活。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保证进城农民在城市无望后能够回得去。只要让农民仍然有农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就回得去农村。这样，等父母年老不能种地，他们进城又难以安居时，就可以回到农村种地：他们同时有种地的场所、工具、技术和土地，可顺利地通过种地来实现退养，而城市化的梦想就交给已经长大的可能运气更好的下一代。

因此，农民所有的三项基本权利：农村房屋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和耕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是他们维持底线生存的基本资料。这样的基本资料是不允许交易的，也是不能失去的，一旦中国农民失去了以上三项基本权力，农民在进城失败后不再可能回得到农村，那么，城市内必然会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

贺雪峰说，必须反对城郊农地农房自由入市、反对小产权房。城郊特定位置的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来自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正是全国人民的经济发展以及理应造福全国人民的城市化，才将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附着在特定区位土地上，这样的土地增值收益与恰好位于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个体努力没有关系。而且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造一个土地食利者阶级出来。特定区位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的“涨价归公”，并以土地财政形式来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才使得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相当于欧洲七分之一国家的“城市像欧洲”。

（绿 风）

房地产税立法应该下放

在新近一期的《金融经济》上，李稻葵发表文章就房产税的征收方式发表了看法。

李稻葵说，2015年将是中国全面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重大决定的第一年。在立法方面将有一些重头戏上演，如房地产税就有可能在2015年确定法律框架。

李稻葵认为，根据这一税种的属性，应该由地方政府决定房地产税的征收范围、征收办法以及税率，而且这一税项带来的收入也应该交由地方政府使用。

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中央政府必须为此征收各种税费，而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则应该由地方税收来支撑。但必须要强调的是，由于很多税种征收对象的流动性非常强，尽管征收对象所享用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提供，按道理来讲应该由地方政府对其征收税费。但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税基与收入的获得，会争相降低税率，由此会形成恶性竞争。如资本增值税，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流入，就可能会宣布实行零税率或是极低的税率。

房地产税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地方税，它与其他税种的重大区别在于，其征收对象与税收使用去向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地方征税所得完全可以用来加大对当地治安、环保、交通、卫生等设施的投入，回馈于缴税人。在美国，房产税由各个城镇独立征收，各地的税率完全不同。各个城镇最大的财政开支是教育，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城市布局：有的城市退休人员比较多，教育的需求很低，这类地方往往学校质量不高且房产税率很低；而年轻夫妇高度注重教育质量，就会选择高税率但同时有高质量学区的城市居住。学区好，房价也高，这又反过来支撑了较高的学校开支。这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另外，房产税的征收对象是不动产，而不像易于流动的金融交易以及物流。因此，各个地方政府在房地产税上不可能形成恶性竞争。

李稻葵认为，地方性房产税可以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新型城镇化框架与体系的逐步明晰，中国很快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那就是不同地方政府将竞相争夺人口，而不仅仅是资金。如何才能吸引这些高素质人口入户呢？仅仅靠降低房产税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为当地居民提供最好的“物业服务”，包括教育、治安、交通、环境等。一旦房产税由地方政府来征收，很多地方政府将不会简单地降低房产税，而会下功夫提升本地的综合竞争力，这个综合竞争力最终将集中反映在房价上。

长期以来，中国立法体制有待解决的问题是过分集中。比如整齐划一制定的全国性的《劳动合同法》，事实已经证明弊多利少。在房地产税上，当下比较合理的做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这一税项的征收确定比较粗线条的原则性立法框架，最核心的立法内容，包括征收对象和税率，则交由各省甚至各市的人大因地制宜地制定。这样做才能为其他相关领域的立

法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李 强）

数码时代的权力关系

2015年4—5月的《新左派评论》上，刊载了艾米丽·比克尔顿针对阿斯特拉·泰勒2014年的著作《人民的平台：在数字时代夺回权力和文化》的评论：《谷歌之后的文化》。

根据比克尔顿的说法，自2008年以来，互联网已经如此卷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之中，以至于我们如果再将“网络”这一技术实体孤立出来，就显得愈发的没有意义了。也因此，自此以来对于网络的批评，就愈发与对于社会的分析连在一起，而这正是比克尔顿《人民的平台》一书的写作背景。

泰勒的目的，是对数字时代给出文化政治的分析，该书考察了数字时代对多个领域——音乐、电影、新闻、广告——的文化民主问题的影响，以及围绕着翻印、盗版和隐私的法律战争的展开情况。泰勒指出，当技术乌托邦的拥护者们将因特网的政治经济称为“更好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广泛实验”时，大公司实际上主宰着局面——旧的技术和文化产业公司与新来者“结伴而行”：AT&T、苹果、迪斯尼、索尼与谷歌，等等。这其中，谷歌占据了北美网络流量的25%，自2010年以来，它已经吞并了一百家公司；而脸书则有十亿用户，这占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泰勒指出，谷歌和脸书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其他公司的广告投入，其数额为年均七千亿，而这转而又取决于从实际做事的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广告的逻辑引发了技术巨头对关于我们的“数据”的饕餮之欲：2012年，谷歌宣称要从其多重服务——Gmail、地图、搜索、YouTube等——中核对数据，以将“知识个人”（搜索方面的疑问、点击流数据）、“社会个人”（我们的电邮和社会媒体网络）以及“具体个人”（从口袋里我们的手机上追踪到的我们的物理行踪）汇合成为单一的“3D素描”，而广告商则可实时对其加以购买。

泰勒还进一步考察了数字时代创造性劳动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根据一般的说法，网络将是创意合作的天堂；人们追求艺术和知识，纯然只是为了愉悦。但根据泰勒的观察，自主创造的精神已经被赋予了新的用途，以论证低工资和工作缺乏稳定性的合法性。“自由文化”的网络意识形态，掩盖了社会关系方面的严重不平等：数码巨头提供免费应用、电邮和内容，将其作为诱饵以引诱受众，并将其卖给广告商；而挣扎其中的独立艺术家们，也被期待以这样的方式来提供他们的作品。另一方面，与人们的一般期待不同，泰勒发现，在线文化内容的绝大多数，都是由商业公司采用传统方式制作而成的，而畅销书或者排行榜前十里的文化产品，内容也一般倾向于保守，且依然是文化产业最主要的盈利来源。

比克尔顿认为，泰勒的著作提供了对于当前美国文化图景极具价值而又打破迷思的阐释，但它在概念化或者结构分析方面，可能还稍显不足。比如，该书并没有提及这一事实，即奥巴马政府不仅主宰着全球监控政府的持续扩展，而且还与硅谷精英们相处甚欢；对于招致美国政府首脑和硅谷精英们激愤的数码英雄们——曼宁、斯诺登等——该书也未置一词，而对于数字世界权力关系的揭示，这些英雄们做得可能比网络上批评的更多。

（朱 杰）

透过“颜色”看“外星”

2015年4月3日的《纽约客》杂志上，刊载了妮克拉·忒丽的文章：《外星生命颜色如何？》，在文中，忒丽介绍了科学界从“颜色”的角度，对外星生命可能存在形态的探讨。

1990年，“旅行者一号”曾在离地球四百万公里的地方，为它拍了一张照片，地球在其中的形象，用后来某位宇航员的话说，就是一个“暗淡的蓝点”。今天，新一代望远镜已经可以让宇航员们捕捉到太阳系之外类似地球的“点”，不管它们是荧光绿还是氖红色。而且，正如“暗淡蓝色”为地球的大气化学提供了线索一样，外星世界的颜色将会包含其支持生命系统之能力的极具价值的信息。忒丽介绍说，在2015年3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美国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的进化生物学家罗斯柴尔德等人宣称，他们已经建成一个数据库，即一个包含所谓“生物特征”的图书馆，里面有各种微生物被光照亮时反射回来的颜色的信息，其光谱包含从鸡蛋黄色到深蓝绿色的广泛系列。

直到最近，宇航员们都将注

意力集中在外星球所反射回来的光之上，认为它能说明该星球的大气中是否包含能够表明生命存在的氧气或其他气体。但2002年，他们首次证明，在我们眼中呈现为绿色的叶绿素，可被作为某种“生物特征”。如果观察“地球反照”——即被地球表面反射到月亮上面的太阳光，我们就能观测到某种“植被红边”。当然仅仅注意到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罗斯柴尔德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就是对极端微生物的研究，这些极端微生物所喜欢的生存环境，对其他生物来说都或太咸，或太热，或太冷，或太干，或太暗；尽管在地球的生命形式中，它们不是最显眼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在其他或更咸，或更热，或更冷，或更干，或更暗的世界里，它们也许就是主宰者。

当然，该数据库也有自身的局限。首先，围绕热蓝白星旋转的行星，其所反射的光的特征，与围绕更冷的红矮星旋转的行星所反射的光的特征就有所不同。不仅如此，某些表面特征——矿床、瓦斯、冰体——都有可能扭曲光线、混淆“生物特征”。因此，正如有人表明的，颜色匹配，这仅仅能够作为生命是否存在的导引——而非证明：某颗行星呈桃红色，我们可以说，在地球上，有某种藻类就是这个颜色的；但我们不能说，对于此类桃红色，就不存在其他解释了。

另一方面，罗斯柴尔德也希望该数据库能运用于对于地球本身的探索，人们已经开始通过对叶绿素值的卫星测量，来判断庄稼是否健康；此一全新的光谱目录，也能对研究微生物的兴衰起落有所助益。

（肖 潇）

日本校服的变迁

“日本”网站（http://www.nippon.com/en/）2015年5月9日推出专文：《日本的校服》，对日本校服的变迁进行了介绍。

日本的传统校服受到欧洲军服的影响。这类校服是这样搭配的：男生一般穿黑色或海军蓝的西装长裤，以及竖领夹克。1886年，帝国大学（现在东京大学的前身）成为第一个推广这类校服的机构。如今，小学和初高中学生还会穿这样的校服。初高中女生独特的水手装，有着海军风格的大衣领，据说这样的搭配最开始出现在1920年的京都圣安尼斯大学（今平安女学院大学）。流行动漫《美少女战士》中拥有魔法的学校女生“少女月亮”所穿的，就是这样的校服。有些学校还规定不同学年系不同颜色的领巾（或领结），例如一年级是红色、二年级是蓝色、三年级是白色等。

1980年代，新型的校服开始出现。它以法兰绒的西服便装为基础，搭配金色的扣子和胸前的徽章，这与某些国家的奥运会代表在开幕式和闭幕式时的穿着相仿。与传统的校服不同，此类新型校服男生女生都差不多，男生女生可能穿着类似的灰色或海军蓝西服便装，不同的是男生穿着格子的短裤、女生穿着格子的短裙。近些年来，西服便装日益流行，这可能是因为较之长款的校服，它看起来更加可爱。另外，夏季与冬季的校服设计有很大不同。有些学校甚至延请著名设计师来为自己的学校设计校服，除开学校声望和氛围因素，时髦的校服还能够成为学生择校时的考虑因素。对处于多愁善感时期的十多岁学生来说，每天穿着的校服是否可爱，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要素。

当然，无论哪个时代，总有年轻人喜欢挑战既有的标准，通过施加些许变化，追求与众不同的独创性。到了1990年代，女高中生中间开始流行一种超短裙配泡泡袜的穿法，而男生则流行穿大号衬衫加一条肥大长裤，有点像模仿美国的说唱歌手的风格，松垮式衣着风靡一时。近来流行的时尚是中间色彩和贴身合体风格，它使得女生看起来更加简单也更加传统，它典雅而清秀的氛围受到人们的喜爱，大概是由于人们心底都蕴藏了一种“穿出好身材”的愿望和喜好苗条的倾向。黑色长筒袜也很受欢迎。另一方面，现在的一些初中高中开始不再要求统一的校服。在这样的情况下，女生就可以穿着看起来像校服的可爱服装，但又能够允许个性化的表达。一些专门的时尚校服店应运而生，它在高中女生中相当流行，甚至还吸引了一些外国游客。

如今，作为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校服”不仅与学院和教育等“高等文化”相关，更是直接牵涉到时尚、消费、青年亚文化、动漫、影视甚至认同等“流行文化”议题。似乎可以说，一部日本校服的现代史，同时也正是现代日本“脱亚入欧”、追求极端现代，然后又蜕变为“消费主义”的“后现代”国家的历史。

（王美美）